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教育论文十篇-尊龙凯时最新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1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家，前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但是，不可否认，一些与时代相背离的传统思想，包括家庭教育思想，作为文化遗产也同时影响到我们的价值取向，它们成了种种规范，束缚了父母的思想和行为，成为家庭教育科学化的羁绊。中国父母心中有许多潜在的“规范”，这些规范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思想里。尽管我们很难讲出这些“规范”是什么，但是，当孩子的言行与我们潜意识中的这些“规范”不符时，父母就要对孩子进行不同程度的干涉。

二、中国当代家庭教育之弊端

说到中国当代家庭教育的弊端，主要是指许多家庭中家长的教育观念和方法的不科学，本人从当代我国家庭教育现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选取了以下的典型加以论述。

(一)过度溺爱，过度保护，抑制了孩子独立人格的培养

世界各国的家庭教育中，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溺爱程度当仁不让地名列前茅。中国家长溺爱程度之深，很在一部分原因还是由于我国的隔代教育造成的。

(二)管得太多，干涉太多，惩罚太多，孩子累父母也累

在中国特有的传统观念之中，父母和孩子的地位是不存在。所以父母对孩子有一切的干涉或者惩罚，认为这都是理所应当的。中国的孩子一出生，以后的道路就已经被父母安排好了，孩子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教育是一个过程，让孩子逐步的成长，，给孩子太多的干扰，限制孩子天性的增长。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优秀能干的父母经常试图用自己的光环套给未来的孩子，他们用自己的能力来取代孩子的一面。

(三)性教教育近乎空白，以至于成为孩子顺利成长的绊脚石

在中国，虽然有很多的父母认为青少年的性教育死有利于促进他们本身的身心健康的发展，可是大多数孩子在家庭的性教育形势却很严峻。因为中国父母本身就几乎没有正式的、系统的接受过性教育，性知识，性教育的旧思想状态很差。传统观点使他们羞于谈论这方面的问题，也有家长认为性是可以自学的。在“性”这个问题面前，大多数父母都选择逃避或沉默来面对这个问题。事实上，中国青少年的性教育缺乏不是一天二天养成的，父母让它自学，学校教师、教科书的观点，这些教学方法让青少年产生强烈的好奇心，而不是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知识，大大提高不健康的性心理，性犯罪、青少年可能是未成年少女怀孕和其他社会问题的主要人群。

三、家庭教育的一些建议

(一)注重家庭教育的本质

家庭教育其本质是一个家庭一起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没有在一起的时间的家庭是一个虚拟的家庭。作为父母更多的是关注是孩子的成长和未来的发展，并不断对孩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目标。事实上，孩子在成长的关键在于自己父母，必须不断地建立成长的目标，不断的学习，自我完善。这是一个在学习实践的反应，促进智慧的过程，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二)提高家庭教育的文化内容

在提升的“文化内容”，第一点是要促进“观念能力”的概念，家庭教育的内容。家庭教育不是目前最主要的模式，首先是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概念。随着现代科学思维发展，肯定是可以找到良好的教育模式的，甚至可以创造出新的教育模式。盲目地使用传统的家庭教育方法和手段是不能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简单地增加投资经费或许不会带来家庭教育的成功。核心是充分发挥智力的优势，文化融入到他的智慧来指导家庭教育的艺术。

(三)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家庭

有良好的家庭环境气氛是非常重要的。民主、平等的家庭教育是每个父母的愿望，即使这样他们也愿意苦点、累点。但是平时应该多沟通，及时指导孩子解决问题，同时理解孩子的困难，让孩子一步一步打下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信任孩子，耐心地说服、引导，帮助孩子建立强大的自信心。通过有效的沟通，建立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一种默契，民主的关系，平等的家庭。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高度认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信赖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它同时强调，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

任何一个国家进行新文化建设，都不可能脱离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中华民族积淀了丰富灿烂的文化。今天我们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样要植根于传统文化，汲取其中的优秀成分。面对当代青年大学生，提高其思想文化素质、培养其健康完善的人格、促进其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所始终追求的目标，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宗旨。当前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地拥有优势和特色，能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的价值吸收，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个课题。

一、教育的内容

第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中国古代有两句话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方面是自强不息，永远运动，努力向上，决不停止；另一方面是要包容多样性，包容不同的方面，不要随便排斥哪一个方面。这两句话，在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在历经曲折和磨难之后仍能生息繁衍，不断强大。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面对新的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再次腾飞，首先就需要这样一种精神，这就是激励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拥有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第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人生态度。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表达了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他曾盛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种乐以忘忧的人生态度，千百年来激励人们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能够泰然处之，乐观向上。这也铸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安贫乐道、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在战争年代，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正是这种传统精神的弘扬，它帮助我们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面对着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和各种挑战，以此来影响和教育我们的青年大学生，使其以乐观向上的态度对待面临的困难，不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所吓倒，便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第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仁”是儒家推崇的人的最高准则。孔子曾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是说，一个人离开了“仁”，他就寸步难行。“仁”应该成为贤人、君子追求的目标。在义利问题上，儒家主张重义轻利，甚至舍生取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了孟子那里，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强调，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还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儒家的“仁”有封建虚伪的一面，但它的基本含义是“爱人”，这在内容上是可以为今人继承的。儒家的义利观主张义利二者的对立，有消极的一面，但它强调以义为先却有其合理、进步的一面。正是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造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数忠肝烈胆、无私无畏的英雄豪杰。这一点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搞市场经济，不能不言利，可我们也不能不讲“仁”，也不能忘记国家、民族的大义。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只有把义与利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第四，追求至诚至善的人生境界。在儒家看来，至诚至善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那么诚是什么，又怎样才能诚呢?“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在儒家那里，“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把追求至诚至善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铸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品德高尚的贤人君子。这一点在今天也非常重要。诚实、善良作为一种美好的品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交往的重要前提，它对于融洽我们的人际关系、促进“三德”建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除此以外，传统文化中可资借鉴的内容还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的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品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勤勉风格，“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奉献思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民族气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等等。这些都是传统文化中最优秀、最宝贵的东西。我们应当不断弘扬传统文化中这些真、善、美的内容，以抵制和批判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假、恶、丑的现象。

二、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传统文化为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原则和方法。

第一，德教为先的原则。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德教。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这里强调为政的关键在于德教。孟子也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这里实际上强调了德教对于稳定统治的意义。这就为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理论上的佐证。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必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培养美好的道德品质，道德教化在治理国家的措施中要置于主要地位。

第二，率先垂范的原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强调了教育者的示范作用。他还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说明教育者自身的品德对受教育者的品德起着导向作用。在谈到何以使民服的问题时，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就是说，统治者要做到合理、公正，人民才信服，否则人民就不能信服。这里孔子一再强调为政者自身的端正和示范作用，对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无启迪。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助真理的力量，但同样要借助教育者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就是教育者自身崇高的品德和端正的行为。

第三，注重内省的方法。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也说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都是强调人的内省。这是儒家教育人的一种重要方法，就是说，一个人良好品德的形成，必须通过内心自省的方式，吸取正确的东西，摒弃错误的东西，最终达到“齐贤”的目的。这对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灌输，但灌输必须与受教育者的内省相结合，教育者的灌输是外因，受教育者的内省是内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没有受教育者的内省，思想政治教育就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

第四，将心比心的方法。儒家提倡“挈矩之道”，即“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这就是将心比心的方法，或者叫心理换位法。它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深刻的启迪意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需要注入教育者丰富的情感和智慧，教育者必须从受教育者的实际出发，设身处地为受教育者着想，沟通感情，增进了解，这样才能收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不能从受教育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一味凭着教育者的主观愿望行事，不仅收不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而且往往适得其反。

传统文化中关于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还有很多，诸如推己及人的方法，正己修身的道德修养，注重“慎独”的精神境界，等等。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极其浩繁，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取之不竭的源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这块深厚的土壤，从中发掘宝贵的精华，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传统文化的认同能达到凝聚民族精神、激发爱国主义热情的作用

(一)对个体而言，文化认同在人们的心理和情感领域对每个人都在施加着影响，使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民族之间，由于这种历史文化的联系，很自然地产生亲切感和亲和力，即使在国外居住几代的海外华人，由于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对祖国产生亲切感，对中国人产生亲切感也是自然的。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势。

(二)对群体而言，这种文化认同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弥合国家内部各阶级、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对立。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有对抗性的矛盾，有时表现为你死我活的拼死斗争。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由于对共同文化的认同，各方完全可以放弃争斗。如日本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就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放弃内战，一致对外，这就是文化认同的凝聚力所在。

(三)对个体与国家关系而言，个体是生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之中的一员，政权的性质，执政者的品德作风，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都会使个体对国家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认识。特别是当统治者骄奢腐败、国家落后、民生痛苦之时，人们往往会对执政者和国家产生失望，甚至不满和怨恨情绪，造成国家凝聚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有文化的认同，绝大多数的人，特别是有识之士都能很自然地将腐败者同民族、国家分离开来。从爱国的目的出发反腐败，除奸恶，而不会因社会的一时黑暗而抛弃自己的民族和祖国，这就是文化认同的神奇力量。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3

【关键词】中国现代 现代美育 研究述略

【中图分类号】g40-0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09)09-0043-02

20世纪初,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开始兴起。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传播的新思想与新文化,使我国美育在民主和科学思潮的鼓舞下,引起哲学界、文艺界、教育界普遍的关注。“五四”以后,美育依然成为现代中国的一大论题,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蔡元培等人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下,我国美育和学校艺术教育的历史进程经过不断的改革、充实,艺术教育学科建设趋于系统化,从专业设置、师资培养、课程建构到教材编写,都有了一定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时,中国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现代美育理论框架。当时的美育实践基本是按照以审美的方式启蒙大众,即塑造符合新文化的道德标准、科学标准和审美标准的“新人”。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用各种艺术形式尤其是大众化的小说和戏剧书写新的道德意识、科学观念和民族理想,使重塑国民性成为中国现代美育启蒙的核心。

中国现代美育理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对象,现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拥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首先,涉及了中国现代美育的建立、理论构架、操作原则等方面。关于中国现代美育建立的研究文章,如杨平的《中国现代美育之建立》(《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作者认为从范式的角度看,美育在中国是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的,其至少要涉及到几种学科范式的转换,一是美学范式的建立,二是教育范式的转换,最终才是美育的建立。并且认为美育在世纪初是一种宽泛的教育范式,也就是说,美育是一种大美育的观念和体系。关于其理论构架的,如杜卫的《论现代美育学的理论构架》(《文艺研究》,1993年第5期)一文。作者认为现代美育学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建立一个自己的范畴系统,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继承与借鉴中创新。关于其操作原则的,如易健在《“通过自由给予自由”――谈现代美育的操作原则》(《美育时代》,2006年第2期)中提到,现代美育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则:自由性原则、交流性原则、体验性原则、整体性原则、深远性原则。与此同时,作者还认为“审美教育活动其具体的操作原则既要遵循审美活动的规律,又要遵循教育活动的规律。如何将二者有机地融合起来,科学地总结、制定出现代美育科学的操作原则与实施手段,是现代美育学研究的内容之一”。

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经久不散,这和它本身的种种特点和本质特征是分不开的,因而其本质特征及特点也是研究内容之一。姚全兴在《论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特点》(《江西教育科研》,1989年第4期)中认为可以将其概括为:爱国主义和审美理想的统一性;人生(社会)和艺术(美)的结合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关性;现实主义和空想主义的二重性这四点。姚晓南的《论现代美育的本质特征》(《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中,作者认为美育不应被排除在教育方针之外,把美育看成是德、智、体“三育”的一部分从而取消其独立性,不利于美育的实施,也有悖于美育的本质。现代美育的本质是情感教育,这一本质使美育明显区别于其他教育形式。美育的情感教育本质决定了美育具有自由性、愉快性、个性化和非实用性等教育特征。

易建在《现代美育是一种感性的情感的生命教育》(《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中认为,美育确实是一种直接影响人的生命本体、本源的教育,一种全方位的生命教育。美育始终关注的是人的生存质量的提高,人的自我完善、自我优化。

因此,作者认为现代美育是一种偏于感性的教育,是一种情感的教育,是一种始终关注人的生存质量的提高的生命的教育。这一观点在其专著《现代美育研究》中也有体现,并且更为具体。姜艳华也认同这一理论,在其硕士论文《现代美育与人的感性发展》(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中认为,作为一个现代性范畴,“审美”的核心意义本来是“感性”,“现代美育是一种促进感性发展的教育”。

陈建翔在《现代美育:从结构主义到节奏主义》(《教育科学研究》,1991年第2期)与《人的生命节奏与现代美育》(《学术论坛》,1992年第2期)中,都提到了人的生命节奏与现代美育的关系。前者认为现代美育在“立美育人”过程中,不但需要结构主义的观点,而且应当建立节奏的概念。受教育者主体的生命节奏是他们审美学习的重要条件和立美发展的“核心细胞”,现代美育应把它作为实践的出发点和研究的逻辑起点。后者认为现代美育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美育,它是指“要将美的准则付诸教育的操作形式、内容结构和目标系统本身,建立教育与美的内在本质联系,创造出教育自身的美,亦即达到‘立美育人’。”在这同时最关键的就是要寻找和确定现代美育的基本要素和操作起点。作者认为,人的生命节奏是人感受客体之美以掌握世界的内在的方法论,是人建立主体之美以获得全面和谐发展的核心细胞,因此现代美育的基本要素和操作起点是人的生命节奏。

关于中国现代美育与艺术教育关系的研究文章,如陈池瑜的《中国现代美育与艺术教育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中,作者认为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中国现代新型教育体制的建立及艺术教育的实施,美育与艺术教育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中对20世纪上半叶以蔡元培和鲁迅、林风眠为代表的中国美育理论进行总结,并对以刘海粟、丰子恺、颜文梁等为代表的艺术教育思想作了较系统的研究,认为早期美育理论和艺术教育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现代美育的功能的文章,如李政云的《现代美育与创新精神的培养》(《教育探索》,2002年第7期)。文章通过对现代美育的阐释及其与创新精神间内涵联系的梳理,揭示了现代美育的感性教育、情感教育和生命教育的功能,及其在促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发展和创新精神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作者认为现代美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受教育者对生活、对人生的审美态度。徐景熙的《现代美育与现代人格塑造》(《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现代美育是美育的“与时俱进”,是为适应社会和人的发展需求而作出的自身的机制更新、功能更新。它除了具备传统美育形象性、情感性、渐进性等特点外,还应注入新质新貌,形成自由美育观、发展式美育观;以多元化、个性化、高品位的当代审美文化提高受众审美层次,弘扬民族精神,完善、优化现代人格塑造,促进人的自由、主动发展。

此外,还有对现代美育理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的文章。如杜卫的《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本土意义与历史局限》(《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6期)中,作者首先对作为启蒙思想的中国现代美育理论进行了介绍,接着论述了对美育与德育关系的独特理解,最后指出了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局限。文中认为中国现代美育理论是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一部分,拯救和改造国人心灵的启蒙意图决定了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在阐释西方现代美学和美育理论以及处理感性与理性关系、个性与社会性关系、美育与德育关系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本土化意义。他认为由于历史的局限,这种理论存在着相对忽视感性和个性、夸大美育的社会功能和实践性较弱的局限。在文章的最后提到,我国当代美育研究却仍在重复前人的理论,很少有从事美育理论研究的学者走向学校,走进课堂,走入学生当中,研究具体的美育教学问题,是有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另外,张雪在《综合美育是现代美育模式发展的必然形态》(《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中首先谈到了现代美育模式理论和实践框架的建立发展及弊端。作者认为当今的美育模式是种片面美育,其在教育心理思想上和实践上存在的诸多弊端和自身在根本上难以克服的弱点,必须进行改革。而具有合理性、可行性与优越性的综合美育的实施,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有效可行的模式。

在这其中,还有一些具有回顾性、总结性、前瞻性的文章,如段茂南、杨留兵、段晓静《百年中国美育的回顾与前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文中回顾了20世纪中国美育和艺术教育发展与演进的艰难历程,指出美育和艺术教育对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就新世纪的美育和艺术教育的意义、方法和途径、目标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梁红燕的《我国现代美育发展历程及其启示》(《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梳理了我国20世纪美育发展历程及其特征,并针对其中存在的美育研究的理想色彩与教育、心理研究的片面性以及美学界与教育学界、心理学界缺乏共识等问题,提出未来美育研究需关注或改进的地方。作者认为20世纪的美育一直处于“附属性”地位,美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方面存在着较大的脱节现象,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美育发展中得到改善。

谭好哲在其《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进程与目标取向》(《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一文中提到,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现代美育的倡导、确立与初步探索时期,建国至今的50多年则是中国现代美育的沉寂与再恢复以至繁荣发展时期,前后两个阶段的美育理论研究和美育实践探索各有其关注重点和时代特色。但无论前期还是后期,为兴业强国的目的而新民立人,始终都是中国现代教育也是中国现代美育的目标和使命所在,从而使中国现代美育具有了深刻的历史与人文蕴含。而程镇海则在《从“立民”到“立人”――百年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转向》中梳理了百年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肇始、衍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向,展示了本世纪中国美育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最终完成从“立民”到“立人”的转向。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总之,目前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研究无论在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深度与广度上都已趋向成熟。由于中国现代美育的思想观念及其理论体系对于当代的审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至关重要,因而该课题仍值得学者们进行深入地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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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易 建.现代美育研究[m].海口:南方出版社,2000

3 王善忠.美育教育研究[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

4 杜 卫.现代美育学导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

5 席 勒.美育书简[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4

一、认清当代艺术发展与高校艺术教育之间的联系

当代艺术的迅速发展，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由于当代艺术具有显著的跨界与多媒介特征，因此传统的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已不符合当代社会对当代艺术人才的需求标准。目前，当代艺术的发展与高校艺术教育存在脱节的现象，高校艺术专业教育仍采取保守的教育方式和固定的教育内容，其原因有二：一是办学理念僵化，教学内容的不拓展；二是学校管理闭塞，接受外来信息较少，基本为课堂教学，很少走出校园放眼社会。在这样一个闭塞的教育环境中，只有少数学生和一些教师通过网络、书籍、展览了解当代艺术的新观念、新发展。而当代艺术发展需要具有独特艺术能力的顶尖艺术人才推动，这些人才的培养多数来自高校的艺术教育。因此，艺术教育的改革就需要强调当代性，设置当代艺术相关内容的课程来补充艺术教育发展的当代性特征，进而完善中国当代艺术研究和当代艺术教育的学术体系，使艺术教育体现时代效应。

二、当代艺术植入艺术教育的意义

将当代艺术植入艺术教育具有三方面的现实意义：一是时展对艺术教育与时俱进的要求，培养的艺术人才要想适应当今社会对艺术人才的要求，就要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适应当代艺术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需求标准。二是国家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当代艺术以其观念与形象的创新性和大众审美性，在塑造我国文化艺术形象、弘扬中华文明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代艺术已成为国家发展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当代艺术更应该作为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参与其中，完善已有的艺术教育体系，适应当今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三是完善中国艺术教育体系的需要。目前，中国的艺术教育中以传统与古典艺术为基础的教育体系相对比较完整，而多元、多变的当代艺术在教学运用方面相对滞后。尤其当代艺术已成为表现当下中国的重要文化载体，是中国文化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教育体系中亟待拓展当代艺术的内容，通过艺术教育体系的完善，对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历史性蜕变进行理论上的梳理，特别是在教育学层面上的当代性研究。

三、艺术教育的当代性手段

（一）走出课堂、开阔眼界

当代艺术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化等特点，强调个性的观点与认识，对其他艺术观点不予排斥且可共存。在表现形式上，当代艺术不同于传统艺术形式，采用多种方式和媒介的综合运用，如光、电、数字影像信息等。从当代艺术的表达上可以看出，艺术形式之间在不断地融合与创新中进行交流，给予了艺术更为广阔的发挥和表现空间，艺术学科之间不再进行界限分明的分化，而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成为当下的艺术教育的趋势。基于这一发展趋势，教师应该将学生带出课堂，走向艺术市场，去领略各式各样的当代艺术；多参加艺术沙龙、艺术论坛以及各种主题性当代艺术展，让学生在近距离地接触中加深对当代艺术的理解，从而扩宽学生的艺术视野，让学生领略到以前在学校课堂教育中不曾看到的广阔艺术天地。

（二）培养创新思维与能力

任何的艺术创作，最重要的环节不是制作而是构思，考量的是艺术家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只有不断突破思维的惯性，才能创作出广受欢迎的优秀作品。艺术教育也要创造性地塑造艺术人才，塑造具有创造力的艺术人才，而不是把学生看作原材料，把学校看成生产线，制造出标准化的“机械产品”。在艺术教育中，创造力的培养应学习西方艺术教育中先进的教育思想，按照受教育者的个性特点自愿选择，运用启发式、互动式教学，通过发散思维、收敛思维等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加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发散思维的训练可以使学生超脱惯性思维，通过多方面的联想与想象寻找到多条解决问题的途径，将对余下的较为独特的事物进行深入分析。收敛思维的训练则是在已有的众多信息中寻找最佳的解决问题方法的思维过程，在收敛思维过程中，要想准确发现最佳的方法或方案，必须综合考察各种思维成果，进行综合的比较和分析，因此是具有创新性的整合。利用这些训练手段可以帮助学生打破习惯思维的桎梏，冲破局限，开拓无限的思维空间。

（三）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实践

在艺术教育中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还要通过理论研究，促进艺术创作的提升。一些艺术高校的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不够扎实，缺乏艺术理论内涵，当然也就较少关注当代艺术评论。其实，对于当代艺术的学习与理解，不仅可以通过观看当代艺术作品获得，也可以通过分析当代艺术作品获得，即当代艺术批评。当代艺术批评往往分析的是现阶段比较主流或受业界推崇的艺术作品、创作观念以及创作手法，或者是受到贬斥的“反面教材”，这些批评性的文章真实反映了当代艺术的前沿问题，给予学生以最新的创作指导信息。因此，在艺术教育中除了实践教学外，学生还要加强对当代艺术批评的关注。在教学中，教师可以设计一些互动讨论活动，让学生对最新的艺术评论信息对应作品进行讨论分析，表达自己的观点，加深对当代艺术创作思想与形式上的理解和运用。在思想观念上对当代艺术有了透彻的理解，必然会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领悟能力，教师也能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创作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和引导方式。

（四）艺术教育理念从学历教育向终身教育转变

当前是一个开放与包容的时代，资源与信息的共享，使教育格局由传统封闭式教育转变为全方位开放式的教育。学生不仅可以在学校、课堂获得知识，同时，也能从社会活动中获取最新的艺术信息。在教育过程上，从学历教育向终身教育拓展。也就是说，艺术教育不仅指向艺术专业的学生，更指向艺术专业的教师和广大的艺术爱好者。要培养出优秀顶尖的艺术创作人才，艺术教育者需要紧跟时代的脉搏，不断更新自身的信息库和知识结构，才能提高艺术教育教学的质量。对于广大的艺术爱好者，要从课堂教育向实践教育发展，通过终身教育增强大众的艺术修养和艺术素质。

四、结语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5

关键词: 当代文学; 教学现状; 教学改革; 思考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i20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3-0128-02

中国当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它的开设可以让学生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培养学生感知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科研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与道德情操等等。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该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同时,当代文学的生态性决定了这门课程的历史现场感,新产生的问题与争议会不断修正先前的研究所得,也会给教学带来种种冲击。

目前,中国当代文学令人堪忧的教学现状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反思,所涉范围甚广,其中存在如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现象:

其一,课程设置的变动给教学内容的安排增加了难度。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课时被删减。按照通行的教学内容,当代文学应包括文学史讲授和文学作品分析两部分,涵盖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四种文体,讲述“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乃至九十年代文学等重要的多个文学发展阶段,但一再被删减的课时与如此庞大并不断丰富的教学内容产生了现实矛盾,直接给专业教师安排教学内容增加了难度。以某校为例,按每学期开课18周计算,每周4课时,当代文学的总课时量是72课时。而要以此涵盖60年的当代文学史及其作家作品,显然是有相当难度的,选择哪些内容来讲述及如何安排讲述的详略往往难以操作,可能会造成两种不良做法:一是重前不重后,把十七年文学作为教学重点,对新时期文学简化处理,或者对之后的文学史基本不做阐述或草草带过,使得原本与现实距离非常接近的当代文学“当代”意味有限而历史意味过浓;二是重专题轻文学发展史,当代文学史在每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都有重要的文学现象,然而有的老师碍于课时限制,索性放弃对文学历程的总体把握,只对相对来说更重要的专题进行讲述,使得当代文学史发展的规律性被打破,学生上过以后对当代文学只有细节记忆而整体认识缺失。

其二,文学“边缘化”加剧了文学教育的尴尬。在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社会的巨大进步面前,不少人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对纯精神追求不再怀有企盼之心,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受到冲击,文学的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消费时代、娱乐世纪,大学生的精神生活甚至出现粗糙化、粗鄙化的危机,对真、善、美的东西越来越失去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对当代文学教育产生了质疑。当询问《百合花》中新媳妇为何会给牺牲的小通讯员缝补衣袖上的破洞,并盖上自己的新被子时,有的学生便认为这表明新媳妇对小通讯员产生爱恋之情;当讲授《拖拉机手与总农艺师》对林震理想的意义、林道静成长道路时,有的学生对理想的理解却停留在毕业后找份好工作;当老师在为文学而激情澎湃时,学生却在疑惑:文学究竟是什么呢?文学在今天这样一个全面商品化的时代还有什么价值呢?甚至还有人认为文学无用,学当代文学更没用。以这样的心理对待当代文学,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文学教育在文学“边缘化”的时代中显得如此尴尬。

其三,文学研究中的争论给教学增添了困扰。当代文学教学与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研究界的成果对教学自然能产生新鲜的触动,能开拓师生的视野,但正在进行的尚无定论的某些争论也会增加教学中的困扰。如“重写文学史”的争论就加重了教材选择的难度。教材的选择是教学的一个棘手问题,当前普遍使用和认可的教材有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但有论者认为“这些版本对于一些地方院校的学生来说并不是完全适用”[1](114),还在期待真正适用的教材。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就推出了一种旨在从书写形式上也进行变革、主张多元声音并存的“开放式”写作模式,并已引起了相当的关注。还有些教师根据自己所在学校的情况而自编教材,固然能贴近本校的教学实际,但对它的衡量与评定又缺乏学理标准,使用又相当受限。而近几年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产生“去经典化”现象,则进一步加大了教材选择的难度。对当代文学史“重写”的争论,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十七年”、“”历史认识的不确定性、未完成性,而海外学者如李欧梵、王德威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同样对大陆的当代文学研究形成了新的冲击波和影响力,他们则更愿意把“当代”安置在“现代性”这样后冷战的西方视野中。当代文学史被历史重释不断地改造、装饰和增添,这势必造成教学中教材选择的难度。

再如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问题。如何评价当代文学,成为当下文学研究中最前沿的问题。这场争论源于2009年10月间王蒙肯定“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当年11月在北京“第二届国际汉学大会”上,对当代文学,德国顾彬贬抑,陈晓明高评,由此引发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热议,现在讨论还在进行,如《北京文学》今年的第一期到第五期都开设专栏“如何评价当代文学”。又如,如何看待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显示出创作量急剧增长,新的小说类型大量涌现,青年读者队伍稳步扩大等特点,学生对此类作品的兴趣远远高于对当代文学作品选的兴趣。这些问题恰恰体现出当代文学学科的当代性,虽尚未纳入文学史教材中,但学生对此亦有关注和疑问,教师则不可不关注,任何简单的回避与泛泛而谈显然不能解决他们的疑惑,任何贬义的否定与评价又只会造成他们学习当代文学的困扰。

当上述情况经常困扰着我们的教学时,我们切身感受到当代文学教学危机的存在。值得庆幸的是,当代文学的教学问题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反思,这涉及到学科的性质定位、教学体系、教材编写、教学改革、教学方式、文本阅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有越来越多的学校与教师对解决这些问题、推进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思考与探索。例如:

以大学为单位的课程改革。北京大学的课程设计贯彻教育的主体性原则,针对学生实际素质和教学理论资源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课程结构调整、教育目标调整,具体到教学内容就是要注意“学术”与“人生”的均衡,还有就是在现有条件下,倾向采取小班上课的方式,几十个人最好,便于组织讨论和配合教学的相关活动。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科研突出专业教师的主导作用,它在文学立场、理论追求、整体观念、创新意识方面的创新对其他兄弟院校不无借鉴作用。华东师范大学教学则注重作品,丰富学生的艺术感悟。武汉大学的教学改革特色强调文学审美教育,更注重课外与课堂结合。上海大学中文系确立了以“培养21世纪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本科教育的基本目标,以人文素质培养和通识教育为主导方向,以课程改革为教学改革的核心。

以教师个体为特征的教学探索。在考察大学课程教学问题上,杨洪承教授认为目前当代文学教材滞后,教学与学科发展相矛盾,其根本的原因是来自长期形成的专业课程设置和大学教育的狭隘思路,而新形势下大学教育的多元办学途径,在开放性视野中对当代文学课程设置必然提出多样性要求。朱晓进教授认为该课程不仅要向学生全面、系统而又深入地讲授文学知识,并且要在方法层次上,训练学生掌握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学会以历史的眼光来思考和理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和一些文学问题;在能力层次上,注意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2]杨四平教授从“通才”教育的角度考虑,提出要改变过去教学的灌输性和空洞化,必须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成为审美的、历史的和人生的。谢昭新先生从自己教学体会出发肯定了将作品选和文学史分开来教的好处。陈晓明教授则从教育的意义考虑,认为“现代文学总体上是健全的人格教育,这是通过文本解读、知识的传播和知识分子的理想教育三者结合起来完成的。第一要具备审美能力,是通过文本解读来培养;第二是知识训练,这是从一个学习者变成一个知识分子的过渡;最后完成知识分子的人格教育。这三者是一个统一体,离开任何一个都不健全。[3](174)

这些持续的教学探索,分析了当代文学教育的现状,呼吁对现当代文学教学要有当下性的新思考,其用心则多集中在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强调,对多种教学方法的采用,除此之外,更主要的还是要反观专业教师的内在原因,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要想产生新的教育范式,关键还是教师的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要转变。我们认为,有如下四点值得我们去思考与实践。

第一,就职业伦理而言,专业教师应以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与魅力为己任,持守积极的从业态度。在现时的文学教学中,课时的压缩与文学史内容的丰富确实对教师备课造成相当大的压力,甚至出现一些消极教育现象,如搜索现成的教案,进行有限的删减,然后据为己有,或者在课堂上津津乐道于当代文学的“花边新闻”来吸引学生一时的兴趣,放弃对文学精神的正面引导。这些现象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当代文学教师的职业伦理到了需强调的时侯了。对当代文学教师来说,当代文学教学不仅仅意味着一份教职而已,它有着独特的现实价值。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与魅力,而不是单纯传授当代文学史知识,这应当是专业教师的职责所在,需要我们持守积极的从业态度与道德标准,“需要我们的从业者持守最基本的职业伦理来尽量加以克服,以经典性的文学标准参与新作品的推介,激活教育主体对文学的感觉和感情”,这是一个“基本的朴素的要求,也是对从事这一职业称职与否最高的衡量标准”。有理由相信,专业教师的精神自主与教学原创会对当代文学教学现状有所改观。

第二,就教学追求而言,应坚持独立原创精神。对当代文学课程来说,讲授是主要的教学方法,那么教师良好的教学风范、独立原创性的分析,对学生将会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教学实践表明,教师照本宣科地讲授只能令学生生厌,教学只有追求原创精神,才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这里的原创,包括独立的教案编写、个性化的阐释与解读、富有启发性的教学设计、独立制作的教学课件等等。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会发现文学教育常识化、理论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学生对此普遍缺乏关注的耐心,原因就在于其中文学的魅力的缺失,教师应当发挥自己的独立原创精神,用富有个性化的解读来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同时,还要鼓励学生通过自主阅读来选择他们感兴趣的作品,表达他们自己的阅读感受。例如可以定期安排读书会,给学生一个月时间读一两本书,撰写读书心得,然后在读书会上发言交流,教师鼓励并适时引导和总结。

第三,就培养目标而言,应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文学素质和能力,甚至是科研意识与科研能力,而不宜局限于文学认知上。从教学实践来看,惟有将文学教育定位为人文教育、审美教育,才能彰显出文学教育在育人方面的独特作用。有论者表示,当代文学课程改革思路就是教学模式由知识传授型课程向素质培养型课程转型,事实也证明,对于当代文学教育来说,传授专业知识是必要的,但并非终极目标,它应该致力于提升受学生的文化修养,并在潜移默化中形理想,在一个精神危机的时代重塑学生真善美的灵魂。当下出现的文学争议现象也期待相关的文学批评的选修课来对学生加以引导,鼓励学生追求创造性发现,在思考中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与科研能力。总之,当代文学教学关注点始终在于“文学”,在于素养、在于能力。

同时,文化语境中的当代文化研究对当代文学教学也提供了新的启示,那就是美育的被强调。蔡元培先生说:“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为强、转薄而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4]教育除了传授知识,更应该感染生命,现当代文学的现时性、接近性使它更容易引发当代人的心灵共鸣。但是要在教学中实践美育教育,教师主体还需要选择体现“真善美”三义的教学内容和行之有效的讲授策略,这方面已有探索,但对现当代文学中的美育资源多理解为作家传记式经历,似还可再推进。

第四,就技能训练而言,写作训练宜在当代文学教学中给予重视。事实上,写作训练正是着眼于尊重青年学生的主观创造力,它体现在文学体裁写作训练与学术论文写作训练两个层面。文学写作训练培养学生文学形象思维能力以及文学理论思维能力。当前的网络博客写作热会让学生亲身体会到文学写作的乐趣,而学术论文写作训练考量的是把握问题的系统能力,其中融汇了研究、思考、表达三个过程,在学习当代文学课程中,“尝试写研究性的论文,是有利于提高整体能力的综合训练”[5](321)。这样的实践训练会使学生对文学、对文学写作、对文学教学产生一种难能可贵的专业兴趣,切实提升专业技能。对此,我们在自己的教学中进行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希望在当代文学的教改中,对此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并把学生所有的与当代文学相关的写作成果都纳入对学生的综合考核之中。

总之,近年来,当代文学教学现状受到了相当集中的关注与讨论,越来越多的专业教师加入进来。但是如果将关注的目光仅仅停留在具体的教学举措上,显然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要弄清当代文学教育的职责与目标,而这个问题又是和专业教师的教育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有效追问、积极探索和努力实践将直接关系到今后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杨荣.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的问题与思考[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9(4).

[2] 朱晓进.略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中的历史意识[j].江海学刊,2006(3).

[3] 陈思和.陈思和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9(3).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6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金融学

一、困惑与迷思

人类历史是无数伟大文化的剪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瑰丽与斑斓中迤逦，一个个疑问会久久在耳边萦绕：为何拥有先进技术的古代中国没有孕育出工业革命?为何周礼中的“泉府”没有演进成现代金融体系?徘徊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字里行间，我们甚至不能寻找到答案的缥缈踪迹。

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的信实，但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他们买东西的人要带自己的秤”。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封建权力，文化和礼仪只约束普通人，对权贵却毫无约束，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道德精神与国民行为恰恰相悖。韦伯认为文化是社会追求的体现，16世纪席卷欧洲的新教(protestantism)继承了文艺复兴的灵魂，“以身许主”的新教理念造就了辉煌的资本主义文化与经济。相反，中国古代社会是“依靠政治权力积累经济财富，城市贵族既没有封建印记也没有资本主义特征，而是靠政治投机，全靠升官(才可以)发财”，韦伯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儒教与道教基本持否定态度，儒教和道教“缺少个性和独立司法，国家层面缺乏流动资本竞争”，因而不可能孕育市场经济。2006年兰德斯在《经济学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重要位置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质疑：尽管古代中国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尽管古代中国应用技术始终自我复制，但这种文化缺乏积累与升华，古代中国交易关系依赖个人信任、缺乏法律保护。兰德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社会忠诚、社会信任，社会进步几乎完全依靠个人努力，更可悲的是煌煌华夏文化仍主宰当代中国文化，最终他得出结论“睡狮渐醒?绝不可能”。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今天都是从历史中走来，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先贤们不止一次试图走出困惑，摆脱传统文化的悲观宿命。国民教育是屡被提及的自强救国途径之一，早在1902年中国高等教育的雏形“壬寅一癸卯学制”就提出高等教育要以“端正取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或许是出于学习西方科技的急功近利，又或许缘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读，中华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官方宗旨却放弃了上述原则，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使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梅贻琦先生清醒地认识到了其中的弊病，他提出“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窄，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梅贻琦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概念，却洞悉了通识教育的本质。

一般而言，中国高等学府中的通识教育应当根植于饱受西方学者批评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冲破这个亘古迷思?以经济理性为根基的现代金融与“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切点解吗?

二、通识教育释义与国学殇逝

1．通识教育起源与内涵

“通识教育”起源于古罗马和中世纪大学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博雅教育以“七艺”为主要教学内容，即语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古罗马和中世纪大学是现代大学的起源，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现代大学都秉承了其研究独立、言论自由的传统。英国剑桥、牛津两所大学是当时的典范，牛津、剑桥设立之初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自由、公平、沉着、稳健和智能”的绅士。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后，剑桥、牛津等象牙塔出现了人文与自然科学并立的学术格局。大学不但为新兴资产阶级培养了专业技术人才，更主要的是缔造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根基。人们经常以“绅士”代指英国人，实质是一种敬业、自由、开放的国民精神，正是这种文化使英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翘楚。

随着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重心，20世纪上半叶“通识教育”开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府盛行，并由此衍生出芝加哥模式、哈佛模式、哥伦比亚模式等表现形式。透过纷繁的学分、学制等概念，美国通识教育的重点仍然是培育美国政治制度文化根基。“通识教育”是本科教育或者至少是初期本科教育的主要内容，通识教育课程并非逸兴所致的随意挥洒，“核心课程”要经过专门的委员会审定，教学内容、精泛读文献由全校最著名的教授确定。教学安排上课程内容也十分密集，以芝加哥大学人文学为例，它要求学生在六七门课程中任选一门，但无论选择那一门都必须连续3个星期阅读柏拉图、莎士比亚、福楼拜、卡夫卡、康德拉等人的原著。通识教育教学方式非常灵活，注重学生团队合作精神。20世纪90年代芝加哥大学曾开设过一门名为“财富、权力与美德”的通识教育课程，由本科学院院长主讲，20多名博士做助教，助教与主讲院长每周沟通讲授内容，每个助教带两个班，每班20人，每周两次各80分钟的授课，考核方式为学生每两周交一次作业。

2．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探珠撷英，我们不禁惊讶于其瑰丽与华美：深邃而浩繁的诸子百家，壮阔而隽永的唐诗宋词，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朱程理学等等。在岁岁如斯、代代如是的环境下，与其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得以流传的先贤思想，毋宁说是维系民族认同的象征体系。古代中国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农耕文明，早在盛唐时代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原粮产量便达到4524斤，这一数字足以令当时的欧洲瞠目结舌。任何现代文化都是历史的投影，传统文化不是现代的点缀，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民族血脉。正如人不能离开社会，社会同样离不开传统文化，背叛自身传统文化的社会将注定消亡。

从文化发展视角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兼收并蓄的综合文化。炎帝神农氏战胜东夷太昊伏羲氏的典故之源就是夏商文化冲突，公元前16世纪商文化容纳了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先秦文化涤荡中的佼佼者，此后数千年孔子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孔子所谓的“罕言利”是斥责权贵聚敛，实际则提倡义利并重，主张“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儒家文化精神的本质更应该是“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临终前告诉子贡：“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孔子对古文化的眷恋、对儒家学说被异化的担心在临终慨叹中一览无余。果然，孔子及儒家思想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被统治者伪装成了“利而巧”、“君子耻言利”，与其说这是后世儒生的误读，毋宁说这是统治者的有意安排。

数千年封建长夜中儒家精神也曾闪耀一时，宋代书院对以儒学进士进行了激烈批判。以四大书院(岳麓、白鹿洞、嵩阳、应天)为代表，儒学的真正继承者认为教育的关键是使弟子形成一贯的道德情操，书院教育不是弟子致仕捷径。诚如朱熹所言“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而其所以教之具，则皆因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正是摒弃了仕进思想，书院文化才培养了大批宋、明、清各代名流(如王守仁、顾宪成、魏源)，以书院文化自标的东林党人甚至发出“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呐喊。与中世纪的西方大学相比，书院教育与大学“通识教育”殊途同归，教育中所积淀的文化传承才是今天高等教育最弥足珍贵的大学精神。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锁的大门，西方思潮随之而来。尽管封建官僚将西方科技排斥为“奇淫技巧”，但也不得不惊叹科技手段带来的便捷。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到胡适的《独立评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把中国落后原因的矛头指向了被统治者异化的传统文化。然而新文化运动中新与旧、中与西并非形同冰炭，胡适在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中提到“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儒学的道德伦理从理性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归到原来的地位，也就是恢复它在历史背景中的地位”；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也曾提到“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学，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于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

当代学者在解读新文化运动时却提出了“全盘否定论”，认为传统文化阻挡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应该全部摒弃，美籍学者林毓生是这种思潮的代表。1949年后我国大学学科建设体系模仿前苏联模式。前苏联大学体制的特征是以专业划分高等教育结构，试图培养某一学科领域的“高级人才”。虽然这种集中化的大学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却摒弃了通识教育原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一批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由此诞生，同时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一批名校被肢解。1952年中国大学院系调整对“通识教育”的打击是致命的，人文学科因为“资本主义性质”被全盘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被取消了专业设置，与实用技术无关的国学则被摒弃出大学之门。1952年院系调整固然培养了大批工科、医科、师范类学生，但对人文学科、大学教育乃至民族文化的打击无疑是灾难性的，香港学者甘阳先生将之称为“大学的终结”。大学“通识教育”的本质在于孕育学生人文素养和科技创新能力，现代大学教育不同于技工学校，技能训练模式下学生可以很容易被训练成“匠人”却很难成为“大师”。

三、金融学发展与当代中国金融学“通识教育”

1．金融学的概念及其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2001)指出“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摆脱不了本民族的文化根基。就金融学科来说，东西方的金融学科，也同样是分别根植于东西方文化平台之上。当然，金融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导源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并从而有其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普遍意义，但共同规律在不同文化平台上的显示，却决非必然雷同”。按照黄达教授的界定，广义金融学研究范围包括“与物价紧密联系的货币流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短期拆解资金市场、资本市场、保险系统以及国际金融等领域”。

现代金融产业发展早已超越了金融中介模式，获得了主宰世界经济的魔力，1929年美国股灾、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美联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都充分显示了金融对世界经济的话语权。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相关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mm定理、var理论等一系列新概念几乎重构了现代金融学。总体上国外著名大学金融学教学存在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经济学院模式”和“商学院模式”。“经济学院模式”的核心课程是“货币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货币经济学侧重研究货币运行、金融产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重点是构建学科基础理论：货币金融学侧重微观层面，如风险敞口计算、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等。20世纪70年代之前“经济学院模式”是主流趋势，侧重基础理论发展，对金融业务的研究不充分。现阶段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经济学院模式”被纳入宏观经济学研究框架，在任何一部国外流行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货币经济学相关理论，代表刊物是《货币、信用与银行杂志》(journal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世纪70年代后“商学院模式”逐步兴起，该模式以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理论作为基本组成部分，独特之处是以金融工程、计量经济学、现代统计方法作为技术手段，对相关问题进行定量判断。“商学院模式”重视处理实际问题，对金融业务、机构管理的研究高度依靠计量模型，代表刊物是《金融杂志》(journal of finance)。尽管两种模式已经并存了近30年，但“商学院模式”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操作技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是主流发展方向。

2．当代金融的文化印记

中国当代金融学高等教育分为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层次，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本科培养目标是“具备坚实的金融学基础、较强数学功底、计算机及外语应用能力的应用型、实践型人才”，硕士培养目标是“有深厚金融学理论基础，掌握应用技能，具备很强的解决金融实际问题能力的高级金融人才”，要求博士具备“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独立从事金融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能力，能主持较大型科研项目和探索重要金融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从上述三个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金融学本科、硕士教育主要是培养实践型人才，而博士教育主要是培养理论创新人才。通识教育对金融学高等教育异常重要，是因为社会行为理念决定了居民的金融行为，如果单纯移植西方金融理论，无论采用“经济学院模式”还是“商学院模式”都会使金融学高等教育脱离中国本土文化土壤。

在“经济学院模式”中m2/gdp是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水平的关键指标，20世纪90年代中国m2/gdp突破100％，按照“经济学院模式”这一指标快速增长可能会扭曲金融结构。如果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问题

就不难理解了。西方人常惊讶于中国的高货币化水平，但“成由勤俭败由奢”的传统理念却很容易解释上述问题。“商学院模式”所倡导的公司金融根植于西方“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16世纪所有者无法控制航行于浩瀚海洋的探险舰船，信托责任便由此诞生(young，2002)。随着英国皇室不再从事商业行为，普通法系逐渐成为公司金融的根基。在新教加尔文教派影响下，新大陆移民把新教伦理溶入“信托责任”，加之美国继承了普通法制度，“信托责任”获得了滋生土壤。非精英制度是普通法系的灵魂，在多数情况下陪审团成员都不从事法律工作，这种非职业化的法律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简直匪夷所思。中国最初的公司源于清末洋务运动的“官督民办”，复兴于20世纪80年代初，资本市场在建立之初便与“信托责任”有着完全不同的制度内涵。虽然不能把中国资本市场全部问题归结于此，但银广夏、蓝田股份等一系列问题必定与缺乏“信托责任”有关。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无一例外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单纯移植西方公司金融理论，忽略中国文化传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金融实务都不可能有突破性进展。

3．当代金融“通识教育”思辨

如果说缺乏“通识教育”，理工科高等教育仍然能培养出技艺高超的“匠人”，那缺乏“通识教育”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则注定陷入“白马非马”的尴尬境地。西方金融学理论的哲学根基是经验主义。由经验主义衍生出个人主义，进而衍生出交易自由、经济自由、金融自由。一个明显的差别是中国金融根植于一个具有悠久集体主义历史的国度，居民对集体的信任要远强于对个人的信任。中国商业银行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时至今日中国本土商业银行都有着浓厚的国家背景，与其说居民信任银行股东能管理好存款，毋宁说居民信任国家行政能力。也正出于对国家能力的信任，中国金融业渐进式改革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西方金融理论则难以解释资本充足率曾经偏低的银行为何能一跃成为世界一流银行。

毋庸置疑，西方金融学和金融产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仍远在中国之上，向西方学习对提升中国金融产业发展、提升当代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意义也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代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开始系统引入西方金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相继翻译了一系列国外金融学经典原著，同时编写了诸多以西方金融理论为主体的金融学教材，提升了中国金融学教育水平，促进了金融学科发展。在引进西方金融理论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理论对受教育者潜移默化的文化侵蚀。中国高等教育生存于中国本土，无论在哪个层面，金融学高等教育都必须适应中国实际，这就要求我们对学生开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通识教育，以保证学生的中国文化印记。通识教育不仅能提高金融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在中西文明中找到结合点，进而成为黄达教授所言的“东西方文化平台上自由往返和‘漫游’的人才”。也只有通识教育才能奠定学生的中国式人文意识，在学习、实践、科研中探索，发展适合中国的金融改革道路。

如果将当代中国镶嵌在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背景中，通识教育对金融学、高等教育，乃至国家民族的意义就更加显而易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传统文化维持民族认同，失去自身文化的民族甚至很难延续。如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及其文化理念真正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主流思想，中国不仅会成为文化上的碎片，也将成为经济上的碎片。同时，中西文化、教育也存在可融合性、共通性，“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明教之心”，扬弃传统文化并吸纳西方理论的先进部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融贯中西的学术思想体系。

四、金融学科的新桃与旧符

1995年国家教委召开“文化教育试点会议”，高等学校开始把“通识教育”提上日程，自此各大学不同程度加强了人文教育。有观点认为，中国“通识教育”的改革途径有两条，一是大规模调整课程体系，模仿哈佛、芝加哥等名校建立本科学院，复旦大学的“复旦学院”即遵循这种路径，但成立本科学院涉及所有专业，不太可能断然在全国范围推行；另外一种方式是依靠现有师资力量，增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这也是多数高校的做法。金融学科“通识教育”既有与其他学科的共性，又有自身特殊性。

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必须与中小学教育衔接，如果没有中小学作基础，大学“通识教育”很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在我们现行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散落于语文、历史、思想、音体美教学，没有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不应该是常识性教育，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就应该对传统文化基本了解，一个民族直至大学才进行传统文化基础教育，这无疑值得反思。

在金融学专业中通识教育必须达到以下几个目的：第一，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完整了解，并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底蕴、具备时代色彩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第二，培养学生文字能力，务使学生既能用浓墨重彩的语言描绘“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又能简捷勾勒出“枯藤，老树，昏鸦”；第三，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当前高校学生考核一直针对个人，“通识教育”应该重点培养学生团队精神，一个可能的途径是考试以团队形式进行，并以团队成绩替代个人成绩；第四，加深对经典著作的认识，目前国内大学的普遍做法是开设“××导论”、“××概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应该采取助教辅导下的原著阅读，授课重点应该是讨论而非讲授。

金融学“通识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推进学科整体建设，学生必须能接纳西方先进理论，进而学贯中西。任何高校都很容易拿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课程设计体系，至于授课内容是否能与国际接轨、是否能建立扎实的金融学教育根基却考虑甚少。金融学主干专业课程设计必须突出各高校自身科研优势，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自身的研究传统。国外著名经济学、金融学流派都是基于高校各自的研究传统，甚至多数学派都以学校名称冠名。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7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创新，既是其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时展的必然要求，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和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必然要求。

(一)时代的发展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产生于革命战争的硝烟之中，发展于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时期，其内容有许多与当今时代难以协调。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发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只有这样，党的思想理论才能引导和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提出的新的要求。

(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理论来指导。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在前进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严重滞后于时展，不能很好地回答和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所提出的各种思想政治问题和现实问题，客观上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三)国际形势变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

当今世界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一切又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特征。全球化浪潮中经济上的相互渗透必然伴随着世界范围内思想政治文化的相互激荡，在开阔的时空之中，不同思想文化相互学习、借鉴、交流、融合、竞争和斗争，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化相对处于强势，而我国则处于相对弱势。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使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解决人们深层次思想问题方面遇到了严重挑战。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的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批判与继承相统一的原则

该原则就是既要批判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理论中不适合当代社会形势，阻碍社会发展的理论内容，代之以新的符合社会需要促进社会发展的理论内容，又要继承传统理论中仍具有生命力的内容，特别是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的目的是为了继承，继承必须以批判为前提，批判必须以继承为归宿。单纯强调批判，就会导致虚无主义：单纯强调继承就会导致理论的停滞不前。

(二)扬弃与借鉴相结合的原则

该原则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必须看到，我们对西方文化的借鉴是远远还够的。当前，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我们已经借鉴了西方国家的许多优秀成果，但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我们对西方文化总是以批判为主，对西方先进文化持虚无主义态度，这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上的突出表现。

(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协调的原则

无论是对经典理论的新阐释，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无论是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先进成果的借鉴与吸收，还是有关学科知识及成果的吸纳，都应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协调的原。也就是要把古今中外优秀的普遍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当代中国国情，与当代中国人民的实际这个特殊性相结合，使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与特殊的中国当代实际相协调。

(四)改革与发展相一致的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创新，既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改革，又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是改革与发展的一致。改革与发展相一致的原则，要求我们辩证地认识二者的关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发展必须以改革为基础。一切妨碍发展的观念都要坚决冲破，就是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从而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

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的实施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不仅需要坚持一定的原则，还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才能实现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主要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

(一)科学阐释思想政治教育的经典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要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辩证法来培养人们的生活态度，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辩证法是哲学的思维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思想境界。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它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复杂，有更多更深刻的矛盾，只有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分析和判断当代社会的矛盾，才能更深刻全面具体地认识社会，才能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生活道路，才能超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使人生充满活力，富有生气，使生活境界保持蓬勃朝气和有所成就。

(二)始终坚持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揭示的真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史，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紧密结合当代实践，与时俱进，开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境界。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应结合以下理论和实践热点来进行：一是要用和平与发展的理论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以时代特征；二是用改革开放理论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以发展动力，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视野；三是要用可持续发展理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关注人身自由的思想道德到探索人的思想政治道德同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生存环境的关系，以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具有全球视野和全人类意识；四是用科教兴国理论和素质教育理论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从国家富强和民族兴亡的高度，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为根本取向，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五是按照人力资源理论要求，让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担当人力资源开发的重任，努力改变中国深层文化思想结构，为培养选拔任用人才创造有利环境。

(三)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理论

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所谓“中国特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符合中国国情和民族文化传统。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兼容道、法、佛、墨等思想的传统文化，其中有丰富的思想品德教育理论。这些理论的精华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也成为世界文化之林中的奇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使其凸显当代价值。

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传统文化确实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和推动力。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国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四)充分借鉴国外优秀成果

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确立，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社会的到来，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许多崭新的课题，而我们对这一切则缺乏经验，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则相对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那种在思想领域盲目自大、闭关自守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对国外的各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行分析、比较、鉴别，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其实，西方国家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历经文艺复兴时期、工业革命时期、新技术革命时期发展到现代高度发达的国家，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博大精深的。西方国家的天赋人权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分权制衡理论以及自由主义思想、人本主义思想，都有其进步意义和借鉴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8

一、女子音乐教育史学科概述

（一）学科性质和特点

女子音乐教育史主要研究女子音乐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规律。从其学科性质来讲，一方面它是介于音乐教育史和女子教育史之间的一门边缘交叉性历史学科（见图示1）；另一方面，它还是一门包含有音乐学、女性学、教育学和历史学等多门学科在内的一门综合性学科（见图示2），在学科的隶属关系上具有多重属性。正是由于这种多重学科交叉的缘故，所以它既具有作为历史学科的客观普遍性，还包含有以女性为研究主体的相对特殊性，既体现了音乐的艺术性，还强调了教育的目的性。

（二）研究范围和对象

女子音乐教育史的研究范围相对于音乐教育史来讲，以人为主体的各种音乐教育活动并未发生变化，只是研究对象，即参与音乐教育活动的主体――“人”更集中于女性这一群体之中。其研究范围如按历史线索大体可分为古代女子音乐教育、近现代女子音乐教育和当代女子音乐教育；按教育类别可分为学校女子音乐教育史、家庭女子音乐教育史、社会女子音乐教育史等形式；按专题可分为女子音乐教育制度史、女子音乐思想史等。研究对象包括女子音乐教育的起源、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学实践与理论、女性音乐家等诸多方面。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古为今用，通过对女子音乐教育史的研究，可以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当代女子音乐教育的发展探寻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对女子音乐教育史的专题研究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而实施的，它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规律。

女子音乐教育史的研究是以女性为主体考察音乐历史的发展脉络，这一视角的转变实际上是对灵动的生命主体――“人”的更多关注，也是“以人为本”、“人本主义”在音乐教育方面的具体体现，对我国当下音乐教育目标结构的完善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女子音乐教育史的研究现状

当下对女子音乐教育史的专题研究成果不多。曹安和先生的《中国音乐教育的摇篮――从女高师到女子文理学院》（《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1期）一文“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从一个侧面叙述了一段（女子）音乐教育的历史”。但由于是回忆录性质的文章，主要叙述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并未系统论述女子音乐教育状况。陈晶的《中国近代女性音乐教育的先锋――上海中西女塾音乐教育研究（1917―1930）》（《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金陵女子大学音乐系教学研究》（《艺术教育》2011年第3期），肖明的《学堂乐歌里的女子世界》①，夏晓虹的《晚清女报中的乐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祁斌斌的《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一颗晨星――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系研究》②和《由〈女高师周刊〉再识女高师音乐系》（《音乐研究》2009年第1期），娄雪玢的《燕京大学的音乐教育及其启示（上、下）》（《艺术评论》2011年第1、2期），袁昱的《燕京大学音乐系历史研究》（节选）③等一系列文章则大体勾勒出我国近代女子音乐教育从早期的教会学校到学堂乐歌，再到女子高师的发展历程。同时，这些研究成果中挖掘出的一大批珍贵的女子音乐教育的史料，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除此以外，鲜有专题论述女子音乐教育历史的篇章。

从女子音乐教育史的学科性质及研究内容来看，在既往的音乐教育史和女子教育史的研究中也不乏对女子音乐教育

的论述。

（一）音乐教育史中的女子教育研究

当下古代音乐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中对女子音乐教育现象关注的并不太多，陈其伟等合著的《中国音乐教育史略》（1993）一书中的部分章节应该是最早从教育的角度对古代乐伎现象进行的研究，如第四章第四节《汉代的歌舞百戏音乐教育》、第五章第二节《统治阶级的纵情声色对音乐教育的影响》、第六章第五节《非官办的音乐技艺传承》、第七章第四节《伎乐教育》等；另外，修海林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1997）一书中也有大量古代女子音乐教育相关论述。在我们音乐教育史学科刚刚起步的阶段能将这一学术视角体现于古

代音乐教育史的研究之中着实难能可贵。

近代兴起的教会女子学校、女子学堂、女子师范（中师、高师）学校等是我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发展一个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可以说为我国现当代的音乐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在近代的音乐教育史研究中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女子音乐教育问题。如孙继南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增订本，2004）和陈建华、陈洁编著《民国音乐史年谱：1912―1949》（2005）中有大量女子音乐教育相关纪年和条目；马东风著《音乐教育史研究》（2001）、马达著《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2002）、伍雍谊主编《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1840―1949）》（1999）等著作中也有多处论及女子学校音

乐教育相关的内容。

（二）女子教育史中的音乐教育研究

与以“音乐”为历史线索的“音乐教育史中的女子教育研究”相比，“女子教育史中的音乐教育研究”则把更多的目光集中于“教育”。在我国古代，由于受到传统封建礼教思想的约束，这一时期女子音乐教育的形式主要是宫廷音乐教育，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消遣娱乐的音乐表演活动培养女性音乐人才，客观上却促进了女子音乐教育的发展。近代是传统女性思想向现代转变的关键阶段，音乐教育作为女子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之一，是促进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和改善心理素

质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在众多的女子教育史的研究中也有很多学者认识到音乐教育在女子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如杜学元著《中国女子教育通史》（1995）第一编《中国古代女子教育》中每一个历史朝代均有论及女子艺术教育的篇幅；熊贤君著《中国女子教育史》（2009）中第二章第六节《蔡文姬个案的研究》、第四章至第七章的《艺术教育》章节等均对当时的女子音乐教育现象作了重点论述；乔素玲著《教育与女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觉醒（1840―1921）》（2005）第二章《塑造新型女性》中专题论述了近代音乐教育在树立女性自信形

象中的重要作用。

（三）女性在传统音乐的历史传承研究

音乐教育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以上两个学科对于近代女子音乐教育的研究范围大都局限于狭义的音乐教育，即学校音乐教育。而广义上的音乐教育是指“凡是通过音乐影响人的思想情感、道德品质、增进知识技能的音乐活动都属于音乐教育的范畴④。”我国有着历史悠久的民间音乐文化传统，近代学校教育的出现虽然对传统教育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传统的音乐教育方式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它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继续传承和发展，活跃在城市或乡村的众多民间女艺人无疑在广义上的音乐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余咏宇的《土家族哭嫁歌之音乐特征与社会涵义》（2002）一书首次以女性音乐为出发点对土家族哭嫁歌的传承历史进行了专门论述。还有一些研究民间音乐中女性传承现象的文章，如周凯模的《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音乐艺术》2005年第1期）；荣英涛的《社会性别视角下有关音乐与行为的主动选择分析――河北井陉县东头村农历七月十九观音老母庙会个案研究》（《人民音乐》2009年第3期）；康平发的《鄂西北丹江口丧葬仪式音乐中的女性解读》（《艺术探索》2010年第3期）；张益琴的《女性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的角色定位与价值――以甘肃文县白马藏族为例》（《艺术探索》2010年第3期）；张俊的《民俗音乐艺

术中的社会性别观》（《艺术教育》2010年第6期）等。

（四）女性音乐家传记研究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女子音乐教育也一样，它是一个以音乐为手段对女性进行教育的过程，而女性音乐家则是这种教育培养结果的最直接体现，特别是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女性专业音乐人才，如曹安和、周小燕、喻宜萱、朱永珍、萧淑娴、吴乐懿等。音乐家传记是音乐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女性音乐家的专题研究则是当下女子音乐教育史研究中最为丰富也最为突出的成果之一，通过她们受教育的经历大抵可以窥见当时女子音乐教育的一些情况。

萧梅在其《国乐三女性――传承中的传统与当代》⑤（2000）一文中通过对曹安和、闵惠芬和宋飞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女性音乐家之自述，对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传承方式变迁进行了探讨。另外，现已出版的各类女性音乐家传记，其中古代的有朱翔编著《蔡文姬全传：悲女》（2002）、顾铭新著《无情岁月才情女：蔡文姬全传》等；近代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曹安和音乐生涯》（2006）、朱永珍著《中国之莺：周小燕传》（1997）、喻宜萱的艺术生涯编辑委员会编《喻宜萱的艺术生涯》（2009）等。《中国音乐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辞书中列入的大量女性音乐家条目也是这一成果的体现。另外，大量研究女性音乐家的学术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三、对女子音乐教育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一）女子音乐教育史研究的未来展望

陈晶在其《中国近代女性音乐教育的先锋――上海中西女塾音乐教育研究（1917―1930）》⑥一文中指出“女塾音乐教育的研究长期缺失在中国西洋音乐教育发展史的研究领域中”，一语中的点出了我国当下音乐教育史研究中缺乏对女性教育的关注。当下女子音乐教育史研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加强对这一学科的基础理论的建设，使之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同时，在今后的研究中还要加强向体系化的学科意识方面转变。随着对各个历史时期女子音乐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期待能有一本女子音乐教育通史或断代史的论著尽早出现，然后以此为基础辐射至女子音乐教育思想、女子音乐教育制度、女子音乐教育学、女子音乐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之中，形成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轨发展模式的良性循环。

（二）女子音乐教育史的史料建设

在女子音乐教育史研究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史料方面的建设。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学校美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对我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史料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整理和归纳，并出版了一系列丛书。孙继南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增订版）（2004）也是这类研究中较为突出的成果之一。除此之外，一些音乐史料集如张静蔚编《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1998），陈建华、陈洁编著《民国音乐史年谱（1912―1949）》（2005），修海林编《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2000）也包含许多女子音乐教育的相关记载；教育史料集中朱有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993）和陈元晖、陈学恂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1990）都把女子教育史料作为重要部分。以上这些成果都为女子音乐教育专门史料集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女子音乐教育史的比较学研究

从女子音乐教育史的研究现状来看，对其比较学的研究几乎没有，这与音乐教育交流中的学术语境和理论译介有着不无密切的关系。“上个世纪70年代在美国音乐学界出现并广泛推广的，以女性主义视角反思西方音乐历史的发展与演变的学术思潮”⑦引起我国部分学者的关注，汤亚汀编译的《社会性别与音乐》（《交响》2003年第2期）、朱宏波的《从〈godey的女士手册〉管窥维多利亚时期的西方女性音乐》（《艺术百家》2007年第7期）、解晓静的《试析新时期大众音乐中女性意识的形成与社会环境》（《中国音乐学》2007年第1期）等文章都是受这一思潮影响的成果。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加强对国外女子音乐教育历史的理论研究和译介，并借鉴他们成熟的研究经验应用于我国女子音乐教育史的研究之中。

（四）女子音乐教育史研究中的多维视域观

女子音乐教育史是由多个学科构建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因而具有跨学科的特点。跨学科不是几门不同学科的简单集合，而是“一种方法论、是一个概论，是一个过程，是一种思考方式，是一种哲学，以及是一种反思的意识形态”⑧；它也不是用单独的一个学科来分析或解决某一问题，而是要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协作，通过彼此的融合进而形成一种新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因而对这一学科的研究要以广博的、综合的、交叉的、比较的学术视野来培养以女性为主体、音乐为手段、历史为线索和教育为目的的多维视域观。同时，这一观念也应体现于对某一具体内容的研究之中，例如要考察占主体地位的女性对历史发展中的音乐教育所产生的影响时，可以从女性的生理、心理特点（自然属性）和社会中的女性意识观念（社会属性）等多重视角来进行研究。

[本文为江苏省2011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cxlx11＿0905）和徐州师范大学2011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重点项目（2011ywa006）阶段研究成果之一。]

①该文获第五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比本科组二等奖。

②该文获第五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比硕士组二等奖。

③该文获第六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比硕士组一等奖。

④曹理主编《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⑤载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编《音乐文化》，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年版，第395页。

⑥《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⑦宋方方《女性主义音乐批评在中国大陆的境遇与启示》，《人民音乐》2011年第8期，第69页。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9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教育；现象学精神；中国

中图分类号：g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1)03-0128-04

inspirations from “phenomenological spiri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fan hua-mei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guangdong medical college，zhanjiang 524023，china）

abstract: guided by phenomenological spirits, the author expatiated on modern chinese wushu education in such aspects as rationality, valu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after analysis: rational wushu education should is a process of education which can help students to gain self understanding, self respect and self examination in wushu practice, a process of education which satisfy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students, a specific expression of “people orientated” wushu education; such an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 is the precondition to ensure that various wushu education values are well realized comprehensively; scientific researches on wushu educations are also start points to solve specific problems in wushu education, but not building all sorts of virtual, profound systems of “cultures, theories and doctrines” in a purely theoretical way.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wushu education；phenomenological spirits；china

现象学是20世纪初期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并以其较强的弥散性对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种哲学思潮。虽然经历了中西方学者跨世纪的研究探讨，但发展至今仍没有形成具有严格意义的学科体系，因为现象学本身就是复杂多义的概念。“现象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而是一个由不同理论、学派组成的思想运动”[1]。这种思想运动通常被现象学家称为“现象学精神”。所谓现象学精神，是指现象学研究者应当具有的“回到实事本身”的勇气，是一种“面向实事本身”的态度、信念或方法论”[2]。现象学“面向事实本身”的精神要求我们以怀疑的态度来批判时下流行的各种话语。现象学在研究事物本质与现象关系的时候十分重视对“完善理性”的追逐，在逐步削除现象表象达到一步步接触到现象“本质”的过程中，需要树立持久的“悬置”意识，以及现象学扎实的科研态度等。

最早将现象学理论引入到教育学领域的是德国海德堡大学校长克里克。他首先把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对现象学的本质分析方法应用到教育科学研究当中，奠定了当代教育现象学的研究基础，国内教育学研究者则常将其称为“现象学教育学”，教育现象学研究对象从“存在与意识”、“本质与现象”的宏观研究到具体教育现象问题研究，使当代中国武术教育发展的现象学探索成为可能。对于中国武术教育而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历史构造注定会产生武术教育丰富多彩的现象。一方面，我们承认“武术教育不仅仅指武术教学，它还包括通过这一教育过程使受教育者从身体上、技能上、品行上、人格上得到教育塑造”[3]，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科研普遍重视不够，武术科研“竞技化”现象严重。因此，本文基于对当代武术教育表现出来的矛盾问题的思考，试图从现象学方法论角度对当代中国武术教育引入现象学的“小零钱”思想，以及“描述性研究”、“对话式访谈”等教育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以期为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

1从现象学精神对“完善理性”的反思看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理性

“l9世纪后半叶，科技理性主义成为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思潮，这种思潮也对体育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让人们逐步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体育问题的观念”[4]。而以科技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发展同样面临着以人文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质疑，这便是现象学研究提出的理性追问：“自然科学能从自身中获得自我理解吗？自然科学是一种能够自我反思的科学吗？”[5]。鉴于此，当代中国武术教育也不禁反思，当前的中国武术教育“关系”理性吗？教育内容理性吗？教育过程能够帮助学生实现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吗？

武术教育本是一种培养健全人格的实践活动，本应关注人自身价值的弘扬，关注人性精神层面的构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然而，武术教育自身日渐科学化、技术化、专门化使武术教育关注的“意义本质”变成了“工具本质”。在学校武术教育中，学生作为受教育对象成为武术教师捍卫自身教育地位的筹码，在复杂多样的技术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关于武术人文价值的探讨日渐稀少。在教育内容上，国家武术主管部门于20世纪60年代统一创编的“长拳、太极拳”等内容，已经在学校体育教育中推行近半个世纪，时代的发展以及学生价值需求的转变已经让“计划、统一”为特色的教学内容感到羞涩，各体育专业院校以及开设体育教育专业的普通高校正在努力创建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武术教育体系，如陕西的“翻子拳、劈挂拳、通臂拳”，四川的“峨眉武术、青城武术”，山东的“螳螂拳”，河北的“八极拳”等。指出当代中国武术后备人才的主要特征是“说得多、写得多、练得少”，但是这些武术人才“说得多”并非针对学生群体说得多，“写得多”也不是关于武术教育凸显的实际问题而论，好多文章是对过去武术文化知识的现代化翻译，所谓的武术科技也是以优质武术内容对现代科学解剖手段的验证。诸如太极拳等武术内容用科技理性来“裁决”其合法地位对于武术人文价值的弘扬毫无作用。如有学者对太极拳中老年人群身体健康状况的机能监测研究综述中发现：“研究结论具有高度一致性，即太极拳练习者的心肺功能、免疫机能以及心理健康水平等各项指标都优于不经常锻炼者。”[6]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武术教育人才的培养来说是否需要从教育理性的角度去审视。

现象学是一种以反思见长的哲学思维方式，除了对上述武术教育内容的反思外，武术教育模式也是其反思的问题。武术教育的实施目的在于传承武术技击实战方式、传递武术人文理念、延续武术爱国精神，帮助人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生命旨趣等。如中国武术“止戈为武、点到为止、内圣外王、宁静致远、温良恭俭”等精华思想，恰恰是现代武术教育应当格外强调和珍惜的。但这些人文精华观念在学校体育教育平台上被“封了口”，武术只能因“体育”而教育，而不是因“文化”、因“历史”、因“审美”、因“生活”而教育。在普遍强调体育教育的结构性特征的情况下，武术教育对于学生而言丧失了传统的生活中意义，对于教师而言武术教育成了流于课堂形式的工具性意义。

因此，完善武术教育理性不仅表现在适当引入现代科技教育理念与方法，还应当兼顾武术本身蕴含的人文特质，使中国武术教育在科学解释与人文描述中得到全面促进和发展。

2从现象学精神对“教育关系”的确立看当代中国武术教育价值的实现

现象学认为：“师生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师生间相互理解与对话的主体间关系。”[5]但这种师生主客对立的局面却在当代中国武术教育中长期存在着，进而导致武术教师对“教”的价值产生怀疑和厌倦，学生对自己“学”的动机发生动摇。这不仅让我们更加怀念中国武术传统教育范式中才能看到的“师者乐教、生者乐学”的融洽现象。

传统武术教育范式中，武术拳师与弟子对自身所参与的武术教育实践活动普遍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他们之所以坚信武术教育的实践价值，原因有：1)武术这一文化现象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彼此的价值需要在武术教育过程中得到双方的肯定和褒扬；3)稳固的师生情感使彼此对武术教育的价值认定更加牢靠。拳师对自己精湛的技艺信心满满，需要获得徒弟的认同和赞美；徒弟通过学习武术可使自己的技艺、道德、品行、情操得到锤炼和提高，需要获得师傅的鼓励和表扬。如许禹生先生言：“习拳术者，一为诱导智识之官能，一为修养道德之忍性。”这足以看出作为教育者的武术大师，他们对武术教育的“育智、育德、育体、育心”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因为这种教育价值对于个体或群体、古代人或是现代人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拂古思今，当代中国武术教育价值认同弱化甚至异化的根源也在于当代武术教育过程中师生关系的对立、冷漠、机械的操作方式上。武术所蕴含的个人和社会价值历来都是十分丰富庞杂的，安身立命、强身健体、锄强扶弱、修身养性、保家卫国、弘扬文化、继承民族精神等，这些也都是武术教育参与主体之所以躬身实践的价值导向。而这些武术教育价值却在当代社会的大背景下黯然失色。如形式多样的武术教育被压缩到体育教育的小版块儿当中，致使武术教育所承载的个体、社会性价值因“课时少、重技术、轻理论”等问题而无从实施；如武术教师把武术教育当做是一份“混饭的差事”，武术课堂成了保持教育关系的唯一场所，师生关系由过去的理解和对话变成了技术动作的机械链接；再如武术教育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个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创收、家庭琐事、人际关系、个人成长需求等占据了教师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武术教师对培养优秀武术人才获得的成就感、满足感、欣慰感较为模糊。与此同时，学生对武术的价值认同开始分化，并消极应对武术教学实践。

3从现象学精神的“小零钱思想”看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科研

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哲学，对其它人文社会学科做出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小零钱”思想的提出。所谓“小零钱思想”，主要是一种工作精神，对武术教育科研工作者而言，就是从武术教育过程中的小事情、小问题抓起，对各种教育现象资料进行归纳和反思，解决实际的小问题。胡塞尔曾屡次告诫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基础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需要的不是大钞票，而是小零钱，现象学家要做考古工作者，而不是建筑设计师，进行理论研究工作，需要的不是激情，而是明察和反思，不是凭空构陷，而是脚踏实地的分析和描述。”[7]

周伟良[8]曾在《传统武术俗文化特征散论》中对近代武术科研发展的趋势做出过判断，即“不少研究者似乎只对武术与一些思辩、理智、高雅的文化现象诸如古典哲学文化等发生兴趣，鲜有对它的俗文化属性进行研究。”这种武术科研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且这种来自于武术科研宏观层面的走向也正在严重影响着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的科研状况。大有用宏观的武术科研代替微观的武术教育研究的趋势。广大武术教育研究者也一味追求“立言玄妙、行事雅远”的研究风气，致使不少武术教育研究成果理论构造泛滥、新词频出、歧义迭现，很大程度上成了“造词”工作。武术教育实践过程中凸现出来的一些具体问题在“假、大、空”风气的冲击下似乎变成了“饭炒蛋、蛋炒饭”的事情。

“教育研究既有相同于科学研究的一面，也有自身的特性，基本属于行动研究”[9]。自“教师即研究者”观念提出以来，教育研究受到“制度化教育”的驱动，并被赋予“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特征，使教育研究逐渐成为某些专业人士的“专业”，成了置身于直接的教育教学过程以外的“研究者”的专职。一些高校武术教师在科研思想上表现出如下特征：1)通常把承担各级各类课题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2)把武术教育研究简单地看成是写文章；3)对交叉学科的运用上，理论审视多而有效策略少；4)尽力拔高，企图建构出某种高深理论，导致结果僵化无用。这样的武术教育研究成果对武术教育实践的推动效果是软弱无力的。

针对当前我国武术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国家教育部及部分学者早就提出了具有改革意义的措施。2001年颁布实施《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至今已达9年；与教育部联合制定的《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颁布至今已达6年；邱丕相针对当前学校武术教学内容形式单一、动作枯燥，难以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问题，提出了“淡化套路、突出方法、强调应用”的策略；王岗[10]提出重构学校武术教育体系必须强调“国学意识”；杨建营[11]提出了武术教育是“国家内驱力”的基本保障等。还有一些关于武术教材、课程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等方面的改革性建议，但也只是停留在文字阅读层面。我们认为，武术教育科研的重点应当是如何唤醒、激发有关管理部门的重视，通过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制度来推动武术教育的改革进程，在实践中发现新问题、寻找新出路。

虽然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是以构建新的哲学认知体系为初衷，但我们感受更为真切、直接的则是胡塞尔敢于直面现实问题并进行深刻反思的勇气和精神，即“现象学精神”。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的开展是异常庞大的系统工程，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教育现象。长久以来，人们对各种武术教育现象中的错误观念视之为“自然、必然、想当然”的做法无疑缺少现象学对事物“原态、原点”进行“悬置”反思和批判的意识和魄力。在现象学精神的启示下，理性的武术教育应当是能够帮助学生在武术实践中获得自我理解、自我尊重、自我反思的教育过程，是以学生精神文化需要为内容指针的教育过程，是实现“以人为本”武术教育的具体体现；是以人之情感为联系纽带的武术教育关系，这种教育关系是确保各种武术教育价值得以全面良好实现的基本前提，而非以“物质回报、课堂规范、考核标准”等非人性因素为基础的；武术教育科研也是以解决武术教育中的具体问题为出发点，而非“纸上谈兵”式的构筑各种玄远高深的“文化、理论、学说”等虚无体系。这便是现象学之所以为“学”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现象学之所以产生如此深远教育影响的根源所在。

参考文献：

[1] 数字中国. 现象学方法的七个要点[be/ol]. 省略/show_hdr.php?xname =p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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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蔡春. 现象学精神及其教育学意蕴[j]. 教育研究，2009，21(8)：44-49.

[3] 邱丕相，王国志. 当代武术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 体育学刊，2006，13(2)：76-78.

[4] 陈俊钦. 论科学体育观与人文体育观的融合[j]. 体育文化导刊，2007(1)：22-24.

[5] 姜凤华，杜大源. 教育异化的现象学分析[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6)：141-143.

[6] 袁金宝. 太极拳对中老年人健身效果的研究现状及展望[j]. 体育学刊，2010，17(3）：9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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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伟良. 传统武术俗文化特征散论[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92，7(3)：22-27.

[9] 李瑾瑜. 教育学基础[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294.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10

论文摘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思想建设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关键是要创新方法、拓展途径，不断增进武装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胡锦涛同志在同青年代表座谈时，要求全国广大青年“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 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在人生的关键时期确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立志为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终身奋斗。”当代中国青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武装教育青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强和改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和党领导的社会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要完成这一战略任务，需要确 立正确的方法论，通过方法创新和途径拓展不断增进武装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尊重青年的主体地位，调动青年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积极性

作为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成长的一代青年，他们热爱祖国，勤奋学习，积极进取，思维敏锐，善于接受新事物，勇于开拓新领域，具备许多超越前辈的优点和特色。但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对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和透彻的理解。面对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各种社会思潮相互交织的时代，不少青年在自觉寻求理论支持，希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获得价值追求与精神归宿。

既然学习、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当代青年内生的一种现实需要，那么，他们在教育活动中不是消极被动的被改造的客体，而是具有自主性、积 极性、创造性等主体性特征的人。他们的主体地位应该得到确认，受到尊重，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应该得到激发，发挥作用。因此，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武装教育青年，首先应在基本教育理念上凸显主体性教育思想，实现方法论的重大转变，尊重、保护青年的主体地位，以当代中国青年的主体性为基础来设计、组织 武装教育活动。

青年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是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学习主体所具有的本质属性，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独立性 相对于依赖性，主动性相对于被动性，创造性相对于复制性，而依赖性、被动性和复制性恰恰是在传统教育中受教育者的主要特征。一方面，受教育者依赖教育者直 接传授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依赖教育者给出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以致于离开了教育者便无所适从，从而丧失作为主体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受教育者消极被动地接 受教育和改造，缺乏主动性，游离于教育活动之外，尽管他们能够在各种检查、考试情 境中复制出教育者所教授的内容，但这种复制不是真正的内化，不能构成外化为行为的基础。结果是“说归说，做归做，行动归行动”的知行脱节，思想政治教育的 效果无疑是低效的。因此，尊重、保护青年的主体地位，以当代中国青年的主体性为基础来设计、组织武装教育活动，实质上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超越。

以青年的主体性为基础建构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活动，就是要把培养独立性、创造性，调动和发挥主动性的要求贯穿教育过程的始终，在交往、 互动、对话中，实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思想与思想的碰撞、心与心的交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人心入脑，转化成内心信念和行动指南。

二、着力建构与社会发展趋势和当代青年发展特点相适应的理论传播与教育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主要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其预设目标的实现程度，其教育内容对人们思想观念影响的深刻性、持久性，以及对人们思想意识判别、 选择、理解力等诸方面所产生的强化作用。”而这种有效性问题往往会在具体教育活动和实际操作(实施)环节中显得更为关键，需要我们加以重点关注和解决。比 如，在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我们经常讲要实现“三进”，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对此，不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就机械地认为：进教材，写进教材中去就完了；进课堂，确定开设一门课程就可以了；进头脑，加大灌输力度就行了。然而，现实的情况是，虽然花费了巨大的精 力，但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满意度和接受程度与我们的预期还有很大差距。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青年中获得普遍接受和认同，必须 把有效性作为一个基本取向，着力建构与社会和时展趋势相适应、与当代青年对理论信息的接受特点相协调的理论传播与教育方式。

首先，传播 方式、教育方式要由单向性向多向性拓展。“过去马克思主义传播、教育理论与实践，曾过于强调传播、教育过程中传播者和教育者的主导作用，而把受众、受教育 者置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没有足够重视其主体地位，以致出现过分强调灌输的片面倾向。”与以往的教育环境所不同的是，在当今时代，大众传播媒介十分发达，城 市乡村、各行各业的青年都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如网络、报纸、电 视、广播等媒介获得信息资源，而不像以往那样只能靠书本或者领导、老师、家长与长者的传达、讲授来获得。因而，在当代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传统的单向性的理论传播与教育方式，而需要采取多种途径和渠道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全国青年当中的覆盖率和受众面。

其次，传播与教育方式应注重显性影响和隐性影响的相互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发展不断拓展和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性，这种变化在当代青年身上反映得尤为明显，他们在价值选择、理论认同上更加主动和自觉。因而，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采用灌输这种显性影响的传播与教育方式虽然是必要的，但也要注重多重渗透，为青年自主学习、自主选择创造条件，使显性 影响和隐性影响共同发挥对青年的理论教育功能。只有贴近实际，通过多种方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渗透到当代青年日常生活之中，引导他们在一种潜移默 化的环境与氛围中自主选择、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

三、积极开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的有效载体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是新世纪面向当代中国青年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普及运动，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的重大举措，需要选择恰当的载体形式。就目前的经验来看，可以积极开发以下几种有效载体形式。

1．编写出版面向青少年的理论普及读物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一本曾被毛泽东盛赞其胜过十万雄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读物，其成功之处就在于以通俗化的语言表述阐释深奥的哲学理论，且并没有因其通俗性而丧失学术性，成为党的理论建设与理论普及教育的典范。因此，在当代中国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理应把这种实现理论普及的方式和经验继承下来，以因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每年都会组织专家编写《理论热点面对面》，该丛书对人们普遍关心但又存在种种疑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给予了解答，在青年中也受到普遍欢迎。

2．编辑出版理论宣传画报

这是一种以图片、画报的形式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载体方式，它“按文配画、以画解文”，以鲜明、形象、可感的图片、画报、海报等向人们解释、 说明那些看似深奥难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近年出版界先后出版了《画说邓小平理论》、《图说邓小平理论》、《画说江泽民“三个代表”》、《画说推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画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画说科学发展观》等图书，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发挥了向广大群众和青少年普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积极作用。

3．组织多种形式的人文社科报告会

理论通常是通过纸质媒介来传播的，这往往令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使人们觉得理论晦涩难懂，只能供专门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来研究和阅读。因而，要在当代青 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必须使这些理论成果走出书本、走出书斋、进入当代青年日常的学习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在大学校园里，我们注意到，近年 来在大学生当中举办关于理论传播、理论宣讲方面的报告、讲座越来越受到他们的欢迎。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结合青年学生、部队战士以及 青年公务员、青年工人、青年农民的思想与生活、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为他们举办人文社会科学报告会、理论宣讲会、社会思潮评介讲座青年骨干理论培训班等， 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4．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理论解读

在当今时代，电视、网络、 报纸、广播等传播媒介日益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青年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建构发挥着非常大的影响作用打开荧屏、网络，我们注意到，解红 楼、评三国、读论语等文化娱乐活动在当代青年中颇受热捧，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典著作、传统文化在他们中的普及。因此，在当代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进行理论武装，我们当然应该借鉴和运用这些传播媒介来推动理论的普及工作，可以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搬到电视、广播中和网络、报 纸上进行解读，从而扩大理论在青年中的影响力和受众面。

四、注重引导青年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 思曾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因而，让青年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是马克思主义普及化、大众化的成功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实现的思想升华与理 论总结。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要注意克服理论学习与实践教育脱节的现象，更加积极地拓展实践教育途径引导广大青年在参与社会实践中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