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范文10篇-尊龙凯时最新

时间:2023-03-25 18:29:07

群体

群体范文篇1

认知逻辑(epistemiclogic)是现代逻辑中的一个分支。认知逻辑刻画认知主体对命题的认知态度(如知道、相信、怀疑等)中的客观过程。如知识逻辑刻画理性的人“知道”的逻辑结构。

逻辑学家发现,刻画群体的认知状态需要新的关于群体的认知逻辑。

博弈论研究有各自目标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理性人如何在互动中进行决策。起初,博弈论专家假定博弈中的参与人是理性的——具有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推理能力,然而,奥曼(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人发现,这样的假定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假定,“一个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人都是理性的”是该博弈所有参与人组成的“群体”所知道的,即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是群体中的“公共知识(commonknowl-edge)”(或翻译成共同知识)。

什么是公共知识呢?公共知识是相对于某个群体的,某个真命题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指的是,“该群体”“知道”该真命题p,即ckp。群体知道与群体中的各个成员知道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某个真命题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指的是,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知道真命题p(kip),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知道p(kjkip),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t他人知道p(kkkjkip)……由此可见,某个命题p是群体的公共知识即群体“知道”p,与p是群体中的每个人的知识即每个人都知道p,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知识分布状态。

举一个例子。我们假定,对“所有”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来说,他们中的每一个均知道,“4能够被2整除”,即我们假定“4能够被2整除”是所有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的知识;并且我们假定,这也是任何群体的公共知识:如果某个人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他应当知道“4能够被2整除”。对于一个由有限个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所组成的群体而言,“4能够被2整除”尽管是他们的每个人的知识,但不是该群体的公共知识。原因在于,他们均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不是该群体的公共知识。很有可能的是,其中有人不知道其他某个人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或者,某人不知道对方知道他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

所谓公共知识逻辑就是某个群体中的所有人“共同知道”的逻辑。公共知识逻辑其实刻画的就是群体作为一个总体的推理系统,公共知识逻辑有下面这些特征公理:

c1:ck(g,p)→p(若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p是真的);

c2:ck(g,p)∧ck(g,q)→ck(g,p∧q)(若p和q是公共知识,p且q也是公共知识);

c3:ck(g,p→q)∧ck(g,p)→ck(g,q)(若p蕴涵q是公共知识,并且p是公共知识,那么q也是公共知识);

c4:~ck(g,~p∧p)(矛盾式不是公共知识);

c5:ck(g,p)→ck(g,ck(g,p))(若p是公共知识,“p是公共知识”也是公共知识)。

c6:~ck(g,p)→ck(g,~ck(g,p))(若p不是公共知识,“p不是公共知识”是公共知识)。

对公共知识逻辑的研究是多主体(multi—a-gent)认知逻辑学研究的内容,但它同时是多个学科如计算机、人工智能、博弈论、社会科学关心并研究的内容。

认知逻辑中的公共信念逻辑(commonbelieflog-ic)同样研究群体的推理和论证,在研究群体信念的逻辑中,没有如c1这样的公理,因为信念不必为真。

二、研究群体推理的科学逻辑

科学是理性的活动,但同时是集体性的活动。科学哲学家努力研究科学家的群体推理规则。

那么是否存在适合“所有”科学家的推理规则吗?传统哲学家认为存在这样的东西,这便是“科学方法”,方法论专家的任务即是找到这个方法。这个科学方法包括发现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科学家能够发现真的科学理论和辩护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某个理论能够得到“证明”。然而,上世纪20年代兴起的逻辑经验主义认为要严格区分发现的范围和辩护的范围。他们认为,不存在发现的方法,但存在辩护的方法。逻辑经验主义试图给出对理论或假说进行归纳辩护的方法。

逻辑实证主义努力给出的归纳证实的方法论标准,以及波普(k.popper)的演绎证伪的方法论标准,是超科学、超历史的,所有科学家都应当遵守的。

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代表人物库恩则认为不存在这样的方法论标准,任何标准都内在于“范式”,范式是一科学家共同体区别于其他科学共同体的“群体推理规则”。库恩认为,范式是科学活动的基本单位。——所谓范式是科学家共同体共同拥有的东西。在库恩看来,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拥有不同的范式。科学的发展表现为范式的变迁。

在库恩那里,科学活动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活动是理性的——理性表现为科学家群体进行理论选择有公认的标准,此时科学家群体对什么样的理论是好的理论、什么是“疑难”等有确定的标准;而科学革命时期,由于没有赤裸裸的观察,任何“观察负载着理论”,科学活动没有理性可言——因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有不同的理论评价标准,而不存在中立的、客观的评价不同科学家共同体范式的标准。那么在科学革命时期,理论选择是如何进行的呢?根据库恩的观点,此时的理论选择完全是根据科学家的偏好进行的,而偏好是由范式决定的。

库恩努力告诉我们的是,科学家共同体所拥有的范式本身是一套“群体的推理规则”,信仰同一个范式的科学家群体用这样的推理规则进行群体推理;而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因推理规则不同(范式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因此,科学哲学家所力图揭示的是科学家进行群体推理的规则,不同的是,“逻辑主义者”哲学家认为,存在不变的规则;而“历史主义者”则认为这样的标准随群体的不同、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四、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群体选择的逻辑我们每个人在行动选择时;根据自己的偏好在多个行动中选择有利的行动。这是一个推理过程。然而,一个包含两个或以上的行动者的群体或社会是如何做出共同行动或集体行动决策呢?即:群体是如何进行行动选择的推理的呢?

每个人有自己的偏好,群体行动的选择依赖于群体个人的偏好进行“加总”(collect),以形成群体的偏好。对群体中各个人的偏好进行加总是通过投票来完成的。对群体如何加总个人的偏好的研究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群体的投票规则即是群体的偏好形成的推理规则。如,一个群体对某个提案进行表决时,大多数规则——这是一个简单的易于理解的规则——说的是,一个“议案”若获得投票总人数中的一半以上则获得通过,即在此情况下,“该群体”“认为”该议案获得了通过;或者说该群体“认为”该议案通过比不通过要好。若一个“议案”没有获得投票总人数中的一半,在此情况下,“该群体”“认为”该议案不通过比通过要好。

一个议案或者通过或者不通过,此时,投票群体进行投票便是在二中择一。当一个群体面临的候选对象超过两个(即三个或三个以上)时,情况便复杂起来。人们发明了许多加总投票人偏好的方法。如孔多塞的两两相决的规则,逐步淘汰的黑尔体系(haresystem)和库姆斯体系(combssystem),一次性决策的赞成性多数(approvalvoting)和博达记分法(bodacount)。

逻辑主要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若研究的是推理,在推理中存在前提和结论:前提是已知的,而结论要根据有效推理得出的。在群体投票中,我们根据投票者对某个议案的偏好——这构成推理前提,和投票规则——这构成推理规则,而得出投票结果——它便是结论。这样看来,群体加总群体中个人偏好的特定投票规则便是逻辑学中所说的系统,我们称这种系统为群体偏好推理系统。

在实际中存在不同的投票规则,因而存在不同的群体偏好系统。我们考察逻辑系统时,往往考察系统的完全性和可靠性。群体偏好推理系统的完全性和可靠性如何呢?

对于个体,他所用的偏好关系的推理系统满足完全性和可靠性,或者我们假定它满足完全性和可靠性。研究社会选择的经济学家首先研究理性的偏好关系。偏好关系以“≥(弱优于)”表示。某个理性人认为“a≥b”,表示的是,对于该理性人而言,备选对象a与b相比,a至少与b一样好。经济学家认为“理性的”的偏好关系应当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条件:(1)完备性:任何两个备选对象a,b,它们的关系是或者a≥b,或者b≥a,二者必居其一;(2)传递性:对于任意的三个备选对象,如果a≥b,b≥c,那么a≥c。

满足这两个假定的偏好关系的推理系统,如果用逻辑学的术语来说,该推理系统具有完全性——任何两个备选对象都具有一个偏好关系;上面的完备性正是说明了这点;该系统同时具有可靠性——不会产生矛盾的偏好关系;由传递性作保证。一个群体进行推理时,该群体能够做到完全性和可靠性吗?这是下一部分要回答的。

三、群体理性如何得到保证?

群体推理的理性如何保证?

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同一个范式下的活动是理性的,因为存在一套为科学共同体中所有人都接受的不相互矛盾的规则体系。此时,科学共同体的理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但在科学革命时期,由于不存在共同接受可以对不同的范式下的规则进行评价的元规则,科学理论之间的竞争是非理性的。这样,不同的科学家群体组成的更大群体的理性得不到保证。

在群体选择中理性是不是也得不到保证呢?

群体的偏好关系推理系统具有完全性和可靠性吗?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群体用于偏好推理的系统能否适合一切可能的偏好组合,这是可靠性问题;第二,该系统进行推理时能否保证不出现矛盾,这是完全性问题。偏好关系推理系统的特性是许多学者所关心的重大问题。

一个极端情况是,加总的规则为独裁规则,即某个人的偏好即群体的偏好,那么将不出现所谓矛盾性的结论。

阿罗证明了,一个群体中的每个人给定偏好顺序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满足下列4个条件并具有传递关系的社会福利函数:第一,定义域不受限制——社会福利函数适合所有可能的个人偏好类型;第二,非独裁——社会偏好不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偏好来决定;第三,帕累托原则——如果所有个人都偏好a甚于b,则社会偏好a甚于b;第四,无关备选对象的独立性——如果社会偏好a甚于b,无论个人对其他的偏好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a与b的偏好关系不变,社会偏好a甚于b不变。

这被称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这个定理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群体作为总体不可能像个人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作出“理性的”排序。孔多塞投票悖论反映的正是这个情况:群体得出了矛盾的结果。

群体投票是群体推理过程,投票规则是群体推理系统。以这样的视角看,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对于有三个以上的备选方案的情况下,群体推理系统不可能既是完备的——适合所有的人的偏好类型,又是可靠的——不出现矛盾性的结论。

四、结语

综上所述,群体推理是发生于实际社会中的现象,不同领域里的学者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研究了不同的群体推理的逻辑,并取得了丰富成果。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刚刚起步,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群体范文篇2

关键词:弱势群体;强势群体;犯罪;生存权;人权保障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伴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使得社会弱势群体的犯罪问题日益凸现并愈发严重。如何有效遏止弱势群体犯罪并加强对其的法律保障,进而使社会整体利益能够平衡、和谐、可持续地发展,业已成为目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弱势群体涵义之界定

“弱势群体”一词首次见于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为人代会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它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合理、不协调的概念。关于对弱势群体的界定,学术界有多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弱势群体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1]第二种观点认为,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在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少数)比另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多数)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面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2]第三种观点认为,弱势群体是指那些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无法保持个人及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3]笔者认为,弱势群体是指基于自然、生理与社会原因而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处遇的特殊群体。“弱势群体”中“弱势”至少应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物质相对贫困;二是竞争处于劣势地位;三是权利维护受阻。

目前,学术界把“弱势群体”通常分为两类: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前者往往是由于自然、生理原因所致,包括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后者则是社会因素所致,包括下岗职工、失业者、农民工、维权失败者。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只是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内产生。随着社会政策的不断优化以及弱势个体的差异,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会转化为中性群体或强势群体。同时,强势群体由于社会性原因亦可以转化为弱势群体,如维权受阻而导致家破人亡者。弱势和强势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是弱势者要上升为强势者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不仅取决于个体因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依赖于社会因素的配合。

二、以社会学为视角分析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

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除个体因素外,主要是社会性因素所致。因为作为弱势者,是不敢、不愿违法犯罪的,除非被逼上绝路。正如美国犯罪学家莱马特所说“是社会的反应导致了犯罪而不是犯罪导致了社会反应”。[4]因此,探究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从社会学视角进行,在很大程度上更符合保护弱势群体的价值趋向。同时,也能审视出社会公平、正义的真实内涵以及法治的理念所在。

(一)用强势对抗维系弱势自尊

弱势者总是追求安稳、平静的生活,无祸即是福。而打破这安稳的,往往是天灾人祸,天灾可以承受,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天意,无法阻挡、无法克服。而人祸则是人为因素,是可以抗制的。强势群体有欺压弱势群体的本性。历史充分表明,社会的动荡不安往往是强势群体欺压弱势群体而造成弱势群体的生存危机所致,是弱势群体权利贫困极端化的强势反弹。为什么阶级社会斗争不断,就是因为强势阶级过分压迫弱势阶级。马克思指出,为什么国家终究会被消灭,就是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专政机器,国家总是代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强势专政。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语)。农民起义的不断迭起,无可争议地证明弱势群体在遭遇生存危机的关键时刻,如若不能得到强势群体的妥协或良心关怀,则惟有用自身潜在的强势——暴力对抗来维系其弱势的生命的存在。基于历史的惨痛教训,国家才要运用强制力的权力手段制定法律来抑制强势群体力量的肆意扩张并保护弱势群体权利的合理延展。国家制定法律法规,其目的就是在两个群体之间形成一个矛盾的缓和地域,因为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对法益的破坏会危机其政权的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国目前弱势群体的犯罪问题集中表现为社会对弱势群体权利法律保障的漠视和缺失。弱势群体作为社会最底层的特殊群体,当其权利被侵害尚不至于危及生存权时,其最可能的行为就是忍让、躲避。这恰恰迎合了强势群体的虚伪心理,他们以此考验弱势群体的权利缺失容忍度来换取他们的带有成就感的安逸。其实,这往往是弱势群体恶性犯罪的根源。弱势群体违法犯罪,说明其心理防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惟有用最强势的“暴力”才能舒缓他们长期压抑的心理并平衡与强势群体平等的社会地位。就弱势群体而言,他们对生存权的关注远远大于任何因素,当其遭遇强势群体的过分欺压时,他们潜在的、原始的动物本能就是具有绝对抗衡性的强势。

追溯弱势群体犯罪的社会根源,不难看出,是法治视野下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虚置以及对法治精神的扭曲。法治社会是以宪法和法律为最高权威的社会,其通过对公权力的确认、分配和制约来实现对公民人权和自由的有机保障,以期实现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法治的精神是追求一种公平、正义的秩序,法治的价值是崇尚一种和谐、可持续性的发展状态。在我国的人权保障机制中,立法是通过民主集中的决议来确认和分配权利;司法是通过裁判来公平实现权利的分配;行政是通过司法来实现立法所分配的权利。而在这三个环节之中,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或行政权的滥用,司法机关的徇私枉法,都会损害立法机关分配给弱势群体的权利,从而导致法治权威性的降低和弱势群体权利的被剥夺。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权利缺损归因于强势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或仇恨指向也可能扩散。如果某类弱势群体的人权长期得不到保障,又无有效的权利救济措施,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自然就会滋生社会不满情绪,在得不到合理宣泄的情况下就极易出现群体犯罪的现象。[5]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法律在社会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必将使法治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荡然无存。因此,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理应担负起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和谐秩序的重任。弱势群体作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特殊群体,应该得到法律的特殊关注和人权保障。法律以其强势的手段保护弱势群体的自由、安全、人格尊严及其正当权利的行使,从本质上消除社会对他们的歧视状态,以此来体现法治社会的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这是法治驾驭社会可持续发展责无旁贷的使命,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

我国宪法第33条第2、3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另外,《世界人权宣言》也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是平等的。”当然,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在社会财富、地位、身份上可能是不同的。但是,每个人在价值、尊严与权利上都是平等的。我们肯定人权的存在,就应该表现出对一切人平等的尊重和保护,而不管他处于什么位阶。“所有的人,不分贫富,不分自由人和奴隶,在人身和灵魂上都有同样的分量。”[6]基于弱势群体的特殊性,法治社会更应该保障其与强势群体平等的生存权。尽管国家制定了若干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法律法规,在立法上确立弱势群体保护的优位性。但在具体的法律运行中,弱势群体的权利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甚至被置若罔闻。当危及到弱势群体的生存权时,其违法犯罪行为就不难想象。

法治社会下对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虚置具体表现为某些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关于弱势群体保护的消极性、对立性甚或视而不见。消极性表现为:行政机关对弱势群体权利维护的敷衍以及对强势群体欺压行为的纵容,司法机关对弱势群体权利维护的形式性,即弱势群体虽胜诉,但实质上却败诉,因为程序上获得的公平、公正不能换取实体上的正义内容的真实再现,使得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得不到胜诉效益的真正落实,胜诉只是一纸空文。对立性表现为:行政机关对弱势群体持有的“官本位”思想,即官领导民而不是服务民,其试图用一种强势的权力压制甚或打击弱势群体的合法、正当的权利的行使,以“平稳、安全”的秩序来换取上级机关对他们功绩的肯定和褒扬以及自身职务的升迁;另外,行政机关作为特别的强势主体,与强势群体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利益上的相互利用性,这就决定了妥协性的不可避免。同时,司法机关对弱势群体的权利维护采取一种不予受理的态度,其原因在于对强势群体的相对惧怕或者是其自身的徇私枉法、腐败行为,另一方面是弱势群体天生的脆弱性。视而不见表现为: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对弱势群体权利缺损的漠视及其对强势群体肆意行为的不闻不问,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社会的特殊现状以及行政体制与司法体制的不健全(如行政权的介入与规制、司法的成本等问题)。

综上所述,法治环境的不健全导致的弱势群体权利公力诉求的缺失与受阻,使得弱势群体惟有用最原始的私力自救。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新型的争端,人们就会不在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加以信赖。”[7]当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危及到生存权时,捍卫生命底线的行为只有“对抗”,而且是最有效的“暴力对抗”。惟有如此,才能使强势群体意识到他们并不是渺小、可以忽略的。正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所说“权利=法的目标是和平,为达到此目的的手段就是斗争。”[8]

弱势者用暴力对抗强势者的肆意欺压,来维系他们弱势的自尊,一方面亵渎了法律的尊严,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法律的脆弱性。法律脆弱性的社会影响诠释了弱势群体犯罪原因的社会性,同时也凸现出法治视野下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紧迫性。

(二)不公平的利益竞争、不平等的权利分配及其心理失衡因素

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许多社会机制尚未建立甚或不健全,出现了诸多不公平现象,特别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贫富差距造成的巨大反差影响了群体之间社会地位、权利分配等的不平等并逐渐延伸到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不同阶层的利益群体。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使得整个社会结构也不断地做出调整,以适应社会秩序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伴之而来的社会整体意识的变化,使得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也发生变化。人们对利益选择机制的不同认识,使个人的行为抑制力变得十分脆弱。价值观念的混乱与扭曲使得市场经济下的个体行为偏离正常的轨迹,甚至做出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经济利益的驱使使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不再被刻意强调,竞争的方式和手段也不在重要,人们的价值观愈来愈偏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职权主义。因此,曾经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宣扬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我国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赞同,将自然界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生存机理运用到人类社会似乎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可以仔细地考虑一下,我们目前的社会机制是否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初始条件?如若条件不公平,那么如何进行公平的竞争?不公平的竞争结果必然是社会公平的规则遭到践踏,使社会的公正秩序得到破坏,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利益群体之间的斗争。耶林认为,“斗争,从权利被侵害、被剥夺时开始,一直在反复进行。”[9]斗争的结果是强势群体越来越强,而弱势群体越来越弱。

社会的不公平竞争以及不平等的权利分配,使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强势者运用权利的不平等带来的优惠政策以及强势者的天然本性聚集财富,这必然会损害到弱势者的利益。强势者利用弱势者廉价的劳动力使自己“一夜暴富”,或许这其中还有掠夺的成分。而弱势者的天然的本性决定了不可能走强势者的致富之路,或许他们只能以简单而原始的非法手段获取物质。经济利益的冲突加剧了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弱势群体为生存权而发生的违法犯罪就很容易想象。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犯罪学家指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阶级结构分化严重所引起的被剥夺感、挫折感、无助感、徒劳无功感、不公平感、痛恨感以及疏离感通常会引起严重的个人冲突,从而使犯罪增加。这些感受实际上为实施犯罪提供了“合理化”依据。当不同阶层之间的精神和物质距离越来越远时,敌意和妒意可以产生严重的社会冲突,而犯罪便是其中最直接和最极端的方式。[10]弱势群体由于物质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竞争力的劣势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使其到了被社会遗忘的边沿。惟有其违法犯罪的影响性行为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这也是弱势群体权利自救的最后途径。

另外,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曲解了公平、正义在弱势群体心目中的真实含义,一方面使其认识到权利的维护依靠的是什么,另一方面也为其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合理化”依据。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善于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易的真理,直到其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1]国家公权力的异化,常常会招致人民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人民遂丧失对政府的信任,因而“合法性”危机便应运而生。[12]当权势群体利用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大肆贪污贿赂而很少受到惩罚甚或逍遥自在、平安无事时,弱势群体会因特别的不平等感而心理失衡,这种感觉越强烈,其中的一部分人就会不择手段地谋求“公平”。

理想的社会公正永远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而现实的社会公正总是蕴涵着实际的不公正。或许,“即使是一个社会在原则上是公正的,也还可能产生不公正的法律和政策。”[13]弱势群体由于权利分配的不平等与利益竞争的不公平导致其心理扭曲、失衡,而且这种反差越大,其爆发的强度也就越大。在很大程度上,弱势群体需求的往往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然而还是不能得到满足。因此,马斯洛认为,越是低级的基本需要,它的力量就会越强、潜力也就越大。如果不能满足它,人们将生活在一种不平衡状态中,而这种不平衡状态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当人们遇到一个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环境时,就会更加急切、更加强烈地获取。当弱势群体遇有一个适合自己欲求(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的环境时,便会不顾一切的去攫取,哪怕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长期的失衡心理已经背离了自己认为的公平与公正,所以弱势群体的犯罪行为也就自然的发生了。

(三)社会歧视性因素的恶性反应

弱势群体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弱势群体的犯罪问题则是特殊现象。因为存在的是大部分,而犯罪的却是小部分。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歧视是普遍的、广泛的、多领域的、多视角的。诸如身份歧视、就业歧视、教育歧视、待遇歧视、性别歧视等各种歧视现象,都是没有把弱势者当作同等价值和尊严的人看待。

弱势群体被社会歧视,拒绝,因而不能被融入到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价值中去,其任何行为和举措都会受到排斥。当弱势群体为生存欲融入主流社会而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时,由一个弱势者转变为犯罪者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一蹴而就,因为只有当其生存权遭遇危机时才会产生,同时这也是强势者为何长期欺压弱势者的原因所在。弱势者在社会歧视的影响下产生犯罪,是有多种外在因素的驱使。

(1)挫折。弱势群体遭受挫折会使自己原有的求富心态和方式发生变化。例如农民工从一种乡土秩序进入城市秩序,求富的初始方式就是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违法犯罪是从不敢想,也不去想。然而就业的歧视与挫折使其淳朴的思想发生裂变,既然诚实劳动不能养活自己,那就有用犯罪的方式去致富。这样,既能养活自己,又能给社会歧视一种教训。(2)利益。当一些特殊的弱势群体(如妇女、女大学生)被社会排挤时,因为其生理上的特殊性,促使其选择了最优化、最直接的生存方式。比如妇女可能选择色情行业或者拐卖人口,有些妇女可能因为自己是其中的受害者,而后又以此方法来报复别人。女大学生因为性别的原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就业歧视,因歧视造成的困境可能会使其生存方式发生变化。比如出卖色相、贩卖以及一系列非法的和社会不允许的方式。(3)尊严。弱势群体被社会歧视,在一定程度上其个体尊严趋于缺失,并产生强烈的压抑感和报复心理。缓解这种郁闷状态的方式有两种:暴力对抗或强势者的妥协,后一种方式是不可能的,因为强势者的妥协是以弱势者的斗争为前提的。一旦弱势者用暴力来对抗,那么对强势者来说,那就是一场灾难。这尤以女性犯罪为代表。巫昌祯教授指出,“女性表现出的一些极端行为,一是女性在家庭暴力中受害太深、报复心理很强;二是女性在家庭暴力中长期处于无助状态,形成邻里不劝、居委会不问、单位不管、不出人命执法机关不理的怪现象。”暴力对抗固然挽回了尊严,可是对自己来说,却失去了自由甚或生命。可是,选择暴力是他们维系生命自尊的唯一途径。正像卢梭所说“每个人都有权冒生命的危险,以求保全自己的生命”。[14](4)诱惑。当弱势群体处于被主流社会歧视的困境时,往往表现出一种迷茫的状态,这样就容易受到社会亚文化特别是犯罪亚文化的引诱。因为亚文化对抗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恰恰迎合了弱势群体被社会歧视、排斥的困惑心理。当弱势群体犯罪时,其罪责感因犯罪亚文化的影响已经淡化甚或荡然无存。

社会的反应影响了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方式,使其权利的分配不公平、不公正,当其权利贫困而使生存权遭遇危机时,违法犯罪是在所难免的。因此,摩尔说:“不公正才是社会动乱的社会基础”。[15]

三、法治视野下的人权保障机制——弱势群体犯罪的对策选择

弱势群体犯罪是社会权利分配的不公正以及对弱势群体人权法律保障的虚置所致。因此,构建一种公平、公正、正义的和谐秩序——法治视野下的人权保障机制,来对弱势群体进行强势关怀和扶助,成为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呼唤。

(一)加强立法机制,消除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性歧视。

法的价值是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规制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具体以什么形式表现法的公正性,则要由法所依赖的经济制度的价值形式决定。经济发展倡导平等的、公开的竞争模式,同理,法的制定也须遵循此原则。国家加强立法机制,解决弱势群体受社会歧视的问题,使其人权保障以法的形式落到实处,真正实现文明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立法过程。柏拉图认为,我们立法的全部要害,是让公民在尽可能相互友好的环境中过最幸福的生活。改革城乡二元格局、户籍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就业服务措施,健全政治参与、权利救济制度等,都是对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法律确认。另外,对于歧视弱势群体的行为和规定以立法的形式予以剔除,并对具体的个人和单位予以相应的惩罚,真正实现法的公正价值。

(二)提高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对弱势群体的人权保护力度,并给以特别的待遇。

弱势群体特殊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应予以特别的关照。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对涉及弱势群体的案件应从法的公平性和正义性来考虑,不能因为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而有任何的偏见,更不能因自身的腐败而使弱势群体的权利维护虚置。另外,行政机关在执行国家立法的同时,一方面加强对弱势群体权利的各项保障,使其权利的行使得到合理延展;另一方面加强对欺压弱势群体的行为和个人予以强行的抑制,从而使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三)健全国家司法救助体系,并建立国家先行给付制度。

要实现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实质平等”,使司法的“公正与效率”目标得以实现,就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探究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灵活、有效的司法途径。不但使司法运作过程简捷、高效、低成本,而且可以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立案救助。当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时,就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司法救助的请求,行使其诉讼权。(2)公益诉讼。要求律师每年为弱势群体无偿一定的案件。(3)扩大诉讼费用减、缓、免的范围。针对弱势群体不同的经济状况,给予适当的优待。(4)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实行口头立案方式。在弱势群体因文化程度、身体残疾等原因不能写诉状而采用口头立案方式,能够方便其诉讼。另外,当弱势群体胜诉之后因对方当事人转移财产、逃逸或其他原因而无法赔偿时,国家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先行给付一部分或全部,使弱势群体切实感受到国家特别的生存关怀。

四、结语

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要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从公法关系角度讲,和谐社会应该是崇尚民主法治、保障人权、奉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重诚信、讲文明,追求良好秩序的社会。[16]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差别的社会,但一定是弱势群体的人权受到尊重和保障的社会。消除社会的不公正因素,才是预防和控制弱势群体犯罪的关键,同时也是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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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2.

群体范文篇3

(一)制定依据

为了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影响,维护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信访条例》和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信访规定》等法律法规,制定本预案。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仅适用于我局系统国土资源部门职责范围内的群体性上访事件的预防、预警及处理。

本预案所指群体性上访事件,是指到各级国土资源部门信访接待场所集体上访,达到预警人数的;因国土资源管理信访突出问题到重点地区聚集、堵塞交通,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

(三)工作原则

1、属地管理、统一指挥、分工协作。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处置工作在事件发生地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做到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工负责、有机协作。

2、预防为主。要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将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3、宜散不宜聚、宜解不宜结、宜顺不宜激。要以教育疏导为主,做到谈清问题、讲明政策、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尽快劝返,防止矛盾激化。

4、快速反应。形成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确保发现、报告、指挥、处置等环节紧密衔接,做到快速反应、积极应对,依法果断处置。

二、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一)市国土资源局成立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处置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局长为领导小组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由信访股、投法监察股、地政股、征地股、地矿股等相关股室负责同志组成。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信访股统一协调调度,相关科室配合,共同做好现场接待、疏导上访人员和处置情况信息的收集整理;协调维护现场秩序;收集、汇总并报告群体性上访事件的信息和处置工作进展情况等工作。

(二)各乡镇国土资源所应结合本地实际,成立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具体工作预案,明确职责分工,认真做好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处置工作。

三、预警和预防机制

(一)信息监测与报告

要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加大对可能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和矛盾纠纷的排查力度,对排查出的可能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的苗头性问题,要及时将有关信息和处置意见报本级政府和上级国土资源部门,并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做好化解矛盾工作,尽量避免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发生。

(二)预警支持系统

依托已有的信息报送系统,建立快速、高效、灵敏的应急信访信息网络,随时收集、报告重大集体访信息,充分利用电话、传真、计算机网络、视频会议系统等现代化通讯手段,快速传递和报送信访信息。在敏感期、重大会事期、长假期间要建立值班制度,以保证信息渠道畅通,并做好重大信息反馈工作。

(三)应急信息报送主要内容

1、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规模、涉及人员、起因等基本情况;

2、事发地政府及国土资源部门已做的工作和采取的措施;

3、已经或者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

4、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四、群体性上访事件等级

群众性上访事件等级确认,主要是根据群体性上访行为的激烈程度、涉及人员的规模以及对社会稳定的危害程度进行划分。

(一)特别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ⅰ级)

一次性到市级以上上访人数200人以上的;跨乡镇串联上访人数在100人以上的;因涉及国土资源方面问题,发生群体械斗,造成人员重大伤亡的;视情况需要ⅰ级对待的其他事件。

(二)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ⅱ级)

一次性到市级以上上访人数在100人以上200人以下的;跨乡镇串联上访人数在50人以上100人以下的;影响工程项目开工建设,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社会影响的;围堵、冲击党政机关,侮辱、谩骂、殴打、威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拦截公务车辆、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视情况需要作为ⅱ级对待的其他事件。

(三)较大群体性上访事件(ⅲ级)

除属于特别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的情况外,到市级以上上访人员在50人以上100人以下的;打横幅、呼口号、静坐,滞留时间超过24小时的。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五、应急响应

(一)分级响应程序

1、特别重大(ⅰ级)和重大(ⅱ级)群体性上访事件响应。

(1)特别重大和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发生后,事发地的国土资源部门应在当地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下,积极开展处置工作,并立即将相关信息报送上级国土资源部门。

(2)上级国土资源部门接到相关信息后,领导小组应及时启动本预案,根据情况决定是否派员开展现场处理工作。同时,将有关情况通报同级信访部门。

2、较大群体性上访事件(ⅲ级)响应。

(1)较大群众性上访事件发生后,事发地的国土资源部门应立即将相关信息报送上级国土资源部门。

(2)事发地的国土资源部门在当地应急工作指挥机构的指挥下,协调相关单位妥善处置,并将处置结果上报上级国土资源部门。

(二)现场处置程序

1、领导小组决定派员开展现场处理工作的,相关工作人员应立即进入事发现场,按照职责分工,迅速投入处置工作。

2、要劝导上访人员迅速离开聚集地,到指定接待场所反映问题。必要时,可请有关地方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到现场做劝返接回工作。如难以劝离,可将上访人员带至指定的分流处置场所,进行分流。处置工作需要由其他部门协助的,领导小组应及时协调其他部门共同开展处置工作,形成处置合力。

3、要及时了解掌握接待处理工作中的相关信息,并向有关领导或部门报告情况。情况紧急或当时不能了解清楚的,先报简要情况,再报后续情况和处置结果。

4、对在群体性上访事件中出现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破坏公共财产、危害人身安全、殴打谩骂接待人员等过激行为的,工作人员应进行劝阻、批评和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国土资源部门应配合公安机关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

(三)信息

涉及国土资源群体性上访事件及处置工作的信息要严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后期处置

(一)后期工作

1、群体性上访事件经过现场处置,群众被劝返回当地后,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配合有关部门共同做好上访群众的思想稳定和矛盾化解工作。

2、上级领导同志有批示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应在两个月内呈报处理结果。对处理结果有批示的,要进一步做好贯彻落实工作。

3、对没有上级领导同志批示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应在两个月内将处理结果按程序上报,上级国土资源部门做好督查督办工作。

(二)经验教训总结

各级国土资源部门应及时总结群体性上访事件处置工作情况,完善本部门预案。

(三)责任追究及奖励

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甚至违法乱纪、激化矛盾而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的有关责任人员,以及在处置工作中因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不力造成处置不当,或因隐瞒、谎报、缓报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有关责任人员,应根据《信访条例》和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信访规定》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对在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中重大贡献的单位及个人应给予奖励。

七、保障措施

(一)通信与信息保障

应具备相应的通讯条件,并确保信息通畅。

(二)交通运输保障

应明确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过程中的车辆准备的具体方案。

发生群体性上访事件时,应视情况为劝返群众提供运力支持。

(三)医疗保障

在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过程中,必要时,应请医护人员到场,并配备救护车辆及必备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八、附则

(一)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由市国土资源局根据情况进行评审、更新。

群体范文篇4

一、企业培育青年群体文化应着力于四个方面

1、环境文化。“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渐渐就和环境融为一体,环境对置身于其中的人们会产生强烈的熏陶和影响。一个人长时间处在一种环境中。行为举止皆会因环境而改变。一个民族也一样,如果长期与其他民族生活在一起,其风俗习惯、思想观念、语言文化都将会发生很大变化,甚至被同化,这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企业在青年群体中要大力营造浓郁的青年文化氛围,尤其作为青年先进集体典型的青年文明号”更应该如此,清新、幽雅、整洁、美观、文明的环境才能真正体现“青年文明号”群众性、青年性和先进性。环境中可以布置一些激发上进的名言警句,健康向上的字画,另外,结合实际设计制作“青年园地”青年风采展示栏”等,及时把青年的各种优秀作品展示出来,以此来激发全体青年积极向上、不断进取、文明从业,进而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

2、制度文化。企业的有效管理离不开科学的规章制度、严明的奖罚机制和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青年最具活力,也最易放任自流、产生自由主义,甚至导致无政府主义。在企业中,要使青年健康成长、遵纪守法、努力工作,促使企业安全生产稳定有序、各项工作活动正常开展,就必须研究制定出科学有效、切实可行,并充分考虑青年特点和青年合法权益的规章制度。在制定规章制度时,要迎合青年的实际需求,尊重青年的劳动成果,认可青年的价值所在,真正把青年当作企业的主人,为他们提供发展意见的空间,积极采纳他们所提出的有利于企业持续发展的合理建议。规章制度要易于被青年所接受、所认同,进而成为绝大多数青年的自觉行动。通过规章制度使青年真正感受到自己与企业同属一个利益共同体,使“企兴我荣、企衰我耻”的思想渗透到青年的心理,进一步激励他们不但自觉遵守企业规章制度,严格标准化作业,而且积极主动维护企业形象,为企业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3、行为文化。怎样使企业对青年的管理、约束、说教变成他们的实际行动,这是企业管理者必须思考、探索并认真研究、实践的课题,也是企业实现成功管理的外在体现。一方面要进行规范,企业对青年群体的行为。通过要求、示范、说教,并形成制度规定,让他知道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另一方面要通过引导使青年言谈举止文雅、文明,并把一些代表企业的特定行为约定俗成,形成良好习惯和自觉行动,企业中逐步形成青年群体所特有的行为规范,从而塑造企业的良好形象,形成企业的精神,作为一种无形资产,使企业在社会上树立起良好信誉,更具竞争实力。

4、观念文化。一个人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种质的变化,是环境影响、管理约束、行为引导,加之长期有效的思想工作的结果,也是企业实现科学管理的最终目标。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并非一蹴而蹴、立竿见影,也不能单靠强制力或刚性约束来实现,要靠长期“外力”的作用及和风细雨般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可达到目的。企业一定不能忽视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正确的行为观念植根于青年思想深处,使青年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真正把自己当作企业的主人,把企业的发展、前途和命运作为个人的第一选择。这样,企业就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发展后劲。环境---制度---行为---观念,这四个方面层层递进,从四个层次看,由表及里,由外到内。我们要以良好的环境熏陶青年,要以严格的制度约束青年,要以规范的行为引导青年,最终实现思想观念的转变。

二、企业培育青年群体文化应处理好三种关系

1、组织、典型、群众的关系。在培育青年群体文化过程中,青年群众是基础,是主体、是根本;党政工团组织是“联动机构”,是青年群体文化组织、策划、实施的主导力量;典型是承上启下的桥梁,具有先锋、示范、引导的作用。要将三者有机结合起业,三者并重,互相联动。

群体范文篇5

朋辈教育或朋辈互助,其主要特点包括内生性(或自发性)、平等性、互补性和天然性。内生性是指朋辈互助通常是群体自发形成的,即使有时需要外力启动或引导,但在运行过程中却基本不需外力介入,从而形成一个自运转系统;平等性是指教育与被教育者是相互融洽、有信任感的同龄伙伴,主体之间是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宋玲,2011),这意味着朋辈教育是从学生自身的需要发起,在朋辈成员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进行的;互补性是指朋辈教育过程中随着主题及时间的改变,助人者和受助者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即遵循人际交往的互补原则,实现互动互惠(林识音,虢晶,2013),这意味着朋辈教育过程中每个成员既是教育的主体又是教育的客体,能够覆盖到每一个个体,发挥每个成员的主体性;而天然性则指朋辈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是与学生实际生活情境天然贴合的,使用日常生活语言而非高度提炼的专业语言,具有较高的实用性,这意味着朋辈教育能够摆脱教条式、说教式的教育形式,跟学生的生活实践紧密贴合,从他们本身的成长实践中来,以朴实易懂的语言,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的生活实践,在实践中相互支持,互相学习。

2朋辈教育的发生机制

朋辈教育的相对优势是能够通过发挥朋辈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作用。首先,朋辈教育发生在同伴群体中,而朋辈群体不仅是大学生最亲近、来往最密切的群体,也是个体情感和心灵的寄托和安慰、思想走向成熟、行动趋于理智的最为有效的促进者和引领者,是他们真正走入社会前完成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参照群体。而参照群体的活动目标、标准和规范会对个体的行动起到约束作用,个体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参照群体的规范来与自己的行为进行比较,甚至修正自己的行为以保持与参照群体的一致性(刘豪兴,2003)。同时由于朋辈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如年龄、背景相仿),个体会更容易通过观察和模仿从而受到榜样的正面影响。因此,通过朋辈群体成员之间的比较、认同、学习模仿的互动过程,群体所形成并认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对其成员能够起到重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此外,动机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天生就具有追求心理成长和发展的倾向,这种先天的倾向需要有社会环境的支持,通过满足个体的自主需要、胜任感需要和归属需要,帮助个体有效地发挥其功能。支持性的社会情境能够促使个体更长久地坚持某项活动,使个体能够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产生更积极的行为结果。朋辈教育生效的机制还在于它更能够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形成支持性的群体氛围,更好地满足学生对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的需要。

3依托朋辈群体开展大学生德育的应用模式

朋辈教育是群体自我教育,关键在于创造积极的朋辈群体氛围,以使朋辈成员在其中能够找到适宜的参照群体和优秀的学习模仿对象,并较好地满足其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归属需要。这对传统德育模式所强调的管理和控制理念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运用朋辈教育开展德育工作需要德育工作者首先转变思想理念,从根本上尊重学生的主体意识、主体价值观和独立的人格,并有意识地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力,发挥学生在德育过程中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以往研究关于工作模式的建议往往是从具体形式出发,本文尝试从德育工作者的角色出发,以朋辈德育中教育者的工作角色为切入点,结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实践,提出以下四点思考。

3.1召集和培养者

召集并形成一个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朋辈群体是开展朋辈教育的第一步,因此德育工作者首先应承担召集和培养者的角色,这就要求德育工作者将教育目标与学生实际需要充分结合,找准切入点,发挥学生的内在动机,聚拢目标群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心理健康教育中,通过和宣传一系列贴近学生日常心理需求的活动主题,能够吸引有这方面心理成长需要的学生加入朋辈互助式的心理沙龙、团体辅导、心理剧表演、知识竞赛等主题活动。此外,优秀成员的存在和影响力能促进模仿、学习和内化的过程,增强群体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朋辈骨干队伍是发挥朋辈教育内生性、互补性优势的关键。朋辈骨干队伍需要有候选和轮换制度,不断培养新力量,以保证队伍自身的延续和传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心理朋辈教育主要依托学生心理协会和班级心理委员两支学生骨干队伍进行,每年新生入学时都会进行公开招募以补充优秀成员,且定期会对心理骨干进行团体辅导、系列主题培训,以提升朋辈骨干的专业素质,通过他们的榜样作用带动更广泛的朋辈教育展开。

3.2平台搭建者

朋辈教育的平台是指教育者为了充分发挥学生朋辈教育的效果,而提供的场所、指导、支持、奖励等资源,从而形成朋辈教育发生的物质基础和心理空间,也是承载朋辈教育有效运转的载体。为了更好地发挥朋辈教育的主体性,教育者在设计朋辈教育平台时需要注意转变角色,从指令发出者转变为资源提供者,为朋辈教育提供合适的土壤。目前朋辈教育工作中较多由教育者自上而下组织开展,如新生入学教育、党员教育活动、各种主题班会、社会实践活动等,也包括由教育者发出和策划,由学生社团(如校学生会)具体实施的各种社团活动。这种形式有指导老师的关注和肯定,且通常有广泛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各种新的网络媒体的出现,当代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也产生了变化,网络信息的丰富性、便捷性、表现的多样性、交流的交互性、时空的无限性也为网络德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教育者要紧紧抓住信息化技术新载体,有效地对他们进行引导,扩大德育的覆盖面。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心理朋辈教育实践中,我们一方面建设专门的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另一方面也应积极关注学生们常用的如人人网、bbs论坛、百度贴吧等网络平台,及时掌握非正式朋辈互动的动态,因势利导,以朋辈骨干队伍为抓手,营造积极健康的朋辈教育网络平台。

3.3宣传引导者

在保护朋辈教育的自主和自发性的同时,教育工作者还应当承当宣传引导者的角色,将德育目标融入到朋辈教育内容中去。通过宣传优秀典型、树立学生榜样,来传递正确积极的价值观和道德品质。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心理教育宣传工作方面,我们一方面依托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加强环境建设,如校园橱窗、海报、广播电台等载体,宣传所倡导的理念和品质,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心理文化氛围,为朋辈教育的开展提供良好的环境背景;另一方面,我们还依托每年的大学生“5·25”心理健康节开展心理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组织知识竞赛、心理剧展演等形式丰富的活动,评选优秀的朋辈先进榜样,有意识地挖掘榜样自身的成长经历,以激发共鸣,达到更好地激发朋辈之间的互相学习和激励。

3.4规范和管理者

群体范文篇6

作为西部内陆城市,**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郊区,农村人口占60%以上,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市委、市政府从实际出发,确立全面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着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在推进过程中,将解决农村困难群众住房问题作为破解“三农”难题、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着力点,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的基础性工作,从创新体制、完善机制入手,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集约发展”原则,以政策支持、财力倾斜为保障,探索并形成了以“三项集中”为主要特点的有效解决农村困难群众住房问题的工作格局,较好地改善了农村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

一、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基本情况

近几年**市委、市政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城乡发展不协调这个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牢牢把握“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的主题,不断研究解决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深入实施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构建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困难群众得到更多实惠,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遏制,开创了城乡同发展共繁荣的良好局面。

**市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可以概括为以“三个集中”为核心、以市场化为动力、以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保障。以“三个集中”为核心,就是以推进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为重点,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推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为重点,走农业产业化道路;以农民向城镇集中为重点,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以市场化为动力,就是推进城市经营,提高以城带乡能力;引入资本,培育农村市场化主体;强化措施,改善农业农村投资环境。以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保障,就是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进规划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城乡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开展基层党组织书记公推直选,全面推行“三会”开放、“三务”公开,逐步推行民主荐事制度。实践证明,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的实施,使**初步走上了一条符合**实际、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发展之路。

不久前,我市正式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市近几年统筹城乡发展的肯定,这也是**面临的又一重大发展机遇,同时,也对我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改善城乡困难群众生活状况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实施“三项集中”,解决农村困难群体住房问题的具体做法

市委、市政府将农村困难群众住房问题作为城乡统筹中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切实加以解决。通过深入探索、大胆实践,从观念意识、管理体制、制度建设等方面改革创新,围绕“三个集中”,初步形成了农村贫困户建房“三项集中”新模式,即散居五保户向中心敬老院集中、农村低保户向“安居新村”和“阳光新居”集中、敬老院和“安居新村”向城镇集中。通过实施“三项集中”,及时有效地改善了农村困难群众的居住生活环境,进一步转变生产生活方式,让城乡居民均衡享有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一)散居五保户向中心敬老院集中

2006年以前,**全市集中供养五保对象5201人,集中供养率为20.35%。由于我市农村敬老院设施简陋、点多面广、规模偏小,服务管理水平低,这种“小、散、旧”的敬老院,不仅使五保对象的生活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同时还制约敬老院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增加敬老院的管理成本。2006年我市将敬老院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为“三个集中”的重要内容整体推进,打破以往“一乡一院”的传统格局,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逐步提高集中供养标准,大力推行敬老院建设“集中规模化、建设标准化、管理规范化、发展社会化”。

一是集中规模化。2006年我市改(扩)建敬老院38所,集中供养5800名五保对象。今年我市又新建52所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完善,环境优美舒适,从容纳100多人到几百人的标准化、规模化的敬老院,吸纳10000余名五保对象入住。到今年年底,凡有意愿入住敬老院的五保对象,100%实行集中供养,占五保总人数的80%,以彻底解决五保对象住房难、生活难的问题,实现有意愿入住敬老院的五保对象供养“全集中,满覆盖”。

二是建设标准化。新建的中心敬老院按照“安全、经济、适用、集中”原则,整合资源,依托重点镇、中心村和农村新型社区,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新建的敬老院,按每人建筑面积15至18平方米修建,每个居室都要求配备卫生间,整个敬老院建设做到“五个一”,即一个食堂、一个活动室、一个医务室、一个图书室、一个公共浴室。通过标准化建设,一批设备功能齐备、环境优美舒适的敬老院,高标准、高质量地满足了五保老人的生活需求。

三是管理规范化。今年以来,我市针对全市敬老院建设规模化发展的实际,改变过去由乡镇管理敬老院的传统模式,创新管理体制,实施新建中心敬老院由县民政局直管。同时,完善了敬老院生活、生产、纪律、档案、财务、安全等规章制度,成立敬老院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敬老院日常事务的管理服务和监督。五保老人入住敬老院,告别的不仅仅是破烂的土坯房,同时告别了过去几十年来旧的生活方式,在院五保老人衣食无忧,生活有规律,精神状态明显好于入院前。

四是发展社会化。院办经济是敬老院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新建敬老院都规划有种、养殖场地,大力发展院办经济,逐步实现院办经济产业化,进一步改善了在院五保对象的生活条件。建好领导班子是敬老院建设的关键,我们推行对敬老院院长和工作人员实行市场招聘制,实行先培训、后上岗和持证上岗制度,建设一支专业化的队伍,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二)农村低保户向“安居新村”和“阳光新居”集中

根据统筹推进“三个集中”的要求,2006年我市改变以往成本高、档次低、不利于管理的做法,将传统的单户单建的“安身工程”向农村低保户集中居住的“安居新村”工程引导。“安居新村”的建房模式就是将建设规划纳入“三个集中”总体规划布局,结合土地整理和农村拆院并院工作,统一配套基础设施,按照集中财力、节约土地、节省建材、便于管理的原则,对住房困难的农村低保户实施规模化的集中居住和管理服务,不离乡不离土,不影响生活习惯和亲情交流,减少重复投资和管理成本。目前已建成“安居新村”57个,集中居住7000余人,形成了农村低保户集中居住的规模效应和长效机制。此外,我们充分发挥慈善救助“兜底”的补充作用,进一步整合社会慈善资源,规范慈善救助项目,发挥慈善资金的救助效力,2006年**慈善会遵照“城乡一体,侧重农村”的原则,推出了以“阳光”命名的慈善救助系列品牌,其中,“阳光新居”工程通过发动社会力量为农村低保户中的特别困难群体集中修建住房,2006年共投入资金135万元,为50户集中修建了住房,2007年将投入资金420万元为150户修建住房。

(三)敬老院、“安居新村”和“阳光新居”向城镇集中

创新敬老院、“安居新村”和“阳光新居”等集中建房模式,引导农民向城镇集中,完全适应了统筹“三个集中”的需要。

三、解决农村困难群体住房问题的主要成效

通过实施“三项集中”,我市先后投入2.1亿元解决了2.3万户农村贫困户住房问题;投入2亿多元新建敬老院,实现了17000余名五保对象集中供养,从而基本消除了无房户。

(一)树立了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在全市切实推进“三项集中”工作中,各级党委、政府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为民解困”,把着眼点集中到“解决民生、落实民权、维护民利”上,优先安排、重点满足农村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中的安居需求,切实解决了农村困难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凝聚了民心,赢得了信任,促进了社会稳定。

(二)切实改善了农村困难群体的生活条件和质量

“三项集中”的实施,使敬老院、“安居新村”、“阳光新居”成为保障农村孤、老、弱、病、残、贫等弱势群体的“支撑点”,也使公共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覆盖农村,现代文明辐射农村,从而满足农村困难群众对公共服务和多样性的生活服务需求,他们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三)有力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

群体范文篇7

近年来,弱势群体一词已成为最时髦的用语。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寻常百姓,都常将它挂在嘴边。人们在悠然地谈论着这个概念的时候,并没有几个人愿意把自己列入到弱势群体中去,但当他们的权利需要得到保护的时候,似乎每个人一夜间都会成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贫困农民是弱势群体,亿万富豪也是弱势群体;下岗工人是弱势群体,警察也是弱势群体;外来打工者是弱势群体,私企老板也是弱势群体……。这些现象一方面说明了弱势群体已经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们对弱势群体认识的模糊性。作为司法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如何理解弱势群体的概念,理解对弱势群体权益司法保障的意义,并在民事诉讼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则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

一、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虽然贫困群体并不等同于弱势群体,但两者在很大程度上的重叠,却是不可否认的。在旧中国,贫富差距曾经达到了极限,新中国成立之后却又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也就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道路,其结果是大家共同贫穷,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极大制约。改革开放以来,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影响下,中国社会迅速产生了一批富翁。不过,就在富翁们的财富急剧膨胀的时候,他们不少居住在偏僻山村的同胞们却在为筹不够孩子下学期的学费而忧愁,甚至为借不足治病救人的医疗费而绝望。即使在同一座城市里,贫富差距也在逐步扩大。调查统计显示,目前中国城市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十六点四,而最低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三,也就是说前者的金融资产总值是后者的50倍。有一种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指标,即基尼系数,2005年10月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已经逼近世界公认的警戒线0.5。而在我们印象中贫富悬殊的美国,其基尼系数只有0.4。1“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我们的小康社会也应该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而如今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但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却没有得到有效的矫正,并有逐步拉大的趋势。社会学理论指出,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可以说,目前已经到了获益群体反哺弱势群体的时候了。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法律,为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起到了根本性作用。近年来,随着“人权入宪”,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力度,如连续多年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央“1号”文件、农业税费改革、个人所得税调整、社会保障系统的完善等等政策法规的出台,无不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但是,由于我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不高,发展经济的压力还很大,导致实际工作中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支持还不是很有力,相关制度建设滞后,保障措施跟不上。因此,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仍将是任重而道远。党的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和谐社会新理念,经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两次升温,已在全社会中取得广泛共识,建立和谐社会已成为我党施政的根本出发点。而关注弱势群体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有序的需要。据报道,目前我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在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左右,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近年来,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规模不断扩大,而这些群体性事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弱势群体有关的。群体性事件不论时间长短规模大小,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损党和政府的威信,动摇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从而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妨碍社会稳定。所以,如果弱势群体得不到关注,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中国社会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动荡,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毁于一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也将难以实现。

二、树立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的理念

正确理解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辩证关系,切实保证弱势群体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的行使。新中国成立后,受经济体制和传统民事纠纷解决习惯的影响,我们借鉴了前苏联的职权主义审判模式,这种审判模式过分地强调实体公正,而忽略了程序公正的重要性,使得审判效率低下,审判资源浪费巨大。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逐步开始进行审判方式改革,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断得到强化,而法官的权利相应地被削弱。以2002年4月1日生效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标志,表明了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已经在向当事人主义模式转变。2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又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即机械地强调程序公正,而忽视了实体公正,只注重法律事实,而不顾客观事实。这种抛开具体国情盲目适从的做法,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我国目前仍有数量巨大的弱势群体人口,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对于他们来说,诉讼权利只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如果没有法官的特别引导和帮助,就如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及。不少上访和缠诉案件,都是由于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上的失误而导致败诉的案件。我们所说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其目的是使诉讼当事人都能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并不否定基于符合立法目的的“差别对待”,否则形式上的平等永远不能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有人将现代诉讼比喻成一场竞技比赛,双方当事人是运动员,法官是裁判,因此,法官在主导诉讼的过程中应象裁判员一样保持绝对的中立。笔者认为,这种比喻有不妥之处。是否参加一场比赛,运动员有选择的权利,他可以根据对手的实力,胜算的大小来决定自己是否进行这场比赛。而对于诉讼,在民事纠纷发生时,双方当事人即已确定,纠纷的发生并不由一方当事人的主观意愿而避免,而且诉讼必须在法院中进行,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没有选择的权利。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在开始进行诉讼这场“比赛”时就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因此,法院应当给予一定程度的特殊保护,以尽可能地使他们获得与强者实质上平等的诉讼权利。否则,就像蛮横而强壮者可以很轻易地将无助而弱小的对手打翻在地一样,正义在形式的平等中沦丧。正确衡量民事关系中当事人之间的地位,确认民事行为的效力,保护弱势群体的民事权益。如前所述,在设立民事关系时,弱势群体一方往往不能自由地、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从而在民事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实践中常见到弱势群体在受到欺诈、胁迫以及因对合同内容误解而订立的显失公平的合同。因此,在涉及弱势群体的案件中,审判人员应以更加审慎的态度,详查案件的全部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和法律的基本原则,确定民事行为的效力,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民事权益。这是在民事诉讼中对弱势群体实体权利的保护。正确理解公平的涵义,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冲突,维护弱势群体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呆板的公平其实是最大的不公平”。许多时候,民事纠纷是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有时甚至是合法利益的冲突。因此,人民法院在处理案件中,应当正确理解公平的涵义,权衡利益的轻重缓急,并依法合理地作出裁判以及执行。其中应把握原则之一就是人的基本权利高于其他权利。而弱势群体应受保护的权利往往都是一些基本权利。如对经济困难正在享受社会最低保障的被执行人,若为了保护申请人的债权,而将其基本生活费扣留,或将其仅有的住宅强制变卖、拍卖,从而使其丧失了基本的生存条件,这样的做法就是无视弱势群体基本生存权利,就是“最大的不公平”。为此,《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产的规定》(法释[2004]15号)第六条也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这些规定都充分体现了司法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但在面临“生存是第一”的时候,也应“退居二线”。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民事诉讼中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并不仅限于原告,当被告是弱势群的时候,其合法权益同样也应受到司法保护。

群体范文篇8

就我国目前的图书市场而言,群体化图书正在成为图书市场的主体,据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图书零售市场监测数据显示,图书零售市场40%以上由群体化图书构成。群体化图书对图书市场的作用日益凸显,可以说,在我国图书的零售市场上,由畅销书掀起的风浪,正是在群体化图书的推波助澜下,夹风带雨,摧石裂壁,而成滔滔巨浪的。

与畅销书相关的群体化图书是畅销书的延伸和继续,是对畅销书所开辟的新的市场的规模化扩张。没有畅销书这只领头羊,不可能开辟出一个新的市场;但没有群体化图书这些群羊的跟进,在新开辟的崭新的市场草原上,也不会呈现出生机盎然、蓬勃奋发的局面。群体化图书是畅销书联结整个图书大海的纽带和媒介,畅销书对图书大海的牵引作用就是通过图书的群体化实现的。

由历史长河锤炼出的长销书是大浪淘沙淘出的真金,其光芒更是照耀四方。因而,在它的周围,更是围绕着大批的追随者。由长销书所形成的群体化图书,其规模较之畅销书的群体化更大;但就某一较短的时间段内所造成的影响而言,以畅销书为首的图书的群体化要显著得多。

畅销书和长销书的光芒,不仅可以引来一大批追随者,而且,它们的光芒还可以把一些优秀的追随者变成畅销书或长销书。畅销书越是畅销,由它所开辟的市场也就越是广大,这一市场可吸纳的群体化图书也就越多,这些图书的销量也就越大,其中最先跟进的图书品种也就因其快捷而成为畅销书。当然,在最后跟进的图书品种,由于市场的吸纳力已经被基本用尽,因而,它们有可能成为滞销书。

可见,群体化图书运作的关键是迅速快捷地跟进,正如在股票市场迅速快捷地跟进是制胜的法宝一样。在今天,一部图书畅销后,过不了几天或十几天,就会有群体化图书跟进。群体化图书跟进之速,是以往任何时期所不可比拟的。

一方面,畅销书的光芒照亮了它的追随者,使它们闪烁生辉。另一方面,追随者的闪烁生辉反过来,也折射出畅销书的光芒。没有追随者的畅销书,其畅销效应要小,其畅销周期要短。追随者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无足轻重的,它们使畅销书具有了集团的或规模的效应,极大地扩展了由畅销书所开辟的市场,并因此有力地推动了畅销书的畅销,延续了它的畅销周期。很多刚露头角的畅销书,正是由于它的追随者的努力,把它推上了超级畅销书的行列;很多已经处于衰退期的畅销书,也正是由于新的追随者的加入而再度焕发出活力,形成新的销售高潮。畅销书与其追随者是血肉相连的,是凝结成团的一个整体,它们是以一个整体的力量来集团化、群体化地开拓、挖掘和维护目标市场的。

一、系列群体化

群体化图书的形式大致有这样几种:系列群体化、作者群体化、多版本群体化、模仿群体化等。

系列群体化就目标读者的某一需要,从不同的侧面、角度和层次系统化地给予论述,或将这一需要再分解为若干个更为细分的需要,针对这些更为细分的需要系统化地给予论述。系列群体化是有意识的群体化出版行为,是畅销书运作的有意识的延续和扩展,是群体化出版的最高形式。

1.有计划的系列化

系列化图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计划的系列化,另一种是随机系列化。

有计划的系列化是指在该系列图书出版之前,就已经有一个系统化的考虑,然后将这一系统化的考虑,一步步地给予实施。

有计划的系列化是一项重要的出版工程,它要求出版社有较强的编辑和作者力量,有较强的发行和营销力量,有较充分的资金准备。有计划的系列化是一个出版社出版业务和经营实力的重要体现,是持久发展的重要手段。有计划的系列化不仅可以做成畅销书,而且,应该做成长销书。许多优秀的丛书在出版和文化的长河中就占有重要的位置,成为了重要的品牌图书及品牌系列。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中华书局的“活页文选”,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代人丛书”,海天出版社的“男孩·女孩丛书”,译林出版社的“译林世界文学名著”,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学者讲坛”,北京燕山出版社的“世界文学文库”,南海出版公司的“世纪经典文丛”,知识出版社的“榕树下网络文学书系”、“男孩女孩系列小说”、“网络社区研究资料丛书”,机械工业出版社的“21世纪网络工程丛书”,湖南文艺出版社的“101好日子丛书”,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知音精品文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21世纪园丁”,花城出版社的“中国知青部落”,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小说e世代”等,都是以其系列化规模态势占有市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和西单图书大厦联合推出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更是以超量级的系列规模进入市场的。

有计划的系列化需要较大的投入和有力的运作,并且,其风险也要大得多;它的任务是将系列化图书从整体上营造为畅销书系列,并尽可能地使之成为长销书,其繁简难易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有计划的系列化可以规模化地开辟并及时地占据目标市场,有效地阻挡了竞争者的介入。有计划的系列化作为出版运作的阵地,在出版运作中特别是在出版社持久发展的道路上,将占有重要的位置。

2.随机系列化

随机系列化是指在某种图书畅销之后,由该书的出版者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系列化的出版。随机系列化灵活、快捷,像是一支小分队,插入图书市场。在21世纪,速度在竞争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这种灵活、快捷的小分队,较之有计划的系列化那种集团军作战方式更具有活力,投入产出比更高,因而,它正在成为图书系列化的重要形式。

随机系列化在畅销书图书品种的基础上,或者对读者的这一需求继续深度开发,或者从另外的角度给予细化、拓展,或者将与这一需求相关或相近的需求用同样的方式给予开发。随机系列化要求出版社有一个高效的运转机制,能够及时地对市场作出反应,并迅速地采取有效行动。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中国结艺”,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短线是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炒股就这几招”和“富爸爸”,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心灵鸡汤”和“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吉林摄影出版社的“老夫子”,漓江出版社的“萤窗小语”,中国工人出版社的《走进北大》和《走进清华》,海天出版社的“罗兰小语”,群众出版社的《黑洞》和《黑冰》,花城出版社的“过目难忘”,广东科技出版社的“迷你食谱”等,都是借助了畅销书的力量,而拓展为系列图书的。

二、作者群体化

作者是出版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是所有品牌中最宝贵的品牌。—个有名气的作者,就是一个最好的海报,正如追星族追逐影视明星一样,读者由于对图书的热爱,而对它的作者产生了忠诚。

一般而言,一个作者的作品在选题、风格上基本趋于一致,喜爱作者某一个作品的人,同样会喜爱他的别的作品。一个多产的作者,代表着一个细分的市场,因而,只要他的一部作品成了畅销书,那么,其他的作品也会因此而畅销。反过来,当一个作者成了畅销书作者的时候,鼓励其继续努力,实现群体化出版就具有了意义。

作者的群体化是指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内,某一个作者以其多种作品投入市场,形成规模效应。作者的群体化有的是出版社有意识的运作,有的则是客观发生的;有的是由一个出版社自主完成的,有的则是由多个出版社分别完成的。出版社要从各个方面关注和关心作者,要尽最大的努力维持作者对出版社的忠诚,实现完整的群体化。

作者的群体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单种图书间断地投入市场,一种是将某些成名的作者过去出版的作品结集出版。一般而言,前者主要是正在流行的畅销书及其姊妹作品,后者则是已经功成名就的著名作者的长销书。

刘墉的《超越自己》、《创造自己》、《肯定自己》、《我不是教你诈》、《冷眼看人生》、《人生的真相》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蔡智恒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雨衣》、《爱尔兰咖啡》、《@①寄生》等,李幛zhé@②的《炒股就这几招》系列,唐能通的《短线是银》系列,郁秀的《花季·雨季》、《太阳鸟——我的留学,我的爱情》,韩寒的《三重门》、《零下一度》,王跃文的《国画》、《亡魂鸟》、《官场春秋》等,海岩的《便衣警察》、《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等,安顿的《绝对隐私》、《情证今生》、《回家》等,二月河的《乾隆皇帝》、《雍正皇帝》等,这些群体化图书,基本上都是在一种书畅销后而相继推向市场的。跟随作品的畅销,作者本人也因此而成为畅销书作者。

当一个作者的作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长销的时候,这个作者也就成了著名作者。一般而言,著名作者往往也是多产的作者,这些作品多数在当年曾经大领风骚,甚至在今天仍然长销不衰,将这些作品结集出版可以更为直接、具体地抓住目标读者,唤起他们的热情,实现规模化购买。

浙江文艺出版社的《老舍小说》、《鲁迅小说》、《冰心小说》、《巴金小说》,南海出版公司的《钱钟书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格林童话全集》等是对名家作品的再度开发,将名家的作品规模化地推向市场。正在流行的畅销书作者的作品也可以结集出版,其作用与历史上的名家作品的结集出版相同。作家出版社的《海岩电视小说书系》,群众出版社的《海岩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席绢纯情作品集》、《池莉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村上春树文集》,接力出版社的《刘墉精品书坊》等就是将流行作者的流行作品结集出版。

三、多版本群体化

有些经典的图书,由于其不可替代的文化、知识和欣赏价值,占据着庞大的市场。经典图书是天空中的月亮,独一无二,不可比拟,同类图书及其模仿者基本对它构不成威胁,反而要在它的光辉下借光闪烁。正由于此,经典图书往往通过多版本实现群体化发展。

据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数据,2002年市场上流通的图书中,《红楼梦》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岳麓书社等26个版本。《三国演义》有长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等24个版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长江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等18个版本。《我的大学》有漓江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5个版本。《飘》有河北教育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等6个版本。《呼啸山庄》有长江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9个版本。《简爱》有河北教育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12个版本。大凡经典作品,基本上都是多版本并存。

经典作品还通过对经典作品的演绎、阐释实现群体化出版。《红楼梦》的相关作品有《红楼梦导读》、《红楼梦诗词解析》、《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红楼梦之谜》、《红楼一家言》、《老版本——红楼梦宝藏》等。《三国演义》有《三国演义导读》、《漫话三国演义》等。

正在流行的畅销图书,也存在多版本的群体化。海岩的《你的生命如此多情》有群众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两个版本,他的《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有群众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三个版本。《大宅门》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两个版本。《漂亮朋友》有北京燕山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三个版本。

四、模仿群体化

模仿群体化是指对畅销书(或经典图书)在内容上或风格上进行模仿,使畅销书实现群体化。模仿群体化从模仿主体来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畅销书的出版社或作者对畅销书的模仿,另一种是对他人畅销书的模仿。前者可以称之为准系列化,后者通常称之为跟风出版。

无论是准系列化,还是跟风出版,它们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即都是在一种图书畅销后,对该种图书的模仿。从表面上看,模仿群体化与系列群体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它们基本上都是对某一需求的多层次、多角度的开发。优秀的模仿图书与被模仿的畅销书,在客观上就构成了一个系列群体化图书集合。但是,模仿群体化与系列群体化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它们的区别主要是:

1.系列群体化是一种有计划的行为,模仿群体化则是一种偶发的临时性的行为;

2.系列群体化是创造性劳动,模仿群体化则是一种模仿行为,缺乏创造性;

3.系列群体化是多种图书的一揽子计划,模仿群体化一般只是对一种畅销书的模仿;

4.系列群体化是有序的,一般由一个出版社来完成,模仿群体化则是无序的,往往是多个出版社的自发行为。

系列群体化是有意识的群体化出版行为,模仿群体化是对系列化的有效补充,是对那些本来可以系列化而没能系列化的图书出版活动的有效补充。比如《学习的革命》,在它开辟了素质教育市场之后,本可以继续推出《学习的革命之二》、《学习的革命之三》等,但是,它没有继续发展,仅到此为止,这就为别人来摘桃子创造了机遇,模仿群体化迅速展开,一批以“革命”冠名的书相继出笼。《素质教育在美国》和《哈佛女孩刘亦婷》之后,也有一批“素质教育在××”“××女孩×××”之类的图书模仿跟进,十分壮观。

模仿或仿造是最简单的一种生产方式,制造一部畅销书难,但模仿一部畅销书要容易得多。模仿或跟风出版是出版实力较弱的出版社进行原始积累的捷径,它追求的是短期的高额利润和对市场的迅速渗透。

模仿群体化从模仿客体来看,可以区分为内容群体化和风格群体化。

1.内容群体化

内容群体化是指对畅销书的主题进行模仿,对其内容重新组合、搭配和选材;或者从另外的角度、广度或范围对畅销书主题及其内容进行新的阐释。

内容群体化是模仿群体化,甚至图书群体化的重要形式。它是针对细分市场的主体需求,在畅销书的牵引下,给予充分挖掘,提供全面服务。在个性化竞争时期,在畅销书的作用日益凸现的今天,一部图书的畅销往往带来一个模仿式的内容群体化。我们说一部畅销书可以开辟一个市场,但只有一部畅销书,还无法把这一市场固定化、定型化。准确地说,一部畅销书只是昭示了一个细分市场的存在,但它本身的力量还难以把这一市场从整个市场中细分出来,市场细分化的工作就是由畅销书的内容群体化来完成的。

据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数据,2002年市场流通的图书中,有关某一主题的内容群体化图书比比皆是,这些图书与其他图书鲜明地区别开来,自成一统,构成一个明晰的细分市场。有关张爱玲的图书有《张爱玲传》、《张爱玲传奇——临水照花人》、《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等。有关知青的图书有《中国知青部落》、《中国知青梦》、《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有关领袖的图书有《我的伯父》、《我的伯父》、《我的父亲邓小平》、《我的父亲刘少奇》、《我的父亲》。有关曾国藩的图书有《曾国藩》、《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成大事的九九个方略》、《曾国藩智慧》、《曾国藩的幕僚们》、《曾国藩面经》、《挺经》等。有关小布什的图书有《小布什通往白宫之路》、《小布什问鼎白宫》、《小布什和他的家族》。与《大宅门》相对应的有《老宅门》。与《三重门》相对应的有《走出三重门》、《九重门——跨越三重门后的青春岁月》、《我们的留言:致韩寒》。与《绝对隐私》相对应的有《未必隐私》、《回家》、《情证今生》、《倾听夜色:新都市女性情感小说集》。与《花季·雨季》相对应的有《花季女生》、《随笔花季诗旅》、《花季心雨》、《花季宣言》、《花季有约》等。有关北大的图书有《北大才女》、《北大女生》、《北大情事》、《北大情书》、《北大新才女书》、《北大往事》、《北大遗事》等。与《谁动了我的奶酪》相对应的有《就动你的奶酪!》、《我能动谁的奶酪》等。有关刘晓庆的图书有《刘晓庆成名之谜》、《我把刘晓庆送上法庭》、《谁把刘晓庆送进牢房》等。

2.风格群体化

风格群体化指的是当一种具有鲜明风格的图书畅销后,其他图书通过对这一风格的模仿而实现群体化。比如《老照片》畅销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照片”图书。

群体范文篇9

奢侈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然而关于奢侈品的定义,至今在学术领域上尚未有公认的定义,归咎于奢侈品对于每个人的意义都不尽相同,牛津美语辞典对于奢侈品的广义解释为:“极致舒适且挥霍的生活调性;非必需品的,心中渴望的、昂贵的或是稀有的商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凡勃伦早在1899年就提出,奢侈品的范围不能只从产品的品质与功能角度定义,更重要的是奢侈品所附予的社会经济背景上的价值。从操作性定义而言,艾莫利大学法律历史研究员charlesj.reid将奢侈品的操作性定义设为:“这类商品有95%是专门提供给金字塔顶端人士使用的,也就是只有5%的金字塔顶端消费者负担得起的商品或服务。”nuenoandquelch(1998)从经济学的角度定义奢侈品是“功能性价值”占“价格”比值低的产品,也是“有形价值”占“无形价值”比值低的产品。

目前,国际公认的“奢侈品”主要包括高档服装、珠宝首饰、高档化妆品、豪华汽车和游艇等。作为非生活必需品,奢侈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奢侈品的物质形式会发生转变,并可根据个人、社会、经济等环境的不同可以分为绝对奢侈品和相对奢侈品,如高档钟表在目前来说是相对奢侈品,但游艇、私人飞机在目前来说就是绝对奢侈品。

2中国奢侈品消费群体特征分析

2.1人口特征

2.1.1富裕群体

富裕群体是典型的奢侈品购买者,以男性为主,年龄在40岁以上。他们大多是国内大公司或者政府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企业家,交际广泛,大多聚集在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深圳以及浙江等地。

2.1.2高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由一系列人群组成,包括企业家、商人和社会名流,性别比较均衡。他们与富裕阶层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是新近富起来的人群,他们的年龄小于富裕群体,大多在25岁到40岁之间。

2.1.3高级白领群体

这个消费层级的人士的收入是所有奢侈品消费群体中最低的,年龄也在25岁到40岁之间,女性消费者较多。

2.2心理特征

尽管人口信息能反应消费者的基本情况,但仅了解消费者的人口特征是不够的。例如,性别相同、年龄一样、收入相当的两个顾客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消费特点,一个人总是买特别便宜的商品,而另一个人可能买最贵的商品,这源自于消费者购买奢侈品动机的差异。

朱晓辉、卢泰宏借鉴vigneron,franckandlesterw.johnson的研究结果,通过定性研究的消费者访谈,提出了中国奢侈品消费者的消费动机模型,中国奢侈品消费者的社会性奢侈品消费动机包括:炫耀、从众、社交、身份象征;个人性奢侈品消费动机包括:品质、享乐和自我赠礼。

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不同收入层级购买动机不同。收入层级越高,购买奢侈品的社会性消费动机倾向越强;收入层级越低,购买奢侈品的个人性动机倾向越强。普遍来说,中国奢侈品消费者的消费心态仍以“显示身份”为主,消费者属于“商品驱动型消费”类型;而在奢侈品市场较为成熟的发达国家,消费者偏爱“体验驱动型消费”,追求能够放松压力的舒适假期或者高品质的服务。

2.2.1富裕群体

富裕群体的奢侈品消费动机主要是炫耀和身份象征。他们渴望成功,成功意味着金钱或权力,他们成功后急切需要一些东西证明、炫耀他们的成功,标榜自己的上层人士身份,于是,奢侈品就是最好的证明和象征符号。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富裕群体知识、经验的积累,有一些人开始注重产品质感,注重产品细节,注重一些体验式的消费,追求高层次精神享受。

2.2.2高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的奢侈品消费动机主要是炫耀、从众和社交。高收入群体是中国的新富阶层,面对自己突然增加的财富,他们需要选择一些“富贵的标志”来标榜自己的成功和富有。另一方面,这些新成功人士还需要用奢侈品作为“身份认证”尽快得到上流社会(如富裕群体)的认同,从而扩大自己的社交网络。

2.2.3高级白领群体

高级白领群体的奢侈品消费动机主要是炫耀和自我赠礼。高级白领群体作为新兴的时尚阶层,消费奢侈品时讲究时尚、气派、高雅,他们希望通过奢侈品来显示自己的高雅品味。由于高级白领的收入相对其他消费群体较低,在消费奢侈品时受经济因素影响较大,他们不可能经常购买奢侈品,所以高级白领群体通常会用其他消费方面的收敛节约来支持他们奢侈品的消费,作为对自己的奖励。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收入情况如何,中国奢侈品消费者都注重奢侈品消费的炫耀性价值,他们更强调所拥有的奢侈品的公众意义。

2.3购买行为特征

2.3.1消费产品特征

总的来说,中国奢侈品消费大部分还集中在服饰、香水、手表等个人用品上,而在欧美国家,消费者对房屋、汽车、阖家旅游等奢侈品的消费更多。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消费的奢侈品也存在差异。名车、豪宅、游艇、私人飞机等绝对奢侈品是富裕群体奢侈品消费的主要产品,旅游等体验式奢侈品所占比例也逐渐提高;高收入群体消费的产品包括名车、豪宅等绝对奢侈品,也包括手表、服饰等相对奢侈品,高收入群体的奢侈品消费主要是以富裕群体作为标准,通常会跟随富裕群体的消费趋势。由于经济限制,高级白领消费的奢侈品中手表、服饰、香水、皮包、领带等相对奢侈品占绝大多数,他们热衷于购买一些顶级奢侈品品牌的小配件。

2.3.2购买地点特征

中国的奢侈品购买地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国大陆,但是许多奢侈品都有至少30%左右出自我国香港、澳门或者台湾,在国外,欧洲也已经成为了第三位的奢侈品购买地。不同收入层级的消费群体对消费地点的选择也存在差异。富裕群体通常在机场免税店或国外旅游时购买产品,高收入群体通常也在国外旅游时购买产品,而高级白领通常都在本地品牌店购买产品。

本文从人口特征、心理特征、购买行为特征三方面对中国奢侈品消费群体进行了分析,但消费者的特征不是固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奢侈品价值理解的变化会不断发展,奢侈品经营企业应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对其消费者特征进行研究分析,针对不同的目标消费者制定适合的营销策略。

参考文献

群体范文篇10

信访是指员工针对某一问题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上级行或各级人民政府及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下称各级行政机关)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上级行或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本预案所称的上访主要是指三人以上集体到上级行或上级机关走访的活动。针对基层行的特殊情况,结合我行的实际,特制订我行防止群体上访事件的工作预案。

1、基层行领导在平时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常与员工进行思想沟通,了解员工的家庭、生活、工作状况,及时掌握员工的思想动态,及时发现问题,帮助解决矛盾。

2、基层行领导要经常召开员工座谈会,广泛征求员工对支行领导班子及领导成员的意见和建议,对员工的合理要求,能解决的要及时、妥善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要讲明情况,有些基层行无法解决的,要及时向上级行反映,请上级行帮忙解决,以无休止别不合理的要求,按照有关政策给予解答;对员工的建议,要虚心接受,认真研究,能采纳的要尽快采纳,并提出表扬;一时不能采纳的,要向员工讲明原因,进行肯定和鼓励,不能对员工的一切意见和建议都粗鲁地予以拒绝,致使产生误解,激化矛盾。

3、基层行要尽快地认真负责地解决好员工反映的意见和要求,决不允许以种种借口相推诿,或将矛盾上交,引发员工越级上访,造成不应有的影响。

4、保卫部门平时要注意员工的思想变化,尤其是近期行内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个别员工新发生的具体情况,要及时综合分析,研究讨论,拿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案,及时向行领导请示汇报,当好参谋助手。

5、当发现可能会形成集体上访事件的苗头时,保卫部门要积极做好员工的思想工作,并主动与行领导沟通,说服员工通过正当途径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