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范文10篇-尊龙凯时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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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范文篇1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民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所有政治家和革命家必须争取和动员的巨大社会力量,而与农民问题密切联系的则是土地问题。三代伟人都深刻地认识到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

1.对农村和农民疾苦的了解是三位伟人重视农民问题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从6岁就开始参加劳动,这使他十分了解农民的疾苦。他曾对梁启超讲过:“今之耕者,率贡其所或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民之困也。”[1](p.583)旧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占据统治地位,地主和富农占据土地的70%到80%,农民占人口的八九成,但“现在的农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来耕田,所有生产的产品大半被地主夺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2](p.339)若是长此以往,农民便“不高兴去耕田,许多田地便渐成荒芜,不能生产了”。[2](p.340)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民生主义的实现程度,因此孙中山先生多次说道:“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解决一半了。[3](p.800)

也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很早便参加农业劳动,因而对农民的疾苦体会很深。他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4](p.110)历来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1927年1月,他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对农民和农村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孙中山和对土地问题的认识基于民主革命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状况,当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废除后,土地问题是不是不重要了呢?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低下,邓小平对此有充分的认识。邓小平早年一直生活在乡村,他很小的时候就帮母亲干农活,对中国农村的情况十分了解,他曾多次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5](p.238)“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5](p.117)

2.政治上三位伟人都认识至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要力量

孙中山意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础,国民革命必须有农民的参加,尤其是在晚年,他认识到农民是中国的基本力量,农民是否参加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关键,他说:“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也”,[2](p.119)“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6](p.555)革命便会失败,要动员农民参加,就必须反映他们的利益与要求,解决他们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

在土地问题上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的上述思想。他强调,农村是中国革命的重心,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农民主力军”的思想:“中国的农民,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伟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和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7](p.211)所以,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只有进行土地的变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发动农民起来,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

邓小平高度重视农业,多次强调,农业是根本,是战略重点,要把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他多次强调农村土地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5](p.651)“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5](p.227)因而,他在农村的改革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土地思想。

由上述可见,正是基于对当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基本国情的认识,三位伟人形成了他们各自的土地思想。来源:

二、三位伟人土地思想的内涵

孙中山、、邓小平三位伟人,由于所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的不同,他们的土地思想在土地所有制和实现途径两个问题上都各不相同。

1.孙中山主张土地国有、分配给农民使用

孙中山的土地思想主要是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所有制。

孙中山从参加革命活动的早期就重视土地问题。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前,“平均地权”是他解决土地问题的主要方法。1906年,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中明确地将“平均地权”表述为:“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并同时提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或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者,与众弃之。”[1](p.538)在此以后,他逐步形成了“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四项政策。而土地涨价归公是孙中山“平均地权”中的核心部分。列宁曾说:“地价是资本化的地租,使增加的土地‘价值’成为人民财产,也就是说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权交给国家,或者说使土地国有化。”[8](p.421)所以,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实际就是以田税代地租,把地租转化为国有,也就是“土地国有”。1924年以后,孙中山对农村问题的严重性、解决农民问题的迫切性有了新的认识,受苏联土地政策的影响,孙中山以“耕者有其田”进一步深化了他的土地国有化思想。他主张效仿俄国,“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地主,把全国的田地,都分到一般农民,让农民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革命”。[3](p.867)和“平均地权”一样,“耕者有其田”强调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方法上由国家授田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向农民收取地税,并辅以国家租田给农民的方式。

那么,土地怎样才能国有化?孙中山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由国家将地主多余土地按其报价收买,他说:“照地价去抽重税,如果地主不纳税,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其田”。对于人们关注的土地数量问题,他并不担心,“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政府要照价抽税,吃重税的亏”,[3](p.868)从而会据实报价。由此可知,孙中山土地思想的核心在所有制上是主张土地的国有化,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耕作和使用,用改良的方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

2.的土地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土地所有制上,改变了孙中山土地国有的设想,主张农民土地所有制,他指出:“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9](p.1074)1931年春,明确指出土地归农民私有,他在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写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中说:“过去分过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有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10](p.256)由此,确定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此后,便逐渐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所有制。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土地所有制是土地思想的核心。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提出“共产党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7](p.260)实行减租减息的基本土地政策。但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至三大改造前,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一直是我党农村工作的重心。1947年12月,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彻底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不是对土地占有状况的某种改良;其二,无偿剥夺封建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有偿赎买这些土地;其三,仅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即没收地主阶级和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而不是没收一切土地;其四,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并归农民私有,而不是归乡政府或国家所有,农民不仅有土地的使用权,还有土地的所有权;其五,即支持农民平分土地,又反对绝对平均主义。[11](p.283)

在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方法上,主张实行土地革命。他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数千年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剥削制度被摧毁,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翻了身。

农民土地私有制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大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农民土地私有制并不是奋斗的最终目标,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必将严重制约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而要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则必须解决农民土地私有制问题。为了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制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领导中国农民走合作化道路,采取了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逐步过渡的形式,引导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土地思想也就从主张农民土地所有制变为土地集体所有和统一经营的思想。

3.邓小平的土地思想

邓小平土地思想的核心是肯定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前提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家庭承包责任制就是将纯粹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变成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土地制度。

邓小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的途径主要是将高度集中、统一经营改变为以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其重要方法是包干到户,即以农户为单位的劳动者首先占有其全部劳动成果,然后,按照国家的政策法规和承包合同,完成应上交的税收和定购任务及集体的提留、统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是通过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转换了农业经营机制,让农民成为自负盈亏的生产者、经营者,这样就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内萌生了市场经济的细胞,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三、三位伟人的土地思想各具时代特色

孙中山、、邓小平三位伟人的土地思想各具特色,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却因为所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的不同,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孙中山的土地思想,最简单明了的就是一点: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的所有权归资本主义国家所有,使用权归农民。在理论上,他既希望农民有可耕之地,又不触及地主的利益,所以在方法上希望用和平、缓进的方式,以达到“农民可以得到利益,地主不受损失”的两全之策,实现地主和农民的双赢。“双赢的构想,在政治革命的过程中,不是通过根本对立的冲突来达到新的社会整合,而是采用社会协调的办法,使斗争的双方在未来的发展中,都取得新的发展机会和获得发展的实际利益。”[14]由于他对农村土地占有状况及社会分层的认识还十分模糊,他没能找到一个实行他这种设想的切实可行的办法。“耕者有其田”只能成为他的一种美好愿望。

关于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思想借鉴了孙中山的土地思想的某些成分。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这样说道:“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目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时代的正确的主张。”[13](p.70)他在名篇《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时这样说道:“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成农民的私产。[13](p.678)并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1927年至1936年,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办法,实现了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9](p.1074)

虽然对孙中山土地思想有所借鉴,但把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他把农民问题上升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来对待。不仅想让农民有田可耕,还想使农民获得土地的使用权,提出了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思想,这不是一种倒退,相反,它是对孙中山的土地国有思想的超越,因为它更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长期以来,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农民的土地私有的观念十分强烈,他们最渴望得到的就是土地,因为土地是他们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实现土地的国有,不利于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就是实现土地的农民所有,首先提出土地归农民私有的思想,远远超越了孙中山的“土地国有”的思想。

在方法上,与孙中山不同的是,主张并实行土地革命。孙中山在土地问题上反复强调秩序与国家控制,用和平的方式,而不是用革命的方式来实现他的理想,其最终结果不仅不能破坏封建土地所有制,相反,保护的恰恰就是地主的利益,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革命,成功地唤起了亿万农民的革命热情,使得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了土地。

在土地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要废除私有制,并不是否认土地的公有或国有,他只是把农民土地所有制当作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完成这样的任务,建国后,领导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但此后,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统一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的弊端,抑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生活长期贫困。对于在50年代后期,农业和土地问题上出现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他的看法:“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解放了生产力之后,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但是解放了生产力之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5](p.255)他批评“搞‘’、,就是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办事”。在考虑土地问题的时候,邓小平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出发点,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面对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倡导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突破了公有制单一的模式,实现了公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包干到户,让农户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亿万农民有了土地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经营收益权,切中了农村传统集体经济组织的弊端,有效地发挥了农户和集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1984年年底,中国农村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完全被取代,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肯定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为前提,这和孙中山所设想的“土地国有”是一致的(前者是社会主义国家,后者是资本主义国家),而包干到户,又实现了孙中山的土地归农民耕种的愿望。从这一点上说,邓小平所倡导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越来越接近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思想的内容和形式的本意,找到了困惑孙中山和两位伟人已久的解决土地问题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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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范文篇2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520(2001)04-0022-04

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对同志的评价,对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如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和思想,就成为我们历史研究和理论学习中永远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邓小平有关与思想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行动指南,树立了科学典范,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众所周知,在的一生中,他既为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也在晚年犯过严重的错误。“”结束后,我们党内在如何看待一生的是非功过问题上,曾出现过“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不愿正视晚年的错误,并企图在实践中继续坚持这种错误;另一种则借口晚年犯了错误,而企图否定的伟大历史地位。显然,这两种错误倾向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态度,都不可能对的历史地位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针对这两种错误倾向,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对的评价,既要实事求是,又要恰如其分。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对同样也不能例外。“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决不能加以怀疑和否定。”这一论断从整体上充分肯定了的一生是功大于过,从而坚决维护了在我党、我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

在整体肯定一生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前提下,该如何具体看待一生的是非功过呢?对此,邓小平指出,“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这样,邓小平基本上以1957年划线,对一生的功绩和错误分别做出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具体评判。

关于的功绩,邓小平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首先,邓小平高度评价了为中国革命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指出:“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后,如果没有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其次,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为我们党和军队建设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他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在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等等。这些都是同志一贯提倡的,是我们的党规党法。”在军队建设方面,“从井冈山起,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比如“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军队内部很团结,联系群众也很好”等等。这些都是我军在领导下所形成的好传统。此外,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了在晚年曾为我国国际环境的改善做出过重大贡献。他指出,“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同志的功绩。”总之,邓小平认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至少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关于晚年的错误,邓小平也给予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批评。首先,邓小平准确地把握了晚年所犯错误的“度”。他指出,尽管晚年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因此,“对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给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其次,邓小平严格区分了的错误与、“”的罪行。他强调:“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的错误和、‘’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的错误同、‘’的罪行。”第三,邓小平深刻分析了所犯错误的历史背景。他指出,对晚年的错误,“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如果“单单讲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这一精辟论述深刻指出了晚年所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政治制度方面所存在的某些严重弊端,这为我们进一步从深层次分析和认识晚年的错误指明了方向,树立了榜样。第四,邓小平批评纠正了某些人对个人品质的诋毁。他指出,“对于错误,包括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事实上,“同志在‘’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因此,“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从而坚决维护了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此外,邓小平还明确指出了的一个重大缺点。他认为“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具有启发意义,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坚决纠正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缺点,牢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教导,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综上所述,邓小平对一生是非功过所做出的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既破除了“”期间、‘’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了领袖是人不是神,使从神坛上回到了人民中间;又维护了“”结束后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在中国革命史上所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公务员之家尊龙凯时最新地址的版权所有

“”结束后,我们党内在如何对待思想的问题上也曾出现过“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态度。一种因为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另一种则对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两种错误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思想,同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针对这种情况,为帮助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邓小平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义不容辞地承担并圆满完成了这项艰巨的理论任务。他指出:“思想是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我们“应当把思想和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我们坚持的和要当做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因此,“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思想的科学原理……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对于党的这样一个重大原则表示任何怀疑和动摇,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

邓小平把思想同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后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这里,邓小平所讲“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对此,邓小平身体力行,理论联系实际,为我们多层次多方面完整地准确地阐释了思想。首先,邓小平用言简意赅的语言对思想做了明确的科学概括。他指出:“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论断为我们从宏观上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提供了理论指导。其次,邓小平理论联系实际对思想的精髓做了深刻阐述。他指出:“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思想的精髓就是四个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新时期,“我们总结了我们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第三,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贯彻思想,用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他指出:“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过去,“否定思想,说‘老三篇’就代表了思想。还把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这是对思想的严重歪曲。”实际上,“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对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思想,损害思想。”为此,邓小平希望“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思想的体系。要用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最后,邓小平还明确提出我们要永远高举思想的旗帜,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他指出:“没有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中国的革命,不是由别的思想引导到胜利的,而是由思想引导到胜利的。革命胜利以后,也正是在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因此,“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新时期,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老祖宗不能丢啊!”不但如此,他还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使之成为了与思想一脉相承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综上所述,邓小平对思想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既从多层次多方面对思想进行了深刻阐释,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提供了理论指导;又理论联系实际对有关思想的种种错误认识进行了批评和纠正,恢复和维护了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本来面目和历史地位。

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对其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的认识与评价,实际上早已超出了其自身的意义与范畴。这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正是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的历史地位和思想作了专门论述。《决议》充分体现和反映了邓小平上述有关与思想的一系列论述精神,把晚年的错误同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思想区别了开来,既反对了那种因为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定的历史地位和思想指导作用的右的错误倾向,又反对了那种不愿实事求是承认晚年犯了错误并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坚持这种错误的“左”的错误倾向,从而实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坚持和发展思想基础上的大团结,为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是邓小平为我们党和国家所做出的一大历史性贡献。

收稿日期:2000-11-30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范文篇3

教学目标:

1、认识“邓、植”等13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在读文感悟中,初步了解邓小平爷爷,激发保护环境,植树绿化的愿望。

教学准备:课前收集邓小平爷爷的资料及树木知识

教学时间: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播放歌曲《春天的故事》。

师:歌曲中所唱的人,你知道是谁吗?你对邓小平爷爷有多少了解?(出示课件、图片资料,师生共同介绍交流)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邓小平爷爷植树的故事。板书课题,学生齐读。

师:看到这个课题以后,你们想到了什么?(培养学生质疑、设疑的能力)

二、初读课文,认识汉字。

1、学生借助拼音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把句子读通顺。圈出文中的生字,把它们和在文中连成的词一块儿多读几遍。

2、字词教学。

(1)、小老师带读(有注音的词),想带读哪个就读哪个。

(2)、开火车读。(有注音)

(3)、集体读。(无注音)

(4)、小组合作学习,互相交流识记汉字的好方法,最后小组长检测。

(5)、教师检测,生齐读识字卡片。

3、学生再读课文,给自然段标上序号,并选择自己喜欢的自然段读给大家听。

三、读懂课文。

1、学习最后一段。

出示课件(图片):一棵苍翠茁壮的柏树。

师:同学们,这是一棵怎样的柏树?(进行语言文字训练)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小平树”,你知道为什么吗?

指名读最后一段。

理解“亲手”,用“亲手”说一句话。

2、质疑问难。

师:看着这棵柏树,你有哪些问题要问问这棵柏树?(鼓励学生提出问题,教师引导把问题归归类,让学生自己讨论解决。)

问题如:a.柏树是什么时候种下的?

b.邓小平爷爷是怎样种这棵柏树的?

c.邓小平爷爷为什么要种这棵柏树?

(像“a”类问题引导学生读文解决,“b.c”类问题放入第二课时讨论解决。)

四、再次巩固生字。

五、指导写“爷、节”。

观察,师范写,生练写,互相评价。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1、小老师带读,开火车读生字词。

2、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和许多汉字交上了朋友,还初读了课文,知道1985年的植树节,邓小平爷爷在天坛公园亲手栽下了一棵柏树。这节课我们继续读课文,重点来研究同学们提出的两个问题(出示):(1)、邓小平爷爷是怎样种这棵柏树的?(2)、邓小平爷爷为什么要种这棵柏树?

二、读文感悟。

1、出示:邓小平爷爷()地种柏树。

师:同学们带着这个问题仔细读课文,用“——”划出有关句子。然后想一想,“()”里填什么词比较恰当。

2、生自由读课文,边读边划。

3、全班汇报交流。

师:你认为邓小平爷爷()地种柏树,从哪些地方体现出来?

(以读为主,引导学生学会读课文,尊重学生个性化的理解。“()”里可填“起劲、仔细、认真、一丝不苟、小心”等等,随机进行读文,结合语言文字训练,体会邓小平爷爷积极为祖国绿化作贡献的精神。)

(如:找出邓小平爷爷种树的动作词“挖、挑选、移、填、站在、扶正”,同桌伙伴,一人做动作,一人口述植树过程。“移”字可换“放”字比较理解。)

4、四人小组讨论:邓小平爷爷为什么种树?他是怎么想的?

(结合课前收集的邓小平爷爷的资料理解,体会邓小平爷爷一心为国之心,激发学生参与绿化的热情。)

三、拓展活动。

1、师:请每个学生对着柏树(课件、图片),说一句你最想说的话,并把它写下来。

2、全班交流。

3、布置课后植树活动。

四、了解学生掌握课文情况。

1、出示习题,填上恰当的词语。

()的日子()的柏树()的笑容

2、指导写“我会写”的字。

邓小平范文篇4

关键词:邓小平科技思想;战略;第一生产力;高度

1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1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这一论断,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一个新贡献。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充分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其是邓小平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有相同的论断,其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的重要环节就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可以构成直接的生产力。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生产力主要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构成,其中劳动者的地位又是最重要的。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力发展的全过程起到引导作用,促进劳动力提升,也使得生产要素发生很大的变化,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劳动力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邓小平在结合马克思主义论断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技术的功能和属性,结合中国的国情,进一步完善了这一论断。1988年9月,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这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1.2科学技术是决定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素。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中是核心要素,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关键力量。近50年,现代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各个要素高速融合,并且渗透在各项生产活动中,切实提升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人类历史新阶段。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正如邓小平认为的那样,科学技术为生产力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并且确定了生产的主要方向,防止在生产中迷失方向。在大量的历史实践中可以充分地发现,这项理论指导着实践活动,实现了生产力的突破。在21世纪中期,人们成功地进行了科学技术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3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邓小平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了新的道路,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起到主导效果。很多新的工艺都是通过大量的实践得出,在科学技术的引导下形成。一系列新兴工业,都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从20世纪中叶一直到现在,尤其是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科学技术一直走在社会发展的最前沿,开辟了生产力发展的新领域,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起到引导效果,在生产力发展环节中起到先决作用。在生产力的发展中,科学技术不仅仅起到先导效果,而且其还能促进生产力速度的提升。自从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理论在生产力发展实践中大量应用,提升了生产效率,缩短了生产周期,科学发现、技术开发和生产逐渐融为一体,更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效果越来越突出,生产力的发展提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其是生产力水平提升的重要标准。

2邓小平科技思想的战略重点——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2.1科技发展的基础——不抓教育不行。邓小平把科学技术与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深刻阐述了科技与教育的关系。认为科研要靠教育输送人才,教育和科研同等重要,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他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大计。认为经济与教育、科学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教育的改善是提升社会经济的重要措施,通过教育可以促进科技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全民素质也能得到切实提升,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结合科技革命形势和国内各项根据科学技术发展进行的改革方案,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环节中提出了新的方案,教育要实现现代化,要面向未来,要面向世界。教育要为促进现代化服务,为促进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服务,为迎接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的挑战服务,确定了迎接和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总对策。2.2科技发展的关键——科研工作必须要走在前面。邓小平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指出,要促进高科技的发展,科研工作必须走在前面。这是因为:在全球化的技术革命中,科学技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在一些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一些新兴学科的诞生,这些新兴学科又进一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切实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从研究开发到产业化的过程是,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科学技术这种超前于生产并对生产起着巨大促进作用的特点,即科学技术走在生产的前面,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客观依据。然后进行技术开发,最后才进入高技术产品化、市场化的阶段。根据高科技发展的规律性,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后来,在指导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的战略思想,并明确地指出各行各业各个部门都要进行科学研究。这不仅符合我国的实际,而且符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基本规律的要求,指明了我国科技与生产力发展的正确方向。2.3科技发展的重点——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邓小平倡导发展高科技,其提出要实现产业化,其一,应该充分挖掘中国科技潜力,促进科学技术的研究,争取走在世界前沿。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与一些科学家建立密切联系,促进高技术研究,提升采用高技术研究发展规划,在“863计划”的促进下,我国的航天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都实现了很大的突破。当时邓小平确立了我国发展各项技术的领域,明确了技术的主题,共制作了15个主题,实现了很大突破,为20世纪末和下个世纪初的科学技术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国防建设。其二,邓小平顺应高科技的发展模式,促进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方向明确,将高科技迅速转化成成果,实现了科技产业化。在1990年,邓小平提出科技产业化发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他指出:“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殷切地勉励大家:“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上述的一系列举措都进一步表明邓小平在科技发展环节的前瞻性,其在科技发展中是具有战略眼光的谋略家,可以准确地分析中国的实情。

3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实践战略目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3.1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准不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我们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做斗争就越加有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他认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体现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比在其他制度下的发展得更快;全面发展生产力,提升我国经济的综合实力,还是要发展科技。科学技术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科学技术的进步转化的成果大都应用在经济的发展上,其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科学技术在改善人们生活和环境中发挥核心效果,是确保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社会发展的支撑。3.2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强国。中国由于在近代约一百多年里,我们的科技落后了,遭到西方列强侵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科技获得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国际环境和主观上的失误,又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邓小平指出:“中国在60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差距不太大,60年代末到70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邓小平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准确地把握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的关系,并指出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就不能完善农业、工业和国防的发展,也不能促进国计民生的完善。其指出,农业发展不仅仅要依靠劳动力,更重要的是要采用合理的生物工程技术,走在科技前端。我国的工业基础不是很雄厚,在新中国成立前,农业和手工业占据的比例最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工业体系独立,但是总体水平还是不尽如人意,与发达国家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我国工业化不能完全落实,经营模式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经济发展中只有30%的产业是大量依靠科学技术,其他的产业都是依靠劳动力更多,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不利于我国工业的长远发展。现代科技对军队的武器装备、军事指挥系统、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后勤供给与管理带来巨大改变。军队的科技含量高低直接决定它战斗力强弱。邓小平科技思想是指导我国科技发展实践的一面旗帜。我们要深入借鉴邓小平思想,把握其中的科学体系,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真正内涵,才能切实提升我国科技的创新能力,促进我国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张丽玲,赵亮.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历史意义[j].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3).

邓小平范文篇5

【正文】

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这一难题。邓小平同志站在时代的高度,在纵览当代世界各国的发展形势,深刻洞察中国近现展的曲折历程,尤其是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独特的社会稳定理论。认真学习、深入领会邓小平这一思想,对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保持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顺利实现我国现代化的第三步战略目标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保持社会稳定,是邓小平长期一贯的思想

邓小平的稳定思想,由来已久,它萌发于民主革命时期。早在1948年8月他写给中央和的《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中就说:“人民对我们的第一要求就是‘安政治’,因为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1]因此,要推行团结大多数的政策,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

建国初期,在主持大西南工作时,他更加重视稳定工作。1949年11月,就贵州新区的工作给二野五兵团的电报中认为,“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等等,这是很对的。”[1]1950年5月,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又特别强调:“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1]7月,在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民族问题,搞好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不出乱子,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同年12月,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他要求加强公安工作,加强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匪特的斗争,巩固革命秩序。[1]

1952年邓小平调到北京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领导全国财经工作,这时他特别强调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之上。同时,针对高饶联盟问题,在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和1956年9月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他都特别强调了党的团结和统一问题。他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1]根据这一精神,八大通过的党章,在党员义务的规定中,增加了新内容,把“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列为党员的义务。

1956年至1966年“”前,邓小平对社会稳定的关注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大民主”。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了严重事件,我国也出现主张实行西方式资产阶级民主、以大规模群众斗争或闹事来实现民主权利的现象,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了这种大规模风潮和闹事的“大民主”。同一样,邓小平也表示不赞成这种“大民主”。1957年4月,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人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吃亏的还是人民。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所以,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1]在他看来,反对官僚主义,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应采取小民主的办法,即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来执行。二是反对“大搞群众运动”。1961年10月,他深入分析了当时做群众工作常见的方式——搞运动的方式或谓之“热闹方式”。他说,“我们不能否定在某一个时期要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热闹的形式,……但是我们的群众路线,不能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是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1]他认为当时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违反了群众路线,最主要的还是做好经常性的工作。1962年2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群众运动要建立在大量的深入细致的经常性工作基础之上,而这几年“差不多是把搞运动当作我们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天天运动,这是不好的。”[1]因为许多经常性的工作被不断的运动挤掉了,这一教训应该吸取。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成为以后他保持稳定、不搞运动思想的雏形。但遗憾的是,这样有价值的思想未能得到贯彻执行,以至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十年“”的大动乱,使党和国家遭受惨痛损失。

“”开始后不久,邓小平即被打倒。亲身经历了那场浩劫,邓小平深知社会稳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当1975年他第二次复出时,主要做的就是对各方面秩序的整顿,以恢复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秩序。1975年1月,在总参干部会上就军队问题他说,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3月,就铁路部门的问题他又说,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把闹派性的头头调开。5月,就钢铁工业的整顿,他再次强调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7月4日对中央读书班学员的谈话中,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指出,同志过去就讲过,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可以说,邓小平主持工作的这一年,是安定秩序的一年。关于这一点,1987年10月,他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友人时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2]但随着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整顿被迫中断,然而,这一整顿可以说是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初步展开。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在1978年12月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他就指出:“安定团结十分重要。”[3]同时,也已经预见到改革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他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3]

从以上回顾中可以看出,邓小平的稳定思想并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的。

2“稳定压倒一切”是历史和现实的迫切要求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成为领导这一伟大社会变革的总设计师。他更加关注中国社会的稳定问题,并把它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中去思考,从而形成科学完整的社会稳定理论。

回顾1978年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巡谈话这段激动人心的历程,可以发现,邓小平对社会稳定的重视是以一贯之的,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在某段时间他又特别强调社会稳定问题,这样大致有三次。

第一次是1979年到1980年。当时各项工作刚开始走上正规,但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势力还很大。、“”和“”中打砸抢的残余势力,从极“左”出发破坏改革开放。同时,伴随思想解放,社会上出现了诸如“西单墙”的一些右翼势力,这些人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帜,企图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污蔑党的伟大领袖同志和无产阶级专政,公然宣扬搞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强调:“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3]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篇对整个80年代工作都极具指导性的长篇讲话中,总结回顾了粉碎“”以后三年多的工作,展望了80年代的任务,把“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的一个前提进行集中系统的阐述。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重要讲话,又一次集中系统地论述了社会稳定问题。他把经济调整和政治安定作为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并行的两个轮子,认为经济调整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遭到破坏,如果遭到破坏,调整工作就根本无法进行。[3]

第二次是1986年到1987年。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1986年12月中下旬,我国一些城市出现学生上街闹事现象,社会出现动荡。对此,邓小平在1986年9月至1987年6月的一系列讲话中反复强调中国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

第三次是1989年以后。由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共同作用,1989年春,国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在首都北京,动荡最后还演变为政治暴乱,严重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邓小平对这一事件自始自终给予了高度重视,支持中央采取坚决行动平息动乱。他用了“压倒一切”、“最高利益”等词语来说明稳定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并明确表示:中国不允许乱,同时还阐述了与稳定有关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以上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邓小平同志愈加强调稳定。那么,社会稳定对于当代中国为什么如此重要呢?综合邓小平的论述,主要有:

(1)稳定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必备前提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反复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没有这一局面,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行。在他看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但如果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一切都不可能。1985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陈鼓应教授时说:“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2]1989年2月,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2]这样的论述还很多,由此可见邓小平的良苦用心。他多次说过,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经济上还相当落后,而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必须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是他最为关心的。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秩序,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

(2)稳定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需要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西方国家对中国一直存有分化和西化的企图,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插手中国内政,总是希望我国越乱越好,以便从中牟利。1989年的政治风波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所以邓小平说:“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2]而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又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对此,邓小平分析道:“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2]“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2]所以,他要求,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

(3)中国的稳定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

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有赖于世界,但同时世界也需要中国。邓小平认为,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力量,是制约战争的力量,但这一力量现在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对世界和平的作用会更大。中国还是个巨大的市场,只有稳定,外国投资者和商家才有来此赚取利润的机会。因此,“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2]如果中国出现内乱,“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就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2]所以,中国保持稳定,不仅是对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

(4)稳定更是历史教训的总结

作为一个久经风霜的伟人,邓小平善于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是一部遭侵略、受屈辱的历史,世界上没有人瞧得起中国。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结束了内忧外患、动乱纷争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又贻误了发展的良机。邓小平说:“‘’耽误了十年。如果加上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二十年。”这二十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2]而这一时期是世界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时期,许多国家抓住机会,加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关于稳定,邓小平不止一次谈及“”。比如,“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3]我们已经有‘’的经验教训,这样一闹,就会出现新的‘’。”[2]“因为我们有‘’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2]“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那样的问题。”[2]“乱就打内战,‘’就是内战。”[2]等等。邓小平多次说过,之所以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的经验教训,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无疑也是这一总结的结果。

3稳定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具有多方面的含义

据粗略统计,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以前较少使用稳定一词,即便使用,也多指某一方面的稳定,用以指国家稳定则是在1984年6月30日会见日本友人时,他用了“中国稳定不稳定……”这样的表述方式。但这并不是说直到这时邓小平才有国家稳定的思想,在此之前,他大多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词来表达国家稳定之意。后来邓小平越来越多地使用稳定这一概念。邓小平所理解的稳定是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概念,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公务员之家尊龙凯时最新地址的版权所有

(1)政局稳定。1987年4月,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邓小平总结了“两个稳定”的思想:“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2]邓小平多次使用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实指的就是政局稳定。政局稳定在中国主要是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变,而其根本就是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不可动摇性。但党的领导不能仅仅寄托于一两个人身上,而要靠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来保证。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2]同时,他认为这个领导集体还必须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2)政策稳定。这主要指党和国家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关于这一点,邓小平的论述是相当多的。1984年10月,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他说:“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2]针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他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2]因为,“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2]所以,只要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就大有希望。

(3)经济稳定。如前所述,早在50年代初邓小平就强调国家财政的稳定性。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总是从政治与经济的联系中观察政治问题,深知政治稳定离不开经济稳定。所谓经济稳定,就是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不能滑坡。在邓小平看来,经济必须按比例协调发展,否则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对经济进行调整和整顿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过多地影响速度。1990年3月,他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2]因此,要敢闯、敢冒,抓住机会,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案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些,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2]他常说,讲究稳妥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变成停滞不前。

(4)文化稳定。文化稳定主要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并以这样的思想武装党和人民,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针对“”后社会上存在的否定的思潮,邓小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他认为,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中国革命可能到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同其伟大的功绩相比,只能是第二位的。“给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3]“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2]所以,思想永远是我们前进的旗帜,天安门上的像要永远保留下去。同时,还必须对全体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只会导致国家一盘散沙、全面内乱。

(5)社会稳定。这里是指狭义的社会稳定,主要包括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状况。社会风气是指某一时间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行为习惯和偏好,它主要包括党风、军风、民风、学风,因为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故最重要的是党风。邓小平认为,、“”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社会风气,遗毒很深,因此,“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2]至少要抓十年,才能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要从国家的未来青少年抓起,要在他们中大力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3]把他们培养成为忠于祖国和人民、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并专心致志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社会治安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关系到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导致一些人利欲熏心、铤而走险,一度犯罪率上升。对此邓小平认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2]“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2]“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2]对那些屡教屡犯的累犯,贩卖妇女儿童的,搞反动会道门活动的,以及经济犯罪特别严重、使国家损失几百万上千万的,都要依法判死刑,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他始终强调要两手抓,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他说,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6)农村稳定。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无论革命和建设都必须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2]后来他在1984年10月、1985年4月和1987年6月多次重申“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的观点,并把它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验向来访的客人介绍。

(7)国际稳定。1987年3月邓小平曾说,实现现代化,“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国内稳定与国际稳定一向是密不可分的,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要想有一个安定的国内建设的局面,自然少不了和平的国际环境。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邓小平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3]当时主要着眼于从1980年到2000年实现“小康之家”,所以希望能获得二十年的和平。1982年8月,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他又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3]这时,邓小平已经有三步走的战略构想,所以他认为,提出这样一个口号不是在讲空话,它完全是出自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的需要。后来在会见外宾的场合,他多次重申这一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他提出了诸如“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一系列稳定国际局势的主张。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范文篇6

的创新思想是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背景下,在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刘少奇在阐释思想时着重强调思想在创新视角上的价值内涵。他指出:“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情况,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艰巨的事业。”(1)刘少奇的分析准确地把握了思想的精神实质,肯定了思想在创新层面上的伟大贡献。

思想的创新价值在于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灵活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上,坚信,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是勇于创新的党。如果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墨守成规、不思创新,就会失去生机和活力,就不会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故强调:“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的创新思想在与党内错误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更加明确。20世纪30年代,党内“左”倾教条主义一度盛行,深刻认识到这一思潮的危害性。他严肃指出,教条主义的前途必定是革命事业的葬送,“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3)在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谈到党的干部队伍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时,多次强调“创造力”,认为“创造力”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创造力”在这里的真正含义是指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上,的创新思想有着鲜明的体现。秋收起义失败后,领导与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他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创新性的思考,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正确阐述了中共领导下的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的思想。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的创新思想也有生动地体现。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方案是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以创新的精神不断探索而逐步形成的。关于国体和政体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即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此后,多次论及这个问题。在1948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把“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和经济方针上,创造性地提出“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理论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不懈探索,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在1956年4月写了《论十大关系》一文,科学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1957年2月写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是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以创新的思维,全新的概念,提出和初步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中共“八大”提出的许多新方针、新设想是富于创新精神的,对于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思想的创新性体现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方面。邓小平曾精辟地阐释思想的创新价值。他说:“他创造性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4)

邓小平的创新思想是“”结束后,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来的。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的创新思想,并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全面理解邓小平的创新思想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创新关系到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伊始,面对我们党严重的“左”倾错误和整个社会思想僵化的局面,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创新精神,大力提倡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郑重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5)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面对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邓小平深刻认识到科技创新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他以极大的热情鼓励科技创新,支持科技创新。在他看来,科技创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986年,他亲自领导制订了《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1988年又组织实施了“火炬计划”。这两项计划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科技的发展和创新。创新关系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能否真正确立起来。创新与实事求是在思想内涵上具有统一性。曾经这样论述过实事求是,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求”就是研究、探索,“是”就是事物的内在规律性。实事求是要求我们必须用发展的观点来对待一切事物。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6)邓小平所说的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就是要求我们实事求是,立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创造性地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事求是的关键在于创新。

创新关系到改革大业的成败,并最终决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没有创新,改革就无从谈起。邓小平对粉碎“”后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他指出:“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7)改革是一场革命,没有先例,必须具有创新精神才能有所作为。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8)这里的“闯”和“冒”核心思想就是创新,可见邓小平不但大力提倡改革中的创新,而且已把是否具有创新精神,看成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邓小平既是创新精神的倡导者,也是其创新思想的伟大实践者。邓小平理论是其创新思想及实践的光辉结晶,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重要发展。其创新思想的基本点包括: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做出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障上,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等。

、邓小平的创新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和灵魂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为中国共产党树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出色完成了理论上的两次飞跃,产生了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科学地阐明了什么是中国革命道路、怎样走中国革命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创新思想与邓小平的创新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和内在逻辑性。他们进行思想创新的基本立足点是中国的客观实际,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对民族对人民深厚的爱,所依靠的力量是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依靠的理论支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创新过程中同样具有勇往直前、百折不回的品质和胆略。的创新思想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邓小平的创新思想使我们找到了通向富强和文明之路。的创新思想奠定了中共党人以创新意识独立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邓小平的创新思想是对创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两者一脉相承。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坚实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也有创新性的思考和实践。如,实现重点转移与建设现代化国家问题;独立自主走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问题;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关系问题;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等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独到的方法论和创新意识。邓小平继承了这些珍贵的思想遗产,继续未完成的探索,在以往全部经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进行了许多重要的理论突破和创新,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方向和道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新的实践经验对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益思想作了新的论证、充实和发挥,从而使思想获得了新的生机。”

和邓小平的创新精神极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共党人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以勇往直前的创新精神为中华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没有这种创新精神就不会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创新精神是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最鲜明的特点,它贯穿于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各个部分。学习和研究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不讲创新精神,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也不可能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同志断言,21世纪科技创新将进一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新的历史条件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也更加感觉到和邓小平创新思想和创新精神的弥足珍贵。

注释:

〔1〕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36.

〔2〕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9.

〔3〕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6.

〔4〕〔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5,150.

邓小平范文篇7

关键词:外交/中美关系/中国对美政策/邓小平

邓小平自1977年在中国政坛再次复出后,即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人。从对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作出决断,到积极促进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直至处理1989之后的棘手事件,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起伏不定的中美关系,他探索出的一整套对美战略和策略思想,不仅对促进和稳定当时的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人们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和处理当今的中美关系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本文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对邓小平与1977之后的中美关系进行考察,并试图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但双方因为台湾问题,一直未能建交。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曾对中方做出承诺,要在其第二届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尼克松连任总统后,因受“水门事件”的影响,无法实现诺言。福特继任总统后,在台湾问题上仍然是举棋不定,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陷入了僵局。这种局面直至卡特总统上台初期仍然未有根本性的改观。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拖的方针,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现状,构成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1977年,随着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再次复出,打开对美谈判僵局的艰巨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1977年8月,为寻求解决久拖不决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美国总统卡特派遣国务卿万斯(cyrusvance)对中国进行一次“探索性”的访问。8月23日,万斯在北京向中国外长黄华提出,美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中美建交后“必须通过一项非正式协定,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万斯还表示,在适当的时候,美国将公开声明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不否定这一项声明,也不要发表任何有关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声明”。cyrusvance,hardchoice:criticalviewsinamericanforeignpolicy(simonandschuster,1983),pp.82-82.

邓小平与1977年之后的中美关系美国研究万斯的这个方案不但没有在中美关系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而且从实质上看是从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倒退了,因为它是变相要求中国以默认的方式,承诺不对台湾使用武力,而“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实际上等于再次提出了曾被中方否定的“倒联络处”方案,即中美间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而美台间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这与中方的要求相去甚远。

为了全面阐明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邓小平于8月24日会见了万斯,并且坦率地指出,“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民间来往,我们可以同意。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时的谈话》,1977年8月24日。

这次中美会谈虽然未能就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对双方熟悉和了解对方政策的底线是有帮助的,特别是邓小平在坚持中美建交三项条件方面的坚定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政府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较大让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1978年春,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出现了新的转机。这首先是由于美苏关系出现了波折。美国国内的舆论中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观点认为,苏联因“缓和”单方面获了利,而美国却吃了亏,从而对美国的对苏缓和政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这种情况促使美国政府重新关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因为,在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中,虽然中国的力量最弱,但却能起到重要的“平衡”作用。为了对付苏联,美国需要再次打“中国牌”。另外,中国在邓小平复出后,加速经济发展,准备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美国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在这种背景下,卡特于1978年5月17日,对即将访华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inski)下达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指示,明确表示:“美国的决心已下”,已经准备积极协商向前推进,消除正常化的各种障碍。zbigniewbrzeinski,powerandprinciple(farrar,strausandgiroux,1983),pp.207-209,appendix1.

1978年5月20日,美国总统特使布热津斯基带着这份条件明确的指示到达北京,先后与黄华外长和邓小平进行实质性的会谈。他表示,美中关系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个中心环节,美国政府已下决心要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但希望(而非作为条件)在美方作出期待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这样美国国内的困难将更容易解决。ibid.,pp.211-212;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邓小平对此不失分寸地做出了回应。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过去我们也说过,对自己国家统一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不关心,不急于解决呢?我们很希望能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然我们历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合作的余地。有许多问题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不少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希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时的谈话》,1978年5月21日。在这次会谈中,布热津斯基还提议,如果中方方便的话,美国已授权伍德科克(leonardwoodcock)大使于6月开始就中美建交问题同中方进行高度机密性的谈判。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布热津斯基带来的美方最新信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双方商定从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开始举行中美建交秘密谈判。在谈判中,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长黄华1978年11月下旬,黄华外长因病住院,中方任命韩念龙为外交部长与美方进行谈判。,美方代表是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leonardwoodcock)。中国方面的谈判工作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除此之外,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先后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韩叙、柴泽民也举行了多次会谈,沟通情况,加深理解。

中美谈判的焦点是中美建交后的美台关系问题。经过多次磋商,中美双方的立场逐渐明确。1978年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再次约见柴泽民,表示卡特总统希望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并认为1978年12月或1979年1月将是“一个特殊的时机”。随后,在11月2日中美举行的第五次会谈时,美方提出了联合公报草案,一共16条,内容包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互相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行政部门将为调整与台湾的关系向立法部门提出特别立法。草案提出,中方可以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统一问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事情,别国无权干涉。中国还应表示,统一问题将和平地实现;美方将表示,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邓小平在仔细分析了中美会谈的进展情况后,决心要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1978年11月2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看了布热津斯基同柴泽民的谈话和外交部报来的同伍德科克第五次会谈的请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当然不一定赶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协议之前,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讲也要加快。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

这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都要求中国领导人抓住时机,早下决断。当时由于中越关系急剧恶化,苏越又签定了同盟条约,中国已在考虑对在边境不断挑衅的越南采取惩罚性的有限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牵制苏联,中国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就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已如箭在弦。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因此,邓小平这时在谈到中美建交问题时,强调“这确实是个大局。”《邓小平与李先念、许世友、李德生等人的谈话》,1978年12月1日。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中国领导人尽早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心。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78年12月13日至15日连续三天与美方代表伍德科克进行了会谈。原外交部副部长朱启桢回忆道,中美建交谈判到最后,一个问题卡住了,就是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我们是三大原则,这三大原则美国接受了,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但是在出售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上,美国不让步。当时如果坚持要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我们就可能丧失与美国建交的时机。但是如果说我们为了求得同美国建交,对武器问题就放过去的话,这个问题将来就成为一个长期解决不了的遗留问题,所以最后邓小平同志跟美国谈判代表谈判的时候,就提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武器问题就留待双方建交以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解决。因为有了这句话,才有后来的“八·一七公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著:《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221页。邓小平还提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鉴于美国要求于1979年底按条约规定期满“自动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邓小平要求美方在该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要再向台湾出售武器。

从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后结果来看,中美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首先,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中国原来坚持建交前必须废约,后来体谅美方困难,同意美方在法律生效期满之时终止该项条约。第二,美方原来要求在建交之际将单方面发表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而中国不要予以反驳。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双方通过协商,决定各自都可以发表声明陈述自己的立场。中国方面后来在声明中指出,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内政。不过中方也表明了愿意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第三,在最棘手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双方决定保留分歧。中国保留以后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美方则表示相信,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将会逐渐出现有利于讨论这个问题的气氛。美方还保证在美台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双方一致同意不因这一问题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间表,从而表现出向前看的长远眼光。

至此,中美建交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邓小平和卡特总统的决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双方达成上述协议的基础上,中美两国于1978年12月16日(美国时间12月15日),共同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

二、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中美建交之后,邓小平把美国看作是实现对外开放、引进资金技术和扩大贸易的重点对象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加大了对美经济贸易的力度。从中国方面说,打倒“”之后,国内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对外开放,需要扩大对外经济贸易,需要学习和借鉴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并从美国那里取得发展经济所缺少的资金和技术。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与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几乎是同步,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在访美前夕会见美国客人时,曾阐明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他说:“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09页。中美建交伊始,邓小平就开始为克服发展双边贸易中存在的障碍,尤其是为早日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了艰辛的努力。

1979年1月2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北京接见美国国会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他在谈到中美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时说:“中美贸易有广阔的前景,美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竞争力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强一些。但还有一些障碍。既然两国关系正常化了,这些障碍就应排除,比如最惠国待遇问题如能解决,障碍就减少了”。《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的谈话》,1979年1月2日。随后,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就解决两国被对方冻结征用的资产问题、签订长期贸易协定、航空协定和海运协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最惠国待遇问题,他说,你们不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我们偿还能力就受限制,最惠国待遇不只是中国的需要,也是美国的需要,而美国的需要并不比中国小。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开始在中国最惠国待遇方面给予通融。1979年5月6日至15日,美国商务部长访华,与中国方面商讨中美经济贸易实质性问题,双方于5月14日草签了中美贸易协定。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系建立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缔约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双方同意,采取一切措施,促进两国贸易持续和长期的发展。”《人民日报》,1979年5月15日。1979年7月7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和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中美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中美双方将在关税、手续税费用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向对方的商号、公司等贸易组织提供最惠国待遇,相互对等地保护专利、商标和尊龙凯时最新地址的版权,允许建立在本国领土内的对方的金融机构,根据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开展业务,协商解决双边贸易问题等。

1980年2月1日,中国外交部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互换照会,确认各自已经完成必要的法律手续,从而使中美贸易协定即日起开始生效。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这之后,中美贸易有了迅速的增长。

在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解决之后,邓小平又为在经济技术领域,解除美国政府限制美国技术进入中国问题进行努力。1982年9月8日,邓小平指出:“我访问美国时双方签订了科技合作的协定,但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没有把一样比较像样的先进技术转让给我们。我同黑格谈过,他也感到惊奇。就连联合国帮助我们普查人口的电子计算机也拖了好几年,拖到去年才最后批准。美国过去长期把中国放在‘y’组,26个字母,是倒数第二个。”《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的谈话》,1982年9月8日。邓小平认为,这种状况应尽快改变。

在此之后,美国相继放宽高级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1982年美国总共向中国出口了价值5亿美元的防卫和高科技产品。jamesmann,aboutface:ahistoryofamericascuriousrelationshipwithchina,fromnixontoclinton(alfredaknopf,inc,1998),p.40.1983年6月21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华技术转让的新规定,将中国从美国出口管制分类的国家改为v组,即列入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一组内。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继续对来访的美国政界人士做工作。他指出:“中美关系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一是技术转让。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美方有些松动,我们表示欢迎。但松动到什么程度,也还要看。”他还说,“在技术转让问题上,重要的是中美能成为什么样的朋友,是普通朋友,还是比较好的朋友。”《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员杰克逊时的谈话》,1983年8月27日。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之后,美方承诺加速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和转让技术许可证的审批,并表示,在1983年已公布的七类产品放宽限制的基础上,将考虑制订另外十类产品放宽限制的指导方针,其中包括微波通讯、导航设备、激光、数控机床、非军用飞机等。这表明里根政府在中美关系方面更加强调发展中美经济贸易,这一方面是希望以经济贸易关系来推动双边政治关系,借以牵制中苏关系缓和;另一方面也是看好中国又一轮经济改革浪潮下的市场潜力。

在邓小平积极倡导下日益发展起来的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且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构筑了一个新的支点。正因如此,尽管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关系磕磕拌拌,时常遇到很大的麻烦,但中美间贸易却仍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并日益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主导因素之一,这对维护中美关系大局起到了的一个强有力的新的战略支撑的作用。中美在经贸方面的共同利益和相互需求,必将对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三、打破美国对华制裁

1989年,正当中美建交进入第二个十年,人们对此寄以很大期望的时候,中美关系却因春夏之交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骤然跌入低谷。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中美关系降温至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邓小平认为有必要表明中国政府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原则立场和决心。1989年7月2日,他在会见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时说:“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33页。此后,他又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提出:“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中国方面据此适时调整了对美方针,沉着应对。

在中美关系处在僵局的时刻,曾经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人利用其与中国领导人有良好关系的特殊身份,再次肩负与中国领导人对话,共同探索摆脱危机的重任。

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尼克松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北京。尽管严格说来尼克松是以平民的身份出现的,但中美双方都清楚尼克松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方面所能起到的独特作用。因此,中国方面对尼克松的来访极为重视。邓小平与之进行了实质性的谈话。他对尼克松说,我们同美国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他请尼克松转告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的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邓小平表示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并认为这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详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333页。

尼克松在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谈话之后,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中国希望恢复同美国的良好关系,但是坚持必须由华盛顿采取主动;二是北京目前不愿意对6月发生的事件重新做出评估。美联社北京1989年11月1日电。尼克松说,在这件事上,他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就像是两条在黑夜中穿行的船。他们有他们的看法,而我有我不同的看法。合众国际社北京1989年11月1日电。但尼克松认为,中美双方应该讨论这些分歧,并尽力解决分歧。

尼克松回国后于11月5日向布什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汇报了此次中国之行的情况。这次访问所形成的第一手材料对于美国领导人准确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及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是有意义的。1989年11月7日,布什总统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尼克松前总统这次私人访华是很有益的。但布什在谈到中国方面所坚持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点时又说,他认为“不是那种情况”。《人民日报》1989年11月9日。

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不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又应中国外交部的邀请,于11月7日至10日访问中国。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邓小平会见了基辛格。他对基辛格说:“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42页。在美国宣布中止中美高级官员接触的情况下,尼克松和基辛格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与之举行会谈,实际上起到官方的作用,维持了两国间的微妙联系,沟通了两国对彼此间立场的了解,而这对恢复和发展中美关系有重要意义。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总统布什开始考虑采取一项更大胆的行动探索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那就是派遣美国总统特使公开访华。1989年12月9日,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抵达北京。12月10日,邓小平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并对他说:“你这个行动,是一个重要的行动。重要的意义就是,中美尽管有一些纠葛、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这句话点明了中美关系对稳定世界格局的重要性。他还说:“将军这次来访是通报马耳他会谈,实际上应该说是双方一个共同的愿望:能够尽快解决6月以来中美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纠葛,早点解决,使中美关系能够得到新的发展新的前进。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人民日报》1989年12月11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1972年到现在的17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我多次讲过,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邓小平还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351页。

在邓小平的讲话中,引人注目的是,他为改善中美关系提出双方都应让点步,要双方努力,不要久拖不决。这是在布什总统先采取主动行动在尼克松访华时,邓小平曾提出,中美要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之后,中国做出的积极回应,体现了中国方面对恢复中美关系的诚意和外交方面的灵活性。

斯考克罗夫特的这次中国之行虽然以通报美苏首脑会谈为名,但却是布什政府为响应中国方面“解铃还需系铃人”的一个打破僵局的主动行动。而中国方面在邓小平确定的基调下,显示出了改善关系的诚意。中美这次会谈的结果表明,双方承认存在分歧,尤其是在人权问题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但双方都认为两国在广泛的领域内仍存在着共同的利益,都愿意采取措施为减少分歧做出努力,以便使中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

布什总统在派特使访华后不久,便采取一系列主动行动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1989年12月19日,美国总统布什批准向中国出口三颗美制通讯卫星,实际上是在对华全面制裁中打开了一个缺口。1990年1月10日,美国政府还宣布将不再反对世界银行对中国提供的所有贷款,但将密切注意贷款是否用以满足人们基本需要并在逐项的基础上进行考虑。美国政府的这项决定虽然还留有尾巴,但毕竟是在总体上减轻了对华制裁。

中国方面对于美国的上述姿态也做出了一些呼应。如针对美国所担心的武器扩散问题,中国公开声明,中国没有向任何中东国家出售过中程导弹,今后也不向中东出售中程导弹。中国还准许一名“美国之音”记者入境。中国原则上同意恢复富布赖特交流计划中的客座教授和学者互访,但不再向美国派出攻读学位的留学生。中国政府还宣布自1990年1月11日起解除在北京部分地区自1989年5月20日以来实行的戒严。这一决定既是基于国内政局已趋向稳定的考虑所采取的步骤,同时也有缓和中国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的考虑。1990年6月,中美双方经过磋商解决了方励之滞留在美国大使馆长达一年的问题。

这样,在中美两国领导人邓小平和布什的决断下,双方为不使两国关系陷入完全破裂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终于使中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这就为中国逐步打破西方的制裁,争取日后中美关系的改善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结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这一时期邓小平处理中美关系和制订中国对美政策过程呈现出以下几个具有启发性的显著特点。

第一,邓小平是从长远的战略观点出发来看待中美关系的。他曾一再强调:“如果要使中美关系不停滞并且要继续发展,关键问题是从什么角度来观察和对待中美关系,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对待两国关系,还是从一些暂时的、战术的策略观点来对待两国关系。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中的一部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91-192页。由此出发,尽管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这一时期邓小平在制订对美政策时,已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根据国家的最高利益,从大局着眼,不仅在对付苏联威胁时,及时发展和维护了中美之间的合作,而且在中美关系遇到挫折时,仍能够保持冷静,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观点看到,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仍然超过两国的分歧,由此做出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页。的基本判断。

邓小平范文篇8

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早在战争年代,邓小平同志就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他说:“政治工作,在巩固新战士与提高其战斗力上,是应该而且能够发挥其极大作用的。”他还认为,政治思想工作对于发动群众,提高部队战斗力,对于巩固我党和军队政治经济基础,提高群众和党员的思想觉悟都有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个传统不能丢,它是我们的传家宝,是我们的政治优势。他说:“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是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邓小平同志这一系列重要论述说明,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在总结改革开放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时,邓小平同志要求全党同志坚决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对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言行多次提出过严肃的批评。仅在&*-*年那场“政治风波”前后,就四次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他说:“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现在我们国内形势很好。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党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他还从战略的高度,语重心长地提出,“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了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越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二、关于德育目标的层次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认真总结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并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科学地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作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培养人、教育人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一个层次分明的有机整体。有道德、有纪律是实现“四有”思想政治工作战略目标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有文化是形成正确思想,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的必要条件。有理想是“四有”新人的首要素质,处在最高层次,居于核心地位。其实,人一生下来,最先学习的不是文化知识,而是道德,首先必须学会做人的基本道德规范,然后才去学习文化。有了文化,懂得纪律,然后才逐步树立自己的奋斗目标,成为一个有理想的人。因此,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有理想是一个渐进性的有机整体,这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新时期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才素质要求的层次性特点。

不仅如此,邓小平同志还非常重视把广泛性与先进性要求结合起来,他指出:“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仿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前进。”这说明德育要取得成效就不能脱离实际情况,必须从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提出不同的要求。在现阶段,由于人们的经济地位、文化程度、所处环境以及主观努力程度的差异,存在着先进、落后和中间状态的差别,这种状况决定了在德育过程中,不能千篇一律地用先进性的要求去对待具有不同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人。必须把先进性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德育不坚持先进性,就有背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危险,就难以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德育不坚持广泛性,就有可能产生脱离大多数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德育就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优势。因此,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德育才能发挥最大效益。

三、关于德育内容的层次性

坚持德育目标的层次性原则,就要根据不同的对象,确定不同的教育内容。明确区分应当提倡的、必须做到的、允许存在的和必须反对的,既照顾多数,又鼓励先进,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根据我国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状况和社会精神风貌的实际,按照新时期德育战略目标的规定,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德育内容的重要思想,科学深刻地阐述了新时期德育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层次:

1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邓小平一贯重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开展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他指出:“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和新时期的实践经验,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这就为我们开展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指明了方向,规定了目标、任务和内容。

2法纪教育。邓小平强调指出:“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他还全面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邓小平同志还极为重视纪律,他反复强调:我们要培养的“四有”公民中,有纪律对于实现其他“三有”起着重要的保证作用。邓小平明确指出:“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他还强调指出:共产党员一定要带头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要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

3思想教育。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学习,这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结合新形势的需要而提出的新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同时,他也重视对公民尤其是对青年人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是三位一体、相互促进的。对全民族和全体人民来说,首先要抓好爱国主义教育。”邓小平还十分重视理想信念教育。他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过去我们党尽管很弱小,困难很多,就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所以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当前,坚持和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人们的头脑,引导和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三观”教育,既是理想信念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又是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内容。对此,要有足够的重视。

4政治教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验的集中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历史证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就是因为我们制定并坚持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党的基本路线。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强调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这就要求我们要教育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思想,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融会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去。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德育内容的上述四个方面的论述,大体可以分为由浅入深的层次结构。只要遵循这个层次结构,按照不同群体的文化教育程度以及人们存在的主要思想问题,分别施以不同层次的教育,必然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广大群众中,要大力提倡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大力倡导勤奋劳动、诚实守信,互助友爱的精神,倡导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结合的集体主义精神。对于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尤其是党的干部,要引导他们树立远大理想,发扬奉献精神,大公无私、清政廉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于学生,也要根据其身心发展的特点,合理确定大、中、小学校的德育内容,做到既相互街接,又有渐进性特点。

四、关于德育途径的结合性

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德育工作的纵联横合。在讲到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与现代精神文明成果之间的关系时,他指出,既要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道德传统以及党和人民的革命优良传统,又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成果,应注重运用继承与创新的研究方法,发动群众进行研究的方法,把基础理论研究与理论运用研究结合起来的方法,加强德育工作的理论研究。在谈到如何处理中西德育的结合时,他强调指出:在继承传统,引进吸收国外文化中,要弘扬优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吸收,不能盲目照搬,全盘西化。要重视运用开放的思想方法,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在论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关系时,他说:“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的进步。”各级各类学校都应该认真贯彻好党的教育方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他引用同志的话说:“同志说:‘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这是全党全社会的事情,党政工青妇企都肩负着重要的责任。要在全党、全社会共同营造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良好氛围。“党、群众组织、军队、企业、机关,都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要把经常的组织工作、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建立起来。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大德育观念,创建全员育人工作的新格局,全面实施社会德育、学校德育与家庭德育协同运作的一体化;思想政治工作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决策与管理的一体化;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与渠道的一体化。

五、关于德育管理的实效性

邓小平同志强调党要加强对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教育建设的领导,关键是党风建设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要发挥宣传思想、教育、文化部门的规划指导和组织功能,健全党、政、工、团、群等齐抓共管的体制,把经常的组织管理工作、宣传教育工作建立和完善起来,既能明确各自的责任和分工,又要形成齐抓共管的育人合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要从各方面来共同努力。”“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只要长期坚持下去,就能达到教育的实效性。

为了检验全员育人的效果,邓小平同志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德育工作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也必然要以“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检验和评估自己的工作效果,坚持这一标准,就是对德育工作中的“惟书、惟上”和极“左”思想的彻底否定。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凡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工作,有利于培养“四有”新人的德育工作都应该去做,而且必须做好。关于加强新时期德育工作的评估,邓小平同志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说:“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所有的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机关,都要有对工作的评比与考核。”因此,新时期的德育工作必须结合实际,按照党在不同时期对德育工作的不同任务与要求,进行科学的评估,并把评估与德育工作的建设结合起来,促进德育工作的制度化和系统化。

邓小平同志的德育系统观立足于社会大教育及大德育观,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德育的地位、目标、途径、方法、管理与评价等方面的问题。这些丰富的论述,不仅包含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中,而且反映在有关青少年工作,特别是学校教育的论述中,学习与研究这些思想,是做好当前学校德育的改革与实践,促进学校德育系统化发展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6,314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8,63,110,111,144,305,371,381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6

邓小平范文篇9

马克思主义历来就认为,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页。)列宁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注:《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这些思想表明: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

和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本质的上述基本观点,他们通过对现存制度下两种类型的民主作深入的对比和分析,揭示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社会最高类型的民主,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

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7页。)社会主义民主最本质的特征和核心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邓小平坚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的观点,反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他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要把民主与专政结合起来,“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页。)

其次,社会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民主所无法比拟的民主。指出:“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6~367页。)“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0页。)邓小平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民主的本来意义是人民的权力、多数人的统治。社会主义民主的出现,使人民第一次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使多数人的统治第一次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实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与资产阶级民主相比,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的民主。

二关于民主的地位问题

在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和邓小平都认为,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在民主革命的各个阶段,都把建设民主政权视为革命的根本目标和首要任务。早在1925年11月,就提出“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的主张。1939年5月4日,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著名讲演中明确指出:“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1945年7月,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我们党如何跳出“其兴也@①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作了明确的答复。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注:黄炎培:《延安归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作为国家制度的人民民主的实现。民主的地位和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变化,发展民主、实现民主也被赋予全新的涵义。把民主

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政权的巩固紧密结合起来,揭示出民主的重要作用。主要内容包括:发扬民主,有利于正确的集中,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发扬民主,有利于全党、全民的团结,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不可能实行有效的监督,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等等。正是由于对民主的作用有充分的认识,1957年我们党进行整风时,提出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457页。)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点就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的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再次重申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指出:“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联系这段话的上下文,我们不难看出,所指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是别的东西,正是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

需要说明的是,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国内也出现少数人要求实行西方的议会制民主和两党制。对此指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显然,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上得出民主是一种手段的结论的。作为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民主必然为其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这无疑是正确的。据此推断出只是或者主要是把民主当作手段,而忽略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正确主张,显然是不科学的。另外,曾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297页。)据此有人认为,在这里仅仅是把民主当作达到集中的手段,间接地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本人认为,这种看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解释得很清楚,“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只凭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就难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没有民主,没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发挥出来。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是毋庸置疑的,在实践上对于当时克服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是大有裨益的。建立和发展经济毫无疑问必须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克服经济决策、管理中的主观主义倾向。能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直接关系到经济活动、经济建设的成败。

邓小平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拥护的正确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观,坚定不移地把建立新型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革命的奋斗目标。1941年4月,邓小平就对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发表过精辟的、全面的论述。他说:“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正确的。新中国诞生以后,邓小平一贯坚持关于发扬人民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从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阐述了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更是从“”的沉痛教训中深深认识到发扬人民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多次重申要造成提出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指出这一论述是建党学说的新的发展。他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为创造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而奋斗。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结合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就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下新的观点:(1)“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严重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人们因担心被追查,被扣帽子,不敢讲真话,讲实话,思想僵化,因循守旧。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向全党发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他把民主问题与解放思想结合起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强调民主的作用:只有解放思想,把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调动起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为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等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2)“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

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就是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政治上就是要发展民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激发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从而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正是基于对民主的地位和作用的独特见解和高度认识,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三关于民主的形式问题

学术界存在一种看法,认为是主张搞大民主的,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曾明确表示“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二是大民主的主要形式就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对“四大”是持肯定态度的。笔者不敢完全苟同这种观点。

第一,揭示了大民主的本质,明确指出主张搞大民主是错误的,有极大的危害性,必须坚决予以制止。指出:“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大民主在本质上就是西方的议会民主;搞大民主是错误的。强调,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明确表示:“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8页。)第二,虽然提出“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但这只是借用了大民主、小民主的提法,因为他觉得这种讲法很形象化。这种大民主是专门用来“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4页。)。这种大民主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上述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其正确性。第三,不能将“四大”简单地等同于“大民主”。无论是大民主、小民主,还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提法,都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在的著作中,这两种提法的广泛采用在时间上是存在差距的。大民主、小民主的提法主要反映在1956年11月至次年3月初的有关文章和讲话中。“四大”的提法则主要是在1957年3月中旬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的有关文献中提出来的。曾充分肯定过“四大”形式,称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要把这种形式传下去。随着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结束,1958年以后,也基本不提“四大”了。但是,在实践中,“四大”形式在“”期间被广泛采用,成为一些人造反夺权、迫害干部群众的手段,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75年宪法还错误地把“四大”规定为人民的民主权利,直到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才最终取消。“四大”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显著特点是参与者的自发性、运动过程的无序性和运动后果的破坏性,与着重强调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大民主显然是有差别的。

邓小平范文篇10

【关键词】邓小平;改革开放;智慧;稳定

谈到改革,人们往往会把邓小平的改革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相对照,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有截然不同的结局。不得不认可这么一个事实:戈尔巴乔夫改革最后失败了,邓小平改革把中国带上一条发展的道路,一条新的道路。其中机缘巧合,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包括两国改革的起始条件不尽相同等,但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最高决策者的威望和智慧。对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也承认。据外交部部长李肇星说,他有一次在飞机上偶遇戈尔巴乔夫,曾问过“苏联改革为什么失败?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在短短几年内就解体了?”戈尔巴乔夫犹豫了片刻后回答:“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①如果硬要把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放在一起比较,我认为有两大不同。一个是政治经验、资历权威和权力基础,戈尔巴乔夫同邓小平没法比。这是历史形成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民意呼声很高,但民意如流水,因时而变,没有几年戈尔巴乔夫就失去了政治明星的色彩,人们转而追逐更加激进的叶利钦。二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策略有重大失误。古往今来改革者很多,但改革成功者很少。改革对最高决策者的智慧要求是很高的,一方面,要求改革者有能力破除各种阻力,推进改革进程;另一方面,又要求改革者有能力掌控改革进程,不至于使改革这艘巨轮倾覆。回过头来看邓小平改革,我认为至少有五个方面值得总结。

一、慎重处理历史问题

邓小平启动改革的时候,面临这样一种形势:一方面必须大规模进行拨乱反正,使中国从“”的阴影中走出来,从过去的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轨道转到现代化的轨道上来,使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到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在这个大转折过程中,不至于发生大的动荡。或者说,既要纠正的晚年错误,同时又不能够损害党的权威。我认为这与1956年赫鲁晓夫所面临的状况有相似的地方。相比较而言,邓小平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比赫鲁晓夫的智慧高一层。从1978年起,开始了一个拨乱反正的历史性进程。在思想领域,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质上是一次摆脱“”理论和个人崇拜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领域,进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调整各方面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把几十年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回来,重新凝聚了人心,并且为改革准备了干部和群众基础。中国的改革开始正是以这种观念上和政治上的变革为前导的。在这一过程中,怎样处理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对的评价,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邓小平清楚,“”迟早要有一个结论,但他起初认为条件还不成熟,不要匆忙作结论。后来他看到,把历史问题放一放,集中力量搞建设的想法不太现实,无论是结束对历史是非和恩怨的纠缠,还是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依据,都没法绕过历史问题的评价,而且国际上也有种种猜测,担心中国的政策出现反复。一个时期,“”结束前27年历史的评价问题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历史评价的核心是对和思想的评价。1979年10月间,邓小平改变了想法,决定起草一份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十分警惕“非毛化”的说法,也绝不搞所谓“非毛化”。邓小平讲过,.“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①1956年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错误,这是苏联发展必须要走的一步,但是赫鲁晓夫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比较粗糙,没有经过党内的广泛酝酿、讨论,就以个人秘密报告的形式在党代会上讲出来,而且很快报告就泄露出去,等于是在大家没有事先准备的情况下,扔下一个炸弹,引起苏联国内以及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大震荡。这个教训邓小平、陈云等人始终记着,他们力图避免这种结果,在评价问题上,采取了很谨慎的态度。不是草率从事,而是经过两年多的时间起草、讨论、修改,其中包括四千人高级干部的讨论,才做出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个起草和讨论过程,也是在党内达成共识的过程。邓小平为起草历史决议定了三条原则,“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思想。②决议采取的方式是把思想和“晚年错误”区分开。在这个前提下,彻底否定发动“”的理论和实践,同时肯定一生“功绩远远大于过失”。明确思想“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但对思想作出新的诠释,突出地强调它的“实事求是”的特性,强调要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党的理论。这样一个处理方式在当时是引起质疑的,有些人认为逻辑上说不通。但是对邓小平来讲,他认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主要有三个:第一,通过继续肯定和思想,维护党的正面形象,避免像苏共二十大后所引起的剧烈政治动荡;第二,对思想做出新的阐释,为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铺平道路,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第三,通过这一决议,大体上使人们在历史问题上的争论基本结束,可以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对《决议》的评价,从开始到现在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对的错误批判不够,有人认为对的否定过了头。以今天的观点看,决议对历史的总结,特别是对“”的总结是不够的,仅仅从政治上彻底否定“”,还不足以真正汲取“”的深刻教训。然而,所谓“历史决议”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决议,它要寻求当时党内外“最大公约数”,考虑政治的可接受性。不能否定《决议》在当时的历史作用,所谓历史作用就是“历史之锚”,把历史固定下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向前走。如果当时不做出这一决议,不把历史问题敲定,可以想象,多方力量还会不断为历史问题而缠斗。从历史实际进程看,从中苏对比看,我们可以体会到邓小平的政治智慧。

二、以渐进方式推进经济改革

一般把苏联改革称为激进改革,把中国改革称为渐进改革,或者说苏联是“休克疗法”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某种意义上讲,“摸着石头过河”在当时也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因为刚开始改革,从领导人到经济学家,都认为体制有问题,要改,但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怎么改,目标是什么,谁也不可能提出一个完整的改革路线图或者行动方案,所以当时只能够采取逐步试验的方法,走一步看一步。反过来讲,假如1978年就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党内肯定通不过,而且可能连起步都很难。我们一般称邓小平为改革的总设计师,事实上,邓小平并没有提出改革的总体蓝图,但是有一个很清晰的发展蓝图,就是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很确定的,而且坚定不移。正是这样的目标为各种改革试验开辟了广阔空间。确立了这样的目标,也就确立了一个标准,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什么方式都可以尝试,国外的各种经验都可以拿来借鉴。邓小平的思想是开放式的,对于经济改革,他是很放手的,只提出一些原则要求。至于具体怎么改,是“摸着石头过河”,鼓励大家“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及时总结经验,对的坚持,错的改正。所谓渐进式改革,就是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不搞“休克疗法”,一揽子解决,而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走一步看一步。所有改革都具有实验性质,不是按照事先画好的路线图,而是问题导向的,逐步地解决改革中间遇到的问题。通过总结局部试验的经验形成政策,然后在更多的地方推广。在计划经济的主体不能大动的情况下,率先在农村、乡镇企业、城乡个体私人经济和对外开放等“体制外”取得意想不到的突破,在计划体制之外发展出很大一块市场主体和市场环境。在宏观政策上,采取了价格双轨制等一系列双轨制的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当然,“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局部试验逐步推广,也会造成新旧体制大量的摩擦和矛盾,事实上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价格双轨制带来“官倒”大量的寻租空间。但是,除了这条路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一夜之间把价格都放开?不可能。渐进式改革尽管不是一个理想的改革模式,但它是一个可行的改革模式,可以分散风险,降低阻力,同时给执政党、干部队伍和普通民众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面临多重约束和阻力。改革必然会引起权力的重新分配和利益的重新调整,有人受益必然有人受损,所谓“帕累托改进”的情况是很少见的。既得利益不见得只是特权利益,还包括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改革进程不可避免地引起新旧体制的摩擦和冲突,极易引发经济紊乱和波动,甚至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还有一个是意识形态的约束。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轨道,意识形态上的、观念上的障碍根深蒂固。20世纪80年代的分歧大部分不是利益之争,而是观念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不要以为观念之争比利益之争好解决,在某种意义上,利益之争可以通过利益交换来解决,而观念之争面临一个信仰问题,一个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分歧,事实上也是争论不断。邓小平的方针是鼓励探索,尊重实践,因势利导,用事实说话,关键时刻果断拍板。真正促使干部队伍逐渐转变观念,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改革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改革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做适应性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顺势而为的过程,“势”到了就可以成功,“势”不到,即使有前卫的想法也不能成功。例如股份制,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但当时只做了局部试点,不可能全面推行。到20世纪90年代,因为整个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所有制结构已经是公私对半,平分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公有制如果不做改动,在市场竞争中就会衰落下去,因此就必须促使国有企业改革,包括推行股份制、公司制改制。

三、寻求变革中的稳定秩序

对比戈尔巴乔夫改革和邓小平改革,人们一般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是先政治后经济,用政治的办法来解决经济改革解决不了的问题;而邓小平是先经济后政治,用经济的办法来解决政治问题。当然也不是绝对。邓小平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①邓小平至少两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一次是1980年,邓小平作《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报告;一次是1986年,反复强调应该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还组织了大量的讨论,包括成立中央五人小组研究方案。这两次都是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命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政治发展或政治改革方面建树至少有三点。首先,他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到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从继续革命、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轨道转到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道路,这虽然不是一个制度性变革,但是带有转折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发展和变化都源于此,如果没有路线转变,一切都免谈。其次,从运动治国和政策治国转向依法治国,实质就是要由人治转向法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基本是没有法律的状况,靠政策来治理国家,靠人治,不断发动运动,靠运动治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方面有所改变,在立法问题上有很大进展。当然,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次,逐步推行退休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些改革都基于两个考虑,一是如何避免“”的历史重演,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一心一意搞建设。二是如何扫除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核心的考虑就是提高效率,加快发展。实际上戈尔巴乔夫起初也是从经济改革开始,但是因为遇到强大阻力,改不动,最后转向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认为,阻力来自于官僚体系,需要先把官僚体系摆平,也就是通过政治改革把阻力消除。戈尔巴乔夫不是依靠党的各级系统消除党内阻力,而是在内外压力下把权力基地由党内转向总统机构,结果把事情都搞乱了,导致权力基础瓦解和权威丧失。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失败,经济形势迅速恶化,也使得他的改革失去民众的广泛支持。早在1989年9月,邓小平已经估计到东欧剧变后苏联肯定要乱。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②与戈尔巴乔夫不同,邓小平有一个基本思想,他认为中国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依赖于经济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他在南方谈话中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③而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推进,“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就没有效率。不统一,一事无成。”④因此,如何维护变革中的秩序和权威,是他始终警惕的问题。

四、管控党内分歧和社会思潮

所有改革者都面临来自“左”或右、保守或激进两股力量的牵扯、博弈,真正成功的改革者只能够两面作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是两手,一手反“左”,一手反右,一会儿强调反“左”,一会儿强调反右。有人说逢双反“左”、逢单反右。这种现象到底正常还是不正常?我认为至少是不可避免的,反“左”就是要推进改革,反右就是要维持稳定。关键不在于反“左”还是反右,而在于能不能够敏锐把握住主要的危险倾向,到底“左”是主要的,还是右是主要的?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都认为“左”是主要危险,多数情况下是以反“左”为主,但是并没放松对右的倾向的警惕。邓小平鼓励思想解放。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如果没有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改革是无法启动的。20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有充分学术自由的年代,大量的外部思想引入,学术繁荣,很多学科比如政治学、社会学发展起来。那个年代有意识形态斗争,但没有重复走上过去的政治运动道路。总的来说,邓小平是要维护一个相对自由的讨论空间。特别是经济改革的各种试验和理论探索,是受到特殊保护和鼓励的,这是邓小平很重要的策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三次意识形态争论中有人想把争论延伸到经济领域,一次是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一次是1987年的反自由化,一次是1989以后,每次都有人想把反自由化引入经济领域,但都被邓小平制止。特别是最后一次,邓小平亲自出面,解决经济领域姓“社”姓“资”的争论。当然,邓小平为自由划出了底线,底线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问题就是党的领导,不能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共十三大把邓小平的思想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最能反映邓小平的思想,实际上邓小平后来对这一概括也是相当满意的。1989年5月31日,尚未平息,邓小平就向中央领导同志打招呼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①6月9日,他又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我们没有错。”②能不能使改革的大局保持稳定,核心问题是管控住党内的分歧。戈尔巴乔夫就是因为左和右两股力量把他挤到墙角,动弹不得。其中有一部分因素是不可选择的,就是领导人的威望,以及他的权力基础,这是学不来的,是几十年形成的。苏联改革不能成功,或许与他们领袖集团的成份有关,老一代领导人既老化又思想僵化,几年时间死了三位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似乎带来一股新风,上台时获得很高人气,象一位政治明星。其实他的权力基础是很弱的,没过几年他表面上的支持力量就纷纷离他而去。反观邓小平,在党内有着很高权威和深厚基础,这是历史形成的。当然,邓小平也有处理党内矛盾的技巧和艺术。在策略上,邓小平是有妥协的,重大问题上他要谋求在中共高层达成某种共识,一时达不到共识,他采取的办法就是“不争论”,等待实践来说服。比如农村的包产到户以及雇工,开始争论很大,而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实际上就是让实践来教育大家。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分歧很大,但没有引发像苏联那样党内分裂的状况。当然,20世纪80年代老一代政治家之间确实有分歧,但是他们在基本政治理念上是一致的,在改革问题上也有基本共识,这根源于对“”的反思。从摆脱“”阴影这一点上说,高层特别是“”后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是改革派,随着改革的深化,在如何改、.目标在哪里的问题上,逐步产生了分歧,但不能夸大这种分歧。他们在基本政治理念上是一致的,比如巩固执政党的地位、维护社会稳定、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维护稳定,基础是经济稳定,陈云的作用不可忽视。

五、运筹有利的战略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