暴力行为范文10篇-尊龙凯时最新

时间:2023-03-26 03:33:30

暴力行为范文篇1

本研究采用媒体暴力程度问卷[10]大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版,调查青少年对电视节目、电影、视频/电子游戏三类媒体的使用习惯(包括接触频次、接触时间、暴力偏好)及其攻击倾向。“接触频次”通过5点量表进行评分,由低到高分别为一月一次或更少、一月2—3次、一周一次、一周2—4次以及一周5次或更多。“接触时间”要求青少年回答在一个有代表性的上课日和周末的四个时间段(早上6点—中午、中午—下午6点、下午6点—午夜以及午夜—早上六点)接触媒体的小时数。“暴力偏好”由对青少年最频繁接触的媒体暴力程度进行5点量表评分得到,1表示无暴力,5表示非常暴力。攻击倾向采用buss和perry编制的攻击问卷进行评估。问卷包括5个维度:躯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敌意性和非直接攻击[11]。为方便比较不同年龄群体,对所有青少年的攻击性采用总体攻击倾向(问卷总分)、躯体攻击和言语攻击分量表得分3个指标。问卷总分越高,表示总体攻击倾向越高。躯体攻击是指使用攻击性行为意图对他人身体造成伤害或表达愤怒和敌意;言语攻击指使用言语(如诽谤、争吵等)试图对他人造成伤害。在2009—2011年年间,课题组采取方便取样的原则选取调查学校,然后在各校中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的方式,在北京、深圳、成都、福州、德阳5个城市中抽取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和小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2259份,回收问卷2259份,其中有效问卷2116份,有效率为94%。

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媒体使用习惯青少年接触媒体情况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说明:接触电视节目、电影、视频/电子游戏三类媒体的人群分布,接触频率,接触时间(小时/每周)。1.接触电视节目、电影或视频/电子游戏三类媒体的人群分布总的来说,电视节目和电影是青少年普遍接触的两类媒体,其次为视频/电子游戏。其中,有97.4%和94.6%的青少年看电视节目和电影,有70.8%的青少年玩视频/电子游戏。有近30%的青少年不玩视频/电子游戏。接触视频/电子游戏的人群分布具有典型的学段和性别特点。从学段来看,大学生不接触视频/电子游戏的比例显著高于小学、初中和高中(x2=193.9,p<0.001)。视频/电子游戏是小学、初中和高中普遍都接触的媒体形式,大学生不玩视频/电子游戏的占48%,比例相对较高。而这类人群在初中生、高中生和小学生中的比例仅为30.1%、22.5%和12.6%。由于大学生的闲暇时间非常充裕,自主性和独立性也较强,除了玩电脑之外,自学、户内交谈、逛街、社团活动、做兼职等都是他们闲暇时间会进行的活动[12][13]。相比之下,小学、初中和高中的生活方式较为简单,除学习之外,可供选择的娱乐方式也基本是电视、电影和游戏。从性别分析来看,女生不接触视频/电子游戏的比例明显高于男生(x2=126.7,p<0.001)。女生不玩视频/电子游戏的比例约40%,而男生还不到20%。2.电视节目、电影或视频/电子游戏三类媒体的接触频率60%—70%的青少年在电视节目、电影和视频/电子游戏上的接触频率都在一周1次以上,30%—40%的学生在一周2—4次以上。青少年看电视的频率明显高于电影和视频/暴力游戏(x2=146.6,p<0.001)。表现为:电视在频次最低的3个等级上的比例低于电影和视频/电子游戏,而在频次较高的3个等级上的比例高于电影和视频/电子游戏;其中视频/电子游戏的频率较低,21.2%的青少年玩视频/电子游戏的频率为一月1次或更少,而在一周5次或更多上的比例低于电视和电影。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三类媒体在接触频次上的性别分布具有显著差异(x2=30.5,p<0.001),对视频/电子游戏接触频次的性别差异大于电视和电影。男生玩视频/电子游戏的频次明显比女生多。在电视上,男女生在所有等级上的比例差异都在10%以内,而在视频/电子游戏上,男女生在一月1次或更少和一周2—4次的比例差异超过了10%,一月1次或更少的比例差异近20%。有28.8%的男生玩视频/电子游戏的比例为一周2—4次,而女生则为17.8%,有13.6%的男生玩视频/电子游戏的比例为一月1次或更少,而女生在这一等级上则达到31.9%。3.电视节目、电影或视频/电子游戏三类媒体的接触时间媒体接触时间得分为青少年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上课日的接触时间乘以5与在一个有代表性的周末的接触时间乘以2之和。本研究将进行休闲性阅读、看电视节目/电影和玩视频/电子游戏的时间划分为10段,由低到高分别为无、0—2小时、2—4小时、4—10小时、10—20小时、20—30小时、30小时以上。青少年平均每周进行休闲性阅读、看电视节目/电影和玩游戏的时间分别为6.41小时、15小时和10.23小时。男生玩游戏的时间显著长于女生(t=13.18,p<0.05)。青少年进行休闲性阅读、看电视节目/电影和玩视频/电子游戏的时间具有明显差异(x2=1270.5,p<0.001),表现为:(1)不进行休闲性阅读、看电视/电影或玩视频/电子游戏的比例分别为29%、11%和9%;(2)接受调查的青少年进行休闲性阅读的时间较少,每周阅读4小时以下的青少年达50.4%;(3)每周看电视节目/电影的时间最多,在10—20小时、20—3小时和30小时以上的比例均高于游戏和阅读,而在较低的3个等级(无、0—2小时、2—4小时)上的比例低于游戏和阅读;(4)青少年玩视频/电子游戏的时间呈现出两极化的特点。40%的青少年不玩游戏或每周只玩0—2小时的游戏,每周玩20—小时以上游戏的青少年占16%。不玩游戏的青少年多为女生。由于青少年的学习负担普遍较重,面临较大的升学和就业压力,他们很少有时间阅读感兴趣的读物。根据书店的销量统计,教学辅导书和参考书销量远超其他类型的读物。即使有自由支配的时间,青少年也大部分用来上网、看电视电影或玩游戏等[14]。(二)青少年的媒体暴力偏好青少年对媒体的暴力偏好主要依据青少年对最喜欢的电视节目、电影和游戏进行暴力程度的评价计算,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计分,1表示无暴力,2表示有些暴力,3中等暴力,4表示比较暴力,5表示非常暴力。青少年对于电视节目、电影和视频/电子游戏普遍存在低到中等程度的暴力偏好,对视频/电子游戏的暴力偏好程度最高,其次为电影和电视节目(卡方值为316.9,p<0.001)。青少年对电视节目、电影和视频/电子游戏的平均暴力程度得分分别为1.68、2.02、2.10。34.1%的青少年所玩的视频/电子游戏暴力程度在中等以上,而在电影和视频/电子游戏中这一比例仅为13%和25.4%。媒体制作者为了追求收视率和销量,制作的影视剧中有40%以上为武打、警匪、战争等直接涉及暴力内容的片子,近95%的视频/电子游戏涉及刺激、暴力和打斗的内容[15]。由于视频/电子游戏具有较高的互动性特点,青少年在主动参与中所获得的感官刺激远大于看电视或电影,因此,他们对视频/电子游戏的暴力偏好程度较高。男生对电视、电影和视频/电子游戏等媒体的暴力偏好程度均显著高于女生。男生对电视的暴力偏好程度得分为1.85,女生为1.52,男生对电视的暴力偏好程度显著大于女生(t=10.69,p<0.001);男生对电影的暴力偏好得分为2.29,女生为1.74,男生对电影的暴力偏好程度显著大于女生(t=15.45,p<0.001);男生对视频/电子游戏的暴力偏好得分为2.49,女生为1.54,男生对视频/电子游戏的暴力偏好程度显著大于女生(t=21.42,p<0.001)。根据三类媒体暴力偏好评价的频次分布来看,50%左右的女生接触的电视节目、电影和视频/电子游戏是没有暴力的,在较高的暴力等级(比较暴力和非常暴力)上,男生的比例明显高于女生,这种情况在视频/电子游戏上更为明显,15%的男生玩的视频/电子游戏比较暴力,而女生比例还不到2%。从进化角度来看,男性具有较高的攻击本能,因此,他们在玩视频/电子游戏时,也对血腥、射杀等攻击性线索更为敏感,更易受到高暴力的视频/电子游戏的影响,在选择游戏时,他们也往往会选择暴力程度较高的游戏类型[16][17]。同时,由于男生群体中玩视频/电子游戏的比例较高,男生受到的危害也是最大的。(三)媒体使用习惯与攻击性的关系1.青少年暴力媒体接触量青少年的暴力媒体接触量由其对各类媒体的接触频次与暴力偏好的乘积计算得到。电视节目、电影和张学民刘畅张丽娜傅鑫媛孙发伟王浪浪青少年媒体使用习惯与暴力行为倾向调查视频/电子游戏三类媒体的使用时间与接触暴力程度呈正相关。媒体的使用时间越长,媒体接触暴力程度越高。其中,与电视节目和电影两种媒体形式相比,视频/电子游戏的使用时间与接触暴力之间的相关更高。暴力媒体接触量与性别相关显著,男生的暴力媒体接触量明显高于女生。这种趋势在视频/电子游戏上更为明显。由于视频/电子游戏的使用时间与接触暴力之间存在正相关,玩游戏时间较长的学生,其暴力媒体接触量也会相对较高。女生玩游戏的时间相对较少(男女生玩游戏的时间分别为14.28h和6.01h),那么女生的暴力媒体接触量也比男生更低。媒体暴力与学段呈显著正相关。随着年级的增加,电影和视频/电子游戏接触暴力呈微弱的上升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在中小学阶段,父母对孩子看电视/电影或玩视频/电子游戏的监督更多;同时青少年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他们要求独立和体现自己成人感的愿望非常强烈,可能会通过高暴力的影视节目和格斗类游戏宣泄自身的矛盾情绪,并在不断获得杀伤力更高的武器、不断晋级的过程中体验到现实生活无法满足的成就感。2.媒体暴力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媒体接触时间、媒体接触暴力和对暴力的偏好与总体攻击倾向、躯体攻击呈正相关。接触电视、电影或视频/电子游戏的时间越长,暴力偏好程度越高,出现的暴力和攻击行为也越多。作为青少年日常接触较多的媒体形式,电视节目、电影、视频/电子游戏等媒体目前存在打斗、血腥、杀戮、死亡等多种暴力成分。当前并没有报告显示媒体暴力会使青少年表现出临床症状,但是长期接触暴力媒体势必会对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塑造、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不良影响。

暴力行为范文篇2

一、传统国家责任制度在国际人权法上面临的困境

与在国内法上相同,在国际法上如果违反了法律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只是承担责任者主要是国家不是个人,因此称为“国家责任”。如果一个国家违反了习惯国际法规则或不履行条约义务,它就违反了国际法并因此被认为是做出了国际不法行为。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是关于国际不法行为的确定、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国家责任如何实施的国际法律制度。[2]国家责任制度是国际法上的重要制度,它关系到国际法能否得到有效实施这一关键问题。但是,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主要解决国家之间对等关系中产生的由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做出国际不法行为而承担的责任。这种一国对另一国承担的国家责任因国际不法行为严重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一般的国家责任和构成国际罪行的国际刑事责任。前者可能在国家违反了它承担的条约义务结果对他国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发生,也可能在外国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发生。后者一般发生在一国对他国发动侵略战争或在战争中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下。[3]

20世纪70年代国际人权法的迅速发展为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提出了新问题:国家对于侵犯其本国国民人权的行为是否应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呢?可以肯定地说,自从国际法体系中产生了国际人权法这个分支,国家如何对待其本国国民的问题就不再是纯属国家国内管辖事项了。国家基于国际人权条约和国际习惯法规则在国际上承担尊重其本国国民人权的义务,如果违背了这些义务就可能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并因此而承担相应的国际法上的责任。

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对整个国际法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正在发生着人们难以预料的影响。

国际人权法的出现结束了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之间对等关系的法的历史,对以国家为核心范畴的传统国际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国际法还主要是调整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对等关系的法律。无论是依照国际习惯法规则还是依照国际条约的规定,与一个国家享有的国际权利相对应的是另一个国家的国际义务。如果一个国家违背了它的国际义务,受害的一方一般是另一个国家。根据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受害的一方,即受害国,可以援引违背国际义务国的责任。[4]在国际法上,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作为受害国都有权援引做出国际不法行为的另一国的国家责任。国际法就是通过这种国家之间对等关系的相互制约来加以实施的。

但是,在国际人权法上,国家基于国际人权条约或关于人权的国际习惯法规则承担的国际义务主要是尊重和保护在自己管辖之下的本国国民的人权。[5]这就意味着当国家违背了有关人权的国际义务后,受害的一方不是另一个国家,而(主要)是它本国的国民,这意味着上面所说的国家之间的对等关系在这里(基本)是不存在的,也意味着国际人权法是不能靠国家之间相互制约的力量来加以实施的。国际人权法对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那些一直有效地适用于国家之间对等关系的国家责任制度及其相关话语在国际人权法中遇到了适用上的困难。[6]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传统国家责任制度在国际人权法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种困境主要是由于这样的事实造成的,即主权国家内部的个人所享有的人权是国际人权法的唯一标的物,而且只有个人或作为集体成员的个人才享有人权,[7]这就使国际人权法,从制定到实施,不得不考虑个人的因素。

与任何其他国际法的分支相比,个人在国际人权法上的地位都是很特殊的。首先,虽然国际人权法同样是主要由国家参与制定,但是与其他国际法的分支不同的是,国家通过制定国际人权条约或形成相关国际习惯法规则,在国际上承诺尊重和保护个人的人权。国家在通过上述方式制定国际人权法时虽然也有很多的争论或分歧,但都与国家利益没有直接关系,一般都是哲学、宗教、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纷争。[8]无论如何争论的核心都是个人有哪些人权和应当如何去保护它们。其次,虽然国际人权法的实施也是主要依靠国家自身的行为来实现的,但是有效地适用于其他国际法领域的实施措施,如自卫、反措施等,根本不可能用于实施国际人权法。[9]如前所述,不能适用的主要原因是在国际人权法中不存在国家之间的对等关系。国际人权法的实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第一,国家在国际和国内(主要是后者)“自觉”地履行其基于国际人权条约和国际习惯法规则而承担的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国际义务,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所谓“自觉”遵守是外部政治和经济、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10]第二,个人在国际机构对侵犯其人权的国家(主要是自己的本国)提出申诉。由于国际人权法不能依靠国家之间相互制约的力量得到实施,[11]同时由于国际人权法没有赋予个人以在国际上与国家平等的地位,个人在国际上没有制约国家的地位和力量,因此,当个人的人权因为其本国违反国际人权法而遭到侵犯时,他们唯一可能依靠的就是国际人权保护机构。为此,国际上建立了允许个人向自己本国提出控告的国际人权保护机制。[12]个人可以不通过本国直接诉诸国际人权保护机制来寻求国际求偿。个人的这种国际求偿能力是相关的国际人权条约或条款赋予的,或者说是国家通过接受相关的国际人权条约(一般为“任择议定书”)或相关条款(一般称为“任择条款”)赋予的。虽然,个人的这种能力还有很多的局限,但是在国际公法的范畴里,这是个人只有在国际人权法领域才具有的能力。[13]总之,个人在国际人权法上的地位使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国际法的新分支具有明显的特殊性。

然而,同样是个人,妇女在这个新分支中的地位却由于性别的原因与男子有很大差别。妇女的权利作为人权在国际人权法中只处于相当边缘的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因为国际人权法只是从反歧视的角度试图让妇女得到并享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妇女由于性别的原因所需要的特别的保护被国际人权法忽略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妇女受到的暴力不是以性别为特征时,她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在国际人权法上得到与男性同样的保护。但是,当暴力是以性别为特征时,特别是当暴力发生在私人领域(例如家庭暴力)时,国际人权法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例如,美洲人权法院受理的第一个案件就是涉及不以性别为特征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1981年7月,哥斯达黎加有关当局以与一个恐怖组织有联系为由授权拘押三名妇女。其中之一,维维亚娜·佳拉尔多(vivianagallardo),被控谋杀一名哥斯达黎加保安人员。三名妇女被关在牢房里并有保安看守,等待审讯。一个名叫宙斯·巴拉诺斯·奎萨达(josebolanosquesada)的保安头来到牢房,用机关枪扫射并穿透牢房门,杀死了维维亚娜并打伤了其他同牢房的人。这个案子涉及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国际公约明文禁止的。这种禁止酷刑和司法外处决的规定是普遍适用于男人和女人的。换言之,这种并非以性别为特征的对妇女的暴力常常可以通过解释现存国际人权文件很好地得到解决。[14]

但是,许多以性别为特征的暴力行为在国际法上并没有被视为可归因于国家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例如,性侵犯和家庭暴力,绝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妇女。但是在国际人权法上几乎没有作为侵犯人权的行为加以规定。迄今为止,除了1994年美洲国家间组织通过的《防止、惩罚和消除对妇女暴力公约》外,尚无关于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普遍性国际公约。现存的国际人权公约中也没有相关的规定。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为例,该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宗旨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的,即只要可以保证妇女能够享受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和地位就不存在歧视了。所以,在该公约关于歧视的定义中不包括对妇女的暴力行为。[15]

第二个原因是国际法上的公/私两分法把妇女权利的保护基本排除在外。国际人权文件传统上被解释为保护那些易受国家公务人员在公共场所侵犯的人权,而不是那些易受私人在私人生活中侵犯的权利。国际法所规范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仅仅是军队或警察做出的行为。然而,实际上,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常常是在私下由非国家行为者做出的。国际法上的这种公/私两分法,如果严格的适用于国际人权法领域就会使许多形式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逃避国际人权法的规范。在这样的形势下,给“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下一个定义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关于“对妇女暴力行为”的定义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法律上的定义是什么?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至少有三个国际文件对此下了定义。在国际妇女人权运动逐步走向深入的形势下,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于1989年第8届会议上看到了1979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存在的缺陷并通过了一项关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一般性评论,建议各缔约国在它们实施该公约情况的定期报告中包括下列情况:1、关于保护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免受一切形式的暴力(包括性暴力、家庭虐待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等)的现行立法情况;2、为消除这些暴力而采取的措施;3、现存援助遭受性侵犯或者性虐待的妇女受害者的机制;4、各种形式的对妇女暴力事件和妇女受害者的统计数字。根据这项一般性评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指那些包括一切形式的发生在家庭和工作场所或其他生活领域的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16]虽然这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描述,但是它包括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暴力发生的场所并不仅限于公共生活领域。该委员会于1992年又通过了一项一般性评论,在评论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指:“针对妇女的并仅仅因为她是妇女的暴力行为或严重过分影响妇女的暴力行为(包括身体的、精神的)或者对妇女造成性伤害或痛苦的行为,或者这种行为的威胁、胁迫或其他剥夺自由的行为。”[17]这个定义虽然稍微多了一些描述,但是仍然是不全面的。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给“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下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为本宣言的目的,‘对妇女的暴力’一词是指以性别为基础的、导致或可能导致妇女在身体上、性或心理上受到伤害或痛苦的暴力,包括这种行为的威胁、胁迫或蛮横剥夺自由,无论发生在公共或私人生活领域。”该《宣言》第2条进一步规定:“对妇女的暴力得理解为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行为:(甲)发生在家庭中的肉体上、性和心理上的暴力,包括殴打、在家庭中对女童的性虐待与嫁妆相关的暴力、婚内强奸、割礼和其他对妇女有害的习俗、非配偶的暴力和与剥削相关的暴力;(乙)发生在一般社会上的肉体上、性和心理上的暴力,包括强奸、性虐待、工作中或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拐卖妇女和强迫;(丙)无论在何处发生的,由国家做出或纵容的肉体上、性和心理上的暴力。”[18]

此外,1994年美洲国家间组织通过的《防止、惩罚和消除对妇女暴力公约》第1条规定:“任何以性别为基础的造成死亡或身体、性或心理伤害或痛苦的,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人生活中做出的对妇女的行为或作为。”该公约第2条进一步规定:“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应理解为包括下述肉体、性和心理上的暴力行为:甲、发生在家庭或家庭单位或在任何其他人际关系之间,无论行为者是否与该妇女分享或曾经分享同一居所,除其他外包括强奸、殴打和性虐待的行为;乙、任何人在社会上做出的,除其他外,包括强奸、性虐待、酷刑、拐卖人口、强迫、绑架和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医疗或其他场所的性骚扰行为;以及丙、在任何场所发生的由国家做出或纵容或其人做出的行为。”[19]

由于上述几个文件中的描述或定义要么属于条约机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或联合国机构(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没有法律拘束力的文件,要么虽然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却仅适用于美洲国家的缔约国之间,不具有普遍性,因此,迄今尚无具有普遍接受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定义。但是,这几个文件中的描述或定义对于各国制定相关的法律,特别是对于发展这方面的国际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描述或定义中的下述因素值得认真考虑:

首先,以性别为基础。无论是谁、在什么场合或以什么手段对妇女进行的任何暴力都是因为她是妇女。“以女性性别为特征”或“专门针对妇女做出”是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定义的基本要素。针对所有人的或针对某个民族或种族做出的暴力行为,即使受害者中可能有妇女,也不是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其次,不分公共还是私人场所。美洲《防止、惩罚和消除对妇女暴力公约》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中的定义都强调对妇女暴力可能发生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由于对妇女暴力行为更多地发生在私人生活中并且更多地由私人做出,这些定义不区分公共和私人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的重要性在于把私人生活中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包括在定义中。它对于像中国这样具有较长封建社会历史而且女性在历史上普遍长期处于受歧视的地位的国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清官难断家务事”是与之对立的旧观念,也是解决私人生活领域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思想障碍。

再次,不分肉体还是心理或精神。对妇女肉体的暴力行为是通常人们理解的暴力行为,其中包括殴打、强奸和其他伤害肢体的行为。心理或精神上的折磨,例如用语言羞辱、谩骂、长时间的刺激等;又如迫使妇女目睹不堪入目的画面或情景等,由于这些行为不是直接对肉体造成伤害,似乎与暴力的概念难以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行为间接地对妇女的身心造成的伤害可能更严重。因此,无论是肉体的还是心理或精神的暴力行为,只要产生对妇女的伤害或使其遭受痛苦就构成对妇女的暴力行为。[20]随着反对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工作在我国的不断深入,性骚扰作为常见的严重伤害妇女身心的暴力行为,逐渐被广大中国妇女所认识。但是,身心伤害在取证上的确存在很多困难,如果没有相应的保护妇女权利的证据法,妇女的权利很难得到保障。[21]

最后,不分私人还是国家行为。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和美洲《防止、惩罚和消除对妇女暴力公约》中的定义都包括私人和国家做出或纵容的行为。前者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它可能是个人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的行为。但是后者则需要一些解释。国家做出或纵容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般应该是指由国家策划的种族灭绝或反人道罪的行为,例如为灭种而对妇女实行强迫绝育、强迫怀孕、集体强奸等行为。目前亚洲一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帮助二战时期受日军蹂躏的“慰安妇”进行国际求偿的活动就涉及国家做出或纵容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问题。[22]

由于直接由国家做出或纵容做出,或者由国家公务人员(军人、警察监狱看守)直接实行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可以根据传统的国家责任制度归因于国家行为,由国家承担责任,本文将侧重于探讨私人在公共或私人生活领域做出的行为是否构成或引起国家责任的问题。

三、对妇女暴力行为引起国家责任的问题

国际不法行为有两个缺一不可的构成要素:首先,它必须是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其次,它还必须是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这是传统国家责任制度上的一个普遍接受的原则。让我们尝试着将这个原则适用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看看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一)关于违背国际义务的要素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不是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当我们考察一个国家是否违背某项国际义务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国际法上是否存在该项义务,具体地说,这是国际条约义务还是国际习惯法上的义务?在上面分析“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定义时已经指出过,迄今为止,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关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国际文件只有1994年美洲《防止、惩罚和消除对妇女暴力公约》,这是一个区域的国际公约。当然,该公约的缔约国如果违反该公约的规定或不履行公约义务,就是违背国际义务。如果考察世界上其他国家做出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否违背国际义务就要看该国是否根据国际习惯法承担了国际义务,因为尚不存在任何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专门禁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世界性国际公约。然而,是否存在这样的国际习惯法呢?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从世界多数国家的刑法来看,禁止强迫和拐卖妇女是世界多数国家都接受的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但是这仅涉及公共生活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中的两种形式。更多的使世界各国妇女普遍受到伤害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没有得到任何国际习惯法的规范。对妇女的暴力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现象。无论在政治经济都比较发达的国家,还是在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社会,对妇女的暴力都无例外地存在着,[23]严重地影响着妇女们的生活,使他们不能与男性平等的享受她们应该享受的人权。这种现象与当今国际人权法迅速发展的情况是极不相称的。目前,国际人权法领域的学者,主要通过下述方法来确定国家是否承担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有关的国际义务。

第一,通过解释现存国际公约确定国家的一般性义务。恩莎妮·艾文(anthonyp.ewing)认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可以被视为对整个《美洲人权公约》一般的违反。以性别为基础的暴力是与妇女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低下或从属地位相联系的。[24]由于在普遍发生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国家里,妇女在家庭和社会地位低下,妇女的人权在制度上不能得到保障,一些国际人权法学者强调国家基于一般国际人权公约承担的一般性义务:保证其国家制度能够保障人的尊严得到尊重,因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对人的尊严原则的违背。恩莎妮·艾文坚持认为,既然美洲人权法院可以将强迫失踪现象界定为“侵犯人权的综合形式”,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也可以做出同样的分析。[25]由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对一般国际人权公约所保护的许多人权的侵犯,从国家依据这些国际人权公约承担的义务可以推导出禁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一般性义务。肯耐斯·罗斯(kennethroth)对这种推导国家一般性义务的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种方法对整个人权事业的弊端。[26]这种方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确定国家的具体国际义务,因此国家责任的形式和实施都无法确定。相比之下,第二种方法比较客观一些。

第二,通过分解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使国家根据现存的国际人权公约承担具体国际义务。为此目的,琼·菲茨帕特利克(joanfitzpatrick)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分为七种形式:即1、家庭暴力;2、阴蒂割除;3、以性别为基础的警察和保安人员的暴力,包括对受羁押的妇女施行酷刑;4、武装冲突中的以性别为基础的暴力;5、对难民妇女和要求避难者妇女的暴力;6、与和色情相关的暴力;7、在工作场所的暴力,包括性骚扰。琼·菲茨帕特利克认为,“每一种形式都是条约规定、国际政府间组织的决议、国际上研究和辩论的主题。因此,承认这些暴力行为是国际社会合法关注的人权问题的任务已经完成。剩下要迎接的挑战是探索为什么现存的规范和国际政府间组织的行动没有成效和为将来拿出有效的策略来。”[27]有效地利用现存的国际规范为禁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服务,这也是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策略。该委员会1992年通过的第19号一般性评论,除了给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做了界定外,还通过解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简称公约)的相关条款,将它界定的各种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视为违背该公约的行为,从而使各缔约国承担具体的禁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国际义务。[28]该委员会指出,公约第6条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制止一切形式的贩运妇女和剥削性的行为。关于公约第11条消除在就业方面对妇女的歧视,委员会认为,以性别为基础的暴力严重影响妇女的平等就业权利,例如,公共场所的性骚扰行为。关于公约第12条消除在健康方面对妇女的歧视,委员会认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使妇女的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女性的割礼属于有害妇女健康的习俗。关于第14条消除对农村妇女的歧视,委员会指出由于许多农村存在妇女地位低下的旧观念,农村妇女易遭以性别为基础的暴力;当农村女童离开农村到城镇就业时更易遭受这种暴力。关于第16条(和第5条)消除在有关婚姻和家庭关系的一切事务上对妇女的歧视,委员会强调家庭暴力是对妇女暴力的最富隐蔽性的一种行为,包括殴打、强奸、其他形式的性侵犯、精神上的和其他形式的行为。这些家庭暴力使妇女的健康受到威胁,也妨碍了她们平等地参与家庭和公共生活的能力。

总之,虽然国际上尚无关于消除对妇女的暴力的国际公约,但是根据现存国际人权公约国家同样可以承担相关的国际义务。

(二)关于“可归因于国家”的要素

确定某一行为客观上属于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仅仅满足了国际不法行为的第一个要素,也即客观要素。另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是,这种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必须在主观上属于国家行为或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也即主观要素。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否属于国家行为或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呢?回答是肯定的。但是,由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多数发生在私人生活中,例如家庭里或不同的私人关系中,我们可以按照前面关于定义和客观要素的分析思路,从两个方面对这个肯定的回答加以解释。

首先,某些形式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明显属于国家行为。例如,上述琼·菲茨帕特利克列举的7种形式中的第3种,“以性别为基础的警察和保安人员的暴力,包括对受羁押的妇女施行酷刑”,又如二战时期日本军队中的所谓“慰安妇”现象,以及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内战中的卢旺达军队和总统卫队的士兵对卢旺达妇女的集体强奸,都是国家行为或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因为它们有些是国家领导人指示或鼓励的行为。[29]由于这些行为比较容易视为国家行为,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不过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国际不法行为构成国际罪行,国家应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这个问题在后面讨论国家责任的形式时一并加以探讨。

其次,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许多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由私人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或社会上做出的,例如在上述琼·菲茨帕特利克列举的7种形式中,除了第3种外,都是个人以私人身份做出的。但是根据可归因于国家要素的传统要求,这些行为都不能视为国家行为。如何将这些行为与国家联系起来从而满足国际不法行为中可归因于国家这一要素呢?这是一直困扰国际人权学者的问题,也是传统国际法规则为把妇女问题承认为国际法上的问题带来的最大障碍之一。[30]

一些学者试图用传统国际法上适用于国家对等关系中的规则来解决这个问题。根据这项规则,由于国家的不作为,私人的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可能转化为国家行为。例如,在一国管辖下的私人攻击驻该国外国使馆的行为本身不属于国家行为,但是国家在明知将发生上述情况却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这种私人行为就成为国家不作为的起因,使这种不作为转化为国家行为。国家的不作为转化为国家行为的情况还可能在下述情况下发生:还以私人攻击外国使馆为例,在事件发生后,国家不进行调查,对肇事者不予以处罚,对受害者不予以补偿,国家的每一种不作为都可能转化为国家行为。这个转化的规则能否适用于国际人权法中私人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呢?换言之,在国家管辖下的私人(主要是其本国国民)侵犯人权的行为,具体地说,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能否成为国家不作为的起因并使其转化为国家行为呢?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个问题做出否定的回答。美洲人权法院的实践证明这是可能的。[31]但是,在转化为国家行为后,或者说在确定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后,国家应承担什么形式的国家责任?这些责任怎么才能实现呢?这是我们下面将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三)关于国家责任的形式和国家责任的承担方式

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形式主要有终止不法行为、赔偿、恢复原状、道歉、国际求偿等等。[32]此外,对于构成国际罪行的国际不法行为,例如因发动侵略战争而构成反和平罪,国家要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一般情况下,实际承担责任者是个人而不是抽象的国家。关于后者,前面提到的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的集体强奸行为,属于国际罪行,应该由相关的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目前,主要是通过诉诸临时建立的国际刑事法庭的方式,使相关的个人承担这种责任。可以受理这类案件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很快就要在荷兰的海牙建立起来了。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7条的规定,强奸、性奴役、强迫、强迫怀孕、强迫绝育、或同样严重的其他性暴力,都是该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罪行。[33]

当私人做出的各种形式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转化为国家行为后,由国家承担什么形式的国家责任?目前尚无足够的国际司法实践支持我们的研究。我们只能从现存的国际人权保护机构关于一般人权案件的判决或决定做一些推论。美洲人权法院的一些司法判例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这些判例中,物质和精神赔偿是比较普遍的国家责任形式,一般是金钱赔偿。但是,具体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案件,恩莎妮·艾文经推论认为,仅靠金钱赔偿是不够的,法院还要命令相关国家采取其他具体措施以保证受害者享受被侵犯的权利并对暴力行为造成的后果予以补救,包括对实施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者进行刑事和民事制裁的立法措施,实际地惩治罪犯,使妇女免受暴力的积极预防措施,对受害者提供支持和服务,对执法人员和政府的行为者进行妇女权利方面的培训,以及编辑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相关的统计数据等。[34]后面这些非金钱的补救措施,除了惩治罪犯外,都太笼统,涉及有关国家的立法和行政政策,难以落实。比较具体的非金钱的补救措施还应该包括终止被指控的违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无论如何,国家在国际人权法上承担的国家责任形式与在其他国际法上的责任形式不同。首先,当国家是国际不法行为的受害者时针对做出国际不法行为国所采取的诸如自卫或反措施在国际人权领域是不可能采用的。其原因在前面已做过分析,在此不与赘述。其次,由于国家与个人在国际人权法上的特殊关系以及国家、个人与国际人权法这三者间的复杂关系,[35]不仅国际法上国家责任的传统形式有些不能适用,而且有些在国际上采取的不属于国家责任形式的措施,在这里可能是更合适的国家责任形式。当国家自愿接受了某个国际人权机构受理个人对它提出控告的权力后,只要满足了有关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条件(例如,用尽当地救济),接受该人权机构对相关案件的审理就是国家责任形式的一部分。使缔约国承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国际义务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已经有了一个关于个人申诉制度的议定书。根据该议定书,参加该议定书的缔约国随时都要听任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审理作为它违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规定的受害者的个人对其提出的申诉。最后,由于违背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国家接受国际舆论的谴责(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谴责严重侵犯人权的联合国会员国)、接受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在违背国际人权法更加严重以致到了危及世界或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程度时,接受依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而采取的军事制裁等等,都是在国际人权法领域做出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应该承担的国家责任的形式。这些国家责任的实现方式主要是诉诸国际人权保护机构、国际组织机构和国际舆论等。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尚无专门规定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普遍性国际公约,但是仍然可以通过解释现存的国际人权公约,特别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规定,找到国家承担国际义务的法律依据。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无论由国家或政府官员还是私人、在公共或私人生活中做出,都可能成为或转化为国家行为。但是当国家因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而承担国家责任时,其责任形式都与在国际法的其他领域承担的责任形式不同。实现国家责任的方式也比较有限。[1]原载于《中外法学》2002年第3期。

[2]petermalanczuk,akehurst’s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routledge,londonandnewyork,1997,p.254.

[3]国家的刑事责任不仅因为做出对另一个国家造成伤害的国际不法行为而引起,而且这种国际不法行为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它违反了具有“对一切的”(ergaomnes)性质的义务,造成了对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伤害,因犯有国际罪行而引起。国家的刑事责任是一个一直困扰着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复杂问题。它使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的国际法上国家责任制度的编纂工作一直拖延到2001年才刚刚通过二读。参见联合国网站(/law/ilc/reports/2001/2001report.htm)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报告;因为构成国际罪行的国际不法行为都是因为违背了国际强行法规则,所以在经过国际法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二读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案文》中,因犯有国际罪行而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问题是在第三章“严重违背依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义务”的题目下加以规定的。

[4]《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案文》第42条,联合国网站/law/ilc/reports/2001/2001report.htm.

[5]在国家管辖之下的外国人的人权当然也应尊重和保护,但是他们的权利根据传统国际法也可以得到保护,因为外国人的本国可以通过实行外交保护权对其在外侨民实行保护。换言之,外国人的权利通过调整国家之间对等关系的传统国际法即可得到保护。

[6]例如“国际不法行为”、“国家责任的形式”、“反措施”、“国家责任的免除”(特别是其中的“同意”)等等,在国际人权法中是很难适用的。

[7]必须指出,有时个人的人权是作为团体的成员享有的,例如少数者团体,土著人等等。

[8]例如关于拥有财产的权利,参见托马斯·伯根索尔:《国际人权法概论》,潘维煌、顾世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页22。

[9]例如,当一国侵犯了其本国国民的人权,另一国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侵犯本国国民的人权,作为反措施。

[10]根本上是人权政治化将人权问题转化为国家之间对等关系中的问题的结果。

[11]根本原因是:第一,国家权利和利益不是国际人权条约的标的物;第二,国家通过参加国际人权条约得到的基本上是尊重和保护本国国民人权的义务,而且所有缔约国都承担同样的义务;第三,个人只是国际人权条约的直接受益者,他们没有得到可以与国家抗衡的平等地位,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关系,在国际人权法上也是如此。所以个人无法在国际上,像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那样,通过自助的手段(例如自卫或反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12]除了联合国有关机构建立的1235程序和1503程序之外,一些国际人权条约,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建立了个人申诉制度。参见philipalstonandjamescrawford,thefutureofunhumanrightstreatymonitoring,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annef.bayefsky,theunhumanrightstreatysysteminthe21stcentury;白桂梅等编著:《国际法上的人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58—196。

[13]虽然个人在欧盟法中或国际投资法中也具有国际求偿能力,但是那些都是特殊或仅限于经济领域的情况。

[14]anthonyp.ewing,“establishingstateresponsibilityforprivateactsofviolenceagainstwomenundertheamericanconventiononhumanrights”,26colum.humanrightsl.rev.751(spring,1995)atp.751。

[15]随着妇女人权运动的深入发展,根据该公约建立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于1989年通过了一个“一般性评论”对此定义做了修订性解释,使其包括对妇女的暴力行为。03/03/89.cedawgeneralrecom.12.(generalcomments)。

[16]03/03/89.cedawgeneralrecom.12.(generalcomments),联合国文件号为a/44/38。

[17]violenceagainstwomen:.30/01/92.cedawgeneralrecom.19,a/47/38.(generalcomments)。

[18]联合国大会文件:a/res/48/104,23february1994,见于www.unhchr.ch/huridocda/huridoca.nsf/.

[19]美洲国家间组织网站:/jurdico/english/treaties/a-61.htm,从该网站可以看到该公约英文、法文、西班牙和葡萄牙全文。

[20]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将强迫婚姻、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和在家庭内的经济依附也作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但是根据美洲公约的定义,除非这些行为是妇女遭受伤害或痛苦就不属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见前注〔13〕,页761。

[21]中国第一个全国首例性骚扰案一审于2001年12月21日在西安审结,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以缺乏证据为由驳回原告童女士的起诉。参见华南报业网/news/xwzx/gnxw/200112/23/56569.html.

[22]2001年12月8日在日本东京设立的一个并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庭——模拟法庭就二战期间日本强征亚洲妇女充当性奴隶的行为进行审讯。来自亚洲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慰安妇”代表到法庭旁听。参见龙虎网转载《南京晚报》文章/mag8/200011206/colart28550.htm。以上这些因素是上述国际文件中比较一致的东西。从国际和国内立法的角度考虑,这些文件中有一个不同点值得在这里加以说明。这就是,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也包括那些“可能造成伤害”但实际上尚未造成伤害的行为。因为根据该《宣言》第1条的规定,“导致或可能导致妇女在身体上、性或心理上受到伤害或痛苦的”行为也属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然而,根据美洲《防止、惩罚和消除对妇女暴力公约》的定义,间接的作为或不作为不能被解释为对该公约的违反。见前注〔13〕,页762。

[23]吴高臣:“家庭暴力的现状及对策”,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中心编《当代中国妇女权益保障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页298—314。

[24]见前注〔13〕,页765。

[25]见前注〔13〕,页765—766页。

[26]kennethroth,domesticviolenceasaninternationalhumanrightsissue,inrebeccacook,humanrightsofwomen:nationalandinternationalperspectives,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philadelphia,1994年,页332。

[27]joanfitzpatrick,theuseofinternationalhumanrightsnormstocombatviolenceagainstwomen,inrebeccacook,humanrightsofwomen:nationalandinternationalperspectives,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philadelphia,1994年,页533。

[28]violenceagainstwomen:.30/01/92.cedawgeneralrecom.19,a/47/38.(generalcomments),第10—23段。

[29]由于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实体,国家的任何行为都必定是由个人代表国家或由个人行使国家权力时做出。“可归因性”是确定某行为是否国家行为的基本标准。根据2001年在国际法委员会通过二读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4-11条的规定,一国的机关(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行为、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个人或实体的行为、受国家指挥或控制的行为等等,均为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参见联合国网站(/law/ilc/reports/2001/2001report.htm)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报告。

[30]hilarycharlesworthandchristinechinkin,theboundariesofinternationallaw:afeministanalysis,jurispublishing,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页148。

[31]美洲人权法院确定这样的原则,即私人或身份不明的人的行为可以在国家不能根据美洲人权公约的规定做出反应时归为国家行为。当一个侵犯人权的非法行为因为是私人或身份不明的人做出的行为而最初不能直接归因于国家时,这种行为可能导致国家的责任。这不是非法行为本身引起的。而是因为缺乏国际公约中规定的适当的预防或对不法行为进行适当处罚的不作为。见前注〔13〕,页772-777。

[32]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页150-160。

[33]联合国网站:/law/icc/statute/refra.htm。目前已经有52个国家批准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按照该规约的规定,再有8个批准,即共60个国家批准了该规约,它就可以在第60份批准书交存到联合国秘书长后的60天之后开始生效,届时国际刑事法院就正式建立了。从现在各国批准该公约的进程来看,今年或者2003年年初就有希望了。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参见高燕平著《国际刑事法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页82-131。williama.schobas,anintroductiontotheinternationalcrminalcourt,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年,页54-70。

暴力行为范文篇3

[关键词]特殊防卫权;“行凶”

我国《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由于“行凶”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相比,是一个更具生活化色彩的词汇,且本身还具有模糊性从而难以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义。刑法学界为了能够给司法实际提供一个准确的判断标准,对“行凶”作出了各种解释。笔者在此对几种观点进行简要评析并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行凶”的特征

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的整体结构来看,“行凶”与其他的四类暴力犯罪行为之间是并列的逻辑关系,据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行凶”与其他四类犯罪行为存在结构和内容上的共性。对于并列关系存在的个体之间具有共性特征毋庸置疑,但如何把握其共性,就要结合紧随在五类暴力犯罪行为之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规定来考量。“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作为一项概括性规定,一方面通过“其他”二字为无法穷尽列举的暴力犯罪行为提供了兜底性的补充,另一方面揭示和概括了前五类犯罪行为的共性,即严重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第二,“行凶”与其他四类犯罪行为并不是包含或交叉关系。“行凶”一词在日常的理解中趋近于“为非作歹”,很多严重暴力的不法行为都可以用“行凶”来概括。在“行凶”一词可以包括后面几类暴力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又在法条中处于并列的地位,为了保持《刑法》条文的内在逻辑结构完整性,有序性,则需要对““行凶””一词进行限缩解释。据此,可以得出“行凶”具有以下特征:(一)“行凶”是行为而非具体罪名。我国《刑法》,并没有关于“行凶罪”的规定,假如“行凶”是一个罪名,也只能作为一种或几种具体罪名的集合。但将“行凶”作为罪名的抽象概括就会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在功能效用上产生冲突,立法者在立法时没有必要将两个概括性的集合概念放在同一个条文中,所以从结果的矛盾来看,“行凶”是罪名的假设难以成立。因此,把“行凶”作为一种暴力行为进行理解不仅有利于在实践中对《刑法》第20条第3款的适用,而且有利于维护《刑法》的周延性和体系性,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维护。(二)“行凶”是具有物理性的暴力行为。特殊防卫作为一般防卫的情况之一,当然也要符合一般防卫的规定。防卫人对犯罪人的防卫行为应当处于一个基本相当地程度,由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是物理的暴力行为,所以特殊防卫中防卫人为保护法益的反击也是物理性暴力行为。所以“行凶”作为特殊防卫的起因条件之一,仅指物理性的暴力行为,而不能包括精神性的暴力行为。(三)“行凶”是一种具有严重人身危害性的犯罪行为。特殊防卫权是国家为了使公民在其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反击不法者的“压箱底”武器。通过对比其他并列的犯罪行为可知,暴力行为必须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从现行《刑法》列举的犯罪来看,主要是指侵犯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性权利和身心健康等权利的犯罪才可以认定为“行凶”。①(四)“行凶”是无法确定具体罪名的行为。从上文可知,对于《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应从行为角度进行分析,既然“行凶”与其他的四种暴力行为在保护范围上是不同的,那么如何处理““行凶””和“其他暴力行为”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于能确定具体罪名的,例如故意伤害则属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的范围,对于无法确定具体罪名的,则属于““行凶””的范围。这样可以使《刑法》第20条第3款在没有立法重复之嫌的前提下,完全涵盖了行为可能存在的形式,在不违背刑法谦抑性的前提下,保障了《刑法》的规制范围。

二、“行凶”的现有解释及评析

(一)重伤死亡说。该说认为“行凶”是指通过暴力手段严重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并且该行为会造成他人产生重伤或死亡的严重后果。②重伤死亡说从结果的严重性来把握“行凶”,认为其危害要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作为特殊防卫的起因条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该说也存在一定弊端:其一,《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采取重伤死亡说难以将“行凶”同其他犯罪为区分,使得“行凶”作为单独列举出的行为丧失其独立价值;其二,该说关注的重点在于行为导致的严重结果,对“行凶”本身并没有作出明晰的定义。因此,重伤死亡说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二)故意伤害说。该说认为“行凶”包括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两种含义,因为故意杀人被包含在“杀人”行为中,所以“行凶”仅指故意伤害行为。《刑法》第20条第3款中列举了“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四类具有代表性的严重暴力行为,故意伤害作为典型的暴力犯罪之一,用故意伤害取代除去故意杀人后的“行凶”,合乎应然层面的立法方式。但是带来的问题也比较明显,在第3款规定了“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一兜底性条款后,故意伤害的行为当然是可以被包含在内的,用故意伤害来取代“行凶”的行为并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如果认为“行凶”就是指故意伤害行为,那么在立法时就没有必要再用单独列举行凶这一犯罪行为,所以“行凶”并不是与故意伤害等价的概念,该观点也难以自圆其说。(三)凶器说。该说认为“行凶”仅限于持有凶器对他人实施暴力的行为,③将“行凶”从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中涤除,认为持有凶器是“行凶”行为成立的要件。该说的优点是,一方面使“行凶”在《刑法》第20条第3款中具有了明显区别于其他暴力行为的独立内涵;另一方面,以持有凶器和必须用凶器对他人进行暴力犯罪为前提条件,为实践中对“行凶”的认定提供了明晰的判断标准。持本观点的学者通过限制“行凶”范围来防止防卫人对特殊防卫的滥用,但结果却差强人意。把“行凶”解释为“持有凶器伤害”这种解释本身难以被接受,更何况在许多杀人、抢劫等犯罪中,行为人一般会携带凶器完成其犯罪目的,例如甲持刀杀乙时,乙对甲的杀人行为进行了特殊防卫,此时只须将甲的杀人行为作为特殊防卫成立条件即可,“行凶”在与其他暴力犯罪行为的竞合中难有用武之地。所以,凶器说并不是最合理的解释结论。(四)犯意不明说。该说认为“行凶”是正在进行中、犯意不明确、暴力手段难以判断、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行为。④首先,该说通过对“行凶”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进行概念辨析,使“行凶”的存在符合法条内在的逻辑关系;其次,通过“行凶”赋予“犯意不明时的严重暴力行为”这一概念,符合人们对“行凶”的认知;最后,犯意不明说解决了为何在法条中专门规定了“行凶”一词的问题,相较于其他学说更具有合理性。所以,笔者更为赞同犯意不明说。

三、关于“行凶”的解释结论及其意义

暴力行为范文篇4

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近年来有进一步增多趋势,其呈现出的特征、产生的后果令人堪忧。严重危害了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侵犯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稳定和,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给予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更全面、更具体、更适当的协助,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必须针对家庭暴力产生的内在原因加以解决,尽快建立起道德、、社会、爱心等各层面的社会支持体系,缓解家庭暴力现象的蔓延。关键词:家庭暴力特征成因对策所谓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范围内的暴力行为。家庭暴力是古今中外家庭常见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丑恶现象,是一个全球性的。家庭中的弱者,如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都有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家庭暴力根源是男尊女卑、父权制的传统陋俗,它严重危害妇女身心健康,侵犯妇女合法权益,破坏社会稳定和发展,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我国2001年4月实行的新婚姻法对家庭暴力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制裁条款,如将家庭暴力作为受害方提出离婚的一个条件,受害方离婚时可请求损害赔偿等,还明确规定受害方可以请求公安机关援助和居委会进行劝阻,因此,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而是一种法律予以制裁的行为。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家庭暴力(表达为dv),一般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是古今中外家庭中较为常见的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就其含义而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家庭暴力是指一切具有家庭关系的成员中发生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暴力行为。联合国在《清除对妇女暴力宣言》中指出,家庭暴力是“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虐待、强奸配偶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这里的解释明显是广义的。狭义的家庭暴力,是指男子对妻子行使的暴力行为,对此有人称之为“殴妻现象”或“殴妻文化”。中外都有学者持这种观点,如英国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男性伴侣为了支配和控制女性,在他们关系存续期间或终止之后对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和虐待行为。也有人认为,广义的家庭暴力是指对家庭成员进行肉体上以及精神上的折磨、伤害和虐待的行为;狭义的家庭暴力则指对家庭成员进行肉体上的摧残、虐待和伤害的行为。这种划分也不无道理。

认定家庭暴力,首先要搞清“家庭”和“暴力”两个关键词的含义。所谓家庭,是指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的基本社会单位。家庭成员是指基于婚姻和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亲属。我国地区《家庭暴力防治》(第3条)规定的家庭成员,是指下列人员及其未成年子女:1、配偶或前配偶。2、现有或曾有事实上之夫妻关系、家长家属或家属间关系者。3、现为或曾为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4、现为或曾为四亲等以之旁系血亲或旁系姻亲。所谓暴,泛指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强暴行为(参见《高级汉语大词典》),其法律含义是指行为人为了取得某种利益或满足某种欲望,而以急速猛烈的打击或强制形式,针对他人人身或财产突然实施的一种非法行为。暴力应具有以下特点:性质的违法性、形式的急速猛烈性、时间的突发性、后果的严重性、主观的目的性等等。

经认为,从家庭暴力的字面含义及其人们对该问题关注之初衷,并结合我国的立法实践,取广义说较为合理和适宜。据此,家庭暴力可以定义为:发生在家庭成员中的,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被害人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因此,家庭暴力行为不仅包括夫妻间,而且包括具有长辈、晚辈等代际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们间相互发生的暴力行为,它不仅包括对被害人的肉体上的暴力行为,同时也包括对被害人的精神上的暴力行为。

二、家庭暴力的特征

从现实生活家庭暴力的具体表现,结合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可以将家庭暴力的特征归纳如下:

(一)对象的特定性

家庭暴力对象的特定性主要表现为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仅存在家庭关系,而且表现为被害人身份的相对特定性。一方面,侵害人与受害人之间是同一家庭中共同生活的成员,如夫妻、父子、婆媳等;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中最普遍、最严重的受害人是弱势家庭成员群体。就现实情况看,家庭暴力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妇女、儿童和老人,这其中尤以女性居多,女性中突出地表现为妻子。

家庭暴力的对象除了受害人的身体、精神以外,是否包括与受害人有关的财产或其他物品,如使用暴力行为将妻子的高档陪嫁品毁损的行为,能否认定为家庭暴力,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我国,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对此都没有明确规定,给法学一个想象的空间。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规定:婚姻法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这里给出的问题有二:一是“其他手段”中是否包括使用暴力毁损与受害人有关的财产或其他物品的行为;二是“给……等方面”是否包括与受害人有关的财产或其他物品?笔者认为,上述司法解释将家庭暴力的危害结果定性为“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把家庭暴力的对象理解为包括与受害人有关的财产或其他物品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使用暴力毁损与受害人有关的财产或其他物品给受害家庭成员的精神造成一定伤害后果是现实中常见的,如以损害被害人贵重的私人财产使被害人精神痛苦不堪而达到逼其就范的目的等是为适例。

这一观点,不仅有国内一些权威性词典的解释作为支持,如《高级汉语大词典》等名词典将暴力就解释为“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强暴行为”,而且也得到国内一些理论界同行的认同。如有人认为,“所谓暴力犯罪,是指行为人以暴力或者以暴力为胁迫手段,非法侵犯他人人身或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犯罪行为”。再比如,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主要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人身实行打击或强制,如捆绑、殴打、乃至轻伤害等。但是,如果针对国家工作人员而向物品使用强暴行为的,如砸坏国家工作人员办公处的门窗、推翻办公桌,砸碎办公用品,严重妨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也可以纳入暴力方法的范畴而构成本罪。再者,在我国台湾地区刑法中,暴力称为强暴,台湾刑法学者们将强暴分为直接强暴和间接强暴,所谓直接强暴就是对被害人人身的暴力,所谓间接强暴是“行为人间接地对行为客体以外之第三人,或行为客体之所有物,施以强暴”。由此可见,间接强暴中包括了对被害人所有物品的暴力。尽管这些学者都是在刑法学意义上对暴力的解释,但家庭暴力中的“暴力”与刑法学意义上的“暴力”除了在危害程度上即在量上有所不同外,其并没有质的差异。

(二)行为的隐蔽性

行为的隐蔽性主要表现在:1、家庭暴力发生在具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地一般又在家里,鲜为人知;2、由于传统文化的,一些人错误地将其归为“家务私事”、“个人隐私”,认为是“家丑”或“家事”不能外扬,邻居和其他人更不愿干预这种“闲事”,使得很多被害人,特别是女性,在受到侵害时,宁可在家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也不愿声张,这就使得很多家庭暴力不能及时暴光得到解决,直到由其导致恶性案件发生时,才大白于天下。调查显示,只有13.4%的妇女,经历10次以下的暴力侵害,她们才会向法律或社会求救,而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平均要经历24.3次暴力侵害后,她们才会向法律或社会求救。

(三)主观的故意性

与其它暴力行为一样,家庭暴力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所持的心理态度是故意的,而且大多数都有明确的目的。所谓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采取的暴力手段,会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其目的主要表现为获取某种利益如财产,或满足某种欲望如。家庭暴力不存在过失问题,这在我国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法”中有明确体现,该法第2条明文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暴力罪者,谓家庭成员间故意实施家庭暴力行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规定之犯罪”。家庭暴力的故意大多是直接故意,但也存在间接故意的情形,这主要表现在对受害人的精神侵害方面,如虐待行为。

(四)行为的普遍性

家庭暴力已成为全球公害而为世界各国所关注。有资料显示,美国每年有4百万女性遭受家庭暴力,受害妇女总数超过了强奸、抢劫及车祸受害妇女的总和,平均每天三名妇女成为家庭暴力的亡魂;泰国曼谷50%的妇女经常遭受丈夫的肉体摧残;我国台湾地区有20%—30%的上层家庭存在暴力行为。在我国国内,仅以2003年为例,全国妇联共收到1万多起遭受家庭暴力的投诉。广东省妇联在广州等11个城市1389个家庭进行入户抽样调查表明:有29.2%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其中有79.4%存在丈夫对妻子施暴。郑州市妇联在近3年所接待的上访投诉中,近1/3是家庭暴力案件,其中2003年接待处理的家庭暴力事件124件,比2002年上升了33.3%,更为严重的是,由家庭暴力所导致的刑事案件也逐年上升。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3年审结的家庭暴力导致杀人的恶性案件达14起,占全市审结的重大刑事案件的3.9%。

(五)行为的违法性

在民主、法制社会里,任何暴力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家庭暴力也不例外,其违法性主要表现为施暴者的行为违反国家有关保护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法律规定。虽然我国尚无惩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反家庭暴力法》,但有关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禁止家庭暴力的内容普遍涉及于《宪法》、《刑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有关法律条文中,甚至于执政党的《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也有相关规定。由此可见,只要实施家庭暴力,轻则违法,重则构成犯罪。

现在,世界上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家庭暴力行为有明显的法律处罚,主要包括亚洲的我国香港地区的《家庭暴力条例》、台湾地区的《家庭暴力防治法》、马来西亚的《家庭暴力法》、韩国的《家庭暴力惩治专项法案》;非洲的毛里求斯和南非的《家庭暴力法》;美洲的《美洲国家间预防、惩治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公约》(其中圣艾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牙买加、巴哈马、巴巴多斯、伯里兹、智利等国在九十年代初期就制定了反对家庭暴力法,并设立了预防家庭暴力的组织)、阿根廷的《家庭暴力法》、美国联邦的《对妇女暴力法》(后改为《预防贩卖妇女和暴力伤害妇女法》);欧洲的英国的《1996年家庭法》等。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宣言》,1995年,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的《北京宣言》中,又重申了对联合国的上述宣言的承诺。由此可见,消除以对妇女的暴力为主的家庭暴力已成为全世界具有正义感、同情心的人们的共同心声,成为一个国家民主、自由、平等的象征。在我国,目前已有20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出台了预防、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或文件,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由于各地区间的社会环境、执法现状的差异,没有全国统一制止家庭暴力的基本法律规范,不利于司法的统一。因此,制定部级的专门反家庭暴力法,保障妇女、儿童和老人在家庭中的最基本的人权,理应引起国家立法机关的重视以及广大法律工作者的关注和思考。

(六)发作的反复性

因家庭暴力的施暴人与受害者具有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在多数情况下,家庭暴力不是表现为一次简单的暴力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的、反复的暴力侵犯,这是家庭暴力与其他暴力行为的区别所在。暴力行为的反复性发作是家庭暴力发生的一般。其一个周期一般表现为四个阶段,即:关系紧张阶段、暴力行为施行阶段、关系修复阶段与和好后亲密阶段。因此,对峙--暴力--修复--亲密,再对峙--暴力--修复--亲密,……,如此循环反复,一次比一次更进步,最后导致矛盾双方恶化出现血案。

(七)手段的残暴性

暴力是指行为人在侵害他人的人身、财产等权利时采取的摧残、强制他人身体的一种凶恶、残酷的手段,它不单纯是故意的伤害行为,与一般的外力行为动作如推搡、拉扯、争脱也有区别,具有残忍性,如殴打、用烟头烫,泼硫酸残忍地伤害器官等。家庭暴力引发的犯罪多为恶性案件。因为侵害人与被侵害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一般轻伤性家庭暴力,受害者出于多种原因,往往总是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不忍将施暴人诉诸法律,只有在事情愈演愈烈后,导致人身伤亡才会使犯罪暴露。此外,残酷的精神暴力也屡见不鲜。

(八)后果的严重性

家庭是的细胞,家庭暴力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首先,它严重摧残了被害人的身体,使其受到肉体伤害和痛苦,甚至直接导致被害人的死亡。其次,家庭暴力给被害人的精神带来极大的痛苦,这种无形的痛苦和伤害比身体上的创伤更难愈合,造成的后果也更加严重,如导致精神失常,人格扭曲,或因不堪精神重负而自杀、自残、离家出走流落街头,极端者甚至以身试法,以暴抗暴,造成一系列悲剧。有资料表明:我国五成以上的女性犯人是因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走上犯罪道路的。再次,家庭暴力破坏家庭的和睦与安宁,严重地危害社会安定、阻碍社会的和进步。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其和睦与安宁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发展,而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人,在其人身、人格、名誉等最基本的权利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去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暴力对社会的发展有直接的作用。此外,由于深受家庭暴力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大多数患有恐惧、焦虑、孤独、自卑、不信任等心理障碍,在他们长大后,如其心理得不到及时诊治,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家庭暴力的实施者,更有甚者,会因此成为敌视社会、报复社会的人。

三、家庭暴力的成因

(一)收入的不平衡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经济原因。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传统的择偶观是男强女弱。女方希望找一个各方面都比自己强的男性,而自己甘愿默默奉献于家庭,一些男性由于有了妻子及其家庭成员的支持,因某些机遇而迅速致富,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所谓的“优越感”得到了体现,于是要求家庭成员绝对服从其意志,否则就恶语伤人,大打出手。此外还有政策的原因,妻子下岗,收入减少,重新就业困难,不得不暂时依赖丈夫,从而受到丈夫的冷落和歧视。

(二)立法不完备和的可操作性不强是家庭暴力滋生的法律原因。我国尚无明文惩处家庭暴力法律规定,虽然《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禁止用暴力虐待、残害妇女,但由于有些家庭暴力事件与虐待罪事实之间有本质的差别,裁决起来缺少法律依据。

(三)男权文化和夫权思想是家庭暴力产生的文化根源。“男尊女卑”,夫权统治贯穿数千年历史;“三从四德”,将女性置于男性统治之下。对子女则实行惩戒之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推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封建礼教。掌握家庭经济权力的家长,对家属当然地享有至高支配权,从而使干涉与侵害妇女、子女的人身权利的行为合理合法化。直至今天,崇尚男性对女性暴力、父母对子女惩戒的历史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家庭。

(四)司法的漠然态度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根源。因为家庭暴力并非一般的治安,还涉及到感情因素。司法人员认为“清官难官家务事”,他们怕自己正儿八斤的去处理了,可当事人之间马上又和好了,反过来还怪自己多管闲事,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四、预防、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的对策

(一)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框架来制止和处罚家庭暴力行为。我国现有关于维护妇女、老人、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散见于《宪法》、《民法通则》、《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中,要消除家庭暴力就是要逐步完善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受害者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例如:设立分居制度,它作为同居制度的一种补充,不仅可以缓解夫妻双方的矛盾,避免草率离婚,还可以对防止婚内暴力以及由此引发的刑事案件有积极作用;在民法上,因从侵权的角度看待家庭暴力,赋予受害方民事赔偿请求权,受害方有权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包括精神赔偿)。

(二)构架家庭暴力法。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法。针对家庭暴力的长期性、复杂性与严重性,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家庭暴力法。1995年12月新西兰国会通过了《家庭暴力法案》,全面调整家庭暴力问题;英国也于1994年出台了家庭暴力法;新加坡对此也有专项立法;在我国地区,1998年也通过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从刑事、民事、家事和防治服务多种角度,治理家庭暴力问题。由于我国家庭暴力有关的现行法规,均散见于各类法典,法条中并有许多的漏洞与缺失,并未提供根本防治及解决家庭暴力问题之途径,极不利于司法操作及社会实践。因此我国在今后的立法规划中,也应将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纳入其中,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的行动有专项法律可依,且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到统一的威慑作用。

(三)建立多层次多机构的社会支持体系。1.充分发挥基层居委会等组织的调解作用。2.强调执法机关及时介入,有效制止的职责。3.建立类似于国外妇女庇护所性质的社会救助机构。以帮助受害人及时摆脱家庭暴力。

(四)加强道德,提高全民素质,树立良好风尚。通过多种教育活动形式加强国民的道德教育,促高社会道德水准,制止、减少甚至消除对妇女的家庭暴力。通过教育,借助舆论的力量,倡导良好的婚姻道德风尚等以制止和消除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使不道德者受到应有的舆论谴责,同时也通过教育使每个人懂得彼此尊重对方的人格和尊严的重要,充分认识到只有尊重别人的人,才能获得别人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尊重。另外,通过多种渠道对弱势群体———妇女进行“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教育,使她们提高自身素质,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从根本上摆脱家庭暴力。

总之,对于家庭暴力应实行综合治理,发挥社区、单位和执法机关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使家庭暴力走出“邻居不劝,居委会不问,单位不管,不出人命执法机关不理”的真空地带。为了有效地预防和遏制家庭暴力,受害人要甩掉“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勇敢地运用法律武器,捍卫法律赋予自己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社会各阶层、执法机关要改变“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漠视态度,对于家庭暴力不仅要管,而且要加大治理力度。随着全社会对家庭暴力问题的认识,随着全社会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打击和防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家庭暴力行为将得到有效地遏制。资料:

论文类:

[1]张珊珊等,关注家庭暴力案件[n],扬子晚报,南京,2001-11-25(a5)

暴力行为范文篇5

随着社会科技等各个方面的进步,校园中学生的成长生活状态,教育问题等渐渐出现在大众视野,校园暴力行为屡上新闻头条。2016年,一段网络视频中,一群穿着校服的女孩在围着一个穿着同样校服的女孩拳打脚踢,而录视频的同学还在不断的叫好;2017年某学校内,女学生朱某伙同另外4名女生在宿舍楼内无故殴打、辱骂两名女学生。其间,5名女生脱光了一名被欺凌女同学的衣服予以羞辱,并用手机拍摄了羞辱、殴打视频,还在自己的微信群内小范围传播;2018年初,某校八年级学生徐某与同班同学余某在校内因琐事发生纠纷,为报复徐某,余某、李某邀约本年级其他几名女生,轮流对其进行殴打。

二、校园暴力行为产生的法律原因

在上述2017年的案件中,经鉴定两名被害人均构成轻微伤,其中一名被害人精神抑郁,无法正常生活学习,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朱某、李某等行为人犯寻衅滋事罪,承担刑事责任。而其他两个案件最后仅仅是教育局责成学校对违纪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并予以纪律处分,要求家长对违纪学生加强监管,而行为人并未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这使降低刑法中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越来越大,大多数都主张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使相应年龄段犯罪的青少年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不是仅仅以纪律处分、批评教育的方式来惩罚正处于青少年的行为人。因此,笔者认为,究其争论的根本,是关于校园暴力行为产生的原因,到底是法律缺位,对未成年人犯罪规制机制的欠缺还是由于未成年人在法律观念上有所盲区。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在第十七条①,可见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处罚较轻。大多数人认为为了防止学生遭受到校园暴力行为的迫害,实施校园暴力行为造成一定后果的,若仅由家长、学校批评教育,既不能起到惩罚作用,也不能起到预防其再犯的作用,因此应当降低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年龄,使校园暴力行为中未成年的行为人因其暴力行为承担刑法上的责任,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但是笔者认为,利用刑法中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法条来规制未成年人,属于事后的规范。虽然能够降低行为人再犯的几率,但对于未成年人的威慑力较小,并不能从根本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再者,我国刑法的制定是非常严肃的,刑事责任年龄的修改不仅要遵循我国的立法规范,还要符合国际文件的要求。它不仅要考虑到我国未成年人成长的情况,还要考虑到社会综合发展的程度,因此不能盲目的要求降低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年龄。笔者认为校园暴力行为的出现的原因,大部分是由于未成年人对法律不了解,在法律知识上存在盲区。正是由于未成年人缺少对刑法内容的认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暴力行为触犯了刑法或者是认为自己的暴力行为不会导致受到刑法惩罚的后果,从而导致未成年人随心所欲的在校园中实施暴力行为。

三、遏制校园暴力行为的法律措施

首先应贯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教育目的,培养未成年人的法律观念。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教育目的在其第六条中规定。但是,这一规则在近几年来并未被重视,导致刑法在学校中的普及人员不专业、普及次数少。其次应重视对校园暴力行为的受害者的保护,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加入对未成年人受害者心理问题的治疗。我国虽然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但在对于未成年人受害人由于暴力行为引起的心理方面的问题的解决并未规定。遭受校园暴力的未成年人受害者心理上的伤痛很有可能会影响以后的成长,更有甚者会演变为新的施暴者。最后参考美国等国外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完善我国刑法中的少年司法制度。美国少年司法制度有着相对较为成熟的经验,我国可参考其扩张少年法院管辖范围的制度,与我国刑法相结合,对校园暴力行为人实行“严管优于重罚”原则,进而使少年司法制度成为我国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有力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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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姚建龙.超越刑事司法:美国少年司法史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89.

[3]李明蓉.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制度探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4).

暴力行为范文篇6

内容提要:刑法规定,行为人绑架被害人后又将其杀害的依绑架罪论处,绑架杀人的犯罪形态应是牵连犯;绑架后又对被害人抢劫的,应对绑架罪与抢劫罪予以数罪并罚;绑架罪包含了两个具体构成要件,即敲诈勒索罪和非法拘禁罪。厘清绑架罪中的非法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则是区分绑架罪与敲诈勒索罪的重要因素。

绑架罪是一种严重侵害公民权利的危害行为,因此,该罪也一直受到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重点关注,这从一贯的刑事政策与相关的司法解释都可以推知。鉴于绑架罪涉及到刑法理论上的一些疑难问题,理论界对该罪做了深度探讨和诠释。纵观学者们的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总体上而言,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可探讨的余地和空间,比如对绑架杀人犯罪形态的理论解析、对绑架抢劫行为的司法定性及对绑架罪构成要件中的剥夺人身自由应如何理解等,都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文章也正是立足于上述几个角度,对绑架罪做了具体翔实的探讨和解读,以期能更好地解决绑架罪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一、绑架杀人行为的犯罪形态辨析

刑法第239条规定: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根据本条规定可知,绑架并杀害被害人的以绑架罪论处。对该条中的绑架杀人行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诠释和论证,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总体上看,还有可商榷的空间,因此,还需对绑架杀人行为做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以达到对其形态进行准确认定之目的。

有的学者认为,“杀害被绑架人的”是指除了绑架行为以外,还存在着故意杀人的行为,故是结合犯,但立法者对绑架杀人行为并没有设置新的罪名,而是沿用了绑架罪的罪名。[1]在日本与德国等其它国家的刑事立法中,可以找到结合犯的立法例,比如日本的强盗强奸罪、德国的强盗过失杀人罪等。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226条将实行强奸行为并杀害被害人的两个罪行合并而成强奸故意杀人罪,这也是结合犯的立法例之一。而在我国1997刑法典中没有结合犯。其实,国内有关结合犯的种种观点仅是学者将大陆法系的理论引入而已,并在此基础之上,将我国刑法典中的一些刑法条文牵强附会地解读为结合犯。从国外的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来看,结合犯的产生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原因,即若对行为人不以结合犯的罪名论处,就不能达到准确、适当量刑之目的。“也就是说,从立法上看,由于结合犯涉及到的各个具体罪名所规定的刑罚相对较轻,如果适用其它罪数理论则达不到罪刑均衡之目的。立法者之所以将数个犯罪的构成要件结合规定为一个构成要件,是考虑到罪刑衡平的需求。如果对实施该数罪的行为人按照想象竞合犯、牵连犯、连续犯处理,就会破坏罪刑相适应原则,无法满足罪刑衡平的需求。”[2]从这个角度而言,结合犯是为了弥补可能导致罪刑不适应而出现的一种刑法理论与立法技术。另外,从国外刑法典的规定考察,结合犯的具体形式其实只有一种,即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虽然在国外的刑法理论上也存在甲罪+乙罪=甲罪或乙罪的结合犯形式,但从刑法规定来看,并没有相应的立法例予以印证。有的学者也对此做了明确诠释:“结合而成的新罪,应当是与数个原罪均有区别的新的独立的犯罪,其不但在结构上与数个原罪有一定的差异,而且在罪名上也与数个原罪不同。”[3]实质上,学者们谈到的一些结合犯形式,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结果加重犯、情节加重犯及牵连犯等犯罪形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结合犯。因此,结合犯的形式只有一种,即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从结合犯产生的原因与结合犯的具体形式考察绑架杀人行为,似乎并不能得出其为结合犯的论断。首先,对绑架杀人行为处以故意杀人罪,也可以达到对行为人适用死刑之目的,也可以做到罪刑相适应,因为故意杀人罪的最高刑为死刑,立法者完全没有必要特别设置结合犯来解决罪刑不均衡的问题。而下文中论者的观点也从侧面表明,就绑架罪而言没有设置结合犯的必要,以牵连犯处断即可。“故在二个犯罪行为之间(结合犯所结合的两个犯罪行为——笔者注),亦常具有牵连之关系,视其情节,本亦有可成立牵连犯,但因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不能达到刑罚之平衡,法律乃将其结合成一独立罪名,成为实质上一罪,并科以较重之法定刑,与牵连犯之独立成立数罪名,就其中较重之罪处端有异,其立法目的乃在于加重惩处。”[4]其次,刑法典第239条明文规定,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以绑架罪论处,而非以绑架杀人罪处。这种形式不过是理论界所谓的甲罪+乙罪=甲罪的结合犯,而不是国外立法例中典型的结合犯形式,即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总之,根据上文分析,将绑架杀人厘定为绑架罪的立法形式视为结合犯是存有疑问的。

有的学者认为,既然绑架罪的最高刑为死刑,则即使不考虑故意杀人罪也能做到罪刑均衡,因此,仅处绑架罪即可。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在绑架的过程中致人死亡或者故意杀害被绑架人,适用死刑。绑架过程中致人死亡的,可以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但是在绑架过程中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那绝对是故意犯罪。实际上,后一种情况(指绑架后又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笔者注)是应当实行数罪并罚的。因为现在立法上做了这样的规定,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将它们定为绑架罪一个罪名,这多少带有功利主义倾向,可能大家都认为,反正都要判他死,定一罪或者两罪都无所谓了。[5]论者的观点初看似乎有一定道理,然而,该观点其实违背了逻辑规律与罪数理论,并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嫌。绑架罪的刑罚中之所以有死刑,是针对行为人杀害被绑架人而作的特别规定,因此,对绑架杀人行为处以死刑并不是因为绑架罪条款有死刑规定,而是因为行为人实施了刑法规定的杀人行为。所以说,论者所谓的不必考虑故意杀人罪的论断是欠妥的,因为其并没有看到故意杀人行为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实质上而言,论者的观点有“以刑找罪”①的嫌疑,而我国的司法与刑法理论是坚决反对“以刑找罪”的。因为司法机关应先考虑定性再考虑量刑,而不应先考虑量刑再考虑定性;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又杀害被绑架人的,能否适用数罪并罚也是存在疑问的。论者认为对行为人的绑架杀人行为应当实行数罪并罚,但是,出于功利主义考量而仅以绑架罪论处。然而,纵观全文,论者并没有为其观点提供有力论证,因此,应对绑架杀人行为施以数罪并罚的观点也并不能使人信服;另外,论者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刑法第239条规定所体现的立法意图与精神,而仅仅将其归结为立法者为达致罪刑均衡而作出的一种规定,显然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与实证考察。还有的学者将绑架杀人行为界定为包容犯、结果加重犯或情节加重犯等犯罪形态,但根据分析可知,上述观点与传统的结果加重犯、情节加重犯理论并不符合,包容犯的观点也相对牵强。至于原因,国内学者已做深度分析和探讨[6],这里不再赘述。

其实,根据刑法第239条规定,分析该条文所蕴含的立法精神与立法意图可知,将绑架杀人行为以绑架罪论处解释为牵连犯更为合适。对于牵连犯,刑法明文规定予以并罚的牵连犯,应当实行数罪并罚②,对于刑法无明文规定的牵连犯,应当适用从一重处断的原则。[7]具体而言,对牵连犯应如何处理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隐性的,即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应如何处理,需根据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综合考虑作出决定;一种是显性的,即刑法已经作出明确规定,不需再借助于刑法理论就可径直进行处理。刑法第239条绑架罪就是显性的牵连犯规定,因为立法已经明确规定,绑架杀人行为应处以绑架罪。因此,虽然行为人实施了两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却仅以绑架罪从重论处。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从一重罪论处的有想象竞合犯、法条竞合犯、吸收犯与牵连犯等几种犯罪形态。但通过对绑架杀人行为的性质与特征分析可知,其与想象竞合犯、法条竞合犯及吸收犯等并不符合。那么,绑架杀人行为以一重罪论处是不是与牵连犯理论相契合呢?牵连犯中的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是因为手段行为应该能为目的行为的构成要件所涵盖。也就是说,手段行为应是目的行为犯罪中的客观要件。“在客观上,只有行为人的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在法律上包含于一个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之中,才能作为认定牵连犯客观因素的标准。这一标准既规范,又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也可以适当地限制牵连犯的适用范围,符合法制建设的一般要求。”[8]论者的言论表明,牵连犯中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应能为一个构成要件所涵盖,手段行为应是客观行为的一个构成要素。那么,杀人绑架行为中的杀人行为是不是绑架罪的手段行为呢?换句话说,绑架罪中的暴力行为是否包含杀人行为呢?我们认为,要考察暴力行为是否包含杀人行为,需考虑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暴力行为与杀人行为是否经常同时发生,如果是经常同时发生,则可以考虑在暴力行为中包容杀人行为,因为这不会突破社会公众的认知能力,也不会背离普通社会公众的认知规律;其次,暴力犯罪的最高刑罚是否包括死刑,如果包括死刑,则可以包含杀人行为,否则,不能包含杀人行为,因为只有暴力犯罪的最高刑罚为死刑,那么,用暴力行为包括杀人行为,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再次,实施杀人行为是否改变暴力行为的性质,如果改变了暴力行为的性质,则暴力行为中不能包含杀人行为。因为当杀人行为改变了暴力行为的性质时,则表明暴力行为的危害性远远低于杀人行为,因此不能由这种暴力行为包含杀人行为。从绑架罪的客观要件可知,其暴力行为具备了上述几个条件,则可以得出结论:绑架罪的暴力行为包括了杀人行为。由于杀人行为是绑架罪的构成要件,并且杀人行为与绑架行为之间牵连关系,因此,绑架杀人条款中的绑架罪和杀人罪之间应构成牵连犯而非其它犯罪形态。

二、绑架抢劫行为的司法定性考察

司法解释③规定,行为人实施绑架行为后,又利用暴力或威胁行为劫取被害人财物的,构成犯罪的,从一重罪处。解读该司法解释可知,绑架者在实施绑架后,又对被害人实施抢劫的,不以数罪并罚处,应依照从一重罪的原则予以定罪量刑。但是,根据刑法上的犯罪构成理论与罪数理论,绑架者在实施绑架行为后,又实施了与绑架行为没有关系的抢劫行为,从犯罪构成符合性上看,应触犯了两个犯罪构成。既然行为人的两个行为触犯了不同的犯罪构成,那么,对其以从一重罪处罚是否合理呢?

在考虑对行为的处罚是否“罚当其罪”时,必须注意两条原则的要求,即禁止双重评价原则和充分评价原则。也就是说,在对行为性质的司法认定中,应坚持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全面评价原则并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指在定罪量刑时,禁止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予以两次以上的法律评价。禁止重复评价的意义不仅体现在量刑上,还贯穿于定罪之中,是一种定罪量刑原则。禁止重复评价是在定罪量刑时,禁止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予以两次或两次以上的法律评价。[9]也就是说,在刑法评价过程中,我们既要防止将犯罪构成中的要素同时在量刑的时候考虑,也要防止将此罪构成中的要素在它罪的构成中重复考虑。台湾学者认为,禁止将定罪的要素在量刑时重复考虑,属于垂直意义的禁止多重评价,禁止将此罪定罪的要素在彼罪的定罪中重复考虑,属于水平意义的禁止多重评价。[10]由于本文探讨的是定罪问题而非量刑问题,因此,仅是在定罪意义上考虑是否背离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也是在水平意义上考虑是否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全面评价原则是指,罪数的评价应当包含行为侵犯的全部法益。罪数的评价过程,就是行为在实现复数的犯罪构成的情况下,排除、选择犯罪构成加以适用的过程。根据全面评价原则,最后所适用的犯罪构成,应当能够全面评价行为所侵犯的全部法益,而不能有所遗漏。德国学者将全面评价原则称之为用尽原则。用尽原则的意义是指,对足以产出不法或责任的加重刑罚事实,不可因为行为人还做了其它更加严重的不法,而不加以考察。其认为,用尽原则有助于实现刑罚的合法性,以及科刑衡量的公开性和明确性,亦即将科学所考虑的事由明确向行为人公开。[11]在对犯罪行为进行认定过程中,如果忽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则可能导致对行为重复处罚;如果忽视全面评价原则,则可能遗漏对危害对行为的处罚。因此,无论是背离哪个原则,都不能做到罪刑均衡与罪刑法定。对于绑架抢劫行为,司法解释认为需从一重罪处罚,是否符合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与适用全面评价原则的精神呢?回答这个问题,还需对应对绑架抢劫行为进行具体分析,然后才能作出正确判断。

根据司法解释,行为人在利用暴力行为绑架被害人后,又实施了暴力劫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也就是说,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行为人共实施了两个具有暴力性质④的行为,前者是针对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实施的,后者是针对被害人的财产实施的。对行为人的两个暴力行为应如何认定,是应数罪并罚还是从一重罪论处,在理论界存有争议。解决这个问题之前,需先考察另外一种与之相似的情形,即行为人实施暴力对被害人予以绑架后,又借助原来的暴力行为对被绑架人劫取财物。在这种情形下,虽然行为人仅实施了一个暴力行为,但其犯罪对象却涉及到两个:一是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一是被害人的财物。实质上,行为人是“利用”了先前实施的暴力行为所导致的被害人不能或不敢反抗的状况,又对被害人的财物予以公然劫取。那么,对利用先前的暴力行为又实施其它危害行为的应如何定性呢?首先,在刑法理论上与司法实践中,“利用行为”⑤并不少见,并且,“利用行为”往往是与行为人的其它行为结合在一起构成某种犯罪行为,比如对他人予以教唆或者暗中给他人提供帮助等,而单纯的利用他人行为而自己没有实施任何行为的一般不构成犯罪。片面共同犯罪中利用他人的杀人行为实现杀人目的的行为,利用妇女处于昏迷状态或意识不清予以奸淫的行为等,前者是行为人利用了他人的杀人行为并给予暗中帮助,后者是行为人利用他人神智不清而予以奸淫,根据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可知,无论是前述哪种“利用行为”,行为人均构成犯罪,或者构成共同犯罪或者构成单独犯罪。那么,利用自己的先前行为再次实施危害行为,也应该构成犯罪,惟有如此,才能体现刑法之平等性与整体性。因此,利用原来的暴力行为对行为人实施抢劫的,应构成抢劫罪。其次,根据行为表现形式与本质特征,行为可以分为两种:自然意义上的行为与规范意义上的行为。前者是从自然意义上来谈的,即从外观上看,行为人仅仅实施了一个行为,但是,如果从规范意义上看,并非仅仅是一个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后者则是从规范意义上来谈的,即从规范上看,行为人实施了两个以上的行为,但是,如果从自然意义上看,可能仅仅是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在司法实践中,应对自然行为与规范行为仔细辨别,以达到准确定罪量刑之目的。如果行为人绑架被害人后又对被害人实施抢劫的,则无论行为人是否又实施了暴力行为,都应认定为两个暴力行为。虽然从外在特征上看,仅仅是存在一个暴力行为,但从刑法意义上看,其实已经构成了两个危害行为。由于行为人实施了两个性质不同的暴力行为,两个暴力行为符合两个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根据全面评价原则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需对行为人实施数罪并罚。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具体言之,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临时起意劫取被绑架人财物的行为,完全是基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犯意,实施了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犯罪构成事实,理所当然地应以绑架罪和抢劫罪两罪并罚,而不存在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的重复评价问题。[12]最后,如果对利用绑架中的暴力行为实施其它抢劫行为不以数罪并罚论处,那么,应对其认定为情节加重犯、结果加重犯、牵连犯、想象竞合犯或法条竞合等,但是,根据相应分析可知,利用暴力行为实施抢劫并不符合上述诸种理论。如果对利用暴力行为实施抢劫行为不进行处罚,则不但会纵容犯罪分子,还会导致罪刑不适应的情形。因此,需对利用暴力行为予以单独认定,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罪刑均衡和罪刑法定。

既然对利用暴力的行为尚需以数罪并罚论处,那么,行为人在绑架后又实施新的暴力行为进行抢劫的更应以数罪并罚论处,这不但贯彻了“目的性解释”的精神,也是“举重以明轻”的合理诠释与运用。因此,司法解释认为,将行为人实施两个暴力行为实施不同犯罪从一重罪处理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合理的,并不符合刑法理论上的犯罪构成要素“评价用尽原则”。

三、应如何理解绑架罪中的限制人身自由

绑架罪包含了两个具体个罪的构成要件,一个是非法拘禁罪,一个是敲诈勒索罪。只有对非法拘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才能对绑架罪构成与否进行准确界定;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对行为是构成绑架罪还是构成敲诈勒索罪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因此,如何为非法拘禁罪中的“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设定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如何科学合理地阐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内涵,应该是学者思考的方向。

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心理成熟度上不同,成年人可以辨别与控制自己的行为,而未成年人则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未成年人需要监护人监护的原因。因此,对被害人进行一定“拘禁”是否属于“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则需对被害人做具体考察与分类。如果被害人是未成年人,则只要行为人控制了未成年人,不管被害人是否知道自己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皆可认定为非法拘禁成立。因为未成年人的心智不够成熟,因此,未成年人不能对自己的具体行为与状况有准确的认识和判断,如果行为人利用未成年人的辨认识别能力低下而实施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则不论未成年人是否认识到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都应认定非法拘禁罪成立。如行为人将未成年人领进自己家里,给被害人提供电脑打游戏,并按时给其送饭,致使被害人不愿意走而宁愿天天呆在行为人家里打游戏。同时,行为人给未成年人的父母打电话,声称已经绑架其孩子,并要求未成年人的父母交出一定数额的财物,否则,将孩子杀死。在这种情形下,其实未成年人在行为人家里不但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而且还感觉很快乐,尽管如此,也应认定行为人已经对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进行了非法限制,原因就是未成年人不具备正确认识和处理自己行为的能力,而行为人也正是利用这一点对其人身自由予以了限制。并且,就一定程度而言,行为人已经对未成年人的行动自由进行了控制,因为未成年人是在行为人的安排下从事某种行为的。因此,如果行为人又对未成年人的父母实施敲诈勒索的,对行为人的行为可以认定为绑架罪。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由于生理或精神的原因而具备或丧失了自由支配自己行动能力的人有权通过获得其监护人或其他亲友的帮助,享受在一定的空间之内移动的自由。对此类人实施非法拘禁,无疑便剥夺了他们享有上述自由的可能,从而剥夺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如果否认此类人员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则意味着该类人员的人身自由权利处在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外,这显然是不可取的。”[13]上述情形中的认定精神在刑法规定中也有体现,比如刑法第239条第2款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里的立法精神与意图就是,婴幼儿没有意识能力,不能分辩其自由是否受到非法限制,因此,只要偷盗婴幼儿并勒索财物的,就以绑架罪论处。由此可知,从立法本意上来看,立法者认为如果被害人不具备一定辨认能力的,那么,只要控制了被害人,则无论被害人是否认识到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形,都可以认定行为人非法限制了其人身自由。

如果是成年人,则还需具体分析。如果被害人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人身自由受到某种限制,则一般不能认为非法拘禁罪成立。如行为人和被害人一起出外旅游,在旅游途中,行为人趁被害人不注意给其家属打电话,声称其绑架了被害人,需交付一定数额的金钱才能赎回被害人,否则,会将被绑架人撕票。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被绑架人是在旅游途中旅游,并没有感受到任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情形发生,并且,被绑架人和行为人结伴旅游也是其主观选择的结果,因此,并没有违背其主观意志,所以,并不能认定其人身自由受到了非法限制。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如果某人没有认识到自己被剥夺自由,就表明行为没有妨害其意思活动,因而没有侵犯其人身自由;换言之,本罪的对象必须认识到自己被剥夺自由的事实。”[14]那么,对于行为人向其家属勒索的行为,只能认定为敲诈勒索罪而非绑架罪。相反,如果被害人认识到自己的自由被限制了,则可以认定非法拘禁罪成立。对这种情况无需多谈,这也是理论界和刑法都认可的绑架罪的典型情形。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行为人绑架未成年人并向其父母勒索财物的,则不管被害人是否意识到了自己被绑架,都可认定为绑架罪;如果行为人绑架成年人并向其亲属勒索财物的,则分两种情况:一是如果被害人没意识到自己被绑架,则仅定性为敲诈勒索;二是如果被害人意识到自己被绑架,则应当定性为绑架罪。

注释:

①正常的程序应该是司法机关根据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及其主观罪过对危害行为予以定罪量刑,而“以刑找罪”则是司法机关先考虑应对行为人处何种刑罚与何种刑度,然后根据要对行为人处以的刑罚在刑法典中找合适的罪名。由于“以刑找罪”与司法程序是根本背离的,也会经常导致违背刑法基本原则,因此,应为司法机关严格禁止。

②笔者认为,论者还遗漏了一种情形,即刑法明文规定对牵连犯从一重罪论处的,应当从重处罚而不能施以数罪并罚。

③200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在绑架过程中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当场劫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又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当场劫取被害人财物,构成犯罪的,择一重罪处罚。

④绑架罪与抢劫罪的客观行为中都涉及到暴力、胁迫行为,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不同行为的组合:绑架罪是暴力,抢劫罪是胁迫;绑架罪胁迫,而抢劫罪是暴力;绑架罪是暴力,抢劫罪也是暴力;绑架罪是胁迫,抢劫罪也是胁迫等。对于绑架后又抢劫的,不管是上述哪种组合,都是关系到一个问题,即对绑架行为和抢劫行为应如何定性,本文仅以其中一种组合予以分析,由于其它几种组合在性质上相同,因此,不再赘述。

⑤笔者认为,从利用的对象上来看,刑法上的“利用行为”主要有3类:利用他人的行为、利用被害人的行为与利用自己的先前行为,至于各种利用行为的性质应如何界定,将在其它文章中予以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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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行为范文篇7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关于从环境设计的角度预防校园犯罪的课题的研究,我国不仅在教育体系的建设上不断的完善和优化,也从政策和规范的角度,对我国教育工作开展中长期目标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相关的政策规范包括于2010年7月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及《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在这两项教育规范和政策中,对教育开展的要求和目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是基于教育质量提升和教育体系完善的两项重要的法律法规内容。2016年11月,教育部联合9个相关部门了《关于防止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后,预防学生遭遇校园霸凌、校园暴力的问题成为现代教育开展中关注度不断提升的一个问题。

二、校园暴力或霸凌行为的内涵与特征

1.校园暴力与霸凌行为的内涵。从校园犯罪角度来讲,暴力和霸凌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犯罪行为。所谓的校园霸凌,最初的定义来源于挪威籍心理学家danolweus,其将霸凌行为定义为,当一个个体重复性地暴露在一个或多个负面的行为中,并持续处在这一状态下时,则认定其受遭受到了霸凌行为[1]。而具体到本文探讨的校园环境中,出现在校园环境及学校内部人际之间的负面行为,就被称作校园霸凌(暴力)。当校园内部霸凌或暴力行为发生后不能被及时发现;发现后教师或学校管理人员不能针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教师自身不能做到严格约束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则存在于校园环境中的这种行为就会呈现出不断扩大和发展的现象,为校园犯罪埋下隐患。2.校园霸凌以及暴力行为的特征。分析校园霸凌和暴力行为可能产生的危害,应分析和了解校园霸凌和暴力行为的特征,从具体特征的角度观察,校园霸凌与暴力行为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第一,暴力行为具有显著的无意识特点。这种无意识的特征,与学生尚未建立起明确的法律意识及其缺乏对自我行为的约束和管理能力有直接关系。学生对暴力和霸凌行为的概念及内容认定缺乏标准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当其主观上已经做出了校园暴力和霸凌的相关行为,在其自身的主观意识中,并没有对这种行为的自觉认知意识[2]。另外,在我国中小学教育制度建设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关于预防校园暴力,校园犯罪行为的制度和规定并没有被明确地以制度化的形式提出,这种现象使得从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到学生都存在对校园暴力或霸凌事件的敏感性薄弱的现象,同时,意味着教师和学生自身的防暴意识也比较单薄。部分教师甚至将具有显著特征的校园霸凌行为认定为学生之间由于青春期的冲动而发生的肢体冲突。在管理方法上也通常采用批评教育甚至体罚的方式,这种方式对学生来讲,不仅不利于其认知到校园暴力和霸凌现象的严重性,且由于学生所处的特殊身心发展时期,过于强硬地引导和教育,反而会引起学生的抵触情绪,不利于制止和杜绝暴力行为或霸凌现象的发生[3]。第二,行为发生的群体性与盲目性。这种群体性和盲目性的特征,与学生特殊年龄发展阶段有密切的联系。这一阶段,学生的独立意识尚未全面地形成和完善,因此,其在个人行为的选择和认定过程中,对群体性行为的依赖感和认同感都相对较强,正是由于这种心理状态,当校园霸凌或暴力行为产生时,往往是以群体形式出现的,并且大部分学生基于对群体行为更高的认同感,使其成为霸凌行为的参与者和旁观者,其自身往往对这种现象还不自知[4]。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校园内部的霸凌和暴力行为,实际上是具有显著的盲目性特征。第三,行为发生的叠加性和延伸性。主要是指,校园暴力和霸凌行为,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则实施霸凌行为的群体,则容易不断提升霸凌行为的层次,并且持续性地发生这种行为,这种严重性逐步加大的现象,必然会给遭遇霸凌和暴力的一方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心理阴影,从而愈加不敢反抗,这也是助长霸凌和暴力行为的因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如果霸凌行为得不到及时制止,则很容易进一步造成更加严重的社会危害,同时,对遭遇霸凌行为学生的身心健康也会带来严重威胁。

三、基于环境设计视角预防犯罪校园环境建设

暴力行为范文篇8

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兴调整的行为规范就是道德,随着人们交往方式、手段的变化,人们的道德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网络和现实社会一样,也存在暴力行为,网民在网络上进行暴力行为,实质上将社会暴力行为在网络上进行的延伸,在网络社会的虚拟、间接等因素下,网络暴力行为并没有像社会暴力行为那样,血肉相搏、拳脚相加。而高校大学生中出现的不良网络道德、网络暴力表现主要有:

1.大学生网络言行不文明,涉猎不健康网站,在网络的自由言论和匿名前提下,大学生的言行随意,脏话、脏词可以随意的从口中讲出,学生在聊天、发文时直接采用不文明文字,很多大学生都遇到过网友使用脏话或者有攻击性的言论,甚至有些男性大学生会浏览一些色情网站,玩暴力网络游戏等。

2.网络成果剽窃非常严重。网络使得全球的信息共享,丰富的资源、信息可以随时的查看和下载,一些人道德观念薄弱,利用网络进行文章抄袭等,这种现象在大学生中占据的比例非常的高。

3.大学生盲目地进行网络恋爱。根据调查研究,几乎有一半的大学生相信网恋,有网络经历的大学生也不在少数。在网络上进行恋爱,主要是寻找精神上的慰藉,满足自己的网恋好奇心,真正在网络上真心找对象的人很少。大学生盲目的崇尚网络,沉浸的网络世界里,甚至荒废自己的学业,形成孤僻、暴躁等不良倾向,这些严重地影响到大学生心理健康。

4.使用网络暴力语言。语言是一种交流行为,在语言交流过程中,需要遵守合作、礼貌等原则,如果采用语言武器对他人进行人身伤害,导致他人精神、心理上产生创伤,就构成了语言暴力。当前大学生出现的网络暴力行为主要是在网络交际活动中使用粗暴、肮脏、诋毁、嘲笑等带有侮辱性的语言文字,对他人造成精神上的伤害。

5.在网络游戏中使用暴力行为。人们沉迷网络游戏,想从网络游戏中寻找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成就感,网络游戏具有多元化的功能,大学生沉浸在网络游戏中寻找快感。网络暴力游戏可以满足大学生心理上的满足感和成就感。网络游戏成瘾在大学生普遍存在,一些大学生为了进行网络游戏每月需要花费大量的网费,甚至不上课,这些都会影响大学生的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

6.在网络学习过程中使用暴力。在当前的教育资料不能满足学生需求下,学生会从获取,网络成为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查询、收集各种学习资料下载,但是在没有经过作者同意下下载、上传别人的论著、文献,就形成了侵权暴力行为,对他人在网络上上传的文章进行剽窃,也是侵权行为。

二、高校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途径

为了防止以上大学生网络不良道德、网络暴力行为的产生,对大学生进行网络道德教育势在必行,对大学生进行网络道德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将网络道德教育落实到实处,才可以发挥它的作用。高校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途径有:

1.大力推行和网络相关的法律,对大学生的网络行为进行规范。当前,我国出台的和网络相关的法律法规有《互联网安全条例》《计算机系统安全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将这些和网络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在各大高校进行推行、宣传,让大学生的对我国法律进行熟悉,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在网络和现实生活中都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规范,遵纪守法。

2.重视对高校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内容的宣传和学习。网络道德主体就是使用建设、管理、使用具有一定道德能力、道德义务和权利的个人或组织,高校大学生是网络主体的一个重要组成群体,网络存在的巨大负面因素,严重影响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所以高校要重视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和之前的学习生活相比更加轻松,很多大学生喜欢呆在宿舍上网,迷恋网络游戏,有的学生甚至不吃饭、不上课,迷恋网络上的一切,网络、网络游戏、网络上的虚假信息等,导致大学生在情感和钱财上都受到严重损失,影响学生的正常生活。大学生的心理发展,还不是很成熟,对网络上的信息没有准确的判断能力,学校需要加强对学生进行网络道德教育以及心理教育,帮助大学生提升自控能力,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对大学生进行网络道德教育可以在我国出台的和网络相关的法律、法规基础上,进行网络道德相关知识的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

3.建立网络道德教育机制。各大高校对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形式上,要重视起来,结合当前高校教育力量,探索新的教育方法,建立有效的网络道德教育机制,为学生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校园环境、提升大学生的辨别能力,引导学生进行积极向上生活学习,将不良的网络生存方式解除,发展健康的生活方式。各大高校要将学生的网络心理进行准确的掌握,建立心理健康指导中心,让学生和心理专家进行真心的交流,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这样可以缓解学生的心理症状,将学生的网络道德人格进行完善,实现教育的有效性。

4.开展网络道德教育宣传活动。高校的网络道德教育氛围是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高校通过开展各种有意义的网络道德教育宣传活动,加强对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重视,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同时重视校园网络管理。高校网络服务中心是为学生提供学习的平台,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学习,所以要引导学生正确地使用网络。

三、小结

暴力行为范文篇9

【精神医学司法鉴定;凶杀案;精神分裂症

expertiseofforensicpsychiatryonmurdercaseof179schizophrenics

【abstractobjectivetoexploreexpertisestateofmurdercaseofschizophrenicsinexpertiseofforensicpsychiatry.methodsthedataofexpertiseofforensicpsychiatryin179murdercasesofschizophrenicswereanalyzedretrospectively.resultsmurdercasesofschizophrenicsoftentookplacetoadolescentandpostadolescentandlowincomecrowd.mendidsignificantmorethanwomendid.theirdegreeofculturewerelow.thepatientswhosecourseofdiseasewasnomorethanoneyearhadmoremurdercases.withthecourseprolonging,therateofcasesdecreased.themainmodeandimplementwerecuttingtool,andthemainobjectwerecloserelatives.26.3%ofthemhadcompleteresponsibility,21.8%haddelimitedresponsibilityand51.9%irresponsibility.conclusionschizophrenicsshouldbetreatedandcaredactively,andstrengthenedmentalhealtheducationandlegislation,whichareeffectivewaytopreventviolentbehave.

【keywordsexpertiseofforensicpsychiatry;murdercase;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精神症状的支配下,具有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平安,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之一。为探索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案例中精神分裂症凶杀案例的鉴定状况,作者对2000年1月~2005年1月天津市司法精神病鉴定委员会鉴定的凶杀案例中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的179例鉴定资料进行分析,报告如下。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样本选自2000年1月~2005年1月天津市司法精神病鉴定委员会鉴定的2439例案件的478例(19.6%)凶杀案例中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的179例凶杀案例。

1.2方法对179例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案例的一般资料、受害对象和死伤情况、暴力行为史、病前性格和家族史、病程、作案方式和工具、作案和精神症状的关系、病情状况、责任能力评定等因素进行回顾性分析。

2结果

2.1一般资料179例中,男145例,女34例,男摘要:女=4.3摘要:1。年龄16~69a,平均35.4a,以24~51a者居多,占87.8%。职业摘要:工人92例(51.4%),农民54例(30.2%),干部11例(6.1%),职员5例(2.8%),无业15例(8.4%),个体或临时工2例(1.1%)。文化程度摘要:文盲68例,小学57例,初中30例,高中21例,大学以上3例。

2.2受害对象和死伤情况受害死亡共183人,其中父母17人,夫妻41人,子女5人,亲属53人,恋人8人,同事、熟人、邻居30人,不相识29人;受伤69人,其中父母12人,夫妻25人,孩子4人,同事、熟人、邻居20人,不相识8人。

2.3暴力行为史既往有暴力行为96例(53.6%),无暴力行为74例(41.4%),不详9例(5.0%)。

2.4病前性格和家族史病前属内向性格126例(70.2%),外向性格38例(21.2%),不详者15例(8.4%)。有精神病家族史89例(49.7%),无家族史82例(45.8%),不详者8例(4.5%)。

2.5病程病程≤1a作案者78例(43.5%),2~3a者31例(17.3%),4~5a者37例(20.7%),6~7a者17例(9.5%),8~9a者3例(1.7%),≥10a者13例(7.3%)。病程≤1a者作案率最高,随着病程延长,作案率逐渐降低。在作案前有的患者处于精神分裂症缓解期,无精神症状,有的没有被发现精神症状,作案后,回顾病史,案发前已有精神分裂症的表现,暴力行为已是精神分裂症的严重症状。

2.6作案方式和工具以刀砍、刺最多,共137例(76.5%),造成146人死亡,52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其次为锤子和棒棍打击27例(15.1%);再次为手扼颈部、用石块、玻璃等共计15例(8.4%)。白天作案126例(70.4%),夜间作案53例(29.6%)。作案地点无选择性、院(室)内作案135例(75.4%),公共场所作案44例(24.6%),多数是在被害人住处,说明精神分裂症患者作案缺乏保护性意识。

2.7作案和精神症状的关系精神分裂症患者作案时多数是在幻觉及妄想的影响和支配下发生,以妄想最多(122例,占68.1%),其中被害妄想69例,嫉妒妄想30例,关系妄想24例,疑病妄想6例,幻听19例。逻辑障碍7例,生理性激情3例。

2.8病情状况179例患者中,精神分裂症缓解期47例(26.3%),偏执型104例(58.1%),未分化型13例(7.3%),青春型6例(3.4%),紧张型4例(2.2%),其他型3例(1.7%),残留期、衰退期各1例(0.56%)。

2.9责任能力评定完全责任能力47例(26.3.%),限定责任能力39例(21.8%),无责任能力93例(51.9%)。

3讨论

凶杀案件在司法鉴定中占有重要地位,本调查显示为19.6%,低于李良杰[1]报道的26.8%和张钱[2]的30.4%。有文献报道[3~6],精神病患者因暴力行为造成的刑事案件以精神分裂症居首位,本组案例占凶杀案鉴定的37.5%,说明精神分裂症患者作案对社会治安、人身平安危害大,应加强对该疾病的防治和该人群的监护。本调查还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行为多发生于青壮年及经济收入低的人群。因为青壮年是精神分裂症的多发年龄,也是暴力行为发生的高峰阶段,加上男性体格健壮,易于冲动,也易于犯案,此和正常人暴力行为发生的年龄结构一致。暴力凶杀案的发生提示大多数患者是处于发病期,并且未得到科学的救治。原因有二,一方面是没有得到患者和家属对疾病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和经济收入有很大关系,政府应对该人群给予必要救助。精神分裂症暴力行为中工人、农民、无业者占161例(89.9%)。和李文华[3]报道的农民作案占74.49%,受害人中家庭成员和熟人占86.39%和李彩霞[4]等人报道的初中文化以下占近90%的结果基本一致。提示自身素质低,对法律的理解、对事物的判定及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比素质高者差,更有部分患者认为自己得过精神分裂症打死人也不犯法,所以犯案的比例相对较高。

本调查还显示,病程≤1a者作案率最高(78例,43.5%),比王怀印[6]报道的31%略高,随着病程延长,作案率逐渐降低,也和文献报道不同[7]。在发病初期由于重视和熟悉不足,阳性精神症状丰富,患者易激惹、行为冲动,故此阶段为凶杀案件多发期。随着病程延长,患者接受不同形式的治疗和监护,病情有不同程度的缓解,且对精神症状有不同程度的熟悉,这可能是凶杀案件减少的原因之一。本调查显示,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在幻觉、妄想支配和影响下作案,尤其是被害妄想、关系妄想、嫉妒妄想及幻听等,对于有以上症状为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应加强防范,及早诊治,加强管理,必要时政府给予必要的行政干预。

本组被害对象以直系亲属和熟人为多数,作案手段残忍,多以刀具砍杀。一方面可能和血缘的亲疏关系有关,在实际生活中,夫妻朝夕相处,摩擦和冲突在所难免,加之生活需求不协调、感情不和或家庭、朋友人际关系之间的矛盾等,因此现实冲突自然比其他人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精神分裂症病人作案动机不明,作案无预谋,无规律性、作案时间、场合无选择性,具有突发性、盲目性、行为残忍等特征,且亲人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忽然冲动杀人的恶果熟悉不足,缺乏警惕性。提示我们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期除要加强治疗管理外,也应对亲属普及精神卫生知识,提高亲属对其熟悉,以防患于未然。

精神分裂症凶杀案中以偏执型最多,多数是在被害妄想支配下作案,和文献报道一致。因幻听、嫉妒妄想、关系妄想引起的的情绪改变和逻辑障碍,在暴力行为的发生中也占一定比例,但部分也和缺乏法律知识、素质低下,在激情状态下行凶有关。本调查责任能力认定中,无责任能力者93例(51.9%),限定责任能力39例(21.8%),有责任能力47例(26.3%)。部分患者存在现实动机(26.3%)高于王怀印[6]报道的9.3%。

综上所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凶杀案例中,凶杀行为多发生于青壮年及经济收入低的人群,病情均未得到及时的有效控制,对社会及家庭的危害极其严重。积极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科学的治疗和监护,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和精神卫生立法,是预防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生暴力行为的有效办法。

参考文献

[1]李良杰.48例凶杀案司法精神病鉴定分析[j].上海精神医学,1998,10(4)摘要:218

[2]张钺.197例凶杀案例司法精神鉴定[j].上海精神医学杂志,1992,4(1)摘要:35

[3].李文华.294例凶杀案司法精神医学鉴定[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5,11(4)摘要:345

[4]李彩霞,樊爱英,常海敏.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55例资料分析[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4,10(3)摘要:218

[5]田祖恩.160例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暴力分析[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8,8摘要:9

暴力行为范文篇10

关键词教学秩序校园暴力德育工作

一、校园暴力概念及其类型

校园暴力主要是指发生在学校及周边,由老师、同学和校外人员针对学生身体和精神实施的达到某种严重程度,影响学校正常秩序和学生学习生活的侵害行为。校园暴力的类型按照行为方式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教育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暴力;青少年学生之间的暴力;校外人员与学生在学校发生的暴力行为。本文重点研究学生之间的暴力行为。

二、原因透视

(一)个人方面

1.就施暴者而言

(1)表现自我或发泄情绪。青少年处于特定的心理和思想的发育期,认识社会的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薄弱,喜欢表现自我,得到认可,但情绪不稳定,承受挫折的能力很弱,在学校现有的评价系统内,以成绩作为学生主要评价标准,一旦在学习上遭遇挫折,不能成为成绩优秀的学生,无法表现自我而赢得尊重,就会感到不被认可,或自己情绪不稳定时,很容易用暴力来表现自我或宣泄情绪。

(2)自暴自弃。由于学习太差且有很多不良行为,而容易被老师和家长放弃的所谓的“双差生”,他们很容易自我放弃,在不对学业报任何希望也不怕校纪处理的“无所谓”心态支配下,出现打架、寻衅滋事、欺负他人等暴力行为,他们并非表现自己,只是“破罐子破摔”。

(3)模仿帮派或黑社会团伙。模仿影视作品上的帮派或黑社会团伙,用暴力解决人际摩擦或打抱不平,或以帮派为靠山欺负他人,从而获得快感和满足。

(4)享乐主义。花钱一贯大手大脚,追求享乐,一旦家庭不能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便使用暴力或偷盗的手段获得金钱。

2.就受害者而言

学生本身的弱保护性为校园暴力行为滋长提供了条件。学生自卫能力弱,自救能力差。大多数学生被欺负时不知道大声呼救,也不会巧妙周旋,事后不能记住对方的相貌,因害怕对方报复而不敢向老师、家长报告。尤其是那些低年级学生、体弱的学生和心理上封闭,交往上孤立的学生往往成为被侵害对象。

(二)学校方面

1.德育工作的落后和流于形式

在德育工作实践中,很多中学重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轻为人处世修身养性教育,重集体宣讲轻个体辅导,重灌输轻引导,德育工作常常流于形式。特别是对学生进行善良、正直、同情帮助弱者等方面的思想教育力度不够。德育工作的落后和流于形式,不仅不利于学生(尤其不利于“后进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而且降低了学生对暴力文化的分辨力和抵抗力,使其盲目模仿暴力行为甚至崇尚暴力。

2.应试教育的影响

应试教育的竞争和压力,使得现行的学校评价机制以学习成绩为主体,评价标准相对单一。成绩好的学生集荣誉,机会,老师的宠爱,同学的尊重于一身;而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很难得到老师的重视。在以学习成绩为主体的评价机制内,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如果经努力仍无法取得好成绩,赢得相应的尊重,其挫败感就会加强;如果学校又没有及时疏导这种成长中的挫败,他们会寻求别的途径来赢得尊重和荣耀.很多学生就会采取暴力方式。有的学校和老师对成绩差的学生缺乏应有的措施和耐心,甚至歧弃或放弃他们,又更加促使他们放任自流,自暴自弃,结交不良友伴,习得暴力手段。

3.管理工作的漏洞和安全教育的不到位

学校对防范校园暴力缺少有效的管理措施,在制度建设,人员配备,具体工作中存在疏漏,也为学生行使校园暴力行为提供时间和空间。同时,安全教育工作的不到位,使得学生不敢也不知道如何去防范和面对侵害,而受害者的胆怯和无知,则无形中助长校园暴力滋生和蔓延。

4.学校同伴团体的压力和彼此感染

很多的案例显示,青少年发生破坏学校公物、上课捣蛋、下课打架闹事,打群架等行为,常都受同伴压力的影响或为了得到同伴的认同,而盲目的跟从別人从事一些攻击行为。或是彼此感染、彼此学习模仿一些不良暴力行为,并以此为乐。

5.教师教育方式的不当

在教育过程中,如果教师不能将师生关系建立在平等基础上,而一味以强迫甚至以体罚的方式解决师生之间的冲突,则学生从这种教育方式中接受的是“谁用暴力谁就赢”的信息,就会使学生将这种方式应用到他所能应用的一切领域,当然,校园是最容易使用的场所。

(三)家庭方面

1.家庭结构的不合理

家庭结构的不合理主要指破碎、单亲家庭,根据以往研究,自幼失去父或母亲,会造成缺乏性别认同之人格发展上的困难,不论国內外的调查均发现:暴力青少年属于破碎家庭的比例较一般家庭为高。

2.家庭教育方式不恰当

如有的家长过于严厉,有的过于溺爱,有的家长教育思想不一致,棍棒教育、分歧教育、溺爱教育扭曲了学生心灵,使他们产生暴力倾向,寻找发泄对象,进而发生暴力行为。父母以讽刺或刻薄的口气责骂孩子,对孩子的自尊心产生很大的杀伤力,孩子容易经由模仿使用相同的语言暴力对待同学,极易引发人际冲突。

3.亲子关系疏离

在冷漠、拒绝的家庭关系中,子女情感的舒解与进化、处理情绪问题的行为模式,将受到不良的影响。如与人保持距离、以冷漠猜忌的态度对待他人,如此与人很难建立亲密的关系,将使其一直生活在不快乐的阴影下。

4.夫妻关系失和

夫妻常久不和会造成子女紧张不安、阻碍其正常情绪的发展,促使其向家庭外寻求补偿,往往因结交恶友或忌妒或攻击他人以为补偿。

(四)社会方面

1.传播媒体的泛滥

宣扬凶杀、绑架、犯罪团伙等暴力文化的各种书刊、画册、音像制品大量泛滥,很多电视、电影节目不但宣扬哥儿们义气,而且有过多的殴斗场面,让青少年在英雄崇拜的过程中,错误的相信:暴力是解决事情的最佳途径。并在现实生活里,有机会模仿(大哥)、认同与实现英雄崇拜的错误信仰。使人生观、价值观尚不成熟的青少年产生争强好斗、动辄暴力的暴力心理,使他们成为这种暴力文化的直接受害者。

2.重权重利价值观的冲击

在社会大变革、商品经济大发展、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的当代社会,价值观有多元化的趋势,但就目前我国社会来看,重权重利的价值观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不可小觑,为权为利而采用暴力手段的社会事件在生活中时有发生,对青少年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的选择产生不小的冲击。

3.黑道势力的猖獗

因治安的败坏,青少年学习与模仿到以黑道来撑腰,认为只要有后盾,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并可在金钱及他人的畏惧中获得甜头。

4.青少年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近几年青少年犯罪现象有增无减,而且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但在立法惩罚犯罪和立法保护受害者方面,却相对缺乏。只有在刑法上的减刑、免刑。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力量相对较小的少教所、劳改所远远不能应对当前形势所需。同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普及法律,让社会上每个人都认可法律对于现实社会来说还是重大的挑战。很多人还缺少法律观念以及基本的法律知识,包括实施侵害的青少年、老师和受害的学生。而这种社会背景就导致弱小的在校学生成为缺乏制约暴力行为的受害者。

三、对策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