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推广范文10篇-尊龙凯时最新

时间：2023-12-06 17:18:24

文化传播推广

文化传播推广范文篇1

1.1高校图书馆的文化传播职能

图书馆系统是由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各个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收藏、整理、提供信息载体的信息服务、教育、文化传播功能的有机整体[5]。图书馆文化传播职能是指图书馆通过不同的工作方式，把馆藏文化、图书馆文化及其社会文化现象扩散至读者和社会的过程，从而发挥自身的功用和效能[6]。高校馆的文化传播职能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实现：一是通过面向学生开展文化教育活动传播文化；二是通过文献收藏借阅传承人类文化。文献收藏借阅是图书馆的基础工作，不再赘述。图书馆的文化传播包含影响人的思想、增进人的文化知识和技能，体现了教育理念，表现出了教育的行为。

1.2基于主体间性教育理念的高校图书馆文化传播职能

高校馆作为独立的文化形态与文化意识，赋予高校馆主体性的地位。高校馆文化具有传承性、自律性、自觉性和动态性，高校馆的文化传播自觉性决定了图书馆本身的主体性。主体论意义上的高校馆作为文化传承的工具，在方法方式上的机械化、程序化造成图书馆在文化传播中文化品质内涵的缺失以及人文关怀的失落，缺乏以人为本的文化向度，在组织与实施过程中多为单向式传递及对象化处理，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与自觉能动性。20世纪90年代末，教育领域逐渐以后现代主义视角主体间性教育理念对主体性教育进行修正[7]。主体间性的依据在于人的生存本身，作为存在的关系是一种“我—你”关系。人与他物的关系不再被认定是“主体—客体”二元对立关系，主体间性教育理念消解了主客体对立和主体中心的片面性[8]。馆员与学生作为文化传播的两方主体，实践主体间性的“我—你”关系，以图书馆资源为中介，通过文化教育活动来实现高校馆的文化传播职能。主体间性教育理念下的图书馆文化传播重视馆员这一主体的教育引导作用，同时强调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重视学生的精神成长。以主体间性教育理念沿承并超越主体性教育理念是高校馆文化传播职能的价值取向与诉求。

2主体间性教育理念下学生社团参与图书馆文化传播实践探索

2.1以主体间教育理念为指导组建学生社团开展文化传播工作。笔者调研部分高校馆，查阅相关文献，发现高校馆作为学校的文化资源中心，不像各院系与学生具有从属关系，图书馆组织各种文化活动无法要求学生必须参加。学生社团是学生中的先进代表和活跃力量，但大多数学生社团为非馆属社团，与图书馆是离散的合作关系，学生社团参与图书馆的文化活动没有形成常规化的组织模式，非馆属学生社团在跟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具有随机性、随意性，社团以自己的兴趣爱好为主题组织文娱活动，与图书馆的文化传播工作不能很好地契合，这一直是高校馆难以常规性开展文化传播工作的主要原因。为更好地开展文化传播工作，实现图书馆文化传播工作的系统化及常规化，华侨大学图书馆结合主体间性教育理念，成立文化传播部，组建馆属初醒文学社、初醒读书会、读书俱乐部、迩雅汉服文化社等特色学生社团。图书馆将学生视为文化教育活动的主体，馆员充分调动社团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图书馆的文化传播活动。在此过程中，文化传播部馆员作为主体之一，结合馆里的工作规划，考虑到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特长，根据社团特色组织相关文化活动；既鼓励支持学生的创造性，实践学生在文化传播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又使之具有图书馆文化传播工作意义，形成系统化、常规化、长效性的文化传播工作模式。2.2主体间性教育理念下学生社团参与高校图书馆文化传播工作实例。2.2.1依托文学社团开展文化传播工作。初醒文学社是华侨大学图书馆成立的文学社团，在主体间性教育理念下，馆员进行规划指导，由社团学生具体组织实施，充分发挥社团学生的主体作用。初醒文学社设立管理部、宣传部、编辑部、创作部等职能部门，主要开展征文赛、《初醒》杂志编辑，每学年组织两次征文赛：一次读书征文赛、一次文学征文赛。读书征文赛旨在引导读者阅读经典，撰写书评或阅读感悟。文学征文赛征集读者的原创文学稿件，鼓励学生创作，培养独立思考和写作能力。初醒文学社宣传部同学制作征文赛海报，在学校宣传栏及宿舍门口张贴海报，并通过微博微信等网络宣传，将征文赛的宣传工作深入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充分带动师生的阅读与写作。征文稿件由初醒文学社同学收集、整理、组织初审，图书馆文化传播部馆员联系专家终审，评出获奖作品，给予获奖作品同学证书及奖金。活动经费由图书馆文化活动专项经费支持。如此，由馆员带领初醒文学社，活动深入有序，形成长效机制，成为图书馆常规性文化传播工作。华侨大学图书馆创办《初醒》杂志，主要刊登征文赛获奖文稿和日常原创来稿。在主体间性教育理念下，文化传播部馆员负责文稿把关和指导，由初醒文学社编辑部同学负责编辑、排版、发行等事务。学生积极踊跃，主动想方法、找问题。比如，在每期杂志中夹带调查问卷，问题设计以开放式回答为主、选择题为辅，通过分析读者反馈的问卷来发现问题、调整工作。指导馆员根据初醒文学社同学的要求改进工作方式。比如，每学年新生入学时纳新，之后按照报名同学的兴趣纳入编辑部，安排编辑排版培训；为《初醒》编辑部提供办公场所，设置《初醒》杂志编辑室，方便同学进行征文审稿和编辑排版；印刷费用由图书馆专项经费支持，免费向校内师生赠阅，为文学社常规化开展相关文化活动提供了保障。2.2.2依托读书会社团开展文化传播工作。阅读推广是图书馆文化传播工作的重点。文化传播部组建初醒读书会，纳入学校原有的读书俱乐部。基于主体间性教育理念，文化传播部馆员首先进行顶层设计，以经典阅读推广为重点，从学生角度考量，指导初醒读书会同学开展读书沙龙、书目推荐、图书导读、书评等阅读推广活动，鼓励初醒读书会同学组织创新型读书活动。每学期组织6场主题读书沙龙，以经典图书为阅读目标，馆员与初醒读书会同学商讨主题。为了让读者提前阅读相关书籍，每期主题读书沙龙海报由初醒读书会同学提前一周做好，海报体现主题及推荐书目，通过网络媒体及纸媒宣传。读书沙龙由初醒读书会同学主持，邀请相关教授或学者指导。主题读书沙龙活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积极主动性，初醒读书会同学不仅是活动的组织者，还是主要参与者，要求初醒读书会同学提前做好发言准备，在他们带动下，其他同学积极发言，交流阅读心得。在主题读书沙龙活动中，文化传播部馆员这一主体成为活动的规划者，图书馆作为场地、经费以及文献资源的提供者，通过读书沙龙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推广阅读。高校馆以自身为主体面向全校读者开展阅读推广活动，与以馆员、社团学生为主体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最大的区别在于教育理念不同：前者是传统的主客体教育理念，把学生作为接受阅读引导与教育的客体对象，阅读推广往往流于形式，无法收到良好的效果；后者重视馆员、学生主体的互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使学生自觉参与到阅读推广活动中来。2.2.3依托汉服社社团开展文化传播工作。华侨大学图书馆组建迩雅汉服社，以中华传统服饰文化为载体，以传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目的，与图书馆文化传播中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有着密切的契合点。迩雅汉服社的常规性活动“汉韵展”是一个集中华传统文化图片展与汉韵文化表演于一体的文化活动。在主体间性教育理念下，文化传播部馆员指导汉服社同学选定展览主题、选取图片、组织展览。比如，中华传统汉服装展，学生查找历史资料，将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代表性汉服图片资料整理出来展览。汉韵展开幕式活动中，汉服社同学身着汉服表演汉舞、古曲演唱、古筝演奏、茶艺表演。图片展览加形象的文化表演很好地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所有参与同学受到生动的中华传统文化熏陶。汉韵展是一项有文化内涵、有创意的文化活动，成为图书馆文化传播工作的经典活动。如果没有汉服社同学积极主动组织参与，仅靠图书馆作为主体，很难调动学生积极性，达不到文化教育作用。

3建议

3.1重视馆员教育引导作用，回归主体地位。为了提高馆员为读者服务的思想境界,“读者中心”“读者第一”“用户永远都是正确的”“读者是上帝”等提法广泛流行。这种理念下的“读者中心”论带来了实践运作中读者权利、图书馆馆员权利的冲突,“读者中心”将图书馆与馆员工具化、边缘化[9]。在主体间性教育理念下，馆员主体地位不能忽视，需回归本身价值，重视馆员的服务及教育职责。馆员对馆属学生社团进行图书馆常识、文化教育活动策划、社团管理传承等方面的教育与指导。馆员在文化活动中积极的态度、得体的言行举止、渊博的学识、良好的管理能力是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图书馆文化教育活动的重要因素，在图书馆文化传播工作中体现馆员的主体性地位和教育职责。高校馆的文化传播工作具有多样性，学生社团创建时有其自身的兴趣倾向性。馆员要因势利导，把握方向，鼓励学生发挥特长，实现图书馆文化传播工作的特色与高效。3.2创建特色馆属学生社团，明晰社团学生的主体地位。为实现图书馆文化传播工作的系统化及常规化，华侨大学图书馆突破高校馆与学生社团合作的传统模式，在主体间性教育理念下，以文化传播部为指导部门，先后成立多个特色学生社团。图书馆创建特色馆属学生社团，便于开展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明晰了学生在文化传播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社团成员来自学生，会以学生的立场和角度来组织活动，使活动更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社团成员来自不同院系，由学生社团配合图书馆组织开展文化传播活动，能将活动宣传深入到师生之中，促进校园整体文化建设，实现图书馆的文化传播职能。馆员作为文化传播活动主体之一，有义务对活动规划指导，但图书馆主导作用的发挥并非强迫或干涉学生活动的自由，而是在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提供建议、方法、指导和服务。鼓励学生社团结合自身兴趣开展文化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地位。3.3发挥社团学生主观能动性，在文化传播活动中提高素质。在文化传播活动中，馆员与学生同是文化传播活动的主体，不再是传统的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化被动为主动，使图书馆的文化传播工作深入影响到全校读者。大学生参加学生社团是为了完善自我的需要，希望通过参加或组织社团活动提高实践能力及创新能力、提升综合素质，实现自我教育、自我发展。图书馆开展的文化传播活动既迎合他们热爱读书的需求，又满足他们锻炼自己的心理，对学生有吸引力[10]。图书馆通过组织文化教育活动，引导学生阅读经典，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鼓励同学参与策划、讨论活动方案，促使学生激励自我、在讨论中锤炼自我，激发了学生共同成长的愿望。参与组织活动的社团同学通过实践锻炼，组织协调能力、交际沟通能力、实践动手能力等综合素养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3.4响应社团学生的反馈，提升馆员的文化。传播工作能力在主体间性教育理念下，社团学生与馆员在文化教育活动中的互动，学生成长及需求信息的反馈，促使馆员主动提高综合素质与业务能力、提升职业道德修养、主动阅读提升文化素养、掌握教育心理学知识、了解学生心理变化。馆员会广泛阅读人文经典，提升人文底蕴，增强在文化传播工作中对学生的感召力；注重自身的心理健康，以积极的情绪感染学生；及时完善知识结构，为学生社团提供更高层次的文化活动指导；主动提高组织管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教育能力,以便更好地组织规划文化教育活动。馆员作出表率，才能对学生有感召力，学生才会积极参与图书馆的文化传播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如此，通过社团学生与馆员的互动反馈，促进馆员综合素养的提升，提高馆员的文化传播工作能力。

作者:刘君霞单位:华侨大学图书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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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妹,张雪艳.论后现代视阈下高校图书馆文化功能的定位与发展[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2(2):12-15.

[8].冯建军.主体教育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115-121.

文化传播推广范文篇2

关键词:互联网下半场；民族文化传播；数字博物馆；新媒体

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播模式一直备受关注。新媒体为少数民族文化提供新的传播渠道，少数民族文化得以更好的展现在受众面前。而随着互联网“下半场”脚步的来临，现有的传播模式不可避免的出现了问题，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路径也必须做出相应改变。

1现有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模式

1）建立民族村寨，打造文旅品牌。大多数少数民族文化景观多处于未开发或小部分开发状态，而现有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模式中，建立民族村寨，打造民族村寨旅游，构成民族品牌是较为主流的模式。例如黔东南州西江千户苗寨、郎德上寨和岜莎苗寨等为首的苗族村寨，黔南州瑶山瑶寨、广西勾蓝瑶寨为代表的瑶族村寨，铜仁寨沙侗寨等。这种密集型的民族村寨通过展现民族特色服饰、饮食、舞蹈、建筑，打造一个微型的民族景观园，从而形成以民族为内容的旅游品牌，增加少数民族文化的曝光率同时也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收益，促进当地的社会发展。2）建立新媒体平台，打造草根网红。随着媒体的更新迭代，它的开放性、互动性、社交性、时效性等主要特点不断拓展延伸使得其传播力与影响力越来越强大，从表现方法、传播手段等各方面逐渐影响着整个民族文化的传播环境。而新媒体平台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主体转变，话语阶层范围扩大，每个民族成员都成为了传播本民族文化的主体，这种主体繁荣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增添了活力来源。新媒体平台天然的便捷性、开放性，以及对民族文化的解读权力下放催生了大批草根网红。通过他们的自媒体镜头展现了民族文化的部分内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社会风俗和文化独特性等方面，促使民族文化短时间内获得了较大的影响。

2现有传播过程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来说较为脆弱，对于许多外来文化的消化和抵抗能力较弱。而互联网带来的文化冲击呈持续、猛烈、迅速等特征，这种冲击让少数民族文化本身发生了意识层面的改变。除了文化冲击问题之外，现有的传播模式还带来以下两种影响。1）模式固定，品牌口碑满意度不高。目前国内不少民族地区在推广传播本民族文化时，将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第一要义。因此在传播过程中，会偏重商业化的打造。这种传播模式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弱化了少数民族文化精神内涵，例如黔东南州西江千户苗寨作为国内经典民族旅游村寨，是国内民族村寨旅游标杆，开发较早，在其发展过程中以变成纯商业化景区，很多苗族特有的文化载体并不存在。再比如，一些民族旅游景区会推出带有本民族特色的服装、特产、器具，而游客因为对当地文化较为陌生，在猎奇心理的驱使下乐于购买此类物品，在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却没有真正让游客去了解真正的文化内涵。这类纪念品为了满足购买者的购买欲望，往往在设计上会改变传统少数民族文化器具的形态、外表等，阻碍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因此，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绝不能忽略口碑对传播效果的影响。2）把关缺失，传播内容低质量。新媒体产业具有极强的娱乐性，抖音、快手app的盛行让不少少数民族同胞利用新媒体传播少数民族文化，扩大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范围，让受众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兴趣。但由于许多内容未经过把关筛选就在网络范围流传，容易造成民众对少数民族文化内核的误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路径。而部分草根网红为了博取关注度，肆意恶搞民族文化内容，制造低俗、无脑段子。这种低质量内容的流传使网民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出现模糊，不利于整体文化的传播。

3互联网下半场背景下传播新路径探索

1）优化媒体构成，搭建集约化整体传播框架。喻国明教授曾提出，进入互联网“下半场”，首要注意的便是将现有的传播媒介在横向连接的基础上向纵深处挖掘，从而完成在疏而有漏的媒介格局之下的再加工。以黔南州荔波县水族文化发展与传播为例，目前针对荔波县城及周边的民族文化资源大致可分为水族烈士邓恩铭纪念馆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资源、《水书》和水书先生为代表的特有文化资源、水族“端节”、卯节等为代表的民俗资源以茂兰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水族自然环境资源。各种资源都有其本身的宣传平台，但在向外推广过程中并没有形成有机整体，推广内容存在大量重复、吸引度不高等缺点。而在这种背景下谋求发展，就必须整合原本零散分布的向外推广平台，建成类似“新闻矩阵”一般的文化推广传播框架，并融入自媒体的传播优势，将当地文化景点、自然景点和自媒体平台进行有机结合，建立“官方—民间”结合、覆盖点线面全套的传播方案。2）回归文化本位，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上文提到，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受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影响，部分传播内容低俗、恶趣味，受以增加物质财富的“以物为本”的思维控制了整个传播过程。此外，文化传播深受新媒体技术水平的影响，容易出现传播内容的机械化、病毒化。民族文化传播的未来应该回归文化本身，尽可能展现原生态民族文化，让大众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信仰和思想。因此，只有克服传播符号形式上单纯的复制，回归文化本位，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将少数民族文化元素融入到实际物质载体和虚拟体验中去，做到民族文化和旅游服务业有机结合。并在人工智能协助下改善服务模式、服务内容和服务传输方式，从而改善目前群众对部分商业化严重的民族村落的口碑，达到优质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效果。3）注重创新空间，深化“民族 ”文化精髓。互联网“下半场”中，发展实践操作的关键是给文化传播过程预留“边缘创新”的空间。国家于2015年起实施的语保工程目的是利用科技手段，搜集涵盖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口头文化在内的实态语料。而语言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民族语言的传承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而在民族文化可持续传播过程中，也要预留出一个“空白”的空间，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允许边缘创新的文化社会就比较容易长盛不衰。因此，综合上述两者，在互联网“下半场”的主旋律中，可以利用好国家语保工程建立的语言数据库，在民族地区的中小学课程设计中融入语言课程和口头文化，鼓励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中大胆创新，如将水族文化重点《水书》和水文字进行编码虚拟化，或将单个字词提炼出来用图片形式进行保存，再辅以水语读音、汉语注释和习惯用法，以数字形式存储。以此为基础构建虚拟数字博物馆，加深民族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更直观的呈现水族文化中的独特元素。

4结束语

互联网下半场已然到来，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无疑已经走到一个分岔口，究竟是维持现状还是推陈出新，怎么样焕发生机，如何将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粹发扬光大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不可否认，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离不开新媒体的帮助，但要提高传播效果，创新传播路径，就必须抓住互联网下半场这个节点，整合现有资源，回归文化本位，打造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民族文化传播生态链，并通过横向联合语料库，构建数字虚拟博物馆等，达到更好地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效果。此外，要在传播过程中对传播内容进行规范和引导，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并做好信息核查工作，优化传播内容。此外，要将“民族 ”贯穿始终，在生态链中使经济效益和文化发展并举，营造一个持续、优质、整体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公共空间。

参考文献

[1]喻国明.边缘创新与价值准则：互联网“下半场”的发展关键[j].新闻界，2017（10）：34.

[2]青觉，李晓萌.新媒体环境下少数民族文化有效传播的路径分析——以微传播为例[j].民族论坛，2018（4）：106.

[3]乌兰.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渠道分析[j].新闻论坛，2017（10）：80.

文化传播推广范文篇3

关键词：旅游文化；文化传播；河源市

旅游文化被人所塑造，并且传播于人，服务于人。旅游文化包括地域文化、民俗文化、人文文化、历史文化等多方位的文化，旅游文化传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同时，旅游文化传播的根本意义在于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满足游客的文化体验的乐趣需求。河源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是粤港澳大湾区与湘赣两省沟通的重要纽带。随着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的高速增长，旅游业已经成为河源市的支柱型产业。但是，在旅游文化传播方面，河源市仍存在较大的不足。为实现河源市全域旅游发展的中远期目标，河源市必须加大旅游文化产品的宣传力度，促进旅游地文化的营销和推广。为了更好地研究河源市旅游文化宣传的现状，为业界提供理论上的参考，本文将从“旅游文化传播”的视角出发，深入探究河源市旅游文化传播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法。

一、河源市旅游文化资源概述

（一）客家文化资源

河源市是客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客家古邑”，拥有极其厚重的客家历史文化积淀。在历史长河的演变中，河源市的客家文化逐渐形成了地域文化特征明显的特质文化符号。河源市境内的客家文化主要是客家传统舞蹈、客家传统戏剧、客家传统音乐、客家传统技艺、客家传统民俗等。其中不乏国家和广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忠信花灯、紫金花朝戏、客家山歌、木雕工艺、龙川杂技、八音锣鼓、凤凰灯舞等[1]。

（二）历史古迹文化资源

历史古迹承载着河源市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更反映了河源市的历史文化特征。在秦代，河源隶属于古龙川县，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古迹遗存遍布河源这块热土。目前，河源市著名的历史文化古迹主要包括佗城景区、林寨古村、龟峰塔、南园古村、燕岩六祖古寺、苏家围客家乡村，等等。其中，龙川佗城更是广东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享有“天下客家第一城”的美誉，拥有2200多年的建城史[2]。

（三）红色文化资源

河源市境内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它不仅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也是广东省重要的革命老区之一，还是东江纵队的革命根据地。无数的革命志士在河源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战，留下了众多宝贵的红色文化财富。截至目前，河源市的革命遗址数量为679处。同时，龙川、和平、连平、紫金4个县均为革命老区。河源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主要包括阮啸仙故居、紫金县苏区革命旧址群、中共东江特委员旧址、九连山红色革命老区、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等等[3]。

二、河源市旅游文化传播现存问题

（一）旅游文化宣传力度不足

近年来，虽然河源市政府在城市旅游文化宣传上进行了不间断的投入，但对于实现“部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标兵’”两个总体目标而言，还是显得有所不足。由于受到专项资金不足的制约，相关部门无法组织和策划传播范围广、传播效果佳的城市旅游文化宣传、营销活动，从而导致河源市的文化旅游品牌知名度不高。在广东省内，即使相比于同为粤北城市的清远、韶关，河源市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仍不具备突出优势。同时，河源市旅游文化的宣传形式并不丰富，仍以传统媒体宣传形式为主[4]。传统的旅游文化宣传形式无法适应新媒体时代旅游文化的传播和推广的需要，从而限制旅游文化资源的进一步开发，直接影响当地旅游行业的发展[5]。

（二）旅游和文化产业融合存在问题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观念的变化，游客对旅游的多元化需求逐渐增多，更对精品化的旅游文化活动十分渴求，其内涵便是游客受众群体对“旅游休闲文化产业”新业态的期望[6]。长期以来，河源市的经济发展依赖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其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因此，河源市的旅游和文化产业融合起步较晚，导致河源市的一部分文化旅游景区缺乏相应的文化产业配套，无法更好地吸引旅游爱好者前来体验和游览。目前，河源市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衔接不足，两者的融合发展深度不够，有待进一步整合。此外，河源市内的部分文化旅游资源分布在偏远和交通不便的地区，当地的旅游和文化产业融合意识欠缺，这也直接影响了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有机结合[7]。

（三）未形成旅游文化品牌

当今，品牌已经成为提升国家和地区旅游文化知名度的重要因素。但是，河源市的旅游文化产业并未形成品牌化，无法满足新时期旅游文化传播的长远发展目标。虽然河源市的文化旅游资源类型丰富，数量繁多，客家风俗文化、山居稻作文化等文化资源特征十分显著，但是在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和旅游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未形成强大的品牌效应，十分不利于当地旅游文化进行深入、持续地传播。河源市的人口数量有限，经济发展水平首先，其市内文化旅游消费市场潜力较小，对市外旅游消费者依赖性较高。河源市倘若无法结合当地文化并形成特色旅游品牌，树立崭新的旅游品牌形象，其旅游文化传播效果将大打折扣[8]。

（四）旅游文化传播人才稀缺

河源市旅游文化传播的发展，离不开优秀的人才队伍。但就目前河源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而言，根本无法吸引优秀的旅游文化传播方面的优秀人才前来就业[9]。再加上缺乏培养相关人才的高校和企业，本地的旅游文化传播从业人员也就更加匮乏。因此，河源市的旅游文化传播从业者的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偏低，高层次旅游文化传播从业者缺口较大，致使其旅游文化传播运作模式和管理模式相对落后。如果无法引进专业的人才，就会导致河源市旅游文化传播的体系机制、服务能力不能适应旅游受众群体的心理需求，从而影响河源市旅游文化的对外传播效果。

三、河源市旅游文化的传播策略

（一）加强河源市旅游文化的宣传

旅游文化资源的丰富，并不意味着能够真正实现旅游文化的有效传播。在河源市旅游文化传播过程中，来自政府方面的推力非常重要。河源市委市政府应尽快制定因地制宜的旅游文化传播规划纲要，形成由政府引导、部门配合、社会参与、市场推动的旅游文化发展格局。同时，河源市各部门应该加强对旅游文化宣传事业的支持力度。第一，为旅游文化传播活动提供资金与技术方面的支持，提升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第二，为旅游文化景区经营单位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其积极进行旅游文化宣传；第三，成立专门的旅游文化传播事业建设指导小组，由政府部门负责监督和指引。总而言之，政府的扶持力度，对旅游文化传播的发展是相当重要的[10]。

（二）推动旅游和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

随着人民群众旅游消费需求的升级，游客更加注重旅游过程中的舒适、享受与放松。因此，以文化景点、历史古迹为核心的旅游文化景区开发离不开文创产品、文化娱乐、文化体验等相关产业的配套完全[11]。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河源市应根据旅游市场的需求和变化规律，寻找旅游与文化产业结合的新契机。首先，河源市的文创企业可以依托客家文化资源，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设计出符合大众审美取向的手工艺文创产品、饮食文创产品、服饰文创产品。其次，河源市应明确“旅游文创产业”的发展模式，完善文化产业配套设施，注重游客的文化旅游体验，拓宽旅游和文化产业融合新路径[12]。

（三）塑造旅游文化品牌形象

旅游文化传播的品牌化现象是我国旅游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旅游文化品牌形象需要具有一定规模的旅游文化资源和旅游文化知名度。河源市旅游文化的传播，应结合客家文化特色，以目标受众为导向，形成旅游文化品牌形象的优势。由于广东省内仍有梅州、惠州等以客家文化为主导的城市。因此，河源市旅游文化品牌形象的定位，关键是要提炼与其他客家地区差异化的文化符号，避免出现千城一面的特色危机。河源市可以围绕“客家古邑”主题，张扬古邑文脉，把千年佗城打造成河源市客家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同时，深入挖掘东江流域客家文化资源，坚持以创新精神引领河源市旅游文化品牌形象设计。

（四）构建人才培养机制

不论是前期旅游文化宣传策划工作，还是后期的旅游文化传播体系建设工作，都离不开优秀的人才队伍[13]。因此，河源市旅游文化传播工作的当务之急是培养或引进相关的专业人才。河源市应在人才培养方面增加投入，以培养旅游文化传播人才为目标，开展政府与地方高等院校的联合培养工作，为当地的旅游文化传播事业发展提供人才储备。此外，河源市还需建立与其他旅游文化传播强市的人才交流机制，借鉴人才培养的先进模式，交流人才培养先进经验。最重要的是提高旅游文化传播工作者的薪资待遇，提升他们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留住来之不易的优秀人才[14]。四、结语随着人民群众休闲消费需求的增长，人们不再满足于过去走马观花式的景区游览，而是希望能在旅途中深入了解当地的民俗文化和人文历史。因此，旅游文化资源逐渐成为旅游文化传播的核心内容。目前，河源市的旅游文化资源优势特色突出，但仍在旅游文化传播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从而导致当地的旅游文化资源优势无法转化为经济效益。河源市的旅游文化传播体系建设，目前正处于这样的发展困顿中。旅游文化传播事关城市旅游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为了适应市场的竞争、迎合消费者需求，河源市必须要对旅游文化的内核进行深入发掘，建立起基于丰富旅游文化资源的旅游文化传播方式。尤其是在旅游文化的建构和传播领域，河源市必须采取新的创意和思路，营造城市独特的旅游文化氛围，促使河源市旅游文化向更广阔的市场传播。展望未来，只有旅游文化传播和推广的方向正确，传播的内容新颖且足够多元，河源市旅游文化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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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推广范文篇4

翻译界对于旅游文化翻译的探讨历来不绝于耳，比如探讨旅游翻译技巧、存在的问题等。同时，学界关于翻译教学的讨论也是由来已久。文化与语言的密切关系，已成为大家的共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地植根于语言。不了解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就不可能掌握所学的语言。［1］但是翻译教学与旅游文化的传播似乎一直被认为是两个互不相干、各自独立的学科，两者没有得到很好的结合。同样，温州的旅游文化及其闻名全国的秀美山水在国际上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如果要得到更好的传播与发扬，翻译便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但翻译教学对于旅游文化传播的促进作用，尚未引起重视，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翻译教学与旅游文化传播的社会功能的结合值得进一步研究。翻译教学是高等院校英语或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课。温州本土也有多所高等院校。有些院校的翻译课程教学中，传统的翻译课程教学模式中的翻译内容是为翻译理论而设定的，服务于翻译教学，而非服务于实际社会文化生活。对温州本土高校的翻译课程教师或者学者来说，翻译教学与温州旅游文化的关系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温州旅游文化传播与翻译课程教学的联系性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因此探讨翻译教学与促进温州本土旅游文化的传播的应用研究，即将翻译教学与温州本土旅游文化的传播这一社会功能相结合，具有诸多意义。

1.将温州本土旅游文化作为翻译教学的内容，向学生提供了最直观、最真实的翻译素材。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挖掘本土旅游文化内容，使之与翻译教学相辅相成。这些真实项目不但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能力，而且实现了“工学结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赋予翻译教学一定的历史使命与责任。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于社会。翻译教学中师生如果以“服务社会”为己任，其教学也将更趋针对性与实用性，能更好地实现社会功能，达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

3.更好地促进温州旅游文化的高质高效传播。目前旅游市场的翻译质量良莠不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温州的城市形象，也影响了温州旅游文化的推广与传播。高校翻译教学中，学生可以在教师的带领下，有目的分阶段地翻译温州旅游文化内容。有了足够的人员、时间，再加上教师的适当引导与修改，翻译质量才有保证，才能更好更有效果地促进旅游文化的传播。只有本着“服务于社会”的理念，教学与现实才能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二、温州旅游文化翻译与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的现状

(一)温州旅游文化翻译现状

温州山清水秀，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是旅游度假胜地。其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等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部级风景区、自然保护区有雁荡山、楠溪江、南麂、乌岩岭4个;省级风景、保护、旅游度假区有仙岩、洞头、百丈漈、瑶溪、滨海———玉苍山、泽雅、寨寮溪、瓯江、氡泉9个;市级风景区有天柱、南雁门、桐溪、茶山、岷岗、圣井、铜盘山、赤岩山8个。有森林公园9个，县级风景名胜区5个。风景旅游区密度大、种类多、品位高、特色鲜明，集山、江、海、岛、湖、泉之大成。各个旅游景点英语译文涉及景点介绍、名人故居、导游词、标识、公示语等。外国游客来温州旅游极其需要英语译文的帮助。但目前温州各旅游景点的英语译文覆盖率各不相同，若仔细查看，许多景点的英语译文往往不尽如人意。一些热门景点英语译文比较完善，包括景点介绍和标识等。但有些景点，根本没有英语译文或译文很不规范，存在众多语法错误或译文语言不符合英语表达方式;有些景点译文不完善，只有部分内容有译文，或标识缺少译文。这些问题都会给外国游客造成诸多不便，不利于外国游客了解景点和进行游玩，也不利于旅游文化向外传播。

(二)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的现状

传统的翻译课程教学中，教师将翻译技巧的学习按项目内容或技巧内容进行分类分项，然后辅助以翻译实例。教师在介绍翻译知识、理论、技巧等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大量的翻译实践，而翻译实践内容涉及文学、商务、旅游等各个小项目。但是这些内容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或较为零散，或只有短小段落，或没有连续性，各项内容之间彼此没有联系，缺少整体性规划。这些翻译内容是为翻译理论而设定，服务于翻译教学的，而非服务于实际社会文化生活。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中，旅游文化只是教学内容中一个极其微小的部分，学校与教师都没有将旅游文化传播视为自己的使命。这种传统模式可能只针对学生的翻译能力训练，对社会的发展并无益处，因此与现实脱节的教学与社会功能相结合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笔者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从区域特色角度进行课程教学改革”的理念，将社会经济文化情况融入教学，将课堂学习内容与社会经济文化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能拉近学生与社会的距离;结合地域特色进行课程建设，旨在结合地方产业和经济，更好地实现工学结合，更好地培养“学以致用”的有用人才，真正实现教学为社会服务的目标。［2］除了翻译教学，在许多院校的专业整体规划中，文化传播一直是一个没有引起重视的领域。有人曾说温州是文化的沙漠，其实不然。温州本土的文化资料非常丰富，它们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视野。在人们的生活、学习中，如果不重视、不宣传，那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成为历史。因此，在学校的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从意识形态上树立起发扬传统、传播文化的观念，并在教与学中开展实际行动，对于保护传统文化将有极大的帮助。

三、以温州为例

探讨基于本土旅游文化传播的翻译教学模式翻译教学对本土旅游文化传播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下面以温州为例进行探讨。旅游文化传播与翻译教学相结合，最常见的模式包括学期翻译课程教学内容和英语专业学生毕业设计这两大块，具体如下:

1.高职翻译课程教学中，教师选择教学内容时，不再是零散地选择小部分旅游文化内容作为翻译实例，而是对教学内容进行整体详细规划，将庞大的温州旅游文化内容分成若干个小项目，融入翻译教学的各个章节，进行翻译实践。有了足够的人员、时间，再加上教师的适当引导与修改，翻译质量才有保证，才能更好更有效地促进旅游文化的传播。以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商务英语翻译教学通常分为如名片、标识、商标、广告、组织机构、商业信函、尊龙凯时最新的介绍、产品说明、城市信息、文化产业信息翻译等章节进行教学。任课教师本着“促进旅游文化传播”的理念，在教学整体设计时，进行合理规划，采用项目化教学。课程项目化立足职业岗位要求，把现实职业领域的生产、管理、经营、服务等实际工作内容和过程作为课程的核心，把典型的职业工作任务或工作项目作为课程的主体内容，符合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规律。［3］在项目化教学过程中，将温州旅游文化的内容融入名片、标识、商标、广告、组织机构、商业信函、尊龙凯时最新的介绍、产品说明、城市信息、文化产业等教学项目，并分别在这些项目中设计旅游文化翻译内容，如导游名片、温州景点标识、温州知名旅游产品商标、景点宣传广告、旅游产品广告、温州旅游局介绍、拓展旅游项目及线路等信函、知名旅游尊龙凯时最新的介绍、温州知名旅游产品宣传资料、温州下属各市县基本信息;经济发展概况;温州知名景点介绍、饮食文化(温州名菜、小吃、农家乐);传统文化(风俗民情、四大名瓯、温州历史、典故等)。教师在安排以上教学内容时，并不是将这些内容作为唯一的材料，而是将这些材料与其他翻译材料并重，或侧重以上旅游文化材料。教学方法可采取案例教学法、翻译工作坊等。在翻译工作坊(workshop)模式中，教师先对某项任务进行简略的说明与讲解，然后将班级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就是一个独立的workshop。小组成员要在共同的努力之后，再经过讨论、小组校稿才能完成翻译任务。此外，讨论结束后，每个workshop派一名代表向全班讲解自己小组的作品。最后教师要对每个work-shop的作品进行点评与分析。［4］在这样的翻译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来说，不仅仅是翻译能力得到了锻炼，更重要的是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学生们的文化意识得到增强，帮助他们尊重传统，了解传统，这对于旅游文化的传播是极其重要的。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瓯剧为例，教师借“瓯剧进校园”活动的契机，在课堂教学中引入瓯剧简介等文化知识翻译，既锻炼了学生的翻译能力，同时又加深了学生对这一传统文化的了解，达到了旅游文化传播的目的。

2.英语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也是促进旅游文化传播的一个极佳途径。毕业设计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一次锻炼与考查。学生有充足的时间来完成任务。因此，教师的项目设计极其重要。随着论文撰写逐渐淡出毕业设计的舞台，越来越多的真实项目成为学生毕业设计的主打任务。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丁金昌院长也曾在文章中提出“温州特色高职教育”的理念，在高职教育中体现温州的人文精神。［5］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可以选择以下有关本土旅游文化方面的内容作为毕业设计。每个小组6～8人，分工明确，将大任务分解成若干小任务分组合作，在其过程中又可以进行互改互译互评的合作，以达到更佳的质量。可以设计以下项目:项目一:考虑学生的语言能力水平，整合温州市常见旅游文化的资料并进行编辑，分成各个小项目，包括温州名人故居翻译、温州民间故事翻译、温州旅游小册子翻译、温州市鹿城区旅游景点翻译、温州景点标识语纠错与翻译、温州著名景点导游词的翻译、洞头旅游翻译，并将这些小项目分配给不同小组进行翻译，其具体内容包括介绍温州名人、文化推广;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旅游景点概况、线路、住宿、便民信息;温州市鹿城区知名景点;景点标识语纠错与改进;著名景点简介;洞头景点介绍和旅游推广。经过整个英语专业毕业生团队的毕业设计，所有的小任务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关于温州整体旅游文化翻译的大项目，非常可观。项目二:经过调查，选择某一旅游文化翻译情况不甚理想的区域。以温州市龙湾区的旅游文化翻译为例。温州市龙湾区风景秀美，是山水温州的典型代表。但是在旅游文化推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龙湾各个风景区的英译状况不太理想。众多景点完全没有英语译文。一些已有的景点翻译或旅游小册子或农家乐译文错误较多，有待改进。经过龙湾旅游局协商，根据实际需要，选取一些旅游文化信息进行整理与翻译，帮助其传播与推广，可以设计各个小项目，包括龙湾概况、龙湾农家乐、灵昆旅游、天柱寺风景区、百家尖风景区、瑶溪风景名胜区、永昌堡，具体内容包括龙湾地理位置、气候、行政区域、经济、文化概况翻译;农家乐推广内容、具体商家、小册子;灵昆地理位置、景点、传说翻译;概况、主要景点、传说、名人翻译;永昌堡概况、历史等。对温州市龙湾区的旅游文化资料进行翻译时，将以上内容分成若干个小项目，学生分组完成，并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互改，互评，最后再经教师修订。这样翻译质量才更有保证。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多项能力如翻译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也得到提高。

四、结语

文化传播推广范文篇5

“互联网 ”时代电视文化品牌建构的概念

目前，互联网技术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电视文化传播的广度、深度，将以往“电视节目互联网”的传播形式转变升级为“互联网电视节目”，并以科技创新拓展多路径为跳板，推出了互联网整合媒体的新发展思维，这也为电视文化传播提出了更为多元的思路。当今时代，电视媒体、电视节目市场的创新升级迫在眉睫。电视节目的争相效仿、国外尊龙凯时最新地址的版权的引进，已成为我国电视节目文化广泛传播的推手。与此同时，传统电视媒体与新兴网络媒体的互相渗透、有机融合，也促使互联网思维深入到电视台节目创作、媒体运营、媒体管理等工作中，增加了电视节目的互动性，使得电视节目更加平民化、生活化。然而，在社会趋向商业化发展及电视行业的激烈竞争中，一些电视媒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使相关的电视节目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不仅破坏了我国电视媒体的良好形象，也给当代年轻人灌输了消极思想。“互联网 ”本质为新型经济发展形态。2015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及“互联网 ”行动计划。互联网的推广使用除丰富电视节目文化传播的具体内容、传输渠道外，也深刻改变了电视节目文化传播的传播对象、传播机制、传播媒介、传播反馈等重要因素，即由电视受众升级为网络用户、由电视节目制片人升级为网络产品经理、由电视屏幕升级为网络多屏、由单向滞后反馈升级为双向实时互动等[1]。在这种电视领域发展新态势下，电视节目文化传播也需要及时更新发展理念，通过采取可行性应对措施，强化我国电视节目的制作质量和文化传播影响力，引领当代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三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优化电视文化节目品格，助力我国电视文化传播领域早日取得发展新成就。

“互联网 ”时代电视文化品牌的树立

“品牌”作为电视媒体在市场上长期占据关键地位的有效法宝，是我国电视媒体节目文化直观、具象的表现形式，也代表着我国文化传播载体的形象。以凤凰卫视为例，其凭借自身地缘优势，实现了多元文化专属性品牌内核的打造，通过形象塑造等元素的整合应用，树立了优质电视文化品牌。我国电视媒体在具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同样具备一定的商品属性，需要承担起宣传思想、传播文化、弘扬精神及引导舆论的使命。在“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我国电视媒体应保持前瞻视角，秉持审时度势这一根本原则，找准自身品牌定位，推出富有鲜明特色、立场坚定的品牌，符合当前互联网社会的实际需要，达到“双赢”的发展目标。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推进，媒介融合日趋加深。app、视频网站等新兴网络媒介平台进入市场，开始瓜分电视媒体在市场中的占比。但传统电视媒体的实力、经验、节目制作能力较强，且其运营模式、运转体系极为规范，各类高质量电视节目屡见不鲜，同时也是我国引导舆论方向的主战场。反观商业化的视频网站，即使其拥有多样传播路径、可准确定位用户需要、深受年轻人的喜爱等核心优势，但由于节目制作不精、自制水准有限等问题，其文化传播品牌的建立任重道远。现阶段，电视综艺节目市场呈现出“娱乐化”的发展势头，网络自制节目层出不穷。而电视节目需要高效执行文化传播任务，所以应及时塑造个性化、独创性品牌。此外，为应对碎片化发展的当代文化传播环境，电视媒体还应合理纠偏，把引导年轻人“价值观”作为文化传播侧重点[2]。青年观众不单单是节目受众，也是消费主力军。电视媒体在制作节目时，可通过加入互联网新思维，接轨新时代，与互联网协同创建专属文化品牌。以浙江卫视为例，其作为我国电视优秀媒体之一，遵循主流文化、积极向上的传播理念，注重在节目中引进具有深厚内涵的文化因素，成功打造出了“文化”这一极具辨识度的电视品牌标签。

“网台融合”下电视文化品牌的建立

电视节目文化品牌应强调具体内容的规划建设，站在“内容为王”的发展新时代，各类媒体均应保证自身所输出节目的内容质量。而电视媒体则应至少推出一档高质量节目，兼顾一个或多个品牌性电视栏目创作，打造出优质的电视媒体文化传播新渠道。而电视节目品牌的打造，主要依靠电视台精准捕捉到“文化传播”与“节目综艺”的契合点，对弘扬传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展现我国软实力起到切实的促进作用。在“互联网 ”时代，电视文化品牌的构建还应在内容强大、独具深远内涵的前提下，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变化，站在开放的视域全面提升电视媒体影响力。各类视频网站的诞生、兴起，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的注意力，电视台可采取与视频网站协同合作、互通互联的措施，实施“台网联动”计划，为观众提供以互联网形式收看电视节目的多种渠道。然而，视频网站的迅速壮大发展，以及大批优秀、一线的电视节目制作人投身网络节目自制工作，推动网络自制节目综合质量明显提升，视频网站中同样涌现出许多具备文化传播影响力的节目。一方面，电视台可采用专属独播战略，将电视台特有的品牌栏目继续在互联网平台中发挥影响力，创设出电视台与互联网协同推进文化传播的新效应，继而实现人气的聚拢增长；另一方面，电视台也可以以用户实际需求为导向，整合现有的特色资源，与“tvb”“kbs”等内容商建立合作关系，协作发展品牌化。除此之外，我国中央电视台的“cntv”凭借其官方权威性，完成了多终端海量资源的集成，再次创新了融合模式[3]，由以往的“台网融合”发展为“网台融合”。“互联网 ”时代下，打造电视文化的专有品牌，可助推电视节目运营效益稳步增收，并为文化传播做好铺垫。

“大数据新技术”的结合创新

随着现代科技的更新成熟，深刻改变了社会大众获取新闻消息的形式及途径。众所周知，电视节目的文化传播需以电视媒体所推出的节目内容为依托，而互联网技术的升级发展，同样转变了大众对节目文化内容的“消费方法”。在娱乐文化流行的社会态势下，网络媒体成为了传播娱乐文化的“中坚力量”。对此，电视媒体应在“时代大考”中，着力发挥自身优势，保持电视台的鲜明特色，拓宽电视节目文化传播渠道。如今，电视台在节目实践制作中引用了各种各样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明显丰富了节目表现手法，切实增强了电视节目的制作质量及观赏性，给予受众全新的视觉体验，如数字特效、ar、vr等。然而，站在不同维度剖析这些新技术的运用，会发现其在增长电视节目“可观性”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现实问题[4]。例如部分电视节目过度追求外在表现，盲目增添特效、互动等元素，淡化了节目本身的主题内容，将最初设想表达的节目思想、文化信息全然遗忘，使得电视节目的“深刻性”不足。为规避这一不良现象，电视媒体还应创新构建文化传播思维。在“互联网 ”的社会新环境中，海量信息数据得到了有效集成，这促使我国跻身“数据大国”。因此，电视媒体也可融合大数据完成电视文化传播。在大数据引导下，电视主体内容、媒体消费服务呈现出“个人化”的发展势头。社会大众趋向于单一地关注自身的兴趣点、了解需求信息内容，促使电视节目的观看模式向非线性转变。电视台在推进节目制作、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可广泛收集受众的兴趣喜好，将其分为不同类别的受众群体，再搭配新技术的合理使用，向受众针对性地输送专享性、个性化、定制化的电视节目，激发其文化推广的能动性、积极性，增强受众与电视台、电视节目之间的黏性。总之，“互联网 ”时代的典型特点就是利用大数据、云端、互联网等技术，推进供需双方的交流互动，完成可用资源的有效整合，促进媒介的深度融合。对此，电视媒体应开辟多条新路径，搭配大数据概念、技术的正确操作，以满足受众实际需要为核心导向，面向社会大范围传播电视文化。“tv ”生态环境下的电视文化品牌的影响力品牌的大力推广与后期维护作为媒介品牌发展经久不衰的重要元素，是增强品牌在领域市场影响力的基本保障。“互联网 ”时代的鲜明特性就是各类媒介的有机融合。只有将电视、广播、互联网三方优势整合起来，将传统“tv”推向“tv ”方向转型发展，才可深刻诠释“资源互通、内容兼容”的现实意义，实现宣传、利益两方面“共融”的发展目标，进而助力我国传统电视媒体在新时代市场竞争中不逊色于新兴媒体，并获得长远发展。因此，要应用“tv ”积极拥抱“互联网 ”，推动我国电视媒体迅速完成转型升级新任务，重塑我国广电生态新格局。最近几年，“tv ”这一概念悄然兴起并发展，“tv 互联网”的基础优势就是在节目内容方面实现风格互补。增强节目品牌综合影响力的首要任务就是科学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等新兴事物，提高品牌在社会中的知名度；另外，电视文化节目传播品牌的实际影响力还可表现在其美誉度的增长、延续中。如由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中国诗词大会》通过对新媒体的灵活运用，为受众与节目创新拓展出了互动渠道，受众只需要扫描节目二维码，即可实时参与互动答题。这种打破空间束缚，将场外观众引入到电视节目中的方式，在增添节目娱乐气氛、调动观众参与积极性的同时，扩大了央视节目文化传播的综合优势。可以预计，在我国逐步推进“tv 电子商务”“tv 社交平台”等新兴文化传播模式发展的进程中，电视媒体将提高对“tv ”生态圈发展走向的关注[5]。“tv”将可“ ”视为更加多元的平台媒介，推动我国电视文化传播品牌的自身影响力日益增长。综上所述，基于“互联网 ”新时代大环境，各类信息化媒介平台呈现出多元融合的新局面。为迎接新挑战，电视文化的广泛、时效传播应以现有的自主品牌为支撑点，注重品牌价值创建，进一步促进我国电视文化领域健康持续发展。而这就需要电视节目及时摒弃已经不合时宜的传统旧思想，革新自身的发展理念，立足于当下我国社会发展主流趋势，秉持独创性原则，助力电视文化传播品牌构建任务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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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推广范文篇6

关键词：融合媒介；民俗文化；文化传播

在当代研究中，融合媒介多是指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传播技术不断发展，各种媒介逐渐打破壁垒，完成不同传播渠道、媒介形态、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融合媒介的出现使得信息的传播呈现出多渠道且快速的趋势，在电子媒介的依托下，各种信息能够快速准确传达给受众，并用丰富的手段来准确表达出所要传达的信息。它以数字化为渠道，摒弃了诸多传统媒介存在的弊端，形成了一种具有显著优势的传播渠道链。随着媒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以手机、移动电脑等终端的“第六媒体”集音频、视频、文字于互联网平台上，使得各种媒体不再局限于单一且传统的传播渠道之下，各种媒体呈现大融合的趋势[1]。在传统媒介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层次的前提下，民俗文化也随着传统媒介的渗透具有更大的可能性映入大众的视野。媒介融合不仅成为文化传播的有力武器，更成为民俗文化由小众走向大众、由民族走向国际的一种重要助推器。因此，本文依托互联网时代融合媒介的大环境，立足东北民俗文化传播经历的显著变革，探索信息时代下融合媒介对东北民俗文化传播的创新与推动作用。

1整合多样化传播渠道，创新传播新理念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媒体的融合提供了尊龙凯时最新的技术支持，同时也为民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多种便利条件。主要集中在丰富门户网站、社群平台、短视频平台、kol传播阵地、直播等传播渠道；同时，颠覆并重构传播理念，从单一形式的传统展示向多种形式共存的多样化传播转变。一方面，面对当前东北民俗文化传播的现状，要创建多种平台并行传播的模式，选择契合的传播平台，搭建专属传播阵地。东北民俗文化应先从自身文化内容入手，寻求其中积极向上且能顺应时代潮流的内容，深入挖掘和解构重塑，再将东北民俗文化中能够与信息技术产生联系的文化相互契合，制作系列民俗故事动画、有声读物、绘本漫画等传播载体。在宣传民俗文化契合点的同时，不依赖单一的媒体形式，而是依托多样化的传播渠道，搭建专属“二微一抖”等传播平台，进行优质内容生产和投放，通过契合当下受众接受度的传播媒介，实现东北民俗文化传播方式的转变，使东北民俗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能够达到文化、受众、经济等多重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融合媒介网状化、公开化、多样化、快捷化、整合性、互适性的特点，可以创新东北民俗文化传播理念，赋予文化传播以新时代的内涵。在电子媒介的依托下，各种信息能够快速准确传达给受众，并用丰富的手段准确表达出所要传达的信息，东北民俗文化传播困境往往是其囿于传统观念和文化定位，不敢做出跨越性创新变革而越发故步自封，民俗文化应该顺应趋势，在发展的过程中革新，在革新的过程中完善，去除传统传播渠道单一的弊端，实现渠道的融合。挖掘东北民俗文化中的主题和特色，进行文化传播内容整理，为不同传播平台提供对应的内容支撑，真正做到传播优质内容。

2促进多形式内容开发，推动优质内容生产

文化创意产业的更新发展，不仅是顺应科技的进步与时代的变革，更大层面上取决于受众的需要和审美接受度，大众的需求是文化消费的根本立足点，而民俗文化作为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内容，若探索到大众的共鸣点进行传播，会实现井喷式呼应，达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融合媒介的发展使信息传播更加快速，同时也为各种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多样化渠道依托。但是，作为传播渠道而存在的表现形式，往往是在完成长期沉寂式内容生产后的光耀时刻，也就是说，内容生产是先于传播而存在，而渠道的选择更是后于传播需求而存在。为此，更新传播观念、选择传播渠道之前，必须要对东北民俗文化自身有深入的挖掘和认知，做到传播有的放矢，实现不同传播平台的针对性内容生产，搭建传播阵地的同时，形成内容生产生态圈层，将多形式的内容开发与多渠道的媒介传播进行无缝对接。首先，明确不同传播平台的主要特点。以短视频平台为例，抖音短视频注重传播内容的时效性和趣味性，受众往往关注其视频内容是否夺人眼球，能否引起片段式共鸣，是否能抓住其声、色、味、感等任何一种直观感受，受众需要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观看中完成画面与情感的多重呼应。为此，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生产并投放的内容应具有极强的即时共鸣效应，促动受众即刻关注，达到传播效果。而作为微博流量极强的互动类平台，其传播往往以舆论导向和话题互动为主要方式，受众参与的内容暂且不论，其参与的行为与意识则更被关注，往往在进行新热点的制作之前，要与众多“大v”和意见领袖进行舆论集结，用流量的聚集和话题的热度实现传播的力度。为此，在这一平台上传播的内容要尽可能高效、有力、有话题。同样，其他传播平台各有特点，只有确定其平台的使用受众，才能对用户进行精准画像，从而做到和对的人说对的话，确定内容生产方向和风格。其次，确定不同传播平台后，要在认知并深入探索东北民俗文化的基础上，筛选可以进行内容生产和系列创作的部分，确定要传播的系列主文化内容，再从众多创意产业形式中，选择既契合内容生产要求又符合平台传播需求的现代化生产形式，如漫画绘画、创意美术、动画、游戏、系列海报、有声绘本、虚拟场景开发等。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浩如烟海，但若不以现代化产业形式进行开发传承，不仅有碍于有效的传播，更无法做到文化的传承与优质内容的保护，将文化资源变成文化资产，将历史典故变成有声读物，将著作变成知识产权，才能在文化产业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做到开发有权有实，全面获得文化、经济、社会效益，实现文化传播的持续和有效[2]。最后，注重线下传播，推行线下民俗文化活动、主题展览、实地互动、亲身文化体验等，推进优质内容生产，将感受式的民俗文化以体验式的活动推广到大众生活的各个细节中，逐步扩大传播圈层。

3聚合多业态产业集群，打通产业合作壁垒

东北民俗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积淀出特有的历史性和地域性，汉族、满族、回族等不同民族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生成厚重丰富的文化资源。任何一种产业形式的开发都必须首先确定产业内核，即其无可替代的文化元素，而在产品创制过程中，必然需要多种产业形式的协作生产。东北民俗文化传播的发展与创新，应依托现代化都市圈的优势利好，将东北民俗文化中的特色资源进行整合挖掘，利用其文化的独特性，融合各元素的特点建立产业集群，用内容串联形式，以形式助推内容，并对其中各业态间的文化元素进行融合创新，实现无间断的文化元素的更新和再造。打通技术、专业、资源等壁垒，集聚东北特色民俗文化资源进行优势互补，推动民俗文化在融合媒介环境下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打造特色产业集群。

4实现多端信息共享，跟进文化发展趋势

方方面面的变革深深影响着人类的未来生活，最终体现在人类文化层面上的一种新型的文化形式，就是融合文化。数字产业化趋势是互联网时代的必然发展走向，多种媒介的融合共生实际是信息资源的最大化共享，随着媒介形式的日趋繁杂，数字化、高速化、快捷化、全面化、多端化的传播需求将带来文化传播的质的飞跃。一方面，东北民俗文化的发展应抓住数字时代契机，依托多渠道传播实现多端信息共享。传播民俗文化时，应植根于东北民俗文化中与现代化信息相匹配的特色元素，加强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以新媒体渠道为主要窗口，面向受众有效输出文化信息，直接链接时代需求，进行多端信息的摘取和吸纳，打造出较为完善的合作机制，扩展信息传播渠道，依托互联网强大的推送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增强民俗文化网络传播的广泛性、有效性、针对性。另一方面，东北民俗文化的传播也需要时刻跟进文化趋势。融合媒介下的东北民俗文化传播离不开互联网媒介渠道，实现民俗文化传播空间性和时间性的突破，利用网络热点趋势推动民俗文化的网络传播，使民俗文化不再束之高阁，而是跟进时代各行业发展要求和趋势，在整合行业优势的同时，及时整改传播路径和内容开发方式[3]。

5借势融合媒介共通，推动传播方式变革

民俗文化传播应充分借势媒介融合，注意传播形式的聚合与融合媒介的共通，随着新媒体渠道的兴起，社会生活在各种层面受到冲击，智能手机的普及率飞快提升，移动终端成为传播主阵地，在民俗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攻下移动终端传播市场才能实现传播资源的聚合。这是数字时代为文化传播带来的机遇，同时也是一场攻坚战，定位受众需求，挖掘民俗文化内核，找到受众与文化之间的内核链接点，进行有效传播，全面调动传播路径，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移动端媒介平台的普及，让受众对内容的要求更高，短时、快速、普适、新奇等表现需求，使得民俗文化的传播着眼点不能太专、太深。这就需要充分整合多种传播渠道，不囿于单一的传播平台，聚力资源，充分利用各种网络渠道，拓展传播面的同时搭建专属移动传播平台，实现社群、平台、新闻网页、手机app等媒介的优势整合，充分推动传播方式的变革更新。

6结语

媒介融合是传播领域飞速发展的时代契机，更是文化内容借势蓬勃的有效手段。优质的文化内容必须通过广泛有效的传播媒介加以宣传推广，互联网时代，“酒香不怕巷子深”已然无法跟进日新月异的文化需求。融合媒介不仅可以从方式方法上对文化传播带来促动和变革，还可以在文化内容生产和优质文化供给层面对文化自身发展带来促进，同时，不囿于方法论层面，在传播意识与传播理念的建构层面也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民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承载的是各个民族各个地域历史的传承、人文的积淀、时代的发展轨迹，但是盲目束缚于“原汁原味”的保留，而不加时代化的选择和更新，不仅无法跟进文化发展需要，更无法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和文化生活，甚至于出现传承人断层、优质民俗内容丧失、珍贵名物典故亡佚等极端情况。东北民俗文化有十分鲜明的地域色彩，其独特的文化风格往往让人过目难忘，有效摘取其中雅俗共存的部分，进行深入挖掘和创作，辅以融合媒介的传播促动，必然会加速文化符号的传播与推广。在全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只有让文化深入人心，获得大众的认同与接受，才能激发其参与欲望，将文化符号的创新推至大众视野，形成源源不竭的文化互动。

参考文献

[1]相梅，于伟，韩福丽.东北地区民俗文化对外传播翻译策略探析[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20，34(4)：56-59.

[2]周晓宇.浅谈融合媒介情况下的电视媒体营销[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7(8)：68.

文化传播推广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软实力跨文化传播政治文化传播

一、软实力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按照他的观点，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软实力”的一系列研究，在提升各级主体综合实力问题上启迪着人们的新思维。

“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

“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并认真谋划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美国学者克莱因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有名的“国力方程”，把“战略目标”与“国民意志”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战略目标”还是“国民意志”，都是极其复杂的无形因素，也可称为软实力，难以用静态标准来衡量。另一位美国学者斯拜克曼把民族同质性、社会综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都视为软力量。英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库伯则认为，合法性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

综上所述，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所指的就是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等软要素。两者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它们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和协调。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信息革命和网络时代的大潮下，硬实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软实力则具有超强的扩张性和传导性，超越时空，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综合国力的竞争和博弈将决定一个国家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排序。由于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日增，世界主要大国在注重硬件的建设之时，也十分重视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各种软实力间既相互竞争较量，又相互诱导吸引、融合。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势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大力推行其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这就是以硬实力为依托扩张软实力的例子。早在170年前，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指出，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征服。2003年是美国硬实力展示最充分的一年。布什政府在新保守派的主导下，企图依靠超强的硬实力，通过“先发制人”等强力手段，重塑世界秩序，却使美国的软实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和侵蚀，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都觉得美国“越来越陌生”。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的开国元勋汉密尔顿所说的，美利坚人“占优势的激情是雄心和私欲”。

根据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资源。第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政治理念中儒家的仁政与王道思想。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王道与霸道的划分，王道就表现为软实力，霸道则表现为硬实力。王道的思想如天人合一、以德服人、为政以德、内圣外王等都是应该加以借鉴，发扬光大，古为今用的。第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包括汉语、书法、国画、京剧、武术、古典文学、民族音乐、传统的手工艺、园林建筑、饮食文化、中医中药等等，都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的奇葩。第三，新中国以来建立的政治资源。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国两制、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国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等的思想，以及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科学发展观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要想充分利用第一、三方面的软实力资源，就应该从政治角度出发进行跨文化传播，扩大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政治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考虑到不同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切实有效地利用现代传播手段，面对国际社会塑造好中国形象，提升中国软实力。

二、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成长的历史文化现象，更是国家软实力提升途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的增强有赖于广泛的传播。跨文化传播在全球化的现代背景下变得更加频繁，地位也日益凸显。

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si)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概念。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拉里·萨默华给跨文化传播下的定义是: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传播，这种不同足以改变传播事件。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和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纵观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文化的分化和整合一直在不断进行，社会文化的分化使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沟通产生困难;与此同时，不同文化群体间相互协调的整合，使全球性的文化交流有了可能。在全球传播科技的推动下，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文化交流、精神交往更加频繁，通过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的策略和技巧，消除文化差异、增进了解、相互适应实现跨文化传播的传播效果。

在跨文化传播中，要使传播效果与预期的保持一致，传播者就要首先认识到传受双方在文化上存在的差异，然后认真分析这些差异的特性，之后根据这些既定的差异调整自己的传播方式，以使传播的信息能为对方准确理解。即传播者要对自己的信息以另一种文化的方式编码，然后这另一种文化中的受传者就能以相同的方式对其进行解码，从而保证信息的畅通传播。当然，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也可以是受传者改变文化视角，采取与传播者相同的文化方式对信息进行解码，同样也能保证信息的有效传播。一般来说，要使跨文化传播得以成功进行，需要传播者主动采取适应差异的文化改变，因为传播者是带着既定的传播目标的，为了信息不被偏差地理解，传播者就要学会根据文化差异调整自己的传播策略。这也正是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所在。

跨文化传播以大众媒介为主导，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全球媒介图景比以往更加复杂。跨国媒介和国内媒介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在共同争取世界范围内的受众。伴随着这一趋势，近年来，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得到了各部门的重视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音不断增强。有关对国际传播的研究成果也日渐为我国对外传播所借鉴，其中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

三、政治文化传播

在众多跨文化传播内容中，政治文化传播对于软实力的提升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障。经济在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也要得到传播。

政治文化研究途径的开创者、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做出了经典概括:“政治文化应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文化具有传播的属性，文化的传播促使了国民之间的交往日益紧密。“传播乃是文化的本质。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传播就是文化的实现”。(sj(pi&20(政治文化也不例外，政治文化传播这个领域必须不断适应生产和发送政治讯息的传播技术的变化，适应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以及政治文化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传播媒介向外推行自己的政治立场、政策、观点及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从而更有效地进行对外政治宣传，树立和推广本国的形象。

综上所述，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对于积极影响国际舆论，树立国家良好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有着重要作用，那么中国政治文化传播内容有哪些，又该如何进行呢?

(一)中国政治文化传播内容。

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资源，其中政治文化部分可分为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和现当代的中国政治文化。

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有三大精华:忠于国家的优患意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古代中国通过科举制度为少数人开通了仕途。这反映在政治文化上，便是培养形成了一部分士人忠于道义、忠于国家的优患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能够在外界的压力面前，注重自己的志向和气节，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有道，以道循身;天下无道，以身循道”。不可否认，这些敢于坚持自己志向、气节的士人是古代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忠于道义、忠于国家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气节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

道德治国首先强调的便是君主的修身，强调个人品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于是，个人修养与个人品质如何就成为政治行为成败的重要因素。普通人如此，君主就更是如此，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家贪决，一国作乱，其机如此”。

民本理念即在政治统治中重视民的作用，把民看作为政之本。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和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民的问题具有突出的地位，出现了“富民”、“养民”、“教民”、“爱民”、“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吏为民役”等各种关于民的思想。中国早在周代就有“怀保小民”的意识。儒家始祖孔子有“君以民为体”之说，孟子认为“民为贵，社被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对他的侍从讲“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尤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力量迅速凝聚，经过顽强的武装斗争，最终推翻清王朝乃至中国数千年皇权专制统治。这一胜利，对于摧毁传统政治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深刻、尖锐、激烈地抨击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所有方面，如皇权专制理念、顺民臣子意识、纲常伦理文化、愚昧落后观念等等，是对以往革新派力图全面超越传统政治文化努力的继承，并且有明显的发展，这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变过程中，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这种政治文化的求实精神和创新意义有助于人们在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变中，正确对待西方的政治文化成果，并注意把外来文化因素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尽管他们的结合努力可能是不令人满意的，甚至于最后也遭受了失败，但却为人们后来正确思考和实践这一问题，积淀了重要的思想质料。

然而，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还是存在缺陷的。从根本上讲，其缺乏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这种根本性的缺陷，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对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认识不清，并最终导致其政治上的失败。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存在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这决定了其无法完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变的历史重任。正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五·四”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即所谓新学的思想)，虽然“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但是，由于这种政治文化存在着上述致命缺陷，所以“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僵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顶汹这一任务的完成，必须寄托在新的、用先进的政治文化理念武装起来的社会阶级身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中国农民阶级结成紧密联盟并与其他一切革命和进步阶级阶层结为广泛统一战线的中国工人阶级。中国现代化下一个阶段中政治文化的走向，最具重要意义的历史性成果，即是在中外各种政治文化的激烈碰撞之中，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

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依然具有指导意义，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同时现当代的中国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发展模式，更是值得向全世界进行传播，与全世界共同分享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二)如何进行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首先，树立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观念。

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骆思典表示，中国的日益发展，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但是在国际社会，发自中国的声音依然微弱，单凭奥运会、神舟系列飞船升空等重大新闻来获取国际注意力，赢得国际关注还远远不够。我们要向国际社会传播我们的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要从思想上重视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树立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掌握传播的主动权，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公务员之家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美国之所以迅速崛起，是因为美国的国家观念与美国的社会观念得到了完整吻合。国家倡导的一系列普世价值观与在美国社会中推广的基本理念高度统一，国家的意志得以通过大众的意愿得到顺畅地、自觉地贯彻执行，而且大众的心理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也产生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由此可以推理，中国的政治文化要被西方接受，就需要国家不仅从官方角度进行倡导和推广，还要加强民间文化交流，充分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手段，使中国政治文化的生产方式、传播渠道、发展模式、覆盖领域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对内可以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总要求，对外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新环境。

其次，研究西方受众心理，制定相关传播策略。

人们在接受跨文化传播的内容时，通常会进行感知的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以及选择性记忆，对信息的选择表现为同质间的传播明显比异质间的传播更为有效。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认为，当陌生人进人到群体中时，他必须放弃他的一些个性，与群体的普遍性保持一致，才能达成意义的分享。

我国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为了取得更为理想的传播效果，就需要充分考虑到受传国家和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因为，跨文化传播的受众是来自于不同国家，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和中国千差万别。如果沿用对国内受众的传播手段，推广我国的政治文化，必然会遭到失败。所以我们要因人而异，深人研究国外受众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分区域分文化对待，善于综合利用现代传播技巧，拓宽传播途径，利用新式传播媒介，从多个角度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传播，减少“说教”色彩，避免“灌输”口吻，增强中国政治文化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针对国际受众，制定传播本土化策略—使传播者所创制的文本，在符号表达方式上与文本解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相一致;在思维方式上与文本解读者的思维方式比较相近;在心理上与文本解读者能够形成某种契合;在时间、空间特别是利益上与文本解读者接近。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使传播变为传通、使感知层次上升为理解层次、使交流变为共享。

再次，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注重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现在，我们的物质产品已经遍布世界，但精神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还很有限。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既是传播中国政治文化的需要，也是重塑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需要，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需要。

文化传播推广范文篇8

关键词：孔子学院；文化张力；中华文化；传播策略；教学

历史语言学的既有研究表明，在语言接触过程中政治和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语言对政治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语言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语言的兴盛与衰落反映了国家的兴盛与衰落，其国际地位与话语权直接映射国家“硬实力”，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和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汉语热”就是典型的例证。“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世界各大国在天时地利人和之际无不尽己所能成立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将自己的语言文化推向世界，这些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如法语联盟、歌德学院、英国文化协会、塞万提斯学院等）都不遗余力地将语言推广与文化传播作为首要目标，并借此提升国家软实力，扩充文化势力范围。从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到孔子学院总部，再到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简称语言合作中心），汉语教育事业主管部门名称的更迭体现了国家对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视，更体现了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在内涵及外延方面的发展变化。

一、国际汉语教学发展趋势及文化张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汉语教学在2005年世界汉语大会召开后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在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稳步发展的基础上，海外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呈蓬勃发展之势。截至目前，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万多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04所高等院校学习①，全球158个国家（地区）共设立了535所孔子学院和1134个孔子课堂［亚洲36国（地区）有孔子学院127所，孔子课堂113个；非洲46国有孔子学院61所，孔子课堂44个；欧洲43国（地区）有孔子学院184所，孔子课堂323个；美洲26国有孔子学院143所，孔子课堂558个；大洋洲7国有孔子学院20所，孔子课堂96个］②，注册学员超过230万人。如果再加上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学习者，据说全球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经达到1个亿①。在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向好、国家硬实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策略或措施推动汉语走向世界，加快汉语成为强势语言，进一步加大中华文化的辐射圈和影响力。汉语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平台是孔子学院，最重要的传播媒介就是汉语。自诞生之日起，孔子学院便以汉语教学为主要工作，以文化传播为根本任务，以语言教学为主体媒介传播中华文化，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有效方式完全不同于文化输入的硬着陆，以语言教学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传播让中华文化更具有张力。新时期，如何以孔子学院为工作平台，采取多种手段增强孔子学院的文化张力应该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最重要的策略。张力，本来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是指“受到拉力作用时，物体内部任一截面两侧存在的相互牵引力”②。孔子学院的文化张力，是指中华文化本身借助孔子学院形成的魅力扩张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力所带来的其他发展。孔子学院的文化张力来源于语言教学及其衍生活动所演绎的生活故事，这些生活故事大大增强了文化影响的范围和强度，让借助于孔子学院这一平台的中华文化散发出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生命力。

二、孔子学院的文化张力

《孔子学院章程》明确规定孔子学院的尊龙凯时最新的业务范围为：（1）开展汉语教学；（2）培训汉语教师，提供汉语教学资源；（3）开展汉语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4）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等信息咨询；（5）开展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活动。孔子学院的语言文化活动主要在以下四个维度上体现出文化张力。（一）持续不断的语言文化教学。在所有业务当中，开展语言文化教学是孔子学院最基本的工作。为了支持海外孔子学院的语言文化教学，每年均有规模不等的、经过严格专业培训的汉语教师及汉语教师志愿者被派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以教师、教材、教法为标志的“三荒”问题已得到有效缓解。专业教师团队以《新实用汉语课本》《当代中文》《快乐汉语》《发展汉语》《长城汉语》《hsk标准教程》等汉语通用教材为教学工具，从语音、词汇、汉字、语法等汉语元素入手，将教学材料中包含风俗礼仪、问候招呼、历史文学、音乐舞蹈绘画、气候地理、饮食物产、教育及当代中国等中华文化元素的内容传递给学生。这种面对面的信息传递一方面会促使学习者在本土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同时也会促使学习者在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对比中加深对中华文化的印象。汉语学习者将在课堂上学得的“愚公移山”“孔融让梨”“庄周梦蝶”等故事讲给家人或朋友听，就是面对面语言文化教学的成功体现。（二）以汉语桥为代表的各类语言文化交流活动。除了语言文化教学，孔子学院举办的汉语桥比赛为汉语学习者深入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汉语桥选手的汉语演讲、古筝、太极、中文歌曲等才艺展示，举手投足间都体现了域外学习者对中华文化的浓厚兴趣，充满竞争力的演出也深深感染了前来观摩比赛的选手们的家人及朋友。除了汉语桥比赛，孔子学院组织的其他一切日常文化活动，如中华美食节、书法比赛、课堂剪纸等，也都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当代魅力。（三）以三巡为代表的各类文艺巡演项目。为进一步加大文化传播的力度，孔子学院每年都会组织巡演、巡讲、巡展等“三巡”活动，通过充满民族风情及中国文化元素的文艺演出、国内知名学者的学术演讲、中国绘画书法茶艺表演等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展示中国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域外各阶层普通民众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拉近了不同民族间的心理距离。（四）基于孔子学院的各类语言信息服务与合作。除了正常教学活动，孔子学院也开展汉语教师培训及资格认证、各类汉语考试，以及与当地使领馆合作提供中国教育和文化等信息咨询服务，这些服务项目的开展一方面为中华文化在当地传播储备了充足的师资力量，同时极大程度地激发了当地汉语学习者进一步学习汉语言文化的动机。语言文化教学、语言文化交流活动、三巡、各类语言信息服务四个维度让孔子学院成为中华文化域外传播的强有力平台，自挂牌运营15年来，孔子学院以其独有的方式将自己建设成了一张靓丽的中国名片，已经成为中国语言文化的代名词。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孔子学院也曾遭到域外势力的质疑和破坏，也曾被冠以“中国威胁”“文化侵略”的帽子，但纵观世界范围内孔子学院的发展，孔子学院已经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认可，正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融入当地的草根阶层。

三、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策略

新时期国家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加快“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当前世界两大经济体（中美）贸易摩擦显著加剧、国家实力竞争态势日趋明朗的背景下，孔子学院的运营发展更应该提质增效、深入草根，以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将中华文化展示在世界面前，以一种更易于域外普通民众理解的方式彰显中华文化的张力。（一）传播中华文化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华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民族凝聚力增强的基础，也是文化交往和文化输出的闪光点，传统文化中的和谐世界理念是其软实力价值的重要体现[1]。文化传播有所为，就是要传播那些优秀的、能切实体现文化软实力的中华传统文化，如基于“厚德载物”“仁民”的“德”“仁”方面的文化，基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强不息精神，基于“和为贵”“天下大同”的和谐理念与精神，以及基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天人合一精神等，都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应该在这些方面多下功夫。文化传播有所不为，就是要把那些文化糟粕排除在外，如以牺牲女性生存发展为代价的“男尊女卑”的思想伦理，体现森严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思想等，均已远离当今现实生活，不符合现时代与时俱进的精神，孔子学院当然不宜再传播这些文化。文化传播的有所不为和有所为就像一张纸的两面，二者虽然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但文化传播不是无所不为，只有做到有所不为才能更好地有所为。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文化传播的有所为是保证这面镜子准确反映现实生活的基本前提。（二）传播中华文化必须立足当代兼顾传统，注重让事实说话。当前文化传播特别是其载体——汉语教材存在严重的“重古轻今”“一说中国，就回到从前、回顾历史”“一提中国文化，就讲昨日辉煌、过去习俗”的倾向[2]。域外人士学习汉语言文化，说白了主要是想了解当今的中国而非过去的中国，因此文化传播应该立足当代兼顾过去，兼顾古是为了立足今。那些在教材编写或课堂教学中大谈如“对偶婚、抢婚、童养婚、冥婚、入赘婚、转房婚”“墓地之变迁、葬法与葬式、葬具与随葬品、光怪陆离的坟墓、奇特的陪葬习俗、惨绝人寰的人殉、墓碑与墓志、厚葬与薄葬”等奇风异俗的做法不仅远远偏离了现实生活的需要，而且容易给域外人士留下关于中国形象的负面印象。相反，那些在教材编写或课堂教学中涉及“饺子与汉堡包”、“大枣、百合、枸杞、红薯与维生素”[3]、“茶与咖啡”、“黄酒与葡萄酒”、“茶的内涵”、“中国人怎样喝酒”、“酸味论”、“吃的学问”、“筷子与aa制”、“厕所文化”等现实生活内容就是当代最接地气的文化。再如谈及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让学习者亲述从不知道“中国制造”到看见“中国制造”再到购买使用“中国制造”的过程，这种文化解读方式也是立足当代兼顾过去，更是用事实说话。这些文化内容都在很大程度上凸显当代视角和当代内涵，满足了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实用性需求，有利于展示一个开放包容、文化多元的当代中国形象[2]。立足当代兼顾传统、注重让事实说话，也是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大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的基本策略，“中国故事”是关于中国道路、中国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事关中国发展和中国形象。讲好中国道路的故事、中国梦的故事、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就是要用事实说话，既要照顾传统更要立足当代。（三）传播中华文化必须注重双向交流。在阐述中华文化的同时，也必须让学习者用汉语演绎自己国家和自己身边的故事。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本质上是汉语教师和学习者面对面的文化交流，是汉语教师依据汉语教材或既定教学材料向学习者讲述“中国故事”、让汉语学习者学习并理解“中国故事”的过程。域外人士学习理解并能讲述这些包含中华文化元素的“中国故事”当然是文化传播成功的重要标志，但让学习者运用汉语讲述自己的“国家故事”及“身边故事”也应视为文化传播的重要环节。文化传播既要立足自我，也应注重对比式“礼尚往来”，在传播阐释自己优秀文化内容的同时，仔细倾听学习理解对方的文化，从而在无形的对比中形成文化传播的双向交流。笔者在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任职期间，曾经让学生用汉语书写“爱尔兰故事”，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做法让我们发现，“中国故事”和“爱尔兰故事”其实都是世界故事，都是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主席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海外孔子学院的中华文化传播绝不单纯是文化输出，应该在更大范围内将这种传播界定为“因交流而互鉴”，并以此促进中华文化乃至世界范围内文化的共同发展。（四）文化传播应该注意区分三个层次。文化传播并不意味着对方完全接受我们的文化，中华文化传播应该有三个层次，即了解或知道、理解或认可、化解并接受。友好容易理解难，世界各地核心文化价值往往存在巨大差异，求同存异、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原则。中华文化不间断上下绵延五千年，内容博大精深内涵浩如烟海，充分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实质对于外国人来说绝非易事。对于一般学习者而言，对中华文化或许只能停留在了解或知道层面；对于具有较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学习者而言，或许能达到理解或认可的层次；只有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极强的学习者，才能化解并接受中华文化。因此在对外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应该强迫要求所有学习者完全接受我们的文化，而应该区别不同的层次。对于大量草根阶层来说，即使能达到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或知道层次，也已经意味着文化交流的成功。追求文化传播的了解或知道、理解或认可、化解并接受三个层次，实际上也是文化传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表现。只有在某些方面有所不为，才能在更大的方面有所为。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于2019年10月18日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8》显示，中餐（55%）、中医药（50%）和武术（46%）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三个方面，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符号。这一调查结果充分说明，中餐、中医药和武术所代表的文化及其文化元素已经被很多国家理解或认可甚至化解并接受，我们在海外孔子学院的汉语言文化传播与教学中应该顺势而为，通过不同的视角、方式方法全方位展示这三张文化名片。（五）文化传播必须注重方式方法。有效的方式方法会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文化教学必须注重针对性和传播的实效性，孔子学院语言文化推广的目标之一便在于促进多元文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然而当前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与“文化入侵”“特洛伊木马”“赤化”等“中国威胁论”负面言论的矛盾短时间内似乎还难以清除，这就更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汉语教育领域内的文化教学针对性及文化传播策略的研究。业内学者认识到，“外国人学汉语，不一定非要认同中国文化”[4]，而文化传播中“开口先秦诸子，闭口唐诗宋词，却不想想现在能提供什么”的“徐娘心态”、“今天弄个剪纸，明天弄个杂技，后天弄个太极拳，全是手工作坊式的文化交流”式的“小农意识”、“不管说什么，下面都得鼓掌”的“官僚作风”[5]都应该努力回避。文化传播的“徐娘心态”说的是世界文化唯我独尊、远离现实生活的文化古董态度；文化传播的“小农意识”说的是浮于表面不够深入、没有抓到点子上的文化传播内容；文化传播的“官僚作风”说的是只有优秀没有糟粕的盲目行动方式。仔细审视当前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方式、内容及心态，或许不难发现上述问题的存在。面向世界公民的文化教学与传播必须注重方式方法，应该加强具有人类文化通感的内容选择，采取隐性文化传播策略，不可一味采取展示和弘扬态度[6-7]，否则只会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隐性文化传播宜建立在对海外学习者兴趣爱好需求的广泛调查基础之上，海外孔子学院的汉语言文化教学也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找准靶标。例如，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就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借鉴。2006年爱尔兰两所孔子学院（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科克大学孔子学院）诞生之前，爱尔兰教育体系规定的七门目标外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语、阿拉伯语、日语）中并不包括汉语。为了彻底摸清爱尔兰对汉语言文化教育的需求，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于2009年向全爱尔兰750所中学发放汉语需求调查问卷——“爱尔兰中学生汉语教学需求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最终由爱尔兰官方并促成了爱尔兰国家课程与评估理事会（ncca）在全爱尔兰中学推广汉语言文化的决定。这一调查和决定成为汉语进入爱尔兰国民教育体系的关键因素，也为中华文化在爱尔兰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每年举行的春节联欢晚会在爱尔兰民众中获得巨大反响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六）文化传播必须紧紧依靠汉字，不宜过分纠结于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主次。以往汉语教学中多谈及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认为语言教学第一性文化教学第二性，强调要摆正文化和文化教学在汉语国际推广中的位置，定位好文化及文化教学的角色。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之辩是对外汉语教学界的一个老话题，目前已经基本形成“语言教学第一性，文化教学第二性，文化教学为语言教学服务”的基本共识，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如有学者[8]坚持认为“文化教学并不仅限于语言教学过程中的文化因素的教学”，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是并重的”。也有学者认为“应该避免华文教育中的超文化现象”，认为将世界各地华人社会文化活动都纳入所谓“中华文化圈”的实际效果都是反面的，文化融合将成为最后的选择[9-10]。国学大师季羡林[11]也曾说：“为了增强中外文化交流，为了加强中外人民的理解和友谊，我们首先必抓汉语。因此，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首先送出去的也必须是汉语。”季先生的话充分说明了语言和语言教学的重要性，很值得我们深思，也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警示，即我们在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过程中坚持的辩证原则可能忽视了汉字这一所有语言文化载体的特异功能。汉字自诞生之日起就担负起了记录中华语言文明的责任，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从文化记载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一汉字一故事”，中华文化传播中抓住了汉字并充分挖掘汉字的音形义就等于捡到了理解中华文化的钥匙。在海外孔子学院的语言文化教学中，任何淡化汉字教学甚至因所谓“汉字难学”而彻底放弃汉字书写及教学的做法都是十分荒谬的。其实，已有高水平汉语学习者和业内专家指出，所谓“汉字难学”抑或“汉语难学”是假命题。例如著名汉学家白乐桑先生就曾提出“字本位教学法”，将“汉字”放在汉语教学系统的突出位置；同时指出，说汉语难学的“都是你们中国人”①。李泉[12-13]也曾指出，“汉语难学”是个伪命题。汉字是影响学习者汉语学习信心、进程、效率和水平的关键因素，汉语学习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汉字学习的成败，汉字教学的突破就是汉语教学的突破。实际上，结合汉语学习汉字并不是那么难，应该学习的汉字数量也很有限，教师应该树立乐观务实和充满人文精神的汉字教学观，不断努力化解汉字难学的观念。可以说，在海外孔子学院文化传播中抓住了汉字，就等于抓住了文化传播的一把钥匙。（七）文化张力呼唤适合汉语教学本土化的文化大纲中华文化传播应该传播哪些文化，不宜传播哪些文化？对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国际汉语教育范围内关于文化大纲的研究与制定曾一度盛行，但对外汉语教学界关于文化大纲的建设呼吁多年却仍未解决[14-16]。目前我们已有《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汉语词汇大纲》《汉字大纲》《汉语教学大纲》《汉语水平考试大纲》《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等一系列大纲，唯缺文化教学大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将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将汉语作为必考外语科目，值国家“建设文化强国”“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之际，研究并制定一套国际汉语教育范围内的文化大纲已迫在眉睫。文化大纲可以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文化类型加以区分，例如根据汉语教学及文化传播的需要，可以区分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将那些已经过时的不再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统一归入知识文化以供有兴趣的研究者研究之用，而将那些没有过时的传统文化以及反映当代中国的文化统一归入交际文化以供域外学习者学习汉语言文化之用。有了文化大纲，海外汉语教学及文化传播就有了依据，孔子学院的语言文化活动就越能彰显文化张力。

四、结论

文化传播推广范文篇9

关键词：可口可乐；广告；跨文化传播

可口可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饮料公司，其品牌价值目前已超过700亿美元，可谓是“全世界饮料市场的先锋”。可口可乐之所以能成为国际饮料业的佼佼者，一方面凭借的是独特的口感，另一方面则依赖于出色的广告宣传。在国际市场投放广告，实际上推行的是一种跨文化传播。跨国公司通常会在掌握跨文化传播规律的基础上，在全球各地推行有效的本土化广告策略，以提升品牌形象，达到促销的目的，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也不例外。

1可口可乐的广告策略由国际标准化向本土化转变

可口可乐公司自创立品牌开始，就非常重视广告宣传。考察可口可乐多年来的广告史，从早期的美国亚特兰大版本到如今的奥运会广告系列，不难发现该品牌的广告策略由国际标准化逐渐向本土化转变。根据不同的市场，可口可乐采取不同的营销宣传手段，将全球化与本土化巧妙融合。在欧洲市场与亚洲市场，可口可乐根据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作适当改变，实施本土化广告策略，来满足不同国家(地区)消费群体的心理需求。比如在美国，可口可乐代表着自由、个性解放的“美国梦”，但显然不符合英国人保守的文化性格，所以在进入英国市场时，可口可乐广告则更多地体现英国文化元素。又如，某年春节，可口可乐在台湾投放了一条具有中国风的电视广告：红色的春联、红瓦红墙的闽南建筑、春节传统菜肴、亲朋好友同饮可乐。广告画面既弥漫着中国传统节日的喜庆气氛，又融入了可口可乐的“世界性主题”。

2可口可乐广告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

2.1从“蝌蚪啃蜡”到“可口可乐”——译名首先。实行“中国化”如果给你一杯叫“蝌蚪嚼蜡”的褐色饮料，你会不会根本没喝下去的欲望？这令人联想到味同嚼蜡的名字，恰恰是coca-cola饮料于1920年代进入中国时的中文译名。这个怪名字差点把这饮料在中国判了“死刑”——不仅让人联想起水中的蝌蚪，又让人想起食之无味的蜡烛，所以导致饮料的销售量非常差。该公司于是登报重金悬赏征求新译名。上海的翻译家蒋彝先生以“可口可乐”四个字中选。此译名无论口头还是书面，都符合了中国人的情感诉求和思维方式，易于传播。首先，这个翻译保持了英文的发音，不仅和英文音似、韵似，而且念起来郎朗上口，节奏感强烈。其次，译名和我国传统文化巧妙融合在一起，其寓意比英文更为深刻，传达了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情怀，给大众留下了深刻印象。2.2可口可乐广告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策略。跨文化传播要做到成功有效，应考虑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在广告宣传中实现不同文化的跨越与融合。从而适应目标受众的口味，尊重其传统习俗，符合其文化传统，使该品牌真正能适应不同国度的文化环境，达到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目的。可口可乐公司早期在中国播放的广告大都是美国本土广告版本配上中文解说而已。1999年春节，可口可乐的“风车篇”电视广告，可以说是该品牌从国际标准化到本土化策略的一个转折点。“风车篇”广告以中国民间传统乐器的旋律作为背景音乐，村民喜迎春节的画面中无忧无虑的儿童、赶集的成年人、风中旋转的风车，洋溢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之后，可口可乐在中国的本土化策略就基本确定下来，成为其开拓、巩固中国消费市场的法宝。可口可乐广告在中国实施本土化的策略，可归纳为三方面：第一，广告内容体现的中国文化元素。在中国，可口可乐公司一直都致力于文化融合表达，除了在外形包装上体现“可口可乐红”颜色外，还在广告内容中增加了对中国人注重和谐、家庭幸福理念的表达。例如，2001年、2002年春节，可口可乐以中国传统的泥娃娃卡通形象“阿福”，用动画广告片的形式来展现东北村民庆祝春节的欢乐场面。这两则广告喜庆温馨，受到了民众的喜爱。此外，“龙”“剪纸”“皮影”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也经常在可口可乐的大陆广告中出现。第二，请当红华人娱乐明星、体育明星代言广告。可口可乐在中国大陆本土化品牌营销传播中，先后邀请了张柏芝、潘玮柏、余文乐、谢霆锋等当红明星作为品牌形象的代言人，让可口可乐受到其目标群体消费者的欢迎。此外，可口可乐还邀请了如刘翔、姚明、郭晶晶、滕海滨等一些奥运冠军或球星为可口可乐“摇旗呐喊”。这些代言广告一方面体现了可口可乐运动、时尚、“要爽由自己”的理念，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中国民众耳熟能详的明星拉近了可口可乐品牌与中国市场消费主体的距离。第三，结合体育赛事或其他重大事件进行品牌推广宣传。与体育赛事结合，是可口可乐在全球宣传推广的一个重要策略。在拥有巨大消费市场的中国，可口可乐与中国国内外体育赛事紧密联系。除了支持中超、cba、全运会、女足世界杯等赛事外，作为奥运会全球赞助商的可口可乐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做足了营销文章，除了在饮料瓶上设置“中国红”标识外，还策划推出“奥运火炬手”选拔项目等一系列活动，把奥运圣火传递与可口可乐品牌宣传紧密联系起来，使奥运圣火走遍中华的同时，也让可口可乐的品牌传遍神州。

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内到处都有可口可乐的售卖亭或流动售卖点，几乎抬头就能看到醒目的红色“coca-cola”标识。可口可乐成为上海世博会的赞助商。在可口可乐馆门口，耸立着一个高达15米的巨型“晶彩摩天瓶”led屏，每天滚动播出约1小时的视频节目，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结合中国人关注的重大事件进行推广宣传，也是可口可乐本土化策略的惯用手法之一。

参考文献：

［1］拉里•a.萨默瓦（美），等.跨文化传播［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胡朝阳.可口可乐的世博营销［j］.中国广告，2010（6）.

［3］吉峰.广告跨文化传播技巧刍议［j］.鸡西大学学报，2009（02）.

［4］兰勇，周萍.可口可乐中国品牌营销策略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07.

［5］杨明刚，李凤媛.可口可乐在中国的营销策略［j］.中国广告，2001（4）.

文化传播推广范文篇10

关键词：武强年画；茶文化；新媒体；网络传播

年画从形式与内容上是中国画的一种，也是民族美术艺术的重要形式，表现出不同地区民俗风情与宗教信仰。年画以生活为背景产生，对于群众而言也是一种精神寄托。随着新媒体的普及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年画传播受到极大影响。武强年画代表了河北武强县传统民间艺术，也是民间独有的绘画体裁。为了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武强年画的艺术魅力，其在新媒体网络传播中的渠道也开始创新，而且与茶文化结合，通过不同文化与艺术之间的碰撞，让年轻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发挥新媒体网络在武强年画、茶文化结合传播方面的优势，从而加强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

1武强年画和茶文化结合

武强年画最早是在元代前出现，直至清道光二十九年才有了正式“年画”的定义，其间明代初期的武强年画设计、镌刻水平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当发展到清代康熙和嘉庆年间，进入到武强年画发展鼎盛阶段，到了2005年武强年画更是被列入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因其是在民间产生，所有具有非常浓厚的民间特色。武强年画创作背景非常简约，而且不拘小节，选材也是以民间习俗为主，更多地联系生活实际。武强年画工艺最为显著的特色是采用木版套色水印，构图饱满度非常均匀，装饰和色彩也具有极强的表现力，武强年画色调多以大红大绿为主，整体感觉非常的明快、舒畅，可作为节日装饰，烘托热烈氛围，也有一些比较素雅的山水墨画，可作为家居装饰。新媒体网络传播背景下，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武强年画，纷纷拓宽传播渠道。而且将武强年画和茶文化结合，不仅使文化内涵更为丰富，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影响力也得到提升。武强年画和茶文化从性质上，都属于需要传播的文化载体，但区别在于载体形式不同。通过新媒体网络在传播、传承方面的优势，可以将这两种文化载体整合，例如用武强年画宣传茶文化，或者是在茶产品包装上绘制武强年画，增强文化内涵，利用新媒体网络还可以拓宽宣传范围，让更多年轻人了解传统文化，为文化艺术的传承夯实基础。

2新媒体网络下武强年画与茶文化的传播现状

从20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开始进入到互联网时期，武强年画作为传统艺术，其在新时期环境下的生产、销售面临极大的难度，导致产量逐年降低。年画不仅是民俗、风俗、习俗载体，更是文化传播的载体。作为地域代表性的文化形式，武强年画传播空间逐渐缩小，甚至只能够在年画社和年画博物馆等地进行创作，民间作坊数量更是少之又少。在这一环境下必须要推进武强年画传播的创新，尤其是和互联网相适应。茶文化同样属于我国传统文化，现代人对于茶文化的了解并不深入，只是比较表面的了解茶文化基本形式，而具体的文化内涵、精神追溯则比较有限，尤其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选材茶文化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基于茶文化本质，探索其与武强年画的共同点，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传播。信息化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此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和民族艺术场所，纷纷开始应用三维技术与视效技术等，创新传播与宣传形式。但是武强年画和茶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依然面临一些问题，总结为三方面：第一，武强年画与茶文化得到融合之后，传播方式比较单一，尽管也应用了新媒体网络的方式，但是整体力度不足，导致传播效果有限。第二，武强年画和茶文化属于民族艺术文化，在文化融合方面并没有展现出多元文化特征，这也是限制其传播效果的原因。武强文化带有地域性，在其与茶文化融合传播进程中，缺少对当地旅游和民俗文化融合的重视。年画本身的色彩、构图等都带有非常强烈的艺术性，却没有在时尚、设计领域位于一线，导致新媒体时代下武强年画与茶文化传播受限。新媒体是以智能设备为载体才得以广泛应用，但是武强年画和茶文化和智能手机的融合程度不高，例如没有专门的软件、微信公众号等，降低了传播影响力。第三，因为生产工艺、技艺传授方法和互联网的联系算不上非常紧密，在传播效果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总结以上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生存物质基础、社会心理、传承链断裂等原因，但是无论是武强年画还是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必须要在新媒体网络下改变传播现状，将两者融合之后提高影响力与传播力。

3新媒体背景下的武强年画与茶文化传播的挑战

武强年画属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2l世纪背景下随着新媒体对于文化的影响，互联网以及网络技术等广泛应用，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开拓了新路径。武强年画和茶文化在整合之后，为了能够在现代社会中更为广泛的传播，逐渐认识到新媒体的优势。但是在传播实践中，也发现了武强年画与茶文化传播的一些挑战，主要表现在四方面。第一，信息技术使武强年画和茶文化传播方式发生变化。新媒体在现代社会环境下的发展，使得以武强年画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有了新的传播渠道，尤其是在茶文化融合进程中，专门创建网站介绍悠久的发展历史、融合传统文化元素，以此来提高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力与认可度，当然也得到社会层面的认可，激发出群众对于武强年画和茶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欲。现阶段，虽然武强年画和茶文化在融合过程中，新媒体推广传播已经有非常多的效果显著的工作成绩，但是在互联网上与之相关的宣传、传播类网站数量却十分有限，智能手机中要想搜索到武强年画与茶文化相关的内容也存在一定难度。所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强年画在与茶文化融合传播的进程中，整体推广力度有很大的缺失，这是影响武强年画与茶文化在新媒体网络背景下影响力的重要影响因素。第二，新媒体技术使博物馆藏品宣传发生变化。受到信息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双重作用，博物馆在现代环境下开始大力应用三维技术和大数据等，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可以转换为三维立体的形态，待3d成像之后上传到网络上，改变传统博物馆馆藏品呈现形式，更加具有灵活性，搭配音响与光效，还可以为媒体受众带来非常丰富的视听体验，从而对武强年画和茶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第三，数字化使得武强年画与茶文化快速融合形式发生变化。新媒体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在传统文化领域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应用，有利于促使多元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武强年画和茶文化，大数据时代下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主要来自于互联网和新媒体，以其为媒介实现武强年画和茶文化在新媒体网络环境下的融合，对于两者之间文化传播而言也是非常有效的推动力。例如茶文化在世界各国文化中都有体现，而且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也融入了当地的文化观念、价值理念、风俗习惯等，所以茶文化也得到世界各个国家乃至于各年龄层人群的喜爱。武强年画作为我国传统民间文化的优秀载体，在群众中基础十分扎实，是人们对传统民间文化的记忆。若是将武强年画和茶文化结合，其间利用数字化建设与发展，采用游戏、动漫等丰富的艺术形式，丰富其传播渠道，也为这两种传统文化艺术表现形式之间的结合提供了新的路径，不仅可以达到优势互补的效果，还可以在现代社会提高武强年画与茶文化的影响力。第四，新媒体技术使工艺人才培养发生变化。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非常快，人们想要掌握一门新技术，提高个人综合素质，除了传统拜师学艺和课堂学习这两个途径外，更多情况下会选择网络在线教育、远程教育，相比传统学习途径更具有灵活性。但是武强年画和茶文化属于传统文化，年画艺术更是以手工为核心的艺术，虽然拜师学艺与课堂学习是非常必要的环节，但每一位教学师傅能力均存在有限性，需要同时接收多位名师的指导，方可真正提高手工技艺能力，这就需要克服地域、交通条件等因素的限制。进入到新媒体网络时代之后，为了实现武强年画和茶文化在新环境的广泛传播，利用新媒体技术也创新了工艺人才培养形式与思维。网上接受远程教例如开辟出在线名师指导的路径，任何人想要了解、学习武强年画工艺和茶文化，都可以选择网上报名的方式，由传承人在线授课，成为武强年画与茶文化传播的主体，在新媒体网络环境下，为实现其广泛传播贡献力量。

4新媒体网络传播中武强年画与茶文化融合的发展建议

4.1创新传播形式

新媒体在信息化时代下，“传播”必须要以互联网为核心。武强年画与茶文化结合之后，对于传播形式的选择，同样要发挥新媒体网络优势。建议创建专门的宣传网站，网站设计阶段选择内容，可以介绍武强年画历史、起源、制作工艺；茶文化内容、传播范围、历史地位等，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年画作品，详细介绍作品背后意义，也可以专门设置周边文创产品的模块，例如以武强年画为包装的茶产品，也可以将茶文化作为武强年画创作的主要内容，使群众对茶文化、武强年画有更为深刻地体会。新媒体比较重视互联网推广，利用一些软文、视频等方式，实现多元化宣传与传播，有利于提高武强年画与茶文化影响力。另外，与一些知名度高的软件、平台合作，专门开设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等作为推广平台，拍摄、制作短视频进行武强年画和茶文化的宣传，加强传播针对性。

4.2设计多元化文化周边产品

武强年画和茶文化结合的传播，为了扩大其影响范围，需要开阔眼界，提升文化传播高度，在“年画”和“文化”以外，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元素，作为传播引导。例如可以将武强年画和茶文化元素融入到服饰、动漫、游戏相关产品当中，制作装饰画、家具雕花、服装设计元素、游戏角色与动漫角色等，使更多人对武强年画、茶文化有所了解，还可以扩大传播范围与受众，提高传统文化影响力。以博物馆为主的传统传播方式需要在新媒体网络环境下改革，最为基础的是加强信息化建设，采用三维、投影、ar等技术，为观众营造更加真实的参观体验。另外，创建武强年画和茶文化的数字博物馆，此环节可以利用三维数字技术创建网站，人们可以直接登录线上博物馆获取武强年画和茶文化资讯，利用信息技术宣传武强年画与茶文化，激发年轻人了解传统文化的积极性。

4.3创新生产及绘制工艺传授形式

关于武强年画和茶文化的生产工艺，其中武强年画采用绘、刻、印这三种传统方式，尽管艺术风格明显且独特，但是需要支出较高的人工成本，生产效率不高。为了使武强年画在现代社会得以持续性的传承，需要将传统生产工艺和当代使用刻、印技术结合，既可以提升武强年画生产效率，又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生产技艺的创新不代表可以完全抛弃传统技艺，也不能降低武强年画成本成为低廉的装饰品，所有手工艺者必须在掌握传统技艺基础上融合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网络实现创新。对于武强年画和茶文化的技艺传授方式，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已经面临创新，传统的师带徒形式无需完全取缔，但是也必须要对其进行创新，只有如此才可以吸引更多人参与到传播的行里中。建议做好传统拜师学艺、课堂教学指导等传授工作，在此基础上组织“传统文化进学校”“传统文化进社区”等活动，邀请年画艺术家和茶文化传承人，到学校中演讲，将教育作为技艺传承与文化传播的有力途径，培养工艺匠人。另外，开发线上教学渠道，特别是数字技术教学，通过远程教育为武强年画与茶文化结合的传播创造条件。

4.4开发新媒体文化产业

新媒体时代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现代信息技术在此环境下也得以飞速发展，并且带动了文化产业的进步，开始在生活、工作等各个领域得到普及。新媒体的普及使得文化产业在文化及经济市场中广泛传播，也拓宽了文化产业内容以及发展空间。实际上文化产业和社会产业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基于不同产业的支持，也为新媒体文化产业夯实的发展基础。新媒体、信息技术则作为不可或缺的载体，为武强年画与茶文化结合的传播提供支持。新媒体文化产业是武强年画与茶文化传播的推动载体，也是实现广泛传播的重要技术性要素，不仅充分融合了时代元素，还与新媒体网络传播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此外，了解新媒体在信息时代下的重要地位，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具有独特性，若没有得到正确应用，反而会限制文化产业的发展，从而影响到武强年画与茶文化传播。基于此，务必要明确认知新媒体独特性，同时发挥便利性、快捷性优势，拓宽文化产业发展路径，优化武强年画与茶文化结合的传播效果。

5结语

综上所述，武强文化与茶文化同属我国传统文化范畴，要想在现代环境下得到广泛传播，必须要做好宣传与传播工作。基于新媒体网络背景，摸索武强文化与茶文化结合点，利用信息技术、3d打印技术等全新技术形式，对传统文化与艺术呈现形式进行创新，让更多年轻人了解武强年画和茶文化，在实现两者融合的过程中拓宽其在新媒体网络中的传播范围，提高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环境下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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