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概况十篇-尊龙凯时最新

金融学概况篇1

关键词：金融集聚区；金融商务中心区（cbd）；金融城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在金融集聚区的建设上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其发展特征、业务形态及服务职能上各有异同，但对于金融集聚区各个发展形态的概念定位较为模糊，造成了彼此在发展规模、发展特征、功能定位等方面问题上的概念混淆，从而造成了在城市规划编制过程中的诸多制约与不便。对此，本文针对国内金融产业区、金融商务中心区（cbd）及金融城等相关金融集聚区发展形态的基本概念、发展概况、发展特征、发展问题与趋势进行探讨，以便解决上述问题。

一、概念辨析

（一）金融产业区与金融产业集聚区金融产业区是金融产业相对集聚发展的初级产业区，是金融产业集聚区的雏形发展形态。同时，金融产业集聚区在产业规模、功能及职能上是金融产业区的扩大与升级。

（二）金融产业集群与金融商务中心区金融产业集群是金融产业集聚区规模再扩大与产业再升级；同时，金融产业集群相对金融产业集聚区来说已经可以承担区域的金融中心职能；而金融商务中心区（cbd）作为金融产业集群的空间承载，在其产业规模及区域职能体系上可作为部级金融中心发展建设；随着发展规模及区域金融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已经发展为国家金融中心的金融商务中心区即可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及全球金融中心。

（三）金融城与金融商务中心区（cbd）金融城的发展概念是近些年在金融商务中心区（cbd）的发展基础上提出的，其产生过程是由金融产业集聚形成集聚区，进而扩大规模形成产业集群，最终成为金融中心承载区或cbd，再进行产业升级及健全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见图1）。

图1金融集聚区相关概念发展解析图

二、概况分析目前我国在金融集聚区相关发展形态的建设当中呈现出“多点开花”发展局面，从金融产业集聚区到金融城等发展形态均存在相应的发展实例，且发展规模、发展定位及业态构成等方面均有差异。从经济区位角度分析，我国三大经济发展区均逐步建设金融集聚区、金融城等发展形态的金融职能区域；从金融集聚区的职能地位角度分析，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到北京、上海的准国际金融中心，从深圳的部级金融中心到天津、成都、重庆等地的区域金融中心，各金融中心均以各自的地理空间区域进行金融职能服务；从建设类型角度分析，对于金融集聚区相关形态的建设分为扩区改造更新及新区规划建设两种途径。多数原cbd发展形态的金融中心以扩区改造的方式融入公共服务职能，如北京cbd国际金融城（见表1）。表1国内部分城市金融集聚区发展概况比较

三、特征总结

（一）金融职能体系化发展目前我国形成以香港作为全球性金融窗口；以北京、上海、深圳作为支撑性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以天津、广州、杭州、大连等城市作为区域金融中心城市；以沈阳、西安、郑州、武汉等作为专业化金融中心性城市，逐步发展国家金融城市体系。

（二）空间地理区域化发展以北京、天津、沈阳、大连为金融发展城市群，引领辐射环渤海经济区金融发展建设；以上海、杭州为金融发展城市群，引领辐射长三角经济区金融发展建设；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金融发展城市群，引领辐射珠三角经济区金融发展建设；以成都、重庆为金融发展城市群，引领辐射成渝经济区的金融发展建设；逐步形成区域化、集聚化、合作化的区域城市群空间发展格局。

（三）产业业态分工化发展以北京为依托发展，天津、沈阳、大连形成金融业分工化战略发展布局；以香港为发展中心，广州、深圳分工化发展，服务对接香港的金融中心发展；以澳门为发展核心，珠海逐步对接化发展。以成都为发展龙头，重庆逐步发展成为对接成都的区域金融中心性城市。

四、结语对金融集聚区相关发展形态的概念及特征的梳理总结有助于在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编制及建设过程中对其有清楚的认知，对在金融集聚区规划及建设指导作用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袁晓霞.金融集聚问题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淡儒勇.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

金融学概况篇2

一、问题提出

美国次贷危机后，“金融消费者”及相关概念进入我国理论界、实务界视野，围绕金融消费者的讨论方兴未艾。汲取历次金融危机教训，各国着力于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构建，我国以金融消费者身份识别为中心的保护机制框架也逐渐清晰；然而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实务与理论界未形成统一意见①，甚至各自内部尚有分歧。学界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范围呈扩张态度；从国家法律法规体系看，多见于行政执法对于行业的整顿，缺乏具体条文对司法进行具体指引，且效力层级各异的法规中，难以梳理出一条“主体确定、保护方式明晰、救济方式统一”的逻辑主线，因此司法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态度较为谨慎。法律概念是对各种法律事实进行概括，抽象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理论、立法与司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前者的争议往往导致司法的不确定性，金融消费者司法裁判结果目前尚无明确梳理，金融消费者研究也鲜有实证研究方法②。

本文对“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进行梳理，对整个体系过度依赖体系解释、扩大“消费者”内涵以解决体系逻辑不畅提出质疑；结合2012―2016年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阐释或演绎的司法判例，将部分涉及的问题置于实践范畴中进行考量，针砭以金融消费者概念为核心的保护体系在实践中的弊端，以期找到其他替代性思路，从而对当下“金融消费者”理论研究、立法工作产生一定指导性作用。

二、体系解释与上位概念疏漏

既往研究对金融消费者概念主要存在两种阐述模式：体系解释的阐述与比较法的引证，但后者往往是前者论述的注脚、补充，因此实为一种界定方式――现有立法与理论框架中金融消费者概念从属于消费者，以属概念的定义范围对其进行确定，而后兼顾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对其展开种差内涵的具体补充。但是属概念即消费者之定义中存在的争议在种概念的讨论中也会涉及，在金融领域中甚至会产生异化，进而影响整个解释体系。体系解释背后难免存在着“法教义学”的影子，而经济法、金融法领域对教义学的概念较为陌生。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解释逻辑

从法律法规看，我国最早的成文“金融消费者”规定来自银监会2006 年颁布并施行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该指引对商业银行提出了维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监管要求，过于原则化的条文没有厘定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这也是次贷危机前金融消费者保护未受重视的一个缩影。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2013年印发文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下称《管理办法》）的通知，对金融消费者做了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买、使用金融机构销售的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该定义实则突破了消费者属概念中强调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限制，但从效力级别与适用范围来看，该试行办法与理论界的期望相去甚远。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保护金融消费之措施做了进一步说明，但对于其定义依然没有正面回应。

学界试图通过将“金融消费者”概念纳入到“消费者”概念之下，这也是体系解释使然，但不论属概念逻辑的自洽还是种概念特殊性的演绎都难言圆满。理论界将《消费者保护法》（下称《消法》）第二条进一步归纳为“消费者”若干基本特征：自然人主体，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行为以及生活需要目的（梁彗星，2001），并将该特征延伸至金融领域③。思及传统消费者概念适用于金融领域时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现有金融行业立法在保护性上的不足，因此在种概念之外，有必要对属概念进行进一步明确。对于属概念的忧虑来自现行立法――由于我国消费者保护体系自身尚未成熟，在传统消费者领域还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以此延伸的金融消费者特殊保护举步维艰。

从性质上看，金融消费者较消费者而言权益更易受到侵害，若不采取精细、针对性规范，难以有效维护金融秩序。对种概念特征的具体论证，学者多引入域外事件或观点相左，譬如本轮次贷危机中美国住房贷款次级抵押贷规则、信用卡市场的坏账处理方式等等，甚有引用激进观点认为消费者保护不力为次贷危机产生原因者（pwg，2008）。同时引入外域立法经验对自身观点进行佐证，反复出现的立法例有1999 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2012年美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2000 年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以及2011 年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等，各国法律对于金融消费者定义或宽松或?揽粒?因而总有自证之据。当前金融消费者之定义大意可概括为，“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个人投资者”，且对其具体保护当建立专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以具体实现。

（二）上位概念模糊界定

消费者被视为金融消费者的上位概念，消费者定义的分歧并未在金融消费者的讨论中消弭，上位概念本身的不明确性给实践带来很大困难。《消法》颁布至今历经两次修正，就概念而言未对其内涵、外延做出正面界定，而是通过调整范围“间接”阐明“消费者”为何。详言之，1993年《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该条也为2009年、2013年两次修法所沿袭。从纠纷看，体系内部未形成统一意见的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对于“生活消费”的具体理解与对于单位是否能构成消费者的讨论。

其一，法条中“生活消费”措辞框定的狭小行为范围让很多行为难以纳入《消法》保护。消费者是消费主体，但从字面看《消法》中涉及的消费者仅指“生活资料的消费者”，并未囊括所有消费者，概念的错位难以区分个人消费行为与个人经营行为。实践中对于农业生产者购买农产品生产原料的认定，难以划入“生活资料”的范畴；另外对于“知假买假”行为的判断，非“生活目的”的行为是否构成惩罚性赔偿各地判断亦不同。

其二，《消法》未言明单位能否受其保护。1985年《消费品使用说明总则》第二条明确排除单位消费者的规定已被1993年《消法》抹去，然而近年来持有单位亦受《消法》保护的观点应者寥寥。主流观点认为消费者是指个体社会成员， 不包括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最高法院近期明确了该观点④。客观上看，合伙、公司等商事主体为自身存续、维系组织基本运转，的确存在购买或接受一定服务的需求；该问题当前在实践中依司法惯例已得到了解决，但无法依原本概念体系获得圆满解释。

（三）体系解释延续与扩大的问题

体系解释必然会使属概念的争端进一步延续。从当前争议看，“消费者”概念的若干问题悬而未决对整体法律适用及消费者保护产生很大影响，这些问题往往处于解释学的边界点、传统消费者理论未讨论之处。

一方面，与上文所述“消费者”的自然人属性基本确定不同，“金融消费者”是否限于自然人尚未有定论。有观点认为仅自然人可构成金融消费者，非自然人进入金融领域一般具有相应技术与经验，不应当受特殊保护。另有观点认为决定是否参照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情况是具体判定“交易双方实力悬殊、交易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邢会强，2009），若符合该条件均可以金融消费者处之；金融作为一种资金融通方式，非自然人亦有平等接触之机会。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金融消费者之定义并不是依据是否为自然人而定，自然人亦可能为金融专家，而“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可作为其标尺。从立法来看，前述《管理办法（试行）》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自然人，但是该条款效力仅限于人行下辖系统而非整个金融行业，囿于人行监管业务的传统与特殊性，自然人与法人原本即分而视之，鉴于当前“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该条效力是否扩张适用于整个金融行业尚不确定。

另一方面，消费者概念行为需符合“生活所需”要件延伸至金融领域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金融行为”与日常消费行为不同，难以满足“生活所需”的要求。普遍认为当下除金融企业从事金融投资服务外，大多数个人或家庭的财产都存在投资金融服务获取利益以保值、增值之需要，“金融行为”可使个人、家庭的生活水平提升。另外，带有“投资目的”的行为是否依然能涵摄于“生活所需”扩大解释的范畴，何为“投资目的”亦难获得清晰解释。事实上该问题与前述问题存在一定重合之处――对于保护主体之确定前述问题以“自然人”标准区分，而此处讨论行为以是否带有“投资目的”纳入保护范围。有观点认为基于“投资者的适当性”应当区分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身份，其中有理由认为依据原有证券、银行等立法，对于投资者之保护已然足够；又有观点认为机构无法构成消费目的因此难以归入金融消费者之列，“金融企业的经营客体不是消费品不能用来进行生活消费，金融企业客户实施的主要是投资行为而不是消费行为。”反对者认为传统信息不对称理论与“买者自负”理论有着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金融交易中的买方依然有必要受一定保护（陈洁，2011）。

体系解释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解释、补漏目前并未达成一致，未回应之问题并非在司法实践中不会出现。因此很多学者尝试从消费者体系解释之外对两者进行解释，譬如有学者认为金融消费者之概念独立于消费者概念，应当尊重其自身发展轨迹，也是“对投资服务的消费者保护法制独立发展的回应”。当然，金融法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并非利用体系内部逻辑解释新概念，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创新，金融法采用相应创新方式应对，较之英、美立法进程，金融消费者内涵与外延的确立非理论推演的结果，而是实践产物。因此对金融消费者解释的未圆满之处进行实证研究，有助于了解实践赋予该概念体系的含义。

三、“金融消费者”司法现状：一个实证研究

金融法领域实践往往给理论带来极大支撑，甚至有学者指出金融法的规制路径并非法律指引，而是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的选择，因此研究裁判性文书中对金融消费者展开的阐述实有必要。囿于金融消费者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等制度尚未成型，司法判决依然是金融消费者获取救济的主要途径。笔者以2012―2016年全国法院裁判文书为样本，对于司法实践中“金融消费者”进行实践问题的归类。笔者发现金融领域消费者纠纷案例较多，但鲜有在判决书明确提出“金融消费者”概念，并进行进一步说理的案件。本文在比较理论、实践差异的基础上，对判决书中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案件的整体情况进行一定梳理。

（一）研究方法综述

本文以2013年1月1日―2016年12月1日，时间跨度47个月的57份判决书为研究对象，最后检索时间为2016年12月2日。笔者以“金融消费者”为关键词在“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目标结果97个，其中包括行政案件5个（具体包括（2016）沪03行终273号等五起行政诉讼案件）。因检索报告将数据库判决书中含“金融消费者”语词案件全部纳入检索结果，笔者进一步筛选样本中目标民事案件，将内容不合格的判例剔除出?颖荆?共得原、被告诉求及法院说理中提及并适用“金融消费者”含义案件57个。该筛选中剔除案件包括以下三类：第一，判决书中“金融消费者”仅为指代作用，未对具体含义展开；第二，引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说明非金融消费者相关问题；第三，涉及“银行金融消费者投诉书”等具体适用中非为说明“金融消费者”等情况证据（譬如（2015）株中法民二终字第141号）。

从数据库检索结果看，数据存在数据缺失现象。本次实证研究对象为涉“金融消费者”且民事诉讼中对其含义展开讨论之案件，在符合要求的57起案件中包括36起二审判决、22起初审判决，但所有36起二审民事判决中有13起裁判文书数据库中并无对应一审判决文书。从样本分布时间看明显存在2013年前的数据断层期，虽有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尚未普及之因，但从数据内生原因看不能排除数据库2012年前数据残缺因素。

（二）案件数量

将57起涉及金融消费者裁判案件按判决时间归类，2012年以来诉讼案件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从增长趋势上来看，以每年接近2―3倍的速度增长。因研究未统计2016年全年数据，且判决时间与上传时间存在时间差，导致2016年数据偏少，笔者预计2016年案件约50―60起。从具体判决时间看，现有2016年数据以8月之前的案件为主，若以平均数处之约50起；若参照2013、2014年涉及金融消费者案件判决书上网时间，大约为8个月，如此计算2016年案件大约为60起。

金融消费者保护在实践层面案件的匮乏并非个案，以金融消费者保护起步较早的美国银行业为例，金融消费者保护成效远未达预期：有实证研究表明，1990―2004年，美国货币监理署（occ）没有提起一起违反金融消费者保护条款的诉讼； 2000年至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occ职权范围内进行的69 起件行政罚款案件中，仅6 起涉及金融消费者（levitin，2009）。由此也可以看出，实践中即便存在“金融消费者”制度，其运行也并非顺理成章。

（三）案件地域性

从案件发生地点上看，案件分布于上海、内蒙古、北京、浙江等14个省份。笔者统计、归类案件属地时以审判地原则为主，兼考虑民事诉讼?l生之特殊情况。譬如（2016）内01民终120号等8个案件实际由内蒙古法院管辖，但该管辖权基础为指定管辖，具体来看天津爱尔爱司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在诉讼前两年已撤销，因此笔者将其依然归入天津市。

从数据看，上海、天津、北京、广东发生的案件远超其余省份，其中自然有经济发达地区消费者保护意识较其他地区强的优势，亦有金融服务和产品复杂，纠纷经常产生的原因；尤其笔者注意到在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小额借贷等金融交易频繁的城市往往诉讼案件发生频次较高，譬如涉及天津期货交易所的纠纷与温州法院判罚的一系列案件。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一种嵌入原有消费者保护制度的新内涵，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进入司法实践的“试验田”也不失妥当。

（四）消费者弱势地位

诉讼案件的原告、被告间关系较为一致，57起案件中有55起围绕客户与金融机构间的委托合同、服务合同等契约关系展开，主体涉及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仅有的两起非契约关系案件为不同原告起诉光大证券内幕交易，均以原告败诉结案（（2015）沪高民五（商）终字第61号、（2015）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323号）。

在全部的57起案件中，适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主体以法院为主，在47起案件中法院主动在说理过程中加入了对于“金融消费者”特殊身份的保护，另有9起案件由原告提出金融消费者特殊保护之诉请、1起案件由证监会认定金融消费者身份（（2014）闵民四（商）初字第108号）。

法院援引“金融消费者”概念主要基于消费者的弱者地位，认定金融消费者在诸如举证能力、过错分担、告知义务等程序与实体方面存在保护必要。在法院支持或部分支持原告诉请的47个案件中，因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技术疏忽过错不应由其承担而支持原告的案件居多，为22个；一般法院通过利益衡量得出该结论，“从利益衡量角度来看，对于本案因伪卡盗刷产生的损失风险，由被告先行承担能更好地真正保护原告作为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整个银行卡业务的良性健康发展”（（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525号）。另有小部分案件因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收集证据困难，法院将部分举证责任转嫁于金融机构，此时法院认为，“因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相比储户以及其他金融消费者而言，举证能力更强、距离证据更近，故根据公平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对储户资金异常变动的情况，银行应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2016）鲁1002民初3329号）。另外，基于消费者尤其是金融消费者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法院特别强调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从数据整体来看，金融消费者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依旧不甚明确，适用标准也远未统一，相关问题正在得到重视却依然远远不够：金融消费者涉及的诉讼虽逐年增多，但是整体的数量依旧十分稀少；从案件体量分布看，金融活跃地区的案件较多；对于金融消费者具体含义的理解各地均有自己的经验，但是整体并不统一；案件整体种类较少、类型化现象严重。从样本所反映的情况看，理论对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模糊，司法实践正逐渐形成既有的一套裁判经验，但这种裁判经验颇受地域限制。

四、理论争议的司法回应

实证研究与解释学并非矛盾，而有取长补短之功效。司法并未直接回应金融消费者概念之问题，对于其保护的裁判逻辑也未有统一，在讨论焦点与高频案件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理论未给予实务足够的支持，且学界未有争论结果的问题给实务带来了负面影响；其模糊地带正是体系解释延伸问题：消费者针对的具体对象。尤其是“投资行为”是否应当纳入保护范畴存在很大争议。

（一）理论与实践关注点偏离

体系解释在阐述金融消费者特点时往往将其置于p2p、小额贷款等互联网金融体系中予以讨论，从现实情况看，金融消费者涉诉案件远未涉及该方面，反而多见于“银行卡”相关纠纷案件，具言之，审判文书内容集中于银行与储户之间的信用卡、储蓄卡纠纷，亦有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问题。

上述案件类型单一亦体现在案件模式的类似，统计的57起案件中有26起信用卡“盗刷”案件，对于此类案件又因持卡者是否存在过失分为两种保护模式：若为盗窃、抢劫或其他不当方式取得消费者银行卡，并利用该卡盗取财务的，法院判定对于持卡人密码的保护存在疏忽情况由银行举证；若为伪造持卡人银行卡盗取财物的，法院则认定由银行先行承担责任，后由银行向违法人追责。

涉及p2p平台等互联网金融平台类案件尚未出现援引“金融消费者”定义，并非该定义无适用余地，更多体现着法院对未有明确指引概念的谨慎态度。这在大多数案件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援引被用于举证责任的分担和判断是否存在过错方面可见一斑，两者均为法官自由心证判断范围。互联网与新金融业态下的金融运行的确可能使消费者更多地暴露在不利环境之下，其具体行为规范指引等实有讨论必要；但对于传统金融常见不当行为，亦需要进一步明确法律之适用。

（二）地区性判例习惯形成

对于单一案件类型，笔者发现对于金融消费者内涵与救济措施的具体认定存在着一定分歧，但这种分歧体现出地域效力――不同地域对于案件审理、消费者权利的认定往往不同，而相近法院在具体裁判方面达成一定共识。

在消费者与金融消费者差异方面，各地法院也达成共识，“在金融领域消费者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在信息搜集、获取、了解方面更为薄弱”；虽然基于一定共识，但对于弱势地位消费者的保护停留在“理念”指引层面，法院除《消法》外难以援引更为贴切的条文，判决书的说理仍须依托其他法条，甚至出现了法院以未生效法条说理的情形。

对于具体案件的判断，地域相近的法院基本统一意见。譬如信用卡纠纷案件，法院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大致有过错减轻、告知义务与举证能力弱三方面，相同法院对于金融消费者之内涵及救济判断大致相同。譬如浙江温州中院在（2015）浙温商终字第2320号与（2015）浙温商终字第2331号案件中认定银行比信用卡被盗刷的金融消费者“举证能力更强、距离证据更近”，而判决支持部分诉讼请求。同样的，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内01民终120号等8起案情类似案件中，均认定一般金融消费者不具备辨认金融机构是否具有一定资质的能力，并确?j金融消费者与涉诉金融机构的委托理财关系。整体上看，上海各区、浙江各地法院亦基本保持同案同判，对于金融消费者的认定标准也比较统一。

（三）理论的“弱实践性”

前文提及体系解释延伸产生的两个问题：对“投资者”身份判定困难与金融消费者之主体是否当为自然人。前者在个案中频繁体现；后者并无相关争端，即当前案件未有单位援引金融消费者保护维护自身利益。

各地法院对于投资行为是否属金融消费者保护涵摄之范围意见不同，有判决书承认“包括业余证券投资者在内的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的消费者身份”（（2016）粤03民终4548号），也即法院认为符合金融消费者的投资者需具有两层特征：个人与非专业。亦有法院认为，“股票交易属于投资行为，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证券投资活动，并非消费，不适用《消法》”（（2016）辽02民终344号）。

但是从救济的行为看，涉诉案件的投资行为绝大多数包括银行存款、保险、股票以及其他理财产品，投资行为的具体界定对个案的法律适用十分关键。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占到了所有案件的23%，此类案件中一般法院判令金融机构对其金融产品负解释、明示告知风险等其他义务。从判决看，对于银行存款、保险各地法院均视其为金融消费者正常之行为；但是对于股票投资，各地法院均视其在金融消费者常规行为之外，法院争议大多聚集在个人理财产品是否构成“金融消费者”保护之范围。

在57起案件中共有24起涉及理财产品，笔者发现对于理财产品处理问题中法院存在“骑墙”做派：对于投资者以金融消费者知情权或其他基本权利起诉之案件，除个别特例外均以因保护金融消费者正当权利为由支持，“将消费者保护理论及立法扩展到金融领域，以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培育理性的金融消费意识，规范金融市场服务行为，推动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有效维护金融创新、发展和安全，是中外金融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领域的普遍理论共识和立法趋势”（（2016）粤03民终4548号）；但对于投资者以金融消费者身份起诉，以获得惩罚性赔偿案件，法院无一例外驳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不适用惩罚性赔偿”（（2016）沪民终146号）。

五、解释学反思与可能路径

整体上看，金融消费者保护在理论上的讨论对司法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案件发生数量变化趋势上；但是囿于高位阶规范的缺失，整体诉讼案数量偏少，各地裁判结果、适用法律差异较大。对于学界讨论的自然人主体、投资者保护等问题，实务界体现出明显的滞后性。立法、理论对于司法的作用不但体现于法条、学理指引上，对于司法实务中法院具体问题适用法律明确性的要求亦需要有足够的关怀。虽当下司法裁判环境并不理想，但司法仅仅只是法律适用的一个环节，还有诸如行政执法、守法等等环节，金融消费者定义对整体立法构架的作用当纳入一个更宏大的背景进行讨论。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金融消费者保护既不能简单理解为普通消费者保护在金融领域的延伸，也不能狭隘理解为金融监管目标的扩张”（林越坚，2015）。

不论金融消费者保护采取何种制度，其初衷与归宿均是保护特定交易中的交易方。目前立法主张对“特定行为人”进行优先识别，而后针对分类主体提供不同的保护与救济措施；囿于前述情况，短期内对于金融消费者概念达成一致，并将其成文化难度较大。金融并非一个封闭的系统，对于金融的规制也应随着创新而改变，基于“消费者”的解释学难以适应外部环境迅速的变化，且金融创新可能在短时间内对社会带来毁灭性打击。

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并非局限于个人与金融机构间，在非自然人主体与金融机构间亦可能存在，且非自然人主体无可避免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某些金融活动，因此仅针对主体分类进行保护并不合理。金融消费者识别并非弱势群体保护的唯一途径，从美英立法看，通过不同的风险评级识别金融消费者并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进而对相应投资者提供不同的保护亦是一种思路。此种立法模式的思路为“特定行为―主体―规制”，由行为确定保护主体并提供相应保护。通过产品分级，对购买风险标识产品或服务的主体提供同质保护，并对特定金融产品投资市场进行准入限制。高风险产品依然按“高风险、高收益、风险自负”的机制，遵从“买者自负”原则，仅针对专业投资者放开；而其余金融产品的购买视为金融消费行为，对其进行适当保护。

概念的厘定依然十分重要，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很难清楚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上文简略提及之方法也仅是一种参考思路。金融风险防控、规制几乎不可能出现解决问题的圆满方案，这与解释学方法在理念上是相冲突的；不论选择何种立法路径，为保证法院作为金融领域相关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的有效性与统一性，立法机构迅速、明确地出台条文明确法院在金融案件中对弱势方的保护是理论与实务界共同的目标。

注：

①参见杨东：《论金融法的重构》，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4期。传统金融法未将因金融创新而诞生的新金融法客体、新金融法主体金融消费者以及由此构建的新的金融法律关系即金融服务关系纳入其调整对象。基于出发点的不同，之后展?_的论述学界与实务界多有冲突。

②相关研究参见齐萌：《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实证研究――以40部金融消费者保护规范性文件为样本》，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马一德：《解构与重构：“消费者”概念再出发》，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6期。直接实证研究文献较少，譬如有学者曾对我国现行涉及“金融消费者”立法进行穷尽式检索，位阶之低、数量之少、规范冲突之剧烈，让人咋舌。

金融学概况篇3

关键词：金融生态；面板数据；实证评估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137-04

1.引言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对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起着重要的“杠杆效应”和“中枢效应”。而金融市场量的扩张和质的改善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支持，所以，金融生态就成为金融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就西部地区而言，金融生态的改善不仅可以优化西部金融体系的筹资用资功能、资产流动与重组功能、企业融资的风险约束功能[1]，而且可以很好地促进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缓解西部地区发展的资金约束，改善西部产业结构，从而进一步提高西部企业在规模经济、产业结构、技术层次、内部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发展水平。

本文首先拟对金融生态水平的衡量建立评估指标体系，然后对1997～2005年西部十二省区的金融生态状况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最后对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文献回顾和研究目的

金融生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来自于金融现实的发展，随着全球范围内经济货币金融化的迅猛发展，国内外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理论日益关注，在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成果。

2.1 西方学者对金融生态理论形成的贡献

金融生态是一个仿生概念,它的理论来源是生态经济学。英国生态学家a.g.tansley于1935年生态系统学，极大地丰富了生态学的内容，为后来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基础. 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mekenzie首次把首次把植物生态的概念与动物生态学的概念运用到人类群落和社会的研究，提出了经济生态学的名词，主张经济分析不能不考虑生态学过程。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boulding在其重要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正式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2]。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ronal mckinnon和edward s・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3]，其主导思想是取消政府对金融系统的一切干预和管制，让货币金融系统按照市场机制自发运行。金融深化理论纠正了传统经济理论中对货币金融因素的忽视，更加注重金融系统的内在机制运行，从而形成了金融生态学的萌芽。

20世纪末, 演化经济学获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演化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的演化看作一个渐进的变化和发展过程, 认为选择机制是演化机制的一个关键性部分[4]。金融体系作为经济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也会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优化的演进过程。不断深化的生态经济学为我们从生态角度透视金融环境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2.2 国内学者对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成果

胡章宏（1998）采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 将金融体系视为有机系统, 提出了金融质性发展和良性发展的概念。这些观点跳出了传统经济学对金融内生发展研究的理论范式, 开始用系统学的观点审视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并注意到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而为金融生态环境理论的提出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目标指引。白钦先教授（2001）较早注意到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业发展的约束作用, 首先提出 “金融生态环境”这一概念。他当时所刻画的金融生态环境, 是特定的金融生态环境以其环境容量和 “净化”能力对经济活动会产生的约束性影响。兰州大学高新才教授（2004）针对西部落后地区如何谋求经济发展，如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的问题，提出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问题[5]。

2004年11月，央行行长周小川博士在经济学50 人论坛上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等改进金融生态环境的途径来支持和推动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发展[6]。随后，其他学者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苏宁（2005）研究认为, 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 它不是指金融业内部的运作, 而是借用生态学的概念, 来比喻金融业运部环境。韩平（2005）认为, 金融生态是指影响金融业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徐诺金（2005）把金融生态概括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 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 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 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

通过比较以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差异和所考察对象空间纬度和时间跨度的不同，其对金融生态的研究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笔者认为，目前的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还有以下三点不足之处：一是缺乏对金融生态水平的评估指标的研究；二是对金融生态的定量化实证研究不足；三是对金融生态的作进一步的区域化考察较少。正是本着弥补上述不足，本文试图结合西部十二省区的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的金融生态水平进行定量化的实证研究。

3.金融生态水平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金融生态是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它由许多子系统构成。各个子系统均从不同方面对金融市场中的经济主体产生影响。一般而言，这些子系统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孕育水平、法制健全水平、信用体系建设水平、市场服务和监管水平等五大部分。

为了方便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我们将本着数据的可得性、易量化性和简洁性等原则来选取相关的评估指标。本文中，笔者选取金融生态系统内的五大部分共16个评估指标来衡量某一区域的金融生态水平。具体指标如下：

3.1 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①gdp增长率

②金融业投资比例＝金融业投资额／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3.2 金融市场孕育水平指标

①经济的货币化程度＝m2／gdp

②金融业内主要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

③金融从业率＝金融业从业人数／全部就业人数

④本地金融机构资金流入与流出状况

3.3 法制健全水平指标

①金融案件结案率＝金融案件结案数量／金融案件案发数量

②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出台数量

③金融交易规范化程度

3.4 信用体系建设水平指标

①金融市场交易主体诚信意识、诚信文化的文明程度

②本地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比例＝本地不良贷款额／全国不良贷款总额

③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④本地间接融资比例＝本地贷款总额／全国国内贷款总额

3.5 市场服务和监管水平指标

①金融中介总数量（包括会计和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信用担保和资信评估机构）

②政府相关部门的行政效率和监管效率

③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

当然，经济体系内还有其他指标对金融生态系统起着作用，但是考虑到建立模型的需要和指标的重要程度，其他因素不予考察。尽管上述各项指标可以很好的在总体上反映某一区域的金融生态水平，但是对其中的一些难以量化但是对金融生态有着重要影响的指标，如金融交易规范化程度、政府相关部门的行政效率和监管效率等，我们在建立模型时对其进行虚拟变量的等级量化。还有一些可以量化但是数据却很难获得的指标，如金融案件结案率、金融中介总数量等，我们将其进行剔除。这不会对整个评估体系产生根本上的影响。简化后的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修正后的金融生态评估指标体系

4.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4.1 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

我们对西部金融生态的研究使之所以选用panel data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因为影响金融生态的因素非常多,再加上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将有关变量纳入到计量经济模型中来，而panel data可以很好的避免造成遗漏变量所导致的误差（omitted variable bias）[7]。

在模型中，我们把西部金融生态的状况作为模型的因变量，用y表示，将其划分为三个等级：较差、一般和良好。同样，我们也把法制健全水平和市场服务监管水平两个虚拟变量指标划分为上面的三个等级。金融生态的各个评估指标：gdp增长率、金融业投资比、经济货币化程度、金融从业率法制健全水平、企业资产负债率、本地市场主体间接融资比、市场服务监管水平等分别用gdp、invest、money、job、law、debt、loan、service来表示。从而，根据经济理论和panel data的分析方法，我们建立如下的初始计量经济模型：

其中，y、law、service都是虚拟变量，它们的取值如下：

y、law、service ＝ 1 较差2 一般3良好

4.2 模型框架的说明和数据的来源

模型(1)中μit表示随时间变化，不可观测到的因素对金融生态水平的影响，也即随即扰动项。αi 则表示在时间上恒定的条件下，不可观测到的因素对金融生态水平的影响。根据panel data的相关理论，αi假设的不同，初始模型(1)又可分为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三种情况。如果各个截面的αi 都相等为α0，模型(1)为混合估计模型；如果αi 与其他自变量存在相关性，即cov(xitj, αi )≠0，t=1,2,...t,j=1,2,...k。则模型(1)为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如果αi 与其他自变量不存在相关性，模型则为随机效应模型。由于不同的模型具有不同的估计方法和估计值，我们首先应用统计结果作hausman检验，来确定应该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然后，再应用相关的f统计量检验，来分析混合估计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8]。

数据来源：根据1997～2005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测算得出。部分数据根据各省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测算得出。

注：money＝m2/gdp指标中的各省份的m2数据较难获得，这里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来代替。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job指标中的金融从业人员数量用各年末金融业从业职工数量来表示。同时为了更好地衡量各地的信用状况，debt指标用“三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来表示。

为了使模型更具一般性和代表性，也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在选取西部十二省数据的基础上，又选取了北京、上海、天津三个金融生态较好的东部地区作为样本数据。本文所选用的数据大部分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为了保证各年省级层面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准确性，我们对相关指标数据作了变通处理，但这并不影响对评估指标的解释能力。对于模型中虚拟变量具体值的选取，我们是根据相关材料和各省份具体的经济表现而确定的。表1提供了样本中各省份的自变量平均值（mean）的时序变动情况。

4.3 估计结果和模型检验

我们对模型(1)分别进行了混合估计模型估计；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具体估计结果见表2.

针对上表中的三个模型的分析结果，我们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利用eviews5.1可以直接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hausman统计量h＝34.758364 >x20.01(8)＝20.09。所以模型存在固定效应，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其实在panel data分析中，随机效应模型是针对当个体成员单位是随机地抽自一个很大的总体时来考察总体的情况而设立的，由于本文是考察全部西部十二省的金融生态状况，所以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再来比较混合估计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情况。我们根据f统计量的取值来分析：

f＝[(sser-sseu)/(t k-2)]/[ sseu/(nt-t-k)] （2）

其中，sser，sseu分别表示混合估计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um squared resid）。n为截面数，t为年数，k为解释变量。根据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知：sser＝14.0057，sseu＝3.142874，带入（2）式可得，统计量f＝27.18983725 >f0.01(8,118)＝2.66。所以拒绝原假设，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我们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作为我们分析的依据，着重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测度西部各省份的金融生态水平。

5.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水平的评估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实现了大幅度的提高，同时在资本市场的建设与完善、金融制度的创新、金融环境的改善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西部各省区的金融生态水平到底在什么样的水平上？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金融生态建设的差距又在哪里？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可以得出西部地区未来进一步加强金融生态水平建设的着力点。本文将根据前文中论述的金融生态评估指标体系，利用西部各省区在1998～2006年的评估指标的平均值来，测度各省区的金融生态水平，然后我们再进行各省区的比较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重庆、四川、陕西三省市的金融生态水平y值介于2和3之间，说明这三个省份的金融生态状况比较良好。2007年第三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将西安评价为西部金融生态城市高速发展的引擎[9]。另外，2007年重庆市政府提出要用13年时间把重庆打造成西部金融中心[10]。本文的数据比较好的支持了这两种观点。甘肃、内蒙古、广西、新疆的金融生态水平y介于1和2之间，但接近于2，说明金融生态状况正由一般向良好发展，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而宁夏、云南、贵州、青海、几省的金融生态指标值y较接近于1。这些省份的金融生态状况不容乐观，必须予以重视，应大力加强金融生态水平的构建与优化。从固定效应模型的系数值和西部金融生态的差距来看，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水平建设应该从以下两点加以考虑：一是要大力强化法制健全水平的建设，因为法制水平的作用在模型中表现特别突出，同时也是西部金融生态水平的软肋。二是要优化本地区的信用体系水平，加强金融市场的中介服务建设，以吸引金融人才和金融资本的大量进入。三是要着力培育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深化度，特别是要加强资本市场的建设，注意用金融的杠杆作用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谢丽霜.西部开发中的金融支持与金融发展[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2－18.

[2]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n].上海证券报,2005-10-11.

[3]张莉萍,衣长军.海峡西岸经济区金融生态环境分析[j].中国科技信息,2007，(2)：7－8.

[4]代金奎,腾春强.金融生态问题研究综述[j].济南金融,2007，(2)：11－16.

[5]张新记.构建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理性分析[j].社科纵横,2007，(2)：4－5.

[6]周小川.完善法律制度,改进金融生态[eb/ol]. pbc.省略/detail.asp?col=5110&id=46.

[7]irvine.eviews 5 user guide、version、quantitative microsoftware[m].california.usa.2004：46.

[8] aazrul islam.growth empirics:a panel data approac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 vol.110：1127-1170.

[9]中国金融大典[eb/ol]. news.省略/zhuanti/2007032201.

[10]重庆金融宏图：13年建成西部金融中心[n].第一财经日报,2007.4.9.

［作者简介］宁文娟(1982- )，女，西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现代西方金融发展理论、西方金融结构理论。

韩占兵(1982- ), 男, 西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现代西方金融发展理论、西部产业发展研究、西方经济学。

金融学概况篇4

对于传统的金融学是在“经济人”的假定基础上进行构建的，人的行为不是完全理性的，所以在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上就是一个新的出发点，是对人类行为以及金融和理性这几者间的关系探讨。这一方面的研究就为金融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加强这一方面的理论研究对实际的发展就有着实质性意义。

1.行为金融学的主要理论及面临的瓶颈分析

1.1行为金融学的主要理论分析

在期望理论中的权值函数由于选择的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主要是将效用和决策权值作为基础，在经过不同的选择来结合真实概率加以确定，权值并不等于概率，所以在其运算方面也和一般的概率运算公理不相同。对于权值函数而言，其最为主要的特征就是对各种极端概率权值大小的确定是真实概率函数所决定。由于人们通常对事件发生概率的夸张或者是缩小就会产生权值和真实概率函数的关系，从其理论上来看是和模拟比较近似的，而在真实的概率所赋予的心理概率就会对人们的金融资产选择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的影响金融资产价格。

行为金融理论中权值函数

而在行为金融理论当中的价值函数，其自身有着鲜明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价值函数曲线在盈利定义域内是凹的，而在损失定义域内则是凸的，价值函数表明在不确定的领域，而效用则是取决于盈利或者是损失。结合期望理论就能够看出投资者在损失时通常时风险喜好的，在盈利下是风险规避的，并会因某一数量损失带给投资者痛苦要大于同等盈利带来的愉快。期望理论其实并没有说明哪些具体因素对参考点有着具体的决定性，这主要是由于参考点会受到投资者个人主观印象的控制。

行为金融理论中的价值函数

1.2行为金融学面临的瓶颈分析

行为金融学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发展的瓶颈，主要体现在不能片面夸大行为金融学对有限理性基本假定，于是就完全否定理性，有的学者研究发现，从股市的破坏性大的非理性心理行为中等能够发现主流经济学的弱点，也就是正统理论还没有认识到人们思维中常常是走捷径的，这样就比较容易绕过理性分析，人们很难做到为了利他而利他，倘若是非要采取在快乐基础上利他的偏好进行解释那就只能这一偏好的显示与否，然后再进行对模型设计可解性加以详细考虑。

还有就是行为金融学在从批评者向着经济学建设者角色进行转变上的理论发展不足，虽在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学接受程度有了提升，但也必须推出有着建设性及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构建，不然行为经济学在经济学的发展领域当中的执政就无法得以实现。

2.行为金融学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中的应用

第一，对于价值投资获利最为主要的来源就是通过投资者非理性行为，投资者对股票的定价发生了重大偏差时来购买低价的股票，然后是对公司进行深度分析对其价值有着较为准确的判断，并能够从另一视角获取更多投资者信息。从我国的股票市场当中在信息质量方面相对比较差，主要是体现在信息在产生以及披露等方面，我国在股市发展自身有着其特殊性，故此在策略的实施上就要能够和市场的发展规律相适应。

第二，我国的投资市场的发展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是中小投资占据着很大的份额，而决策行为很大程度上使得市场有着不稳定性，故此在每次的证券市场都会引起众多市民的参与，这也是对行为金融学原理的印证。不仅如此，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过度反应，通过行为金融学进行解释也能够行得通，而在特殊的市场环境下不管是政策制定还是上市公司行为规范等，都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发展状况进行合理化的引导投资者行为，从而才能够进一步的规范发展。

第三，把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在证券市场的实践当中加以应用，能够合理化的对投资者行为加以引导，并且对广大中小投资者而言要能够在趋于理性化教育基础上进行对证券市场投资者决策能力及市场运作效率加以有效提升。行为金融学对于我国的开放式基金发展有着重要指导性作用，其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较显著的就是基金份额的赎回，这就要结合赎回量来对资产流动性加以确定，从而要对投资者行为决策方式进行实施估计，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就会更加深化这一趋势的发展，在基金方面将会有更大的压力。

金融学概况篇5

金融工具计量所应体现的财务报告原则

由上述对于国际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修订背景的分析不难看出，金融工具计量与财务报告列报密切相关。财务报告是企业正式对外提供会计信息的手段，总括揭示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等情况。企业的信息使用者将主要根据财务报告中的会计信息进行经济决策。因而，传递简单、完整且清晰有效的信息，以帮助信息使用者进行经济决策，是财务报告作为一种提供信息的手段所应达到的目标。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与发展，企业财务报告中完整反映金融工具信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从而iasc/iasb陆续了有关金融工具的国际会计准则。然而，财务报告的编制者、审计人员和使用者普遍反映现行国际会计准则中报告金融工具的要求过于复杂，而导致复杂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现行国际会计准则中对金融工具的计量有很多方式及相关规则。因此，目前iasb所进行的国际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修订，对金融工具的计量要求进行简化，以确保财务报告提供更加清晰、完整的信息。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导致iasb和fasb在2008年10月的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咨询小组，即金融危机咨询小组（financialcrisisadvisorygroup,fcag），其成员都具有丰富的金融市场国际经验。2009年7月28日，fcag了《最终报告》（finalreport），指出信息使用者对财务报告的透明度（transparency）和诚信（integrity）的信任对于全球金融稳定性和良好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通过提供透明的、无偏见的、如实反映的、相关的会计信息，财务报告在金融体系中起到一个整合的作用。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ion）的定义，高透明度意味着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使用者能够根据企业所提供的信息准确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风险程度等。而根据iasb在2010年10月所的概念框架项目阶段性成果中对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特征的描述，相关性和如实反映是有用的会计信息所同时必备的两个基本质量特征。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是指该信息能够使得使用者所做的决策有所不同。会计信息要有用，除了反映相关的情况之外，还必须如实反映其所打算反映的情况。截至目前，对于金融工具计量，iasb和fasb关于修订金融工具准则的联合项目中所达成的暂时性决定有两个要点，一是关于金融工具的初始计量，二是关于金融工具后续计量中的分类和计量基础，这些都与财务报告密切相关。1、金融工具的初始计量iasb和fasb提出，金融工具的初始计量取决于后续计量情况：（1）如果后续计量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都计入净收益，则初始计量按照公允价值计量；（2）如果后续计量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或者后续计量按照摊余成本计量，则初始计量按照交易价格进行计量。2、金融工具后续计量中的分类和计量基础iasb和fasb提出，金融工具后续计量中的分类和计量应该既基于金融工具的特征，又基于会计主体为该金融工具所采取的企业战略。会计主体应根据管理金融资产所从事的企业活动，对符合金融工具标准的所有金融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之一：（1）以摊余成本计量；（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净收益；（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而对于金融负债，会计主体应根据管理金融负债所从事的企业活动，对符合金融工具标准的金融负债划分为两类：（1）以摊余成本计量；（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净收益。由上，金融工具计量与财务报告中的资产负债表和收益表（或综合收益表）直接相关，一方面，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中要根据上述分类采用不同的计量基础进行后续计量列报；另一方面，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其当期的公允价值变动要么反映在收益表的净收益中，要么反映在综合收益表的其他综合收益中，或者反映在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部分的其他综合收益中。另外，对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关于金融工具的列报，iasb还考虑进一步提出下列要求：（1）对于按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除了定期存款负债之外，在资产负债表上要以括号的方式披露相应的公允价值；（2）对于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负债，要在资产负债表上以括号的方式披露相应的摊余成本。对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及计量的依据，新国际金融工具准则给出判断标准，从而不同分类的金融工具采用不同的计量基础可以有序地进行，这些判断标准本文不再加以详述。但值得指出的是，财务报告中净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区分列示，对于金融工具计量结果的反映是关键的一环。

我国财务报告改进探求

下面在对我国现行财务报告体系的局限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财务报告改进建议。我国企业现行财务报告所遵循的是财政部2006年2月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财务报告包括财务报表和其他应当在财务报告中披露的相关信息和资料。其中，财务报表由报表本身及其附注两部分构成。我国现行财务报告体系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资产负债表的局限由于受到确认与计量标准的限制，现行的资产负债表未能反映企业所有的资产和负债，有些对企业有重大影响的项目被排除在资产负债表之外，例如一些衍生金融工具，从而不能全面反映企业财务状况。而且，资产负债表上不同项目的计价采用的是不同的计量基础，并且由于对资产、负债的分类过于简单，主要按照流动性进行分类，从而使得基于不同计量基础的资产、负债相加，所得到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信息意义不大。2、利润表的局限利润表是我国现行财务报告体系中与国际上存在差异最大的一张报表。2006年2月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所规范的利润表，综合收益概念未完全引入，反映的主要是已经实现的收益，忽视了其他未实现的价值增值，使得当期利润报告不够全面，不能满足报表使用者对信息的需求。虽然财政部于2009年6月11日《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规定企业应当在利润表的“每股收益”下增列“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和“综合收益总额”项目，但由于在其他准则中没有相关规定，企业实务的会计核算往往没有相应会计账户进行记录与反映，导致报表并未进行其他综合收益的反映。另外，利润表在分类列报上，也过于笼统，没有在报表上区分持续经营业务和终止经营业务。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局限我国现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按照不同的所有者权益项目分别反映实收资本（或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在本会计期间的增减变动对所有者权益的影响，并将本会计期间增减变动分为“净利润”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利润分配”、“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五大类，存在没有明确反映其他综合收益的局限性。4、附注附注是对在财务报表主体中列示项目的文字描述或明细资料，以及对未能在财务报表主体中列示项目的说明。《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对附注中至少应当披露的内容进行了规范，但与国际上相比较，实务中我国企业财务报表附注相对来说还不够丰富。另外，现行财务报告的主要报表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各报表反映的信息仍显笼统，也是现行财务报告体系需要改进的地方。随着国际间经济合作加强，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金融工具在企业中使用得越来越广泛，对我国现行财务报告进行改革迫在眉睫。1、建立财务报告概念框架财务报告是信息使用者进行经济决策的主要信息来源，而要保证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首先应建立系统的、逻辑一致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请注意，这里所明确提出的是财务报告概念框架，而非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由一系列说明财务会计并为财务会计所应用的基本概念组成的理论体系，而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强调的是与财务报告密切相关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其内容应包括所报告主体、有用财务报告信息的质量特征、财务报表要素、财务报表要素确认与计量的基本原则、财务报表列报以及披露等。只有建立了系统的、逻辑一致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对财务报告体系进行改进时，才能有一个统一的基础。在建立财务报告概念框架时，应结合当前经济发展的趋势，加强对未来事项的关注，在确立基本概念（如财务报表要素中资产的定义）时应考虑如何将衍生金融工具等重要信息纳入报表体系。2、明确反映综合收益概念综合收益可以全面地反映一个企业除了所有者投资和向所有者进行利润分配所导致的所有者权益变动之外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而所有者权益等于资产减去负债的差额。因此，综合收益的确定与资产和负债的计量密切相关，体现了会计确认上的“资产负债观”。由于财务报告中净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区分列示，对于金融工具计量结果的反映非常关键，因此，在财务报告中明确反映综合收益概念，尤其是明确区分净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是很有必要的。目前，iasb已经于2011年6月《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列报（对第1号国际会计准则的补充）》，对于其他综合收益包含的内容进行规范，并进一步将其他综合收益分为两类：一是“将重分类计入损益的项目”；二是“不能重分类计入损益的项目”。该文件的生效期本来是从2012年1月1日开始的会计期间，但由于iasb一般对于新准则的实施会提供12个月的缓冲期，现在暂时推迟为2012年7月1日开始的会计期间。我国应密切关注iasb的动态，并结合我国企业实务经验，制定进一步的准则解释，切实贯彻财务报告中对于综合收益的反映。3、加强报表之间的联系，统一分类标准财务报告是信息使用者（尤其是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了解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情况，进行决策所依据的重要信息来源，而构成财务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财务报表，不同的财务报表从不同角度对企业的情况进行反映，共同构成对企业的全面反映。虽然现有财务报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勾稽关系，但有联系的财务指标毕竟有限。因此，加强各个财务报表之间的联系，统一分类标准，并对财务指标进行适度的分解，将有助于信息使用者更清晰完整地了解与决策相关的信息。4、加强报表附注的功能财务报表附注是对财务报表重要项目进行补充说明的很好方式。有的时候，某些项目的公允价值信息、历史成本信息对于信息使用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就可以考虑在财务报表主体中采用某个主要计量属性计量反映，而在报表附注中披露基于其他计量属性的信息，并提供取得依据等详细信息。例如，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信息是大多数信息使用者所需要的主要信息，因而在资产负债表主体中应提供按公允价值计量的信息，但是，对于某些信息使用者来说，金融工具取得时的历史成本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就可以通过在报表附注中提供该信息而对金融工具进行全面完整的披露，从而更好地满足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需求。另外，有些在财务报表主体中无法通过货币计量反映、但与信息使用者决策相关的非财务信息，也可以通过在附注中披露而加强财务报表对信息使用者的作用。

本文作者：陈辉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金融学概况篇6

【关键词】宏观审慎 监管 货币与金融统计 mfs

引言

一般说来，审慎监管包括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两种。微观审慎监管，指的是在各个金融机构能够稳健运行前提下，整个金融系统就应该是稳定的。宏观审慎监管，指的是只依靠微观层面狠难实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监管部门需要从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经济活动相关联的角度，从宏观角度评估进入那个系统风险，并作出整体的制度设计。因此微观监管与宏观监管必须相辅相成，无论缺少哪一个都难以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

一、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现状及与mfs之间的差距

为增强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可比性，协调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1年颁发了mfs---《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对一个国家来说，这便为货币金融统计和其他宏观经济统计的协调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有助于全球各个国家建立和健全金融统计体系、加强金融管理和进行金融国际化运作，也有助于国际间的相互比较。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我国的金融体系与国际统计规则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金融体系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总体而言，与与mfs相比，我的国货币与金融统计还存在很大的距离，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货币与金融统计框架。货币统计框架的建立是统计金融总量指标的前提，mfs的框架结构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机构单位报送的存量和流量数据汇总形成金融性公司次部门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包括货币当局账户、其他存款性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第二，把次部门资产负债表汇总成形成概览。我国货币统计框架也分为两个层次：第一，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特定存款公司资产负债表以及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第二，由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与存款性金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合并编制形成货币概览，再将货币概览和特定存款机构资产负债表合并编制形成银行概览。其次，统计内容。中国的统计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金融机构的业务统计，主要对银行部门、证券部门和保险机构的资产负债与经营成果统计；第二，金融综合业务统计，主要包括货币的供应量、银行概览、货币概览、信贷收支、国际收支和金融市场统计等；第三，其他统计，主要对金融机构的数量、金融机构人员和教育等状况进行统计。

mfs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概览的统计内容: 先按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分类，再按资产分类统计；第二，资产负债表和资金流量表，mfs 中的资产负债表和资金流量表与sna 中的资产负债表和资金流量表完全一致；第三，mfs对相应的机构数目和相关人员不再进行统计。

最后，机构部门分类。中国把机构部门分为四个类别：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政府与住户, 非常住单位归为国外部门。mfs的机构部门主要分为五个部分：金融公司、非金融公司、一般政府、住户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国外部门，与sna的分法完全一致。

二、中国宏观审慎监管方式

宏观审慎作为目前重要的监管依据，其方式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改进。

首先，在贯彻落实货币政策时，央行必须采取宏观审慎监管的视角。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理应是中央银行主要的的政策目标，但是 中央银行不能仅仅根据短期物价变动趋势制定货币政策，为了防止经济大波动，还需要以中长期物价未定为目标。因此，必须从宏观视角及物价走势和金融失衡的双重视角来全面、辩证的评估经济状况，以便能够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其次，适度监管。由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金融机构的行为往往会走向极端，过于保守或者过于激进。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必须采取两个步骤。首先，监管当局应当从微观角度关注单家金融机构的特有风险，在评估基础上进行适度的监管。其次，从宏观角度对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进行评估，并利用所获得信息对单独几家影响特别大的机构实施监管，即所谓的抓住“主要矛盾”，这同样是很重要的。再次，从宏观审慎的角度设计金融监管。在经济繁荣时期，金融机构因有较好的预期而采取积极的贷款政策，并通过资产价格升高而增加更多的信贷，而衰退时期又会出现投资不足、需求萎缩的衰退局面。当表面运行良好的经济金融系统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中央银行对经济数据的分析就很有可能低估此次潜在风险的真实情况。因此，必须保证央行监管过程中的灵活性，从宏观审慎角度出发设计金融监管。但是央行必须要避免因强化监管规则而损害经济的稳定性。最后，除了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之外，会计制度作为直接影响金融机构资产价值及利润状况评估的重要因素会左右金融机构的行为，同时货币与金融统计也是左右央行出台相应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

当前，中国的金融统计还存在诸多问题，对内尚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管理和金融发展的需要，对外也不符合国际组织对数据的要求。因此只有当中国现行的货币金融统计完善时，并且能与mfs相关准则接轨之后，才能使得中国的统计信息得到充分利用。而这对于中国的宏观审慎监管来说意义重大，不但可以以国内为视角进行金融监管，也便于以国际为视角进行相应的宏观审慎监管。

参考文献

[1] bis,ecb,imf.handbook on securities statistics[m].2009.

金融学概况篇7

关键词：行为金融；展望理论；心理帐户

abstract：thispaperreviewssomeclassicliteraturesofbehavioralfinance，makescommentsonforecasttheoryandtherelatedothertheoriesandintroduces，indetail，thedevelopmentofbehavioralfinance.

keywords：behavioralfinance；forecasttheory；mentalaccounts

一.导论

如果金融经济学可以视为是经济学的一个支派，那么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finance)也应该可以被视为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economics)的支派。而如果我们把行为学派(behaviorism)视为心理学的一支，那么行为金融学也应可以视为心理金融学(psychologicalfinance)的一支，同样又可以视为心理经济学(psychologicaleconomics)的分支。至于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应称为心理经济学家(psychologicaleconomists)或是经济心理学家(economicpsychologists)，严格而言是有区别的；前者籍由心理学上的理论尝试探讨或解决经济学上所关心的议题，而后者测试着重在探讨与研究个体在经济体系中的行为与相关心理现象。但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样的区别并无太大的意义。同样的，文献上也不去区分何者为行为金融学的内容，或何者为心理金融学的内容。

简略而言，“行为金融学”是以心理学上的发现为基础，辅以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观点，尝试解释无法为传统金融经济学所解释的各种异常现象。这些异常现象包括：过高的股价波动性与交易量，而且股票报酬不论在横断面上或时间序列上，都存在相当的可预测性。例如，在横断面方面，实证分析发现所谓的规模溢酬(sizepremium)与价值溢酬(valuepremium)，而传统的定价理论(包括capm，apt等)都无法合理的解释资产间的横断面报酬差异。在时间序列方面，除了周末效应、一月效应、假日效应等现象外，股价不论在短期或长期也都存在相当的自我相关。

vanraaij(1981)提出的“经济心理学”一般模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行为金融学与传统财务理论的差异。显然，尽管经济环境反映一般经济状况的改变，但个体因为个人因素的差异，会对经济环境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换言之，个体间对市场或经济体的状况会有或同或异的“认知”，透过行为与彼此间互动而再反映在市场或经济中。就是说，市场或经济的状况是群体“投射”的结果。市场或经济的演进，是一连串认知与投射的过程；显然在这过程中，“人”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李忠民，姚昕：行为金融之展望理论研究述评以股票价格的决定为例，股价的变动可能来自公司本身的价值的改变，也可能反映投资人因个人心理因素对其评价的改变，或者二者皆然。传统金融理论视人为理性人，而个人与群体的决策过程则几乎完全被忽视，人的因素在理论中的重要性被降到最低。相反行为金融学提升了人的地位，而经济变数的重要性则相对降低。

尽管在1980年代后期才开始受到重视，但行为金融学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已有相当的进展。不过迄今仍未有任何类似capm或apt等广为接受的理论被提出。本文尝试从较广的视野，针对展望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对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做详尽的介绍。

二.展望理论的提出

kahnemanandtverskey(1979)指出传统预期效用理论无法完全描述个人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行为。他们以大学教授和学生为基础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大部分受访者的回答显示许多偏好违反传统预期效用理论的现象，并据此提出另一种经济行为的模型，称为展望理论。

kt将这些违反传统理论的部分归纳出下列三个效果来说明：

(1)确定效果(certaintyeffect)

此效果是指相对不确定的outcome来说，个人对于结果确定的outcome过度重视。kt设计了两个问题来说明确定效果。第一个问题是，假设有两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有33%的机会得到2500元，66%的机会得到2400元，另外1%的机会什么都没有，第二个赌局是确定得到2400元，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2%的受访者选择第二个赌局。第二个问题也假设有两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有33%的机会得到2500元，67%的机会什么都没有。第二个赌局有34%的机会得到2400元，66%的机会什么都没有。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3%的受访者选择第一个赌局。比较以上两个问题可知，根据预期效用理论，第一个问题的偏好为u(2400)＞0.33u(2500) 0.66u(2400)或0.34u(2400)＞0.33u(2500)，其中u(.)为效用函数。第二个问题的偏好确是0.34u(2400)＜0.33u(2500)，这明显的违反预期效用理论。

(2)反射效果(reflectioneffect)

若考虑损失(loss)，可发现个人对收益和损失的偏好刚好相反，称为反射效果。个人在面对损失时，有风险偏好(riskseeking)的倾向，对于收益则有风险规避(riskaversion)的倾向。这和预期效用理论并不一致，可以看出个人注重的是相对于某个参考点(referencepoint)的财富变动而不是最终财富部位的预期效用。kt设计了一个问题来说明反射效果。假设有两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有80%的概率得到4000元，第二个赌局是确定得到3000元，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0%的受防者选择第二个赌局。若将outcome改成负的，即第一个赌局有80%的概率损失4000元，第二个赌局是确定损失3000元，问卷的结果显示有92%的受访者选择第一个赌局。

(3)分离效果(isolationeffect)

若一组prospects可以用不只一种方法被分解成共同和不同的因子，则不同的分解方式可能会造成不同的偏好，这就是分离效果。kt设计了一个两阶段的赌局来说明分离效果。在赌局的第一个阶段，个人有75%的概率会得不到任何奖品而出局，只有25%的概率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到了第二阶段又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有80%的概率得到4000元，另外一个选择是确定得到3000元。从整个赌局来看，个人有20%(25%×80%)的概率得到4000元，有25%的概率得到3000元。对于这个二阶段赌局的问题，有78%的受访者选择得到3000元。但kt问的问题是：20%的概率得4000元和25%的概率得到3000元，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前者。由此可知，在两阶段的赌局当中，个人会忽略第一个阶段只考虑到第二个阶段的选择，即有短视(myopia)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个人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prospect和一个确定prospect。若只考虑最后的结果和概率，个人面临的是两个不确定的prospects。虽然这两种情况的预期值相同，但是由于个人不同的分解方式，会得到不同的偏好。

除了利用问卷来说明之外，kt也提出理论模型来说明个人的选择问题。他们利用两种函数来描述个人的选择行为：一种是价值函数v(x)。另一种是决策权数函数(x)。其中价值函数取代了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决策权数函数将预期效用函数的概率转换成决策权数。

价值函数有下列三个重要的特性：

(1)价值函数是定义在相对于某个参考点的收益和损失，而不是一般传统理论所重视的期末财富或消费。参考点的决定通常是以目前的财富水准为基准，但是有时不一定是如此。kt认为参考点可能会因为投资人对未来财富部位预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考虑。譬如一个对于损失不甘心的投资人，可能会接受他原来不会接受的赌局。

(2)价值函数为s性的函数。面对收益时是凹函数，损失时是凸函数，这表示投资者每增加一单位的收益，其增加的效用低于前一单位所带来的效用，而每增加一单位的损失，其失去的效用也低于前一单位所失去的效用。

(3)此价值函数，损失的斜率比收益的利率陡。即投资者在相对应的收益与损失下，其边际损失比边际收益敏感。例如：损失一单位的边际痛苦大于获取一单位的边际利润，也就是个人有lossaversion的倾向。thale(1980)将这种情况称之为endowmenteffect。

决策权数函数则有下列两个特性：

(1)决策权数不是概率，π是p的递增函数，它并不符合概率公理，也不应被解释为个人预期的程度。

(2)对于概率p很小的时候，π(p)＞p。这表示个人对于概率很小的事件会过度重视，但当一般概率或概率很大时，π(p)＜p。这可以说明个人过分注意极端的但概率很低的事件，却忽略了例行发生的事。

三.展望理论的相关研究

自从展望理论在1979年推出之后，就有许多学者利用展望理论解释了许多传统金融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或是以展望理论为基础推导理论模型及实证研究，本节针对重要的相关研究成果加以说明。

1.机会成本和endowmenteffect

传统经济学在某些情况是将所有的成本都视为机会成本。thaler(1980)将机会成本定义为应赚而未赚得部分。个人对于实际支付的费用和机会成本的态度应该相同。但是thaler(1980)认为，相对于实际支付的费用，个人对机会成本常常有低估的情况。他利用展望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

由展望理论可知，价值函数的斜率在损失的部分比利得的部分大。所以若将实际支付得费用视为损失，将机会成本定义为应赚而未赚的利得，则价值函数的斜率隐含前者会有较大的权数。

thaler(1980，1985)将这种情况称为endowmenteffect，也就是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则对该项物品的评价比未拥有前大幅增加。由于个人有避免失去endowmenteffect的倾向，samuelsonandzeckhauser(1988)认为这种倾向使人产生“安于现状的偏误”。他们的实验中假设参与者获得一笔意外的遗产，其中包含中度风险公司、高度风险公司、基金政权或政府公债等四种投资组合中的一种，并提供其更改投资组合的选择权，实验结果显示大部分参与者选择维持原状。hershey，johnson，meszaros，androbinson(1990)针对新泽西州和宾州的汽车保险法令的制定进行研究，两州均提供两种形态的保险以供抉择，第一种较便宜但有诉讼的限制；第二种较昂贵而无诉讼的限制。实验结果显示：新泽西州原有的汽车保险法令为第一种，只有23%的人选择改为第二种；而宾州原有的汽车保险法令为第二种，有53%的人选择现状。这些证据都显示安于现状的偏误是存在的。

2.沉没成本(sunkcost)效果

thaler(1980)将沉没成本效果定义为“为了已经支付的商品和劳务，而增加该商品和劳务的使用频率的效果”。他举下面的例子说明：假定某人为了要参加某网球俱乐部，支付300元的入会年费。在两个星期练习之后，他不小心得了网球肘。但是他还是忍痛持续打网球，因为他不想浪费300元。300元的入会年费是一项沉没成本，传统金融理论认为沉没成本不会影响个人的决策。但是，就上例来说，个人在决策是，是很可能受到沉没成本的影响。

除了thaler(1980)之外，arkesandblumer(1985)、staw(1981)、laughhunnandpayne(1984)都认为，个人在作决策时会受到历史和沉没成本的影响。将沉没成本效果运用在股票市场，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投资人发生未实现损失之后，会继续对该项不成功的投资继续投入资金。arkesandblumer(1985)认为个人在做决策时会将沉没成本纳入考量的原因，是在于个人通常不愿意去接受先前所投入的资金被浪费掉的事实。当投资人发生了未实现损失，若其不再对该项不成功的投资继续投入资金的话，等于接受该损失已经发生的事实。

laughhunnandpayne(1984)检验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沉没成本和沉没收益对决策的影响。thalerandjohnson(1990)延续laughhunnandpayne(1984)的精神去探讨前次的收益和损失如何影响选择。thalerandjohnson(1990)发现，在某些情况之下，前次收益会增加个人参加赌局的意愿，这称为私房钱效应(housemoneyeffect)。

3.遗憾和趋向性效果(dispositioneffect)

thaler(1980)认为人们会因遗憾自己的决策，而觉得自己应该为做错事负责。利用kt的展望理论中的价值函数可以说明这一点。认为自己应该负责的决策者，他的价值函数的斜率比原来的要陡。也就是每下降一单位的收益所下降的收益将大于原来的状况，而每增加一单位的损失所下降的效果也将大于原来的状况。

kahnemanandtversky(1982)认为，遗憾是人们发现因为太晚做决定，而使自己丧失原本有比较好结果的痛苦。他们也发现，虽然实现一个具有收益的股票会产生骄傲感，但随着被变现的股票其股价持续上涨，投资者的骄傲感会下降，并产生变现太早的遗憾。

本文前面曾提到，相对于实际支付的费用，个人对机会成本常常会低估。kahnemanandriepe(1998)认为遗憾和上述情况有关，大部分的人们对于做了的事比没做的事感到后悔。

shefrinandstatman(1985)认为投资人为了避免后悔，会倾向继续持有资本损失的股票，而去实现具有资本利得的股票的状况。他们将这种现象命名为趋向性效果，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效果。假设某投资人在一个月前以50元买进某股票，到了今日，该股票的市价为40元，此时投资人要决定到底是卖出或继续持有该股票。另外假设未来此股票不是上涨10元就是下跌10元。他们认为投资人会将此决策编辑成以下两个赌局的选择：一个是立刻变现，马上实现10元的损失。另一个是继续持有该股票，这样一来，有50%的概率再损失10元，另外有50%的概率可以得到10元，将目前下跌的部分挽回。根据展望理论，价值函数在面对损失时是凸函数，此时投资人为风险偏好者，shefrinandstatman(1985)认为此时投资人会不愿意实现确定的损失，而会尝试可能的挽回机会，所以投资人会继续持有资本损失的股票。

barberandodean(1999)也利用展望理论来说明趋向性效果，他们认为投资人会以买价当作参考点，来决定是否要继续持有或卖出股票。譬如，一个投资人购买股票，他认为该股票的预期报酬高到足以让他承担风险。他会利用买价做参考点，如果股价上涨，会有收益产生，此时价值函数是凹函数，假如投资人认为该股票的预期收益会下降，他将倾向卖掉该股票。假如股价下跌，则会产生损失，此时价值函数为凹函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投资人认为该股票的预期收益将低到无法承担原来的风险，他还是会倾向继续持有该股票。

4.跨期赌局的选择

一般而言，个人在做决策时不但会考虑目前的现金流也会考虑未来的现金流。loewenstein(1988)设计三个实验来说明跨期选择与参考点之间的关系。在每一个实验中，受访者都被要求在目前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之间做一个选择。结果发现，对于受访者来说，消费若以延迟的方式出现，对受访者的影响明显大于提早的方式出现。

例如其中一个实验时受访者被告知可以得到一个7元的礼物。这些受访者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可能是一周后、四周后或八周后。然后这些人有两个选择：其中一个选择是维持原来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另一个选择是可以提早得到礼物但是礼物的价值变小或是延后得到礼物但是礼物的价值变大。结果发现，若以原来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为参考点，人们对于选择延迟得到礼物所需要增加的礼物价值明显大于提早得到礼物而愿意减少的礼物价值。譬如，若原本一周后可以得到礼物的人和原本四周后可以得到礼物的人交换，延迟得到礼物者要求礼物增加1.09元的价值，而提早得到礼物的人只愿意减少0.25元的价值；其他不同的交换组合也都得到相似的结果。

由此可利用kt展望理论来解释上述现象。在展望理论中，个人有lossaversion的倾向，所以若以原本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为参考点，延迟得到礼物者所减少的效用和提早获得礼物者所增加的效用应该相等，则延迟得到礼物者所要求增加的金额会高于提早得到礼物者愿意减少的金额。

lossaversion的概念也能用来解释个人随时间变动的消费形态。根据跨期消费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hypothesis)，个人一生的消费及所得的总量都固定，且当时间偏好率等于实际利率时，每期消费都一样。但是loewensteinandprelec(1989)发现若以过去消费水平为参考点，个人对于未来的消费形态偏好越来越多，这表示个人的时间偏好为负，这和生命周期假说并不一致。但是若个人以过去的消费为参考点评价目前的消费时，lossaversion的想法会促使个人不愿意减少消费，只愿意增加消费。

5.心理帐户

除了tverskyandkahneman(1981)和thaler(1985)之外，许多学者也认为个人在决策时并不会综观所有可能发生的outcome，而是将决策分成好几个小部分来看，即分成好几个心理帐户。

shefrinandthaler(1988)认为个人将自己的所得分为三部分：目前的薪资所得、资产所得和未来所得，对于这三种所得个人的态度并不相同，譬如对于未来所得个人总是不太愿意花掉它，即使这笔所得是确定所得。shefrinandstatman(1994)认为散户会将自己的投资组合分为两部分，一个部分是低风险的安全投资，另一部分是风险性较高期望让自己更富有的投资。以上这些理论都认为，大部分投资人会想避免贫穷同时又想变得富有。此时，投资人会把目前的财富分为两个心理帐户，一是为了避免贫穷，另一个则是想要一夜暴富。kahnemanandlovallo(1993)认为人们倾向一次考虑一个决策，目前的问题和其他的选择分开看。

shefrinandstatman(2000)以kt的展望理论为基础，发展出行为投资组合理论(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他们利用单一心理帐户(singlementalaccount)和多个心理帐户(multiplementalaccounts)来推演bpt。bpt-sa投资人关心投资组合中各个资产间的共变异数，所以他们会将投资组合整个放在同一个心理帐户中。相反的bpt-ma投资人将投资组合分离成不同的帐户，忽视各个帐户之间的共变异数，所以他们有可能在某一个帐户是卖出证券但是在另一个帐户却买进相同的证券。这解释了friedman-savage(1948)之谜：为何人们在买保险的同时也会购买?

四.结论

本文尝试回顾了行为金融学中的展望理论及其发展。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金融研究的思考方向。不过尽管行为金融学在许多现象的解释上有合理的一面，但截至目前为止，并未有类似capm或apt等广为接受的理论。其实不论传统金融理论还是行为金融学都有失之偏颇之处，未来金融学的发展显然是要适当的把二者结合起来，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行为金融学引进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未来的研究显然是一个跨领域(inter-discipline)研究的时代，不同学科的关键，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金融理论的本质。同时从行为金融学的观点来看，除了个人特质的差异外，文化与社会的差异也会使得不同国家的市场有不同的特性。目前国内对于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仍然相当有限，这个领域显然值得未来进一步去挖掘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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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概况篇8

关键词:行为金融; 展望理论; 心理帐户

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some classic literatures of behavioral finance, makes comments on forecast theory and the related other theories and introduces, in detail, the development of behavioral finance.

key words:behavioral finance; forecast theory; mental accounts

一.导 论

如果金融经济学可以视为是经济学的一个支派,那么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也应该可以被视为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的支派。而如果我们把行为学派(behaviorism)视为心理学的一支,那么行为金融学也应可以视为心理金融学(psychological finance)的一支,同样又可以视为心理经济学(psychological economics)的分支。至于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应称为心理经济学家(psychological economists)或是经济心理学家(economic psychologists),严格而言是有区别的;前者籍由心理学上的理论尝试探讨或解决经济学上所关心的议题,而后者测试着重在探讨与研究个体在经济体系中的行为与相关心理现象。但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样的区别并无太大的意义。同样的,文献上也不去区分何者为行为金融学的内容,或何者为心理金融学的内容。

简略而言,“行为金融学”是以心理学上的发现为基础,辅以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观点,尝试解释无法为传统金融经济学所解释的各种异常现象。这些异常现象包括:过高的股价波动性与交易量,而且股票报酬不论在横断面上或时间序列上,都存在相当的可预测性。例如,在横断面方面,实证分析发现所谓的规模溢酬(size premium)与价值溢酬(value premium),而传统的定价理论(包括capm,apt等)都无法合理的解释资产间的横断面报酬差异。在时间序列方面,除了周末效应、一月效应、假日效应等现象外,股价不论在短期或长期也都存在相当的自我相关。

van raaij(1981)提出的“经济心理学”一般模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行为金融学与传统财务理论的差异。显然,尽管经济环境反映一般经济状况的改变,但个体因为个人因素的差异,会对经济环境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换言之,个体间对市场或经济体的状况会有或同或异的“认知”,透过行为与彼此间互动而再反映在市场或经济中。就是说,市场或经济的状况是群体“投射”的结果。市场或经济的演进,是一连串认知与投射的过程;显然在这过程中,“人”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李忠民, 姚昕:行为金融之展望理论研究述评以股票价格的决定为例,股价的变动可能来自公司本身的价值的改变,也可能反映投资人因个人心理因素对其评价的改变,或者二者皆然。传统金融理论视人为理性人,而个人与群体的决策过程则几乎完全被忽视,人的因素在理论中的重要性被降到最低。相反行为金融学提升了人的地位,而经济变数的重要性则相对降低。

尽管在1980年代后期才开始受到重视,但行为金融学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已有相当的进展。不过迄今仍未有任何类似capm或apt等广为接受的理论被提出。本文尝试从较广的视野,针对展望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对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做详尽的介绍。

二.展望理论的提出

kahneman and tverskey(1979)指出传统预期效用理论无法完全描述个人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行为。他们以大学教授和学生为基础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大部分受访者的回答显示许多偏好违反传统预期效用理论的现象,并据此提出另一种经济行为的模型,称为展望理论。

kt将这些违反传统理论的部分归纳出下列三个效果来说明:

(1) 确定效果(certainty effect)

此效果是指相对不确定的outcome来说,个人对于结果确定的outcome过度重视。kt设计了两个问题来说明确定效果。第一个问题是,假设有两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有33%的机会得到2500元,66%的机会得到2400元,另外1%的机会什么都没有,第二个赌局是确定得到2400元,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2%的受访者选择第二个赌局。第二个问题也假设有两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有33%的机会得到2500元,67%的机会什么都没有。第二个赌局有34%的机会得到2400元,66%的机会什么都没有。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3%的受访者选择第一个赌局。比较以上两个问题可知,根据预期效用理论,第一个问题的偏好为u(2400)>0.33u(2500) 0.66u(2400)或0.34u(2400)>0.33u(2500),其中u(.)为效用函数。第二个问题的偏好确是0.34u(2400)<0.33u(2500),这明显的违反预期效用理论。

(2)反射效果(reflection effect)

若考虑损失(loss),可发现个人对收益和损失的偏好刚好相反,称为反射效果。个人在面对损失时,有风险偏好(risk seeking)的倾向,对于收益则有风险规避(risk aversion)的倾向。这和预期效用理论并不一致,可以看出个人注重的是相对于某个参考点(reference point)的财富变动而不是最终财富部位的预期效用。kt设计了一个问题来说明反射效果。假设有两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有80%的概率得到4000元,第二个赌局是确定得到3000元,问卷的结果显示有80%的受防者选择第二个赌局。若将outcome改成负的,即第一个赌局有80%的概率损失4000元,第二个赌局是确定损失3000元,问卷的结果显示有92%的受访者选择第一个赌局。

(3)分离效果(isolation effect)

若一组prospects可以用不只一种方法被分解成共同和不同的因子,则不同的分解方式可能会造成不同的偏好,这就是分离效果。kt设计了一个两阶段的赌局来说明分离效果。在赌局的第一个阶段,个人有75%的概率会得不到任何奖品而出局,只有25%的概率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到了第二阶段又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有80%的概率得

到4000元,另外一个选择是确定得到3000元。从整个赌局来看,个人有20%(25%×80%)的概率得到4000元,有25%的概率得到3000元。对于这个二阶段赌局的问题,有78%的受访者选择得到3000元。但kt问的问题是:20%的概率得4000元和25%的概率得到3000元,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前者。由此可知,在两阶段的赌局当中,个人会忽略第一个阶段只考虑到第二个阶段的选择,即有短视(myopia)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个人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prospect和一个确定prospect。若只考虑最后的结果和概率,个人面临的是两个不确定的prospects。虽然这两种情况的预期值相同,但是由于个人不同的分解方式,会得到不同的偏好。

除了利用问卷来说明之外,kt也提出理论模型来说明个人的选择问题。他们利用两种函数来描述个人的选择行为:一种是价值函数v(x)。另一种是决策权数函数(x)。其中价值函数取代了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决策权数函数将预期效用函数的概率转换成决策权数。

价值函数有下列三个重要的特性:

(1)价值函数是定义在相对于某个参考点的收益和损失,而不是一般传统理论所重视的期末财富或消费。参考点的决定通常是以目前的财富水准为基准,但是有时不一定是如此。kt认为参考点可能会因为投资人对未来财富部位预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考虑。譬如一个对于损失不甘心的投资人,可能会接受他原来不会接受的赌局。

(2)价值函数为s性的函数。面对收益时是凹函数,损失时是凸函数,这表示投资者每增加一单位的收益,其增加的效用低于前一单位所带来的效用,而每增加一单位的损失,其失去的效用也低于前一单位所失去的效用。

(3)此价值函数,损失的斜率比收益的利率陡。即投资者在相对应的收益与损失下,其边际损失比边际收益敏感。例如:损失一单位的边际痛苦大于获取一单位的边际利润,也就是个人有loss aversion的倾向。thale(1980)将这种情况称之为endowment effect。

决策权数函数则有下列两个特性:

(1)决策权数不是概率,π是p的递增函数,它并不符合概率公理,也不应被解释为个人预期的程度。

(2)对于概率p很小的时候,π(p)>p。这表示个人对于概率很小的事件会过度重视,但当一般概率或概率很大时,π(p)

三.展望理论的相关研究

自从展望理论在1979年推出之后,就有许多学者利用展望理论解释了许多传统金融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或是以展望理论为基础推导理论模型及实证研究,本节针对重要的相关研究成果加以说明。

1.机会成本和endowment effect

传统经济学在某些情况是将所有的成本都视为机会成本。thaler(1980)将机会成本定义为应赚而未赚得部分。个人对于实际支付的费用和机会成本的态度应该相同。但是thaler(1980)认为,相对于实际支付的费用,个人对机会成本常常有低估的情况。他利用展望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

由展望理论可知,价值函数的斜率在损失的部分比利得的部分大。所以若将实际支付得费用视为损失,将机会成本定义为应赚而未赚的利得,则价值函数的斜率隐含前者会有较大的权数。

thaler(1980,1985)将这种情况称为endowment effect,也就是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则对该项物品的评价比未拥有前大幅增加。由于个人有避免失去endowment effect的倾向,samuelson and zeckhauser(1988)认为这种倾向使人产生“安于现状的偏误”。他们的实验中假设参与者获得一笔意外的遗产,其中包含中度风险公司、高度风险公司、基金政权或政府公债等四种投资组合中的一种,并提供其更改投资组合的选择权,实验结果显示大部分参与者选择维持原状。hershey, johnson, meszaros, and robinson(1990)针对新泽西州和宾州的汽车保险法令的制定进行研究,两州均提供两种形态的保险以供抉择,第一种较便宜但有诉讼的限制;第二种较昂贵而无诉讼的限制。实验结果显示:新泽西州原有的汽车保险法令为第一种,只有23%的人选择改为第二种;而宾州原有的汽车保险法令为第二种,有53%的人选择现状。这些证据都显示安于现状的偏误是存在的。

2.沉没成本(sunk cost)效果

thaler(1980)将沉没成本效果定义为“为了已经支付的商品和劳务,而增加该商品和劳务的使用频率的效果”。他举下面的例子说明:假定某人为了要参加某网球俱乐部,支付300元的入会年费。在两个星期练习之后,他不小心得了网球肘。但是他还是忍痛持续打网球,因为他不想浪费300元。300元的入会年费是一项沉没成本,传统金融理论认为沉没成本不会影响个人的决策。但是,就上例来说,个人在决策是,是很可能受到沉没成本的影响。

除了thaler(1980)之外,arkes and blumer(1985)、staw(1981)、laughhunn and payne(1984)都认为,个人在作决策时会受到历史和沉没成本的影响。将沉没成本效果运用在股票市场,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投资人发生未实现损失之后,会继续对该项不成功的投资继续投入资金。arkes and blumer(1985)认为个人在做决策时会将沉没成本纳入考量的原因,是在于个人通常不愿意去接受先前所投入的资金被浪费掉的事实。当投资人发生了未实现损失,若其不再对该项不成功的投资继续投入资金的话,等于接受该损失已经发生的事实。

laughhunn and payne(1984)检验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沉没成本和沉没收益对决策的影响。thaler and johnson(1990)延续laughhunn and payne(1984)的精神去探讨前次的收益和损失如何影响选择。thaler and johnson(1990)发现,在某些情况之下,前次收益会增加个人参加赌局的意愿,这称为私房钱效应(house money effect)。

3.遗憾和趋向性效果(disposition effect)

thaler(1980)认为人们会因遗憾自己的决策,而觉得自己应该为做错事负责。利用kt的展望理论中的价值函数可以说明这一点。认为自己应该负责的决策者,他的价值函数的斜率比原来的要陡。也就是每下降一单位的收益所下降的收益将大于原来的状况,而每增加一单位的损失所下降的效果也将大于原来的状况。

kahneman and tversky(1982)认为,遗憾是人们发现因为太晚做决定,而使自己丧失原本有比较好结果的痛苦。他们也发现,虽然实现一个具有收益的股票会产生骄傲感,但随着被变现的股票其股价持续上涨,投资者的骄傲感会下降,并产生变现太早的遗憾。

本文前面曾提到,相对于实际支付的费用,个人对机会成本常常会低估。kahneman and riepe(1998)认为遗憾和上述情况有关,大部分的人们对于做了的事比没做的事感到后悔。

shefrin and statman(1985)认为投资人为了避免后悔,会倾向继续持有资本损失的股票,而去实现具有资本利得的股票的状况。他们将这种现象命名为趋向性效果,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效果。假设某投资人在一个月前以50元买进某股票,到了今日,该股票的市价为40元,此时投资人要决定到底是卖出或继续持有该股票。另外假设未来此股票不是上涨10元就是下跌10元。他们认为投资人会将此 决策编辑成以下两个赌局的选择:一个是立刻变现,马上实现10元的损失。另一个是继续持有该股票,这样一来,有50%的概率再损失10元,另外有50%的概率可以得到10元,将目前下跌的部分挽回。根据展望理论,价值函数在面对损失时是凸函数,此时投资人为风险偏好者,shefrin and statman(1985)认为此时投资人会不愿意实现确定的损失,而会尝试可能的挽回机会,所以投资人会继续持有资本损失的股票。

barber and odean(1999)也利用展望理论来说明趋向性效果,他们认为投资人会以买价当作参考点,来决定是否要继续持有或卖出股票。譬如,一个投资人购买股票,他认为该股票的预期报酬高到足以让他承担风险。他会利用买价做参考点,如果股价上涨,会有收益产生,此时价值函数是凹函数,假如投资人认为该股票的预期收益会下降,他将倾向卖掉该股票。假如股价下跌,则会产生损失,此时价值函数为凹函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投资人认为该股票的预期收益将低到无法承担原来的风险,他还是会倾向继续持有该股票。

4.跨期赌局的选择

一般而言,个人在做决策时不但会考虑目前的现金流也会考虑未来的现金流。loewenstein(1988)设计三个实验来说明跨期选择与参考点之间的关系。在每一个实验中,受访者都被要求在目前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之间做一个选择。结果发现,对于受访者来说,消费若以延迟的方式出现,对受访者的影响明显大于提早的方式出现。

例如其中一个实验时受访者被告知可以得到一个7元的礼物。这些受访者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可能是一周后、四周后或八周后。然后这些人有两个选择:其中一个选择是维持原来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另一个选择是可以提早得到礼物但是礼物的价值变小或是延后得到礼物但是礼物的价值变大。结果发现,若以原来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为参考点,人们对于选择延迟得到礼物所需要增加的礼物价值明显大于提早得到礼物而愿意减少的礼物价值。譬如,若原本一周后可以得到礼物的人和原本四周后可以得到礼物的人交换,延迟得到礼物者要求礼物增加1.09元的价值,而提早得到礼物的人只愿意减少0.25元的价值;其他不同的交换组合也都得到相似的结果。

由此可利用kt展望理论来解释上述现象。在展望理论中,个人有loss aversion的倾向,所以若以原本预定得到礼物的时间为参考点,延迟得到礼物者所减少的效用和提早获得礼物者所增加的效用应该相等,则延迟得到礼物者所要求增加的金额会高于提早得到礼物者愿意减少的金额。

loss aversion的概念也能用来解释个人随时间变动的消费形态。根据跨期消费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个人一生的消费及所得的总量都固定,且当时间偏好率等于实际利率时,每期消费都一样。但是loewenstein and prelec(1989)发现若以过去消费水平为参考点,个人对于未来的消费形态偏好越来越多,这表示个人的时间偏好为负,这和生命周期假说并不一致。但是若个人以过去的消费为参考点评价目前的消费时,loss aversion的想法会促使个人不愿意减少消费,只愿意增加消费。

5.心理帐户

除了tversky and kahneman(1981)和thaler(1985)之外,许多学者也认为个人在决策时并不会综观所有可能发生的outcome,而是将决策分成好几个小部分来看,即分成好几个心理帐户。

shefrin and thaler(1988)认为个人将自己的所得分为三部分:目前的薪资所得、资产所得和未来所得,对于这三种所得个人的态度并不相同,譬如对于未来所得个人总是不太愿意花掉它,即使这笔所得是确定所得。shefrin and statman(1994)认为散户会将自己的投资组合分为两部分,一个部分是低风险的安全投资,另一部分是风险性较高期望让自己更富有的投资。以上这些理论都认为,大部分投资人会想避免贫穷同时又想变得富有。此时,投资人会把目前的财富分为两个心理帐户,一是为了避免贫穷,另一个则是想要一夜暴富。kahneman and lovallo(1993)认为人们倾向一次考虑一个决策,目前的问题和其他的选择分开看。

shefrin and statman(2000)以kt的展望理论为基础,发展出行为投资组合理论(behavioral portfolio theory)。他们利用单一心理帐户(single mental account)和多个心理帐户(multiple mental accounts)来推演bpt。bpt-sa投资人关心投资组合中各个资产间的共变异数,所以他们会将投资组合整个放在同一个心理帐户中。相反的bpt-ma投资人将投资组合分离成不同的帐户,忽视各个帐户之间的共变异数,所以他们有可能在某一个帐户是卖出证券但是在另一个帐户却买进相同的证券。这解释了friedman-savage(1948)之谜:为何人们在买保险的同时也会购买?

四.结 论

本文尝试回顾了行为金融学中的展望理论及其发展。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金融研究的思考方向。不过尽管行为金融学在许多现象的解释上有合理的一面,但截至目前为止,并未有类似capm或apt等广为接受的理论。其实不论传统金融理论还是行为金融学都有失之偏颇之处,未来金融学的发展显然是要适当的把二者结合起来,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行为金融学引进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未来的研究显然是一个跨领域(inter-discipline)研究的时代,不同学科的关键,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金融理论的本质。同时从行为金融学的观点来看,除了个人特质的差异外,文化与社会的差异也会使得不同国家的市场有不同的特性。目前国内对于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仍然相当有限,这个领域显然值得未来进一步去挖掘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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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概况篇9

会计（根据对象的不同，会计可以分为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等，本文专指财务会计）和其他学科一样，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态，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与其他任何一门学科都一样，一方面，会计语言的形成离不开基本的逻辑思维方法，包括比较、分析、综合等。会计语言的形成和使用还要以有关的理论为框架，会计语言不能孤立存在，而只能置于一定的理论体系才能形成。会计语言一旦形成，就不会终止它的变化和发展，因为客观事物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反映这个过程的语言也会随之变化，不会停滞在一个水平上。另一方面，会计语言是人类语言的一部分，凡是语言，就要遵循一定的语法，会计语言也不例外。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语法就是一种词的构成与变化的规则及组词成句的规则的总和，语法包括词法与句法两部分。词法是指词的变化规律和变化形式、词在语法上的分类以及词的运用特点。而当较低一级的语法单位组成较高一级的语法单位时，即当语素组成词、词组成短语、词和短语组成单句、单句和单句组合成复句时，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就是句法，句法还包括句子的类型。受不同研究对象以及相应产生的不同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同学科创造概念时运用的词汇及词汇的变化，表达理论时的方式、手段、语气、句型、修辞以及语句结构等必然各不相同，具有不同的语法特征。我国会计语言有其特殊的语法特征。

一、会计语法的基本特征

语法最基本的特征是抽象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根据唯物辩证主义的共性个性统一理论，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也体现着共性。我国会计语言的语法（以下简称会计语法）也必然具有语法的基本特征，但会深深地打上会计专业的烙印。

（一）抽象性 抽象性是指语法的规律是从大量的语法现象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共性，因而它适用于同一类别的任何语言单位。如现代汉语中指人的名词一般都可以用后面加词尾“们”的方法表示多数。

会计是一种反映和监督一个单位经济活动的语言，面对着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体、纷繁复杂的企业交易和事项以及不断变化着的信息需求，在对此进行分类、概括和总结时，必须高度浓缩地抽象成各种会计语言。如，会计将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抽象地称为“资产”，并且将这种资源进行分类，形成了一个资产系列，包括货币资金、金融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投资性房地产等。在此基础上，将这种资源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分类，并在语言表述上仍然使用“资产”这种抽象的命名。比如，根据这种资源的流动性，将其分为“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根据是否属于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和将以固定或可确定的金额收取，将其分为“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据此，可以推断，在会计上，根据企业这种资源的特点，取几个字，如固定资产的“固定”，加上“资产”二字，一般就可以指代某种资源。

会计语法的抽象性，对于初学者来说似乎是个门槛，因为比较难懂。但由于它是对现实的有效抽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带来了方便，甚至能带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效果。

（二）民族性民族性是指受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影响，不同国家或民族的语言的语法有自己的特点。我国会计语法的民族性表现在多个方面。我国会计中的用字非常单一。例如，“折旧”和“贴现率”，在英语中分别用“discount”和“discount rate”来表示，后者用了相同的单词，而前者的五个汉字完全没有重复。再例如，英语中的折旧和摊销都可以用“depreciation”来表示，而我国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价值减损这一性质相似的事项用不同的术语表示。我国会计的用词，从字面上看，具有明显的对义性，如“资产”、“负债”本身就能给人一种相反的体会。

我国会计语法的民族性，适应了国人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方便了我国会计人员的理解和交流以及会计信息的传递；但这也会导致形成中国特色的会计方言，在会计国际化的今天，可能造成我国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交流的障碍，也不利于我国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会计思想和先进会计理论方法。

（三）时代性 会计语法虽然在总体上是稳定的，但仍然在缓慢的变化。随着新组织、新交易、新事项的不断涌现，会计词汇里会出现一些新的面孔，如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适度、谨慎地引入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后，“公允价值”便成为我国会计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在人类所创造的产品不断丰富、交易方式不断创新、会计事项不断增多的今天，这种现象会更加明显。当然，与此相随的，是另一些会计词汇的消亡。

二、会计词法的特征

我国会计语言的用词（以下简称会计词法）有其特殊的规律和特点。会计用词并不能游离于汉语语法之外，同时，由于企业财务报告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要求，会计用词必须符合一定的规范。

（一）客观性 会计所反映和传递的有关企业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的信息是政府、企业和个人进行决策的重要基础，这就要求会计语言的书写必须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运用恰当的方法概括，再用准确的文字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坚决避免弄虚作假和夸大其词。其要求是符合客观存在的经济事实，其方式是如实反映，其标准是可以验证。客观性并不排斥会计信息的有限模糊性，但要求尽可能减少对会计用词和表达的主观偏好。

（二）确切性确切就是准确和恰当。会计所使用的术语概念清晰，忌含混其词；所使用词语、句子和篇章的结构严密，尽可能地减少了存在歧义或者会引发误会的场合；在所表达的内容上客观可靠。

（三）模糊性 模糊性和客观性、确切性并不矛盾。人类的语言基本上可以分为精确语言和模糊语言，会计广泛地运用了“很大、极小、多数、半数以上、很可能”等词，这些词的语义内涵并不十分清楚，因此，可以称为“会计模糊语言”。会计是反映企业的交易和事项的语言，而企业的交易和事项往往很复杂，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往往很难精确界定；另外，在很多情况下，会计并不需要把这种数量关系限定在一个数字上，这种情况下，使用模糊语言反而能达到相对精确和整体准确的效果。

（四）单一性 单一性是指一个会计术语只表达一个特定的意思，而同样的意思只能用一个术语来表达，最典型的例子是会计的六要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以负债为例，负债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

（五）对义性 对义性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会计术语所表述的概念在逻辑上是一种矛盾或关联。交易和事项的普遍联系或对立，以及对交易和事项的最基本的分类方法――两分法，导致了会计术语的对义性。如资产和负债、自制和外购等。

三、会计句法的特征

我国会计语言对语句的运用（以下简称会计句法）也有其特殊的规律和特点。现代汉语在句法上最基本的特点是：不依赖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而借助于语序、虚词等其他语法手段来表示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这一点，在我国会计语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充分运用语序的变化表述会计对象 以“存放同业”和“同业存放”为例来说明我国会计语言如何利用语序的变化来表达不同的意思。存放同业是指商业银行存放在其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这是我国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之一；同业存放是指金融机构在银行开立同业存放账户，银行为客户提供安全、快捷的存取款业务，同时满足客户与本银行之间各类业务往来的资金清算需求，这是银行同业业务中的一种。前者是银行实施的一种行为，而后者则是银行提供的业务。从语法上看，“存放同业”是“我”存放在同业银行（那里的货币资产）”，“我”是所有者，“同业”是保管者，对于“我”来说，这是资产。“同业存放”是同业机构存放（在“我”这里的货币资产），“同业”是所有者，“我”是保管者，对于“我”来说，这是负债。同样的四个字，只是顺序不同，便导致了会计要素分类的不同。

对于句子语序的变化引起强调重心的变化，会计上是更多地利用了这一点来表达一个概念或定义。会计对“收入”的定义：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首先明确收入是如何产生的，接着明确其经济结果，再区别与其他经济利益流入的不同，最后说明其性质。从语法上看，各个分句呈递进关系、层次分明、过渡自然、表达滑润。如果把收入定义成“收入是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入，这种流入是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虽然也能勉强表达原来的意思，但是语感粗糙，表达曲折，造成学习者思维紊乱，难以接受。

（二）有效地选择使用虚词 在汉语语法中，将意义比较实在的词，称为实词，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次、量词、代词和副词；而将意义比较空灵的称为虚词，虚词包括介词，连词、助词和叹词等。

（1）会计中大量地使用了连词。这种使用，不但使会计在语法上层次清晰、逻辑清楚、过渡自然、表达完整；而且使会计更加客观、完整、严谨地反映了企业的交易和事项。

以2010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出版的《会计》教材中对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概述为例：

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且企业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具有长期性质，但期限较短的债券投资，符合持有至到期投资条件的，也可将其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

企业在将金融资产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时，应当注意把握其特征。

（1）该金融资产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是指相关合同明确了投资者在确定的期间内获得或应收取现金流量的金额和时间。

（2）企业有明确意图将该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有明确意图持有至到期”是指投资者在取得投资时意图就是明确的，除非遇到一些企业所不能控制、预期不会重复发生且难以合理预计的独立事项，否则将持有至到期。如果企业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表明企业没有明确意图将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持有该金融资产的期限不明确；出于市场条件变化，流动性需要变化等情况时，将出售该金融资产。但是，无法控制、预期不会重复发生且难以合理预计的独立事项引起的金融资产出售除外；该金融资产的发行方可以按照明显低于其摊余成本的金额清偿；其他表明企业没有明确意图将该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的情况。

（3）企业有能力将该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有能力持有至到期”是指企业有足够的财务资源并不受外界因素影响将投资持有至到期。如果企业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表明企业没有能力将具有固定期限的投资持有至到期。没有可利用的财务资源持续的为该金融资产提供支持，以使该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受法律、行政法规的限制，使企业难以将该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其他表明企业没有能力将具有固定期限的金融资产投资持有至到期的情况。

企业将未到期的某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在本会计年度内出售或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金额，相对于该类投资在出售或重分类前的总额较大时，则企业在处置或重分类后应将其剩余的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且在本会计年度及以后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内不得再将该金融资产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但下列情况除外：出售日或重分类日距离该项投资到期日或可赎回日较近，市场利率变化对该项投资的公允价值没有显著影响。……

这部分概述中，大量地使用了“或”、“且”、“和”、“但”、“也”、“除非”、“否则”、“如果”、“但是”、“并”、“则”、“及”等连词。读完这部分概述，能充分体会到其具有严谨的结构和清晰的逻辑。正是这些连词的运用，为实务中由于金融资产本身及持有企业的各种因素而导致的纷繁复杂的债券类投资能否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提供了可靠而完整的依据。“且”、“和”、“并”、“及”表示了金融资产必须同时满足的条件和企业必须同时进行的处理；“或”将两种同性质的情况并列起来，以供判断时选择；“但”、“但是”、“如果”、“除非”、“否则”，将复杂的交易和事项予以分类和分离，提供了“不能”的依据。

（2）会计中普遍性地使用了结构助词。尤其是大量地使用了“的”字句，将“的”字附着于词或短语之后形成名词性短语，充当修饰成分，通过从时空、逻辑、属性等方面限定一定交易和事项及其它会计范畴，界定一个概念或者描述一种事实。如会计上对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三个“的”的运用，限定了资产的概念内涵，为实务中的判断提供了标准。

（3）会计中几乎不用语气助词和叹词。语气助词如“啊”、“吗”、“吧”和叹词如“唉”、“哦”的共同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感彩。会计作为人类的商业性基础语言，与人类自然语言中表达感情的语言有实质的区别，不宜使用描绘性的文学笔调，追求的是准确性、严肃性，为的是保证会计信息的客观性、相关性，尽量杜绝个人的主观偏好。

（三）以复句和句群为主，极少使用单句 这是由于会计经常需要表述复杂的交易和事项所决定的。单句是由词或短语构成的句子，表达的意思单一；复句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密切关联，结构上互不包含的单句构成的句子，其意义容量比一般单句大，适于表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交易的关系，其丰富的如并列、转折、假设、条件、因果等语义关系，能够适应表述复杂的交易和事项的需要。比复句更有效的是句群，很多情况下一个句群就形成一个段落。

（四）使用非常单一的句子类型和修辞手法 会计一般只使用陈述句，基本不使用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会计语法中，修辞手法的使用非常单调，一般不使用文学上常用的比喻、拟人等。这两方面的原因与前面所说的几乎不使用语气助词和叹词的原理是一样的。但会计中经常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如前面所说的资产的定义中的三个“的”字句，与其他语言不同的是，这种使用不是为了达到文学上的气势，而是为了完整地描述会计交易或事项和定义一个概念。

［本文系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0lzu

jbwzy012）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周仁仪：《会计模糊语言的特点及有用性》，《事业财会》2006年第3期。

金融学概况篇10

【关键词】行为金融；困境；应用

0.引言

对于传统的金融学是在“经济人”的假定基础上进行构建的，人的行为不是完全理性的，所以在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上就是一个新的出发点，是对人类行为以及金融和理性这几者间的关系探讨。这一方面的研究就为金融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加强这一方面的理论研究对实际的发展就有着实质性意义。

1.行为金融学的主要理论及面临的瓶颈分析

1.1行为金融学的主要理论分析

在期望理论中的权值函数由于选择的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主要是将效用和决策权值作为基础，在经过不同的选择来结合真实概率加以确定，权值并不等于概率，所以在其运算方面也和一般的概率运算公理不相同。对于权值函数而言，其最为主要的特征就是对各种极端概率权值大小的确定是真实概率函数所决定。由于人们通常对事件发生概率的夸张或者是缩小就会产生权值和真实概率函数的关系，从其理论上来看是和模拟比较近似的，而在真实的概率所赋予的心理概率就会对人们的金融资产选择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的影响金融资产价格。

行为金融理论中权值函数

而在行为金融理论当中的价值函数，其自身有着鲜明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价值函数曲线在盈利定义域内是凹的，而在损失定义域内则是凸的，价值函数表明在不确定的领域，而效用则是取决于盈利或者是损失。结合期望理论就能够看出投资者在损失时通常时风险喜好的，在盈利下是风险规避的，并会因某一数量损失带给投资者痛苦要大于同等盈利带来的愉快。期望理论其实并没有说明哪些具体因素对参考点有着具体的决定性，这主要是由于参考点会受到投资者个人主观印象的控制。

行为金融理论中的价值函数

1.2行为金融学面临的瓶颈分析

行为金融学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发展的瓶颈，主要体现在不能片面夸大行为金融学对有限理性基本假定，于是就完全否定理性，有的学者研究发现，从股市的破坏性大的非理性心理行为中等能够发现主流经济学的弱点，也就是正统理论还没有认识到人们思维中常常是走捷径的，这样就比较容易绕过理性分析，人们很难做到为了利他而利他，倘若是非要采取在快乐基础上利他的偏好进行解释那就只能这一偏好的显示与否，然后再进行对模型设计可解性加以详细考虑。

还有就是行为金融学在从批评者向着经济学建设者角色进行转变上的理论发展不足，虽在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学接受程度有了提升，但也必须推出有着建设性及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构建，不然行为经济学在经济学的发展领域当中的执政就无法得以实现。

2.行为金融学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中的应用

第一，对于价值投资获利最为主要的来源就是通过投资者非理，投资者对股票的定价发生了重大偏差时来购买低价的股票，然后是对公司进行深度分析对其价值有着较为准确的判断，并能够从另一视角获取更多投资者信息。从我国的股票市场当中在信息质量方面相对比较差，主要是体现在信息在产生以及披露等方面，我国在股市发展自身有着其特殊性，故此在策略的实施上就要能够和市场的发展规律相适应。

第二，我国的投资市场的发展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是中小投资占据着很大的份额，而决策行为很大程度上使得市场有着不稳定性，故此在每次的证券市场都会引起众多市民的参与，这也是对行为金融学原理的印证。不仅如此，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过度反应，通过行为金融学进行解释也能够行得通，而在特殊的市场环境下不管是政策制定还是上市公司行为规范等，都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发展状况进行合理化的引导投资者行为，从而才能够进一步的规范发展。

第三，把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在证券市场的实践当中加以应用，能够合理化的对投资者行为加以引导，并且对广大中小投资者而言要能够在趋于理性化教育基础上进行对证券市场投资者决策能力及市场运作效率加以有效提升。行为金融学对于我国的开放式基金发展有着重要指导性作用，其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较显著的就是基金份额的赎回，这就要结合赎回量来对资产流动性加以确定，从而要对投资者行为决策方式进行实施估计，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就会更加深化这一趋势的发展，在基金方面将会有更大的压力。

3.结语

总而言之，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对实际的经济发展有着一定影响，但从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还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其最为诸多心理效应的调和物无论在市场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应的心理效应就能够对其进行解释。

参考文献：

[1]张圣平，熊德华，张峥，刘力.现代经典金融学的困境与行为金融学的崛起[j].金融研究，2014，（04）

[2]余丽鹏.行为金融学对经济现象的透析[j].管理科学文摘，2014，（08）

[3]田新民.从行为金融学看金融学的现实化趋向[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