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化范文10篇-尊龙凯时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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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

自由化范文篇1

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2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遭受了经济金融危机的打击,金融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因此,大萧条过后,美国便率先加强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管制,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盛行,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金融业方面,各国政府普遍认为过度竞争是导致金融业倒闭的主要原因,于是纷纷强化对金融业的监督控制,试图消除金融存在的不稳定因素,维护金融长期稳健运行。例如:美国在1935年、1966年先后将q条例(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适用范围扩展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险的非会员银行;对银行投资证券、新银行的开设都做了限制;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管理与监督。这些措施促进了战后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但也使金融部门由于过分管制而失去了活力。于是各主要发达国家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金融自由化改革,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

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制度大都是在战后建立的。由于生产力落后的一致性规定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制度具有经济货币化程度低下、金融体系欠发达、金融资源极为有限的特点。另一方面,政治上取得独立的新兴国家,在当时的发展经济理论的影响下,把工业化看成减少进口,减轻外汇约束并积极扩大外汇储蓄,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必由之路。政府为了把稀缺的资本导向工业部门,除了减免税收外,对货币金融系统进行了严格管制。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建立起以抑制为特征的货币金融制度。这种制度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初期集中利用国内储蓄资源、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发挥过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进口替展战略的实施。但是,政府信贷配给金融资源也导致投资效率低下,效率高的小企业和私营经济部门无法得到资金,只能从地下市场以较高的利率获取资金,或进行内源融资。汇率实行严格管制,造成对本币的高估,抑制了出口,影响国外资本的利用。因此,抑制型金融体系妨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改变政府干预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实施金融探化发展战略成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环节。

金融自由化动因的国际比较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各主要工业国家的gdp平均增速为7%-10%。因此,较之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主要是为了解决市场深化进程中出现的金融结构与金融管理体制的矛盾与冲突,即以金融创新为特点,本质是市场深化进程中的金融重构。

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深化发展战略之前,普遍存在金融抑制,如低汇率、低利率、信贷配给、贸易保护等。在其经济发展的初期,“金融压抑”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能使政府有效地控制资源配置,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但随着经济发展的加快和市场体制的日益健全,其弊端则越来越明显,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金融机构的效益得不到提高,从而限制了金融部门的发展,对经济起飞构成了“瓶颈”。因此,它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的目标有别于发达国家。它是为了调动国内私人储蓄,增加金融储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保证投资更有效以及通过更多的金融储蓄减少对财政储蓄、外援和通货膨胀的依赖。其本质是为了消除“金融抑制”,解决落后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以解除金融抑制为特征。

金融自由化动力的国际比较

从金融自由化的动力来源看,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是其经济自由化发展的组成部分,源自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的推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与完善,金融业本身的市场化、自由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尤其是像美国这类具有完善市场条件的国家,金融自由化主要由市场力量推动,由微观经济主导,而不是政府主导。政府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是进行法律法规的重建,为自由化提供制度支持。从金融微观主体角度看,动力来自竞争压力下的创新。在工业化国家,由于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升竞争力显得非常迫切,而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创新,创新就要突破已有的规则和束缚,获得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活跃的金融创新成为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动力。在金融创新发展过程中,政府在信贷和利率方面的控制程度越来越松,逐步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各种束缚,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也去积极应对创新带来的金融风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确保金融稳定。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动力与发达国家有所区别,这类国家经济市场化程度低于发达国家,市场机制并不完善,金融自由化的动力来源外部竞争力和内部追求效率的需要。从外部力量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一体化发展程度的加深,原来的金融管制难以达到有效配置金融资源、实现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目标,从而导致本国资本的外流和国内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从内部力量看,国内经济在市场化进程中要求金融部门更具有效率,金融部门市场化程度急需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大多是与经济市场化同步进行的,构成了经济市场化、自由化的一部分。这是与发达国家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自由化的根本不同。

金融自由化理论基础的国际比较

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到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早期工业化国家奉行“国家干预主义”,在金融内部实施比较严格的管制制度。但是,经历约20年的较快发展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工业化国家出现经济衰退,经济发展陷入“滞涨”的泥潭。一些经济学者开始思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金融管制还是否有效成为人们新疑问。以弗里得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动在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任何相机抉择策略的必要性并不那么明显,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有可能加剧,而不是缓和经济震荡。因此,在货币主义看来,国家最好不要干涉经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也持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西方社会的弊病是由于国家干预太多造成的,如果国家干预少一点,竞争就会进一步加大,垄断就会大大减少。如果国家用人为的方法(如管制、财政方法等)来干预资源配置,其结果必然是降低经济效率,提高产品价格,导致通货膨胀,使经济陷于不稳定之中。这些理论转变了人们对金融管制和货币政策应起什么作用的看法,对大萧条的重新估价直接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改革,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改革进程。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还受国际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理论的影响。由于经济一体化和国际金融自由化趋势的出现,使发展中国家政府和金融当局对金融系统的管制权有弱化的趋势。况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实行利率自由化的要求。而爱德华•肖与罗纳德•麦金农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又为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肖与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金融深化战略,可以在本国资金市场上筹集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发展中国家也认识到金融抑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有必要放松金融管制,提高利率水平,促进储蓄向其他金融资产转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金融自由化成效的国际比较

西方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的动因源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金融自由化也给经济发展、金融深化带来了一系列正向效应,从而使金融自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虽然不同国家所采用的改革方式不同,但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比如英国、新西兰实行的是激进式的金融改革,而美国、日本等国却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但却异曲同工,这些国家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理解不透,实践中不能根据自身情况推进具体改革,以致改革没有取得成功。总的来看,虽然各国的情况各异,取得的效果各异,但都可以从中吸取不少经验教训,形成对我国的有益借鉴。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金融自由化实践中,尽管南锥体国家与亚洲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方式不同,具体实施带来的结果也有很大差异,但金融自由化实践确实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带来了许多新变化:利率自由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当面临国际投机攻击时,高利率客观上使得投机资本进行攻击的成本加大,不敢轻易进入,从而可以用于保护本国货币;外资金融机构进出自由后,竞争加剧,从而提高了国内金融机构的效率。金融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效,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效应:破坏了经济的良性发展;金融市场无法良性运行;金融业的脆弱性加大。

结论与借鉴

首先,金融自由化是工具而非目的。金融自由化是克服由“二元”市场结构所导致的“金融抑制”的有效途径,单从金融自由化本身的功能而言,它也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非金融体制改革的目的。转轨经济应着眼于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改革,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是危险而脆弱的。如果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把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等作为目标,而不管这些措施实施的条件、后果如何,必将导致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失败。

其次,金融自由化不是无条件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进程与经济市场化进程相统一,与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行为理性化和成熟化的进程相统一;同时,金融深化的速度安排还要综合考虑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时进行必要调整,发达国家的金融本身就比较自由化,对利率往往只有上下限的控制,放开较易。而发展中国家对利率多数存在严格控制,因此,从严格控制走向放松,绝非易事。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强劲,市场发育程度高,不怕同别国竞争。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较弱,如完全开放,很可能被它国投机者操纵市场,以致产生金融危机。

再次,金融自由化不是无序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不应排斥金融监管。事实证明,由于一些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加之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过于激进,因而造成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在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自由化在使金融体系多样化、竞争能力增强的同时,也给金融监管造成了负担过重等问题,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跟不上金融自由化的速度,金融自由化往往会陷入无监管或监管漏洞很大的状态。

参考文献:

1.田超.金融自由化的负产出效应与收益函数分析—基于经济转轨国家的视角[j].当代财经,2005

自由化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

一、金融抑制及其危害

1、金融抑制

金融抑制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提出的。麦金农指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欠发达,就在于实际利率太低,甚至为负数。这可能是由于政府执行了错误的政策,人为地压低利率;也可能是由于通货膨胀,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对储蓄者而言,由于低利率缺乏吸引力,不愿将剩余资金存入金融体系。金融市场出现了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政府被迫以“配给”的方式提供信贷。在信贷配给制下,资金几乎是无偿使用,有时甚至因为实际利率为负,借款者只要借到资金,“闭门家中坐”,就可以“利从天上来”。所以,企业不管手头有无项目,项目前景如何,都对借款投资趋之若鹜,全社会形成了投资饥渴症。能否借到钱,不是看你的经济效益,而是看你有没有裙带关系。“八字衙门朝南开,没有关系莫进来”。结果是造成资金使用粗放,投资效益低下,产出水平低,国民收入扣除用于消费的部分后所剩不多,储蓄率下降。另一方面,低利率又阻碍了新增收入向投资的转化。经济发展所需的新投资来源不足,储蓄和投资的缺口进一步拉大,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更加尖锐,经济停滞不前。糟糕的经济状况,反过来又使储源萎缩,资金紧缺,迫使政府当局对利率实行更加严厉的管制,从而形成了恶性的“经济涡流”,国民经济陷入欲罢不休、欲进不能的困境。这种人为压低利率,造成金融体系和经济效率低下的现象,麦金农称之为“金融抑制”。

2、金融抑制是我国企业融资能力扩大的瓶颈

企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资金来源。如果金融市场受到不适当的人为干预,各种类型的资金价格被扭曲,企业无法根据自身发展要求调整其资本结构达到最佳状态。企业融资能力受到损害,从而会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的金融抑制是从资金供给、资金价格、资金流动等方面影响企业融资能力的。

首先,政府对利率的管制来影响居民储蓄,是以抑制资本市场为代价的。如果高通货膨胀导致了负利率,就会迫使居民在负利率下增加储蓄。在金融抑制下居民储蓄对利率变动缺乏弹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存款利率水平有8年为负值,实际贷款水平也有7年为负值。但同期居民储蓄一直以30%左右的幅度增长。这是由于政府在抑制信贷市场的同时,还抑制了资本市场,由于投资渠道少,居民不得不选择储蓄。这导致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极大地增加了银行和企业的破产风险。

其次,政府限制利率,对不同类型的资金需求者实行价格歧视,导致了市场分割,由此产生出一块租金市场,租金的存在构成资金的漏损。另外,信贷市场抑制还导致了银行业兼顾利润最大化和政治利益最大化双重目标。如向国有企业优惠贷款,由于现在国有企业效益普遍低,导致银行坏帐损失巨大,这部分坏帐损失也构成信贷市场的资金漏损。这样大量的资金流向直接非生产性活动,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最后,信贷市场上的价格管制和市场分割与政府限定证券价格,扭曲了资本市场的发育。从狭义上理解,资本市场特指股票市场,是企业从事直接融资的重要场所。如果政府过多考虑政治利益,那么直接或间接管理就将转化为金融抑制,从而扭曲市场机制,最终伤害企业融资能力。我国资本市场的抑制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影响企业融资能力的:一方面,股权结构影响到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我国一直把国有企业作为上市公司的主要来源,并把国有股的份额看作是控制企业的唯一手段,导致了上市公司的畸型股权结构。国有股不流通,不能改进企业绩效,直接损害了企业的融资能力。另一方面,股票定价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融资成本及证券市场上的资金流向。我国的股票发行价格的确定,是在证监会的行政干预下进行的。由于证监会直接管制一级市场上的市盈率水平,导致了我国上市公司严重的低定价发行行为,这种低定价水平增加了企业直接融资成本。同时发行额度实行计划管理,两级审批制也增加了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额度分配要考虑到各地方经济发展情况,顾及地区平衡等非经济因素。结果,企业为争额度,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进行包装、公关,从而增加了发行费用。

可见,金融抑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呆滞的经济又限制了资金的积累和对金融业发展的需求,制约着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因此,我们的对策很明了,进行以自由化为特征的金融体制改革,以适应当前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

二、金融自由化及其危害

1、金融自由化

所谓金融自由化,是指80年代初西方国家普遍放松金融管制后出现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充分经营、公平竞争的趋势。麦金农提出了他的“金融深化”理论。其主要思想是,放松政府部门对金融体系的管制,尤其是利率的管制,使实际利率提高,充分反映资金供求状况。这样,投资者就不得不考虑融资成本,再三权衡投资成本和预期收益。如果对投资项目的前景不怎么看好,腰杆不硬,底气不足,就会在高利率面前望而却步。最终,有限的资金流入高效益的项目,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配置效率大为提高。而且,高利率鼓励人们储蓄,金融体系“不尽储源滚滚来”,投资也就不愁没有资金。总之,“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金融市场的活跃高效,会带来整个社会经济的活跃。麦金农还指出,利率和通货膨胀紧密相连,因此,不能顾此失彼。在消除金融抑制,提高利率的同时,决不能搞通货膨胀。否则,一旦通货膨胀率高于利率增长率,从而实际利率为负时,消除金融抑制的良好愿望就会徒劳无功,化做泡影。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1)价格自由化。即取消利率、汇率的限制,同时放宽本国资本和金融机构进入外国市场的限制。让金融商品的价格发挥市场调节作用。(2)业务自由化。即允许各类金融机构交叉业务,公平竞争。(3)市场自由化。即放松各类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的限制,完善金融市场的融资工具和技术。(4)资本流动自由化。即放宽外国资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市场的限制。在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下,金融信息更具有公开性,能够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形成更为有效的价格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减少了产品间、银行间的资金流动障碍,从而使资源配置更接近最优化。因此,金融自由化改革对增进发展中国家现有金融市场效率,深化金融体制以满足现实经济高效运行的需求,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盲目进行金融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麦金农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发展中国家以此为理论依据,着手对本国金融体系进行深化。自1989年以来,泰国进行了一系列以金融自由化为特征的金融体制改革。具体做法:(1)取消利率管理制,实行利率的自由市场定价。(2)放宽对商业银行的限制,准许商业银行扩充其尊龙凯时最新的业务范围,使商业银行逐步由分业制向全能制转换。(3)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企业筹资开辟新的渠道。(4)放宽外汇管制,解除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允许外国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在国内有限度地开展业务。

结果,1997年7月泰国不得不取消了泰铢与美元联系,容许泰铢自由浮动。这使泰铢一落千丈,与美元的汇率损失约为50%的价值。泰国货币崩溃后,随之而来的是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货币的严重贬值及股市狂泻,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具体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债务负担加重,企业不堪负重;货币危机导致金融业陷入困境;资本大量外流;失业增加;政局不稳。

于是,对麦金农理论的抨击便随之而来,甚至有人认为,他的理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的确,东南亚国家在金融深化过程中,过急过早地实行金融自由化,放开对国际流动资本的限制,是诱致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恐怕麦金农自己并没有料到。他的初衷,原本是要通过金融深化,来完善国内金融市场,促进资本形成,以避免长期过度依赖外资。不过也有人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是人们把麦金农的“经”念歪了,不能怪罪于麦金农的金融深化理论。相反,麦金农所强调的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要求解除政府管制、实行利率自由化等,将始终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方向。

东南亚经济危机给予我们的教训:一是发展中国家在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时,不可放松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二是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制度前提缺少的情况下,企图以市场的力量推动金融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实行金融自由化必须有适当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基础,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nextpage]

三、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对策

我国金融改革经历了20年,这20年来我国金融业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个行业面貌从根本上得到改观。在党的十五大以后,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金融体制开始向更加深入方面展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资本全球流动加快。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金融体系过程,同时也就是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并溶入这个体系的过程。所以说,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就是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统一。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金融体系不健全,竞争力弱。如果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必然会使国内经济面临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甚至发生金融危机。由金融自由化不当引发金融危机,退回的损失不会比金融抑制对经济阻碍造成的损失小。所以,我国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金融自由化的过程应与市场发展的进程相适应,各类金融机构的改革应同步进行。自由化过程如果超过市场的承受力,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对必须进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如果采取拖延政策,不但不能避免或推迟金融风险,反而会导致新的市场扭曲。此外,如果金融市场改革不同步,对有的金融机构放松管制,而对有的金融机构仍进行严格管制,就会扭曲各类金融机构的竞争地位。因而金融当局只有通过高效地执行适当金融自由化策略,才能保证金融市场的发展。

自由化范文篇3

关键词:金融自由化;金融监管;冲击;对策

一、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监管的冲击

金融自由化将对金融监管产生较大的影响,使被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方式、监管体制产生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从被监管主体来看,金融自由化会增加监管对象,又会改变被监管对象的经营行为。具体说来,实现金融自由化,外国金融机构将从利润最大化、业务国际化的经营策略出发,更多地参与我国的金融活动,致使我国金融机构数目大量增加,金融机构的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与此同时,大量金融机构的进入也会促使国内金融机构采取模仿行为,推出新的金融工具,开展新的金融业务,其经营行为也发生变化。

2.从监管内容来看,金融自由化将使原有金融市场的外延有所扩大,金融创新不断推进。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诸如发行执照、审批业务、现场稽核、合规检查等,将不再行之有效。对于监管当局来说,要么实现从审批制向备案制转变,允许金融机构按照业务发展以及风险控制要求进行金融创新;要么抑制金融机构的创新动力,促使金融活动向境外转移,产生替代效应和溢出效应。

3.从监管方式来看,金融自由化条件下,计划性监管方法效率低下。这是因为:一方面,审批监管方法,不利于金融机构开拓业务,因为金融机构每开办一项新的业务都需要实现经金融监管当局批准;另一方面,过度依赖现场稽核和检查,容易导致外部监管代替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弊端,不利于金融机构建立法人治理机构。

4.从监管体制来看,随着不同种类金融机构业务的日益交叉,以及金融(银行)控股公司的出现,金融业综合经营、混业经营的趋势有所加快。在这样的金融环境下,如果仍采取分业监管体制,一项新业务的推出往往需要经过多个部门的协调才能形成,从而发生较高的政策协调成本。同时,交叉性业务的出现,既可能出现重复监管,又可能导致监管缺位。

5.金融自由化使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变得不可缺少。由于金融自由化条件下的金融中介活动具有国际化、专业化的特征,尤其是一些国际性金融机构(如集团公司)实行全球化战略,这样,仅靠单个国家实行金融监管不能有效控制其经营风险。因此,在金融自由化条件下,迫切需要加强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合作,制定统一的风险监测和控制体系,提高各有关国家金融监管的效率,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总之,金融自由化条件下的金融监管有综合性、审慎性、有效性、独立性、前瞻性、历史性特点(钱小安),这就要求金融监管当局加强金融监管协调,防止出现监管重叠、监管遗漏或空缺现象。

二、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

自1995年有关金融“五法一决定”颁布以来,我国的金融法律建设日臻完善,金融监管体制逐步理顺,金融监管工作不断加强,对促进金融改革和发展、维护金融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面对不断发展的自由化趋势,我国的金融监管仍很薄弱,表现为:

1.偏重市场准入,没有形成持续性监管。首先,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业监管过分注重市场准入监管,而对风险监管还处于探索阶段,对金融创新工具的监管尤为不足。例如当前银行业普遍开展的“银证通”、“一柜通”等金融创新,怎样进行全方位、全流程监管,如何与国内其他监管当局协调配合,都缺乏深入研究。其次,我国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监管几乎空白,未建立起市场原则框架下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如中农信、海发行、广国投等金融机构退出时最终还是以中央银行再贷款为代价才得以实施,这就削弱了市场惩戒的约束机制;而且金融机构易形成道德风险,使其审慎投资冲动弱化,更想追逐高风险的投机活动,最终形成较大的经营风险。

2.偏重合规性监管,未将风险监管作为监管重心。过去,我国金融监管一直将其重点放在合规性方面,但随着金融机构的创新和变革,合规性监管的缺点不断暴露出来,如市场敏感度较低、监管措施落后于市场发展等。而风险性监管在识别、度量风险的基础上,按照审慎监管原则,提出防范和化解金融机构风险的监管措施。它更注重机构本身的风险控制程序和管理水平,能够及时反映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预测潜在风险。此外,信息技术在我国监管工作中的运用远远不够,从而出现成本与效率低的现象。

3.监管缺乏内部控制。虽然我国已颁布了关于加强金融机构内控机制的指引,要求在监管中更加注重对金融机构管理水平的评估。但在很多国有金融机构产权监护人功能缺失的情况下,难以真正建立起金融机构内部约束机制,未能充分发挥其自身的风险管理作用,监管当局的风险监管要求无法转化成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要求。另一方面,在过于突出外部监管的重要地位,某些监管措施干扰了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如,对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实行审批制,实际上是越俎代庖。

综上所述,在金融自由化条件下,目前我国金融监管还是存在相当多的问题的。

三、加强金融监管、促进自由化的对策分析

面对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监管的冲击,如何加强金融监管、同时促进自由化便显得尤为迫切。

1.监管重心由市场准入向持续性监管转移。监管当局应尽快将监管重心由市场准入向金融产品或金融工具经营过程中的风险管理以及建立退出机制转移,特别是加强对金融机构往来业务的监管力度,督促金融机构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此外,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进入,国外资本进入我国渠道将变得更为通畅,这对监管工作形成挑战,要求监管当局加强长期规划,强化监管工作的持续性和预见性,实现持续性监管。

2.监管以合规性监管为主,风险监管为辅。考虑到我国国情,金融监管现阶段应以合规性监管为主,风险监管为辅。风险监管的优点主要在于它能准确评估和预警金融机构的风险,这就迫切要求我国的风险及预警系统,通过将软件的人工智能和专家的判断相结合,增强定量因素在风险检测和评估中的应用价值,由此产生金融机构准确的风险评估,进而确定哪些机构应当首先接受检查,哪些地区及其中的机构应重点检查。

自由化范文篇4

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基本同期,世界上也兴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其主要内容是:汇率和利率的自由化、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以及银行业分业管理制度的逐步解除。十余年来的世界性金融自由化强有力地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其积极作用有目共睹,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预计在今后的若干年内,世界性金融自由化的潮流将继续向前推进。

第一,金融自由化无疑增强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性,提高了世界金融市场的效率,促进了世界银行业的发展。金融自由化对所有的金融市场参与者,无论是借款者还是贷款人,都既形成了压力也提供了机会,使他们有可能,也有必要降低成本或提高收益。

第二,人们普遍认为在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下,金融信息更具公开性,能够更为准确,更为迅速地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亦即资金的稀缺程度,形成更为有效的价格信号体系。尤为重要的是,金融自由化减少了产品间、银行间的资金流动障碍,从而使资源配置更为接近最优化。

第三,金融自由化为金融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盈利机会。一方面,金融自由化极大地推动了金融资本的形成,为金融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分业管理制度的逐步解除为金融企业(尤其是商业银行)提供了更灵活的经营手段。

第四,金融自由化,尤其是分业管理制度的逐步解除,为商业银行在盈利性与安全性之间的平衡选择提供了条件和手段。分业管理制度的建立原本着眼于商业银行的安全性,然而在传统的分业管理制度下,由于商业银行一方面囿于经营手段的匮乏,另一方面却面对国内外同业的竞争,安全性并未真正得到保障,银行破产倒闭现象依旧层出不穷。在分业管理制度逐步解除之后,商业银行的经营手段大量增加,从而有可能将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与低风险低收益的产品合理地搭配起来,使商业银行从原有的两难局面中解脱出来。

第五,金融自由化推动了世界性的金融一体化,随着各国日益敞开本国金融市场的大门,资本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如果不考虑时区划分,世界性金融市场应当说已经初具雏形。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使资源配置能够在世界范围得到改善。

然而,金融自由化也决非尽善尽美,它也有其不利的一面。

第一,金融自由化在某些方面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却在其他方面也有其降低金融市场效率的作用。例如.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数不胜数的金融创新、大量金融机构的出现降低了金融市场的透明度。银行客户面对极端复杂的衍生工具,只能听从银行的建议,从而使银行对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下降。此外,金融市场容量的扩张给银行带一来了机会,同时也减弱了银行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压力。

第二,银行致力于金融创新的动力明显下降。在实行严厉金融管制的条件下,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被迫不断推出新的金融产品,以便绕开金融管制,增强自身竞争实力。而在金融自由化已成气候的今天,当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利率、汇率自由化.分业管理的藩篱已基本拆除.金融创新的必要性也就不再那么突出。近些年,金融创新的势头减缓.传统业务的比重逐渐回升,便是根源于此。

第三,最为明显的是,也是最少争议的是.金融自由化加大了客户和金融业自身的风险。利率和汇率管制的解除导致市场波动幅度剧增。解除分业管理制度实行商业银行全能化之后,商业银行大量涉足高风险的业务领域,风险资产明显增多。资本流动障碍的削减以及各国金融市场的日益对外开放,加快了资本的国际流动。虽然从理论上讲,更为顺畅的资本流动有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在“半完善”市场条件下,游资的冲击有时也会造成巨大危害。

第四,在金融自由化之后,银行之间,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以及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单一企业财务危机冲击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危险加大。

第五,由于银行客户面对极端复杂的衍生工具、茫然不知所措,只能听从银行的建议.由此而生的银行员工诈骗案件频频出现。而与此同时,在竞争加剧的条件下,为了追求效益.银行普遍出现了忽视风险追求利润的倾向,放松了客户审查,客户违约率不断上升,银行遭到诈骗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第六,在实行金融自由化之后.尽管商业银行获得了更多的赢利机会,但垄断地位的丧失和竞争的加剧、却又导致商业银行利润率出现下降苗头。

上述情况都表明,金融自由化绝非有利无害。金融自由化在增强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往往在其他方面又具有降低金融市场效率的作用;在提供了提高安全性的金融工具的同时又是增加风险的因素,切不可把金融自由化理想化。即使是在金融体系相当完善的西方国家,金融自由化也是权衡利害之后的抉择,有时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以取消金融分业管理为例,80年代初英国的bigbang和1995年美国旨在取消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的里奇法案的主要背景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在世界各国金融市场日益开放的条件下,采取分业管理的国家银行业受到外资金融机构严重冲击,因而取消分业管理加强本国银行实力的呼声日益高涨。

事实上,金融自由化之后金融风险加大的现象早已引起金融界,尤其是各国中央银行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的高度重视,加强金融监管、强化商业银行风险自律的呼声极为高涨.然而迄今却迟迟未见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和风险管理手段出台。这一方面表明金融自由化以后(尤其是实行了商业银行全能化以后)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各国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投鼠忌器,蜘躇不决的态度。就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而言,不充分利用金融自由化之后所出现的宽松经营环境提高收益率.无视金融自由化后出现的机遇一味退守传统业务,就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之中败下阵来。而对于中央银行来说,一味加强监管,则有可能使金融自由化的成果付之东流,不仅对金融业,而且对国民经济(尤其是对外经济)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而不愿骤然采取过于严厉的措施。处于两难窘境之中的各国中央银行都在试图探索出一条两全之策,但又一时难以有所突破。虽然从逻辑上讲.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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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自由化;金融监管;冲击;对策

所谓金融自由化,是指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国家普遍放松金融管制后出现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充分经营、公平竞争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价格自由化、业务自由化、市场自由化以及资本流动自由化。而金融监管则指国家依据有关法律,授权有关部门规定和颁布有关金融业的组织机构和业务活动的特殊规定或条例。这些法令和规定的目的,在于将金融活动纳入正轨,建立一个安全、健全的金融体系,公正、有效地为金融客户提供服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987)。

在很多人看来,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是一对矛盾,要实现金融自由化就应该放松监管,强化金融监管就会抑制金融自由化。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国际金融发展的历史证明,金融监管是金融自由化的基础和保障,严格监管下的金融自由化才是真正的金融自由化,反之将给经济与金融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此,监管当局必须十分重视金融监管。

金融自由化理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推进金融自由化而忽视金融监管,导致金融风险大量累积进而爆发危机的案例不胜枚举。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世界金融自由化正逐步推进,同时我国已加入wto,国内经济正逐渐与国际经济接轨,如何处理好金融自由化与监管成了目前我国经济与金融改革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试图在分析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监管冲击和我国监管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健全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以保证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一、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监管的冲击

金融自由化将对金融监管产生较大的影响,使被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方式、监管体制产生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从被监管主体来看,金融自由化会增加监管对象,又会改变被监管对象的经营行为。具体说来,实现金融自由化,外国金融机构将从利润最大化、业务国际化的经营策略出发,更多地参与我国的金融活动,致使我国金融机构数目大量增加,金融机构的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与此同时,大量金融机构的进入也会促使国内金融机构采取模仿行为,推出新的金融工具,开展新的金融业务,其经营行为也发生变化。

2.从监管内容来看,金融自由化将使原有金融市场的外延有所扩大,金融创新不断推进。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诸如发行执照、审批业务、现场稽核、合规检查等,将不再行之有效。对于监管当局来说,要么实现从审批制向备案制转变,允许金融机构按照业务发展以及风险控制要求进行金融创新;要么抑制金融机构的创新动力,促使金融活动向境外转移,产生替代效应和溢出效应。

3.从监管方式来看,金融自由化条件下,计划性监管方法效率低下。这是因为:一方面,审批监管方法,不利于金融机构开拓业务,因为金融机构每开办一项新的业务都需要实现经金融监管当局批准;另一方面,过度依赖现场稽核和检查,容易导致外部监管代替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弊端,不利于金融机构建立法人治理机构。

4.从监管体制来看,随着不同种类金融机构业务的日益交叉,以及金融(银行)控股公司的出现,金融业综合经营、混业经营的趋势有所加快。在这样的金融环境下,如果仍采取分业监管体制,一项新业务的推出往往需要经过多个部门的协调才能形成,从而发生较高的政策协调成本。同时,交叉性业务的出现,既可能出现重复监管,又可能导致监管缺位。

5.金融自由化使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变得不可缺少。由于金融自由化条件下的金融中介活动具有国际化、专业化的特征,尤其是一些国际性金融机构(如集团公司)实行全球化战略,这样,仅靠单个国家实行金融监管不能有效控制其经营风险。因此,在金融自由化条件下,迫切需要加强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合作,制定统一的风险监测和控制体系,提高各有关国家金融监管的效率,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总之,金融自由化条件下的金融监管有综合性、审慎性、有效性、独立性、前瞻性、历史性特点(钱小安),这就要求金融监管当局加强金融监管协调,防止出现监管重叠、监管遗漏或空缺现象。

二、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

自1995年有关金融“五法一决定”颁布以来,我国的金融法律建设日臻完善,金融监管体制逐步理顺,金融监管工作不断加强,对促进金融改革和发展、维护金融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面对不断发展的自由化趋势,我国的金融监管仍很薄弱,表现为:

1.偏重市场准入,没有形成持续性监管。首先,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业监管过分注重市场准入监管,而对风险监管还处于探索阶段,对金融创新工具的监管尤为不足。例如当前银行业普遍开展的“银证通”、“一柜通”等金融创新,怎样进行全方位、全流程监管,如何与国内其他监管当局协调配合,都缺乏深入研究。其次,我国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监管几乎空白,未建立起市场原则框架下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如中农信、海发行、广国投等金融机构退出时最终还是以中央银行再贷款为代价才得以实施,这就削弱了市场惩戒的约束机制;而且金融机构易形成道德风险,使其审慎投资冲动弱化,更想追逐高风险的投机活动,最终形成较大的经营风险。

2.偏重合规性监管,未将风险监管作为监管重心。过去,我国金融监管一直将其重点放在合规性方面,但随着金融机构的创新和变革,合规性监管的缺点不断暴露出来,如市场敏感度较低、监管措施落后于市场发展等。而风险性监管在识别、度量风险的基础上,按照审慎监管原则,提出防范和化解金融机构风险的监管措施。它更注重机构本身的风险控制程序和管理水平,能够及时反映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预测潜在风险。此外,信息技术在我国监管工作中的运用远远不够,从而出现成本与效率低的现象。

3.监管缺乏内部控制。虽然我国已颁布了关于加强金融机构内控机制的指引,要求在监管中更加注重对金融机构管理水平的评估。但在很多国有金融机构产权监护人功能缺失的情况下,难以真正建立起金融机构内部约束机制,未能充分发挥其自身的风险管理作用,监管当局的风险监管要求无法转化成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要求。另一方面,在过于突出外部监管的重要地位,某些监管措施干扰了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如,对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实行审批制,实际上是越俎代庖。

综上所述,在金融自由化条件下,目前我国金融监管还是存在相当多的问题的。

三、加强金融监管、促进自由化的对策分析

面对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监管的冲击,如何加强金融监管、同时促进自由化便显得尤为迫切。

1.监管重心由市场准入向持续性监管转移。监管当局应尽快将监管重心由市场准入向金融产品或金融工具经营过程中的风险管理以及建立退出机制转移,特别是加强对金融机构往来业务的监管力度,督促金融机构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此外,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进入,国外资本进入我国渠道将变得更为通畅,这对监管工作形成挑战,要求监管当局加强长期规划,强化监管工作的持续性和预见性,实现持续性监管。

2.监管以合规性监管为主,风险监管为辅。考虑到我国国情,金融监管现阶段应以合规性监管为主,风险监管为辅。风险监管的优点主要在于它能准确评估和预警金融机构的风险,这就迫切要求我国的风险及预警系统,通过将软件的人工智能和专家的判断相结合,增强定量因素在风险检测和评估中的应用价值,由此产生金融机构准确的风险评估,进而确定哪些机构应当首先接受检查,哪些地区及其中的机构应重点检查。

自由化范文篇6

中国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正式成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进行贸易改革。90年代,为了适应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要求,中国曾多次大幅度削减关税,1993年12月,中国的平均关税率从43%下降到36%,1996年4月,又下降到23%,1997年10月,进一步下降到17%。2000年,中国的平均关税率为15.6%,2001年的平均关税率为15.3%,2002年为12.7%。

在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大、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之时,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的一大问题就是严重的失业问题。2000年中国全国总人口为12.66亿人;全国从业人员年末数为7.12亿人;城镇从业人员年末数为2.13亿人,其中单位从业人数为1.16亿人,包括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在内的工业就业人数占单位从业人数的36%;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59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但实际上,中国存在着三种失业人员,一是登记失业人员,这是最明显的失业;二是下岗无业人员,是转轨时期失业从隐性状态走向显性状态的一种过渡;三是在岗的隐性失业人员,表现为部分国有部门富裕人员过多但仍难于在短期内解决的状态。从统计上看,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不高,但这并不反映真实情况。据1995年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劳动部调查,城镇各类企业的隐性失业率为18.8%,农村失业率高达31%,总体失业率达27.7%;国内学者胡鞍钢估算,中国1998年城镇失业率为7-9%。由于对失业定义的标准不一致,导致测算结果不同。无论如何,中国的实际失业率比统计年鉴的数字要大得多。

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到底多大,贸易开放与失业问题到底有多大关系,这是很多公众和政策研究者关心的问题。有些公众担心中国加入wto会对中国的就业问题产生巨大冲击。本文试图定量分析中国贸易自由化对工业就业的影响,并将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分离开来,从而说明到底什么是影响中国目前就业和失业的主要原因。

二、贸易自由化对就业影响的理论分析

贸易自由化是一国根据本国条件逐步消除贸易壁垒,减少政府对贸易活动的直接干预,逐步扩大对外开放,从一种保护的贸易体制向自由贸易体制转变的过程。从广义的角度讲,贸易自由化的范围,不仅包括商品贸易市场的开放,而且包括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限制的减少,还包括服务领域的开放等;贸易自由化不仅体现在进口限制的减少,而且对于出口也应减少直至取消补贴;政府在贸易中的干预应该越来越小。从狭义的角度讲,贸易自由化主要指进口贸易限制措施的减少。

从国际贸易理论讲,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是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提高经济活动效率。但是无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还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新国际贸易理论,都是建立在假定充分就业的基础上,这就意味着贸易不影响总就业水平,并且当贸易影响要素流动时,要素的调整是即时的。

这种充分就业假定与要素充分流动的假定与现实是不符的。现实中存在着失业,另外,要素在不同部门间流动时不会立即完成,劳动者在就业之前需要培训和寻找,这使得劳动者在要素流动过程中要遭受一定时期的失业痛苦,从而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

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表现在,由于贸易的开放,使得进出口增加,出口的增加会带动有关产业就业的增长;进口的作用表现为综合的结果:一方面进口直接使得有关产业产出减少,从而减少就业,另一方面,进口的中间品会带动产出的增加从而增加就业,进口的资本货物如果用于更新改造,会使生产效率提高,就业减少,如果用于新建企业,则会带动就业的增长,因此进口对就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三、贸易自由化对就业影响的经验分析

(一)方法论

贸易自由化水平的直接度量为关税的下降,非关税措施和其他贸易限制的减少。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名义关税率和实际关税率往往存在着巨大差异,如中国的实际征收关税率在1998年仅为名义算术平均关税率的15%,2000年为26%。另外由于非关税壁垒措施的定量化存在困难,数据难以收集,因此许多经济学者用贸易自由化的结果近似地表示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在本文中,我们用进口渗透率和出口导向率作为贸易自由化的衡量指标,这种方法在国际上也常采用。

在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时,本文采用hine和wright(1998)创建的模型,他们从工业行业出发,假定生产函数是cobb-douglas函数,即:

附图

式中,q[,it]为第i个行业t期的产出,k[,it]为第i个行业t期的资本存货,n[,it]为第i个行业t期使用的劳动。参数a为随时间变化的量:

附图

式中t为时间趋势,m为进口渗透率,x为出口导向率。

我们将(2)式带入(1)式,并用对数表示,推出对劳动的需求依赖于产出、进口渗透率、出口导向率、时间趋势等,据此建立回归方程为:

附图

(二)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采用的数据为中国34个工业行业从1995年至2000年的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海关统计年鉴》相应的年份。关于数据的问题,主要是各个工业行业的进出口贸易数据不能直接获得。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对于工业行业的分类目前采用的是国际工业分类标准(isic),而在《中国海关统计年鉴》中海关统计的进出口商品分类是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协调编码制度(hs),两种方法不同。本文将进出口商品按照工业行业分类标准,从商品的属性出发重新进行集结,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37个工业细分行业里选取35个行业进行分析,另外两个行业即煤气的生产与供应业,自来水的生产与供应业属于垄断行业,进出口额很小,数据样本中没有加以考虑。再有,由于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在就业的统计数据上是一个行业,所以将这两个行业的样本值进行了合并,成为食品加工制造业。因此总共有34个工业行业的样本数据。

中国1994年进行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将汇率变为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从1995年开始,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保持平稳,因此我们选取的样本数据从1995年到2000年,剔除了汇率变动的影响。

在1995-2000年期间,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997年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东亚一些国家的货币相继大幅度贬值,使得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从而较大地影响了1998年中国商品的出口,1999年以后,中国商品的出口开始回升,这种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是通过对中国进出口的影响引起中国就业变化的。从国内经济环境看,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同时伴随着医疗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等,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形成的隐性失业显性化。同时,国内需求的不足伴随着结构性供给过剩以及竞争加剧使得原本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出现大量的倒闭或停产现象,从而造成大量的工人下岗和失业。对这种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就业造成的影响,本文通过建立年度虚拟变量,将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贸易自由化对就业造成的影响分离开来,为此,将计量经济模型重新表示为:lnl=c(1) c(2)lny/p c(3)lnx/y c(4)lnm/y c(5)lnk/y c(6)d96 c(7)d97 c(8)d98 c(9)d99 c(10)d2000(4)

式中l为劳动需求;y/p为去除物价变动的产出;x/y为出口导向比,等于出口值与产值之比;m/y为进口渗透率,等于进口值与产值比率;k/y为资本产出比,为每一单位产出所需资本。为克服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各个变量取对数值ln。另外设置年度虚拟变量,以1995年为基础,d96,d97,d98,d99,d2000分别为1996、1997、1998、1999、2000年的虚拟变量,它们可以反映不同年度宏观经济变量对就业的影响,回归变量的系数和常数项用c(n),n=1,2,…,10表示。

(三)回归结果

本文通过对中国1995-2000年34个工业行业,每个指标为144个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看出,产出对就业起很大作用,产出增加带动需求增长,产出每增长1%,就业增长0.7%;出口导向对劳动需求有着较小的正向拉动作用,出口导向每增加1%,劳动需求增加0.1%;进口渗透对劳动需求的影响不具显著性,因此,进口渗透对劳动需求的综合影响不大;资本产出比对劳动需求有着较大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中国的各行业,在资本产出比较大的部门,劳动需求较大。从上述结果还可看出,除各个变量对劳动需求的影响外,各个年度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劳动需求的影响较大,相对于1995年,除1996年度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就业的影响不显著外;从1997年到2000年,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这也说明,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失业和下岗问题越来越严重。

表1中国工业就业变化的计量经济模型回归结果

说明:***代表可信度为99%以上,*代表可信度为90%以上。

为了检验贸易和宏观经济环境是否相互作用共同对就业造成影响,在方程(4)中加入了年度虚拟变量和各回归变量的乘积,回归的结果见表2。

表2中国工业就业的计量经济模型回归结果

说明:***代表可信度为99%以上,**代表可信度为90%以上,*代表可信度为90%以上。

由表2看出,年度虚拟变量即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贸易自由化变量的乘积对劳动需求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在中国渐进式改革中,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与出口导向率或进口渗透率没有明显地相互发生作用而对就业产生影响。

四、结论

自由化范文篇7

一、脆弱的贸易收支平衡是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经济基础

在虚拟经济运行日益独立于实体经济的今天,金融危机的发生固然有金融市场运行自身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实体经济的失衡。从贸易收支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只有保持贸易收支的平衡,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经济资源才能确保继续参与到全球资源的重新配置进程中去;如果能长期保持贸易收支顺差,则意味着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加强了对本国经济资源的利用,其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币值稳定目标的实现将更有保障。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支极不稳定,贸易平衡通常很难实现,全球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做到持续的贸易收支顺差;相反,贸易收支逆差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常见现象。持续的贸易收支逆差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源大量闲置,导致国内经济全面失衡,并进一步引发金融危机。从这个方面看,脆弱的贸易收支平衡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

发展中国家贸易收支的不稳定性来自于其所拥有的竞争优势的相对性。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其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全球资源的重新配置,这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所获取的只能是一种相对竞争优势。这种相对竞争优势与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绝对竞争优势相比,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相对竞争优势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与绝对竞争优势相比,相对竞争优势具有极强的可替代性。依靠这种竞争优势所取得的成本优势、质量优势和效益优势等随时随地会被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对手夺走,因而在拥有相对竞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非常激烈。

第二,相对竞争优势所带来的比较利益有越来越少的趋势。比较利益的存在是以生产要素的不流动为前提条件的。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升,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增强,比较利益的空间明显地受到压缩。在缺乏足够效益支撑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支更有可能出现恶化的局面。

第三,相对竞争优势的不稳定性常使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跟不上比较优势的变化。随着经济理论的成熟和实践经验的丰富,发展中国家为发展经济而展开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大大缩短了比较优势和相对竞争优势变迁的时间。当比较优势发生变化而经济结构调整滞后时,发展中国家贸易收支出现赤字就不可避免。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分工格局中只能拥有相对竞争优势,而相对竞争优势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收支上必然处于长期逆差的状态,而是仅仅提供了这种可能。事实上,真正摧毁发展中国家相对竞争优势并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收支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的是伴随着资本项目自由化而来的短期资本无序流动。

二、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是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

所谓资本项目自由化,尽管国际上对其还有争议,但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指“国际资本交易本身及其支付和转移均不受限制,并且不仅支付和转移的作出,而且居民接受非居民的支付和转移也可自由进行”。[1](p.48)出于对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纷纷推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从而大大促进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也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历程表明,尽管已经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然而当今高度自由化的国际金融市场却是建立在绝对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资本自由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仅仅是适应了发达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受金融深化理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尾随发达国家不仅在国内实施金融自由化,在对外的资本项目领域也快速解除管制。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比较落后,国际资本的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客观上极易对建立在相对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国民经济形成一种有效的金融抑制,从而阻碍和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汇率机制本来是发展中国家调节贸易收支平衡的最主要手段,但在短期资本无序流动的影响下,失去了它应该发挥的传统作用。首先,由于贸易收支不再是发展中国家外汇市场上决定汇率的惟一因素,有的甚至已不是主要因素,只拥有相对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减少对外经济交往中的风险和成本,通常只能实行固定汇率制,至少也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次,由于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和相对竞争优势的形成是一个系统且长期的过程,而短期资本的反应迅速得多,发展中国家调整汇率往往未得其利,先受其害。第三,由于外汇汇率与贸易收支的关联度大大下降,发展中国家调整汇率并不一定能够达到调整贸易收支平衡的预期效果。第四,由于货币市场的灵敏度远高于商品市场,汇率在政府干预下常常会出现超调现象。第五,由于预期在短期资本流动中的巨大作用,发展中国家调整汇率取得成功往往不是在贸易收支恶化而是在贸易收支状况还比较好的时候。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已经大大压缩了汇率机制在发展中国家发挥作用的空间。

再从资本流动机制上看,短期资本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甚至更为不利。第一,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在资本项目收支上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属于资本净流出地区。相对竞争优势也许会带来较高的收益,却伴随着极高的风险,发展中国家利用资本流入来弥补贸易赤字只能作为一种特殊情况来处理。第二,短期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停留时间的长短完全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相对竞争优势的大小。当比较优势未充分发挥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饱受资金短缺之苦;当相对竞争优势较为明显时,短期资本一拥而入,经济发展又会受到过热的困扰。第三,实践证明,短期资本的大规模流动除了使汇率过高或过低、变幻不定外,还会不适当地抬高利率,使有限的资金不是流向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商品和劳务生产部门,而是流向不具有比较优势又发展滞后的虚拟经济部门,增加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泡沫,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相对竞争优势,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抑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第四,短期资本自由流动最直接的危害是掩盖发展中国家贸易收支失衡的事实和严重性。由于短期资本在表面上维持了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发展中国家对贸易收支失衡引起的国内经济失衡普遍重视不够,导致国内经济矛盾日积月累。当短期资本的这种弥补功能达到一定极限而经济结构又尚未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调整时,仅仅是短期资本的停止流入就足以引发一场金融危机了。从这种意义上说,贸易收支失衡是表面现象,只要发展中国家的相对竞争优势失去,金融危机就开始酝酿,短期资本流动发挥的作用不过是使金融危机的酝酿时间有长有短,金融危机爆发的严重程度有强有弱罢了。

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之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肆无忌惮地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相对竞争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长期失衡并最终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却得不到发展中国家应有的重视,根本原因在于对美国经济学家钱纳利和斯特劳特提出的储蓄和外汇“两缺口模式”的误解。传统理论认为,资本自由流动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外资。事实证明,资本自由流动所吸引的大多为短期资本,真正对发展中国家提升竞争力有帮助的长期资本流入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关联度极小,而短期资本的流入不仅不能弥补储蓄缺口,相反还会对国内储蓄产生挤出效应。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自由流动能提高国内经济效率及生产力。实际情况是,智利、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等经济体均是在没有实行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其实资本项目自由化带来的资本流动在什么情况下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早有定论。日本著名学者小岛清教授提出的“切合比较优势原理”的实质就是国际资本的流动必须与本国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才能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2](p.444)美国经济学家丹尼·罗德瑞克的实证分析则干脆得出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任何关联的结论。他明确指出,“当一个国家缺乏正确控制、规制手段和宏观经济管理框架时就贸然向国际资本流动开放金融市场是特别危险的”,而“即使具备上述保障,短期资本流入也是极不稳定并具有较大风险的”,[3](p.23)由此可见,让资本流入发挥正面的积极的作用是有条件的,相反,脱离现实的资本项目自由化特别是短期资本的自由出入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却是巨大的。作为“金融深化”理论主要倡导人之一的麦金农近年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的外汇自由兑换通常是经济市场化最优次序的最后阶段”,[4](p.14)很大一部分原因恐怕就在于此。从目前情况看,一国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最有可能带来的好处大致有三点:①有助于建立地区或全球金融中心;②有助于使本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③有利于本国居民对冲来自国际贸易的风险。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落后、全球化程度低、金融市场规模过小且发育不完善等原因,这些好处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享受。发展中国家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最主要的后果只能是降低短期资本的流动成本,使短期资本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大进大出,随心所欲。这种短期资本不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反它通过削弱发展中国家本就很不稳定的相对竞争优势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金融抑制。而如果要避免这种抑制,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做到使短期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与本国竞争优势的大小强弱协调起来。

三、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应是一个渐进过程和最终目标

从长远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目标之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相对竞争优势这一基本格局是不会改变的,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将始终处于防御地位,贸然让落后的本国经济与高度自由化的国际金融市场全面接轨,只会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即使想通过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来引进短期资本,也应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短期资本的利用能力结合起来,因此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和最终的目标。

目前,发展中国家在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时,应侧重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第一,牢牢把握相对竞争优势这个中心,以具有比较优势和比较利益的贸易收支平衡作为抵御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风险的基础。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支平衡虽然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却是发展中国家惟一有可能有效加以控制并用于弥补非贸易逆差特别是资本逆差的国际收支项目,它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稳定增长的最主要的保证。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确保贸易收支带来的盈余足以抵挡短期资本恐慌性流出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冲击,本国的外汇储备和外汇资产足以偿还一切形式的外债特别是短期外债。

第二,根据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实体经济部门最具有竞争力也最先得到发展,而虚拟经济部门特别是金融服务业不仅发展滞后,而且要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面对高度国际化和自由化的金融市场,如果意识不到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基础上的重大差距,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抑制。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市场的步骤与力度应取决于它对发展中国家相对竞争优势的影响。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支盈余常常担负着弥补资本项目收支逆差的重任,所以资本市场的开放不应从根本上改变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的平衡状况,不能因为存在资本的净流入就对贸易收支的失衡丧失警惕。归根结底,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市场,目的不仅仅是引进外资,而是通过引进外资增强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巩固贸易收支平衡,保证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第三,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金融监管。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时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发展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国发生的经济或金融危机往往会马上蔓延到其它国家。当代国际金融市场虽然从总体上适应了发达国家和跨国资本发展的需要,但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没有建立起一套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机制。发展中国家在稳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和金融监管,以便从整体上降低国际金融市场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和危害。如,全球最后贷款人的空缺、监管机制存在漏洞、各国缺乏协调和合作机制、国际债权债务破产程序出现空白以及资本项目开放制度安排等问题得到解决,将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当然,要从根本上杜绝金融危机的发生,关键仍在于发展中国家自己能够处理好国内经济的平衡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相对竞争优势。

[收稿日期]2002-06-28

【参考文献】

[1]焦海松.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涵义的讨论[j].中国外汇管理,1997,(6):46~48.

[2][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3][美]丹尼·罗德瑞克.让开放发挥作用[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4][美]罗纳德·i·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的秩序[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倪瑛.资本项目自由化:开放还是管制?[j].国际经济合作,2000,(4):43~44.

[6]李山,李稻葵,朱天.中国应否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j].国际经济评论,2001,(7/8):13~17.

[7]高海红.资本项目自由化:模式、条件和泰国经验[j].世界经济,1999,(11):3~11.

[8]顾书桂.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j].生产力研究,2001,(6):17~18.

[9]洪银兴,林金锭.发展经济学通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自由化范文篇8

关键词:金融自由化金融服务贸易收敛性

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在全球竞争的环境下得到迅速发展,虽然近年来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贸易量明显萎缩,且金融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中的占比仍然很低,但总的来看,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度从2003年开始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这应该得益于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和“走出去”战略思想的推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将保险服务与金融服务作为两个不同的统计项目分列出来,使得统计数据更加具有针对性。中国历年的金融进出口贸易数据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从2003年到2008年,在华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长幅度达247.7%,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占我国银行业机构总资产比例上升至3.75%。有鉴于此种情况,我国金融机构也在积极奉行“走出去”的战略思想。我国银行业正在积极通过并购、设立新机构等方法,深度拓展海外市场。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金融自由化对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

金融自由化大部分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与国内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而与国内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就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尤其是m2的增加。而金融自由化的进程,恰恰正是中央银行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而不断调整货币供应量的历史过程,这是政府对经济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方式以及范围进行的调整变迁,这也是金融控制权逐步从政府向市场让渡的进程。很多主张广义自由经济的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尽其可能的利用竞争的力量和市场机制,并且这一过程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

多年来我国通过一系列的经济金融政策改革,使得金融服务贸易不断发展,进口、出口快速发展。从2003年以来金融服务贸易发生逆转,逆差从下降趋势转为快速上升,并且逆差态势仍将会持续下去。进入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虽然逐渐好转,出口回暖,但金融服务贸易逆差却不断加大,同时就贸易地点来说,大量集中在与我国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

金融服务贸易虽然在整个服务贸易中所占比例很小,但因其涉及的是经济运行的核心部门—金融部门,所以显得更为重要。2009年包括汇丰、花旗、渣打、东亚在内的在华外资银行新增贷款仅为18亿,而2009年国内银行放贷大幅度增长,2009年全年人民币各项新增贷款额达9.59万亿。如果这种大规模放贷的不良后果会在将来某个时刻集中爆发,那么最有可能幸免的只能是外资银行。据统计,2009年末,在华外资银行各项贷款余额7204亿元,同比下降1.03%,占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1.7%。

我国履行了入世承诺,在5年后开放金融服务贸易限制,同时我国金融机构内部制度日臻完善,金融自由化水平不断加深。在外因和内因的不断推动下,我国金融业蓬勃发展,相应的,金融服务贸易额也不断上升。从商业银行来看:本文以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值来衡量金融自由化的程度。本研究建立金融自由化对金融服务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export=α β*gdp χ*freedom ε

其中export表示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量,freedom表示用m2/gdp计算的金融自由度,gdp表示全国全年的生产总值。

笔者选取我国1997-2009年期间全国面板数据,利用上述模型进行分析。数据来源是《中国统计年鉴》,见表1。

(二)金融自由化对金融服务贸易收敛的影响分析

针对收敛性问题的研究方法,有如下类型:

绝对β收敛:是将金融服务贸易对其初始水平进行回归,其回归方程为:

(1)

其中,yt和y1分别代表的是报告期和基期的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水平,β=e-λt-1,λ代表收敛速度。如果β为负的话,这就代表了存在绝对收敛,变动形式存在长期收敛状态(mankiw,1992)。

如果存在绝对β收敛的话,这也包含了另一条信息,就是存在条件β收敛,即如下模型:

(2)

实证分析

(一)金融自由化对金融服务贸易影响的实证结果

通过对面板数据的ols模型进行回归,模型为式(1),结果见表2。

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中各变量都高度显著。代表金融服务贸易增长的gdp系数为正,这与预期是相符的,金融服务贸易的增长是与gdp正相关。在式(1)中,金融自由化测度系数为负,并高度显著,反映了在我国金融自由化程度加大的情况下,吸引了更多的外资进入,另一方面自身的需求也在加大,所以金融服贸易呈现出入大于出的逆差情况。也同时说明金融自由化对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要大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这预示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会明显影响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在金融领域不断开放的情况下,还不完善的金融体系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二)金融自由化对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收敛性影响的实证结果

根据式(1)绝对β收敛分析结果,进一步对金融服务贸易的收敛性进行研究。本文把时间分为三个阶段:1998-2002年、2002-2005年、2006-2009年,每四年为一期,设1998-2002年为基期,见表3。

基于模型中的β系数显著为负,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可以看出,金融自由化水平不断加深,使得整个金融服务贸易存在收敛现象。

结论

笔者从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角度出发,首先分析了金融服务自由化对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服务贸易逆差呈整体上涨趋势,经济的发展、gdp的增长对金融服务贸易具有推动作用,但影响其结果的最重要因素还是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我国之所以出现金融服务贸易逆差不断加大的现象主要是之前的金融自由化水平低,且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金融体系自由化程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相对作用力也使得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出现逆差。所以笔者认为随着金融自由化水平不断加深,这种影响力会逐渐减少,直至到一定程度时主要由经济发展的需要来决定,从而最终会出现顺差的情况。其次,本文深入分析了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收敛性,结果表明1997年后全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存在收敛行为,各个时期的增长速度差距在缩小,这和我国金融自由化的趋势相同,反映了金融行业内人们更加关注的是行业的开放程度,从而决定了进出口量上的变化,也说明了我国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在稳步推进。

自由化范文篇9

自由化实质上折射出了原有金融体系弊端。如垄断和低效、不良金融资产的存在以及监管滞后等。问题的实质在于:是维护金融管制和封闭从而使金融体系及其配置资源的低效率得以延续,还是实行金融自由化以提高金融体系及其配置资源的效率)金融构成现代经济的基础设施,为经济发展提供要素投入。金融的低效率必然会造成整个经济的低效而宏观经济的低效和不良必然给金融带来隐患。这些隐患可以因管制而不暴发。却无法消除,而有效的金融服务提供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这正是各国纷纷放弃金融管制和封闭实行金融自由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实现金融自由化就必然对原有体制及该体制下形成的定式形成冲击,并将原有体制的弊端暴露出来。这就是实行自由化的成本,也是自由化加大金融风险的实质所在。自由化条件下金融机构利润下降、经营风险加大、冒险行为以及原有的不良资产等概莫能外。

自由化必然打破垄断,加剧竞争,原来既得利益者的利润必然下降,这是形成高效金融体系的自然过程和结果。惟其如此,才能促使原来的金融机构加强经营管理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金融对外开放、引入外国竞争是要给本国金融机构以压力以提高效率和服务。竞争所引起的利润下降,会使一些金融机构出现亏损甚至破产,也会通过并购或新设立的方式出现新的金融机构。这一现象是通过竞争淘汰低效率金融机构的必然结果。各国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并不是要维持所有金融机构的永远存在。更不是要维护某—金融机构的稳定,而是要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使缺乏偿付能力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也是必要的市场纪律。至于一些金融机构针对利差缩小和利润减少从事冒险活动或不顾风险扩大贷款资产,实属非审慎的金融行为,是金融自由化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风险之,是缺乏充分监管和审慎控制的体现。因此,进行宏观经济改革以便为新机制提供适宜的环境并加强监管对金融自由化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从总体来看,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反映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不稳定的大部分指标都降低了,尽管在这段时间里大部分国家已经在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贸易领域实行了自由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因美元大幅升值而引起汇率变动有所增加后,大部分工业化国家的真正有效汇率已变得更加稳健。与此类似,长期利率和股票价格也变得更加稳定。发展中国家尤其关注的资本流动和外汇储备变动性问题。据世界银行分析,在80-90年代有所降低,平均外汇储备更加稳定。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金融风险并不是自由化本身所造成的。

二、资本流动影响金融稳定

资本流动有多种形式如短期债权、商业贷款、债券、股票、外国长期直接投资等,不同形式的流动对金融稳定具有不同影响,因此,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积极效果和消极效果同时存在。问题的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以及营造什么样的环境来促进资本流动向好的方向发展,即该资本流动的水平能够为经济所吸收,具有平衡的期限结构和工具结构并且不会造成太大的波动。从金融服务贸易政策来看,首先,对不同的服务提供模式进行承诺具有不同的效果。对第三种模式即商业存在进行承诺具有鼓励外国金融机构长期致力于本国市场、改善融资结构和扩大、深化金融市场的效果。相比之下,第一种模式即跨境提供容易趋向于短期借贷和资本流动的动荡。其次,如果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准入而限制其在境内的经营范围,那么就会迫使其将目标转移到国际金融市场。限制外国服务提供者开设分支机构,会使其很难建立起广泛的国内存款基础,从而不得不更倚重于境外资本流入,并导致其集中于金融批发业务,而批发业务与零售业务相比资本的流动性更大,因而更易于引起金融业的动荡。因此。自由化并不必然导致金融的不稳定,特定国家的金融服务贸易政策是制约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效果关键性因素。

从经济环境的质量来说,资本追逐良好的经济环境而动。如果一国经济环境良好加上金融服务贸易政策得当,外国金融机构没有理由不长期致力于该市场,外国资本也不会大量地出现宰一刀就跑的现象。在一些国家如新西兰,金融业大多是在外国人控制之下,但这并没有引起资本的急剧外流。相反,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在严格的资本管制和有限的外国金融机构准入的条件下资本从发展中国家逃离。

这说明金融自由化并不是资本外逃的主要原因。决定资本外逃的典型原因恰恰是不当的和非一致性的政策、政治的不稳定性等因素,使国内市场成为没有吸引力的危险投资场所。因此,宏观经济环境是决定资本流动质量和金融稳定的又一关键性因素。

自由化范文篇10

所谓重叠自由贸易协定是指一个国家(区域)与多个国家(区域)分别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现象。此概念最初是指帕克提出的“星型”系统,后来逐渐被“轮轴-轮辐”系统的说法代替。当一国(区域)与多个国家(区域)缔结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时,该国(区域)就像轮轴,与此缔结协定的其他国家就像轮辐。这些相互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都不是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为基础,而是强调贸易政策的对等性,因而就存在着歧视。这种歧视增加了区域集团与其他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对抗性,容易导致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平衡和不稳定。

另外,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因为有其各自复杂的关税规则、原产地规则和监管法规等,使得其有限的体制能力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因此,世界贸易体系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大。bhagwati(2002)由此提出了“意大利面碗效应”(spaghettibowleffect),用来描述以牺牲单一全球原则为代价不断激增的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给企业界带来的混乱。由于贸易伙伴之间缺乏透明度以及部分贸易规则的复杂与重叠,给区域整合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因此,这种通过“竞争性的自由化”来激励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观点,事实上可能会使世界经济分裂为区域集团之间的抗衡,而不是贸易自由的全球化。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分析发现,选择相对容易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会使得多边贸易体制陷入竞争转移的恶性循环而不是竞争的自由化。不仅自由贸易协定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而且也会潜在地阻碍贸易的全球化。同时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管理资源需求的日益增多也会将人们的精力从多边体制的层面上转移出去。

本文从不同层面得出启示:如果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实行“开放式成员”政策,即愿意接受任何其他的非成员的加入则会使得区域主义是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有效途径。已组建的自由贸易区要尽可能降低对非成员的最惠国税,减少其他的一些非歧视性贸易壁垒,使“多米诺效应”得以发挥。这一点在交叉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表现的更为突出。重叠性自由贸易协定中,轮辐国对外的关税水平需要适度的降低,直到区域外国家不会因为轮轴与轮辐国的地位差异而改变贸易方向时,为轮辐国最佳的对外关税水平。这样才能保证重叠性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的相容性(成新轩,2006)。对世贸组织及其多边贸易体制的特性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尤其是改变世贸组织及其多边贸易体制中有关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使得自由贸易协定更有益于贸易的开放而不是成为保护贸易的工具。

参考文献:

1.孙玉红.交叉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对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世界经济研究,2006(6)

2曹亮等.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共存或冲突?——一个政治经济方法的分析视角.管理世界,2007(4)

(三)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意大利面碗”现象

所谓重叠自由贸易协定是指一个国家(区域)与多个国家(区域)分别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现象。此概念最初是指帕克提出的“星型”系统,后来逐渐被“轮轴-轮辐”系统的说法代替。当一国(区域)与多个国家(区域)缔结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时,该国(区域)就像轮轴,与此缔结协定的其他国家就像轮辐。这些相互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都不是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为基础,而是强调贸易政策的对等性,因而就存在着歧视。这种歧视增加了区域集团与其他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对抗性,容易导致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平衡和不稳定。

另外,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因为有其各自复杂的关税规则、原产地规则和监管法规等,使得其有限的体制能力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因此,世界贸易体系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大。bhagwati(2002)由此提出了“意大利面碗效应”(spaghettibowleffect),用来描述以牺牲单一全球原则为代价不断激增的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给企业界带来的混乱。由于贸易伙伴之间缺乏透明度以及部分贸易规则的复杂与重叠,给区域整合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因此,这种通过“竞争性的自由化”来激励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观点,事实上可能会使世界经济分裂为区域集团之间的抗衡,而不是贸易自由的全球化。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分析发现,选择相对容易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会使得多边贸易体制陷入竞争转移的恶性循环而不是竞争的自由化。不仅自由贸易协定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而且也会潜在地阻碍贸易的全球化。同时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管理资源需求的日益增多也会将人们的精力从多边体制的层面上转移出去。

本文从不同层面得出启示:如果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实行“开放式成员”政策,即愿意接受任何其他的非成员的加入则会使得区域主义是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有效途径。已组建的自由贸易区要尽可能降低对非成员的最惠国税,减少其他的一些非歧视性贸易壁垒,使“多米诺效应”得以发挥。这一点在交叉重叠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表现的更为突出。重叠性自由贸易协定中,轮辐国对外的关税水平需要适度的降低,直到区域外国家不会因为轮轴与轮辐国的地位差异而改变贸易方向时,为轮辐国最佳的对外关税水平。这样才能保证重叠性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的相容性(成新轩,2006)。对世贸组织及其多边贸易体制的特性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尤其是改变世贸组织及其多边贸易体制中有关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使得自由贸易协定更有益于贸易的开放而不是成为保护贸易的工具。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