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范文10篇-尊龙凯时最新

当代范文篇1

第一，某些艺术家的创作价值观发生改变。在“后现代”艺术的影响下，中国美术具有工业文化追求消费的特点，有的画家告别了80年代的那种追求艺术永恒的创作精神，而转型为眼睛紧盯市场，力求通过市场效应来证实自己的价值。艺术家的创作抛掉了老一代艺术家走西北，爬黄土，进青藏，寻找文化之根，以肉体苦难换取精神升华的艺术创作过程和思想，在创作上有意回避重大题材，表现内容只求构图轻、浅、淡、简、软，以取媚社会大众，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艺术创作具有明显的市场价值观。

第二，以美术政治波普来突出自己的先锋姿态。近几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西风东渐”，美术界的新生代或实验派以东方式的智慧重组了“后”的话语。无论是“89现代艺术展”的“后现代性”挪用，还是上世纪90年代艺术家的群体分化，无论是由《祈世鉴》的高蹈还是“猪交配”的东西方文化冲突隐喻的粗陋，都表现出当代中国美术所遭遇到的全面精神困惑和存在的困境，以及画家渴望走出这种困境的悲壮性努力。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中国的现代艺术更多地充满着政治式的绘画思维。它们消解传统的理想，嘲弄意识话语，挑战保守的秩序，有的画家采取一种政治波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将政治波普用来表现当下的生存状态、国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命境遇。如某些画家的作品，画面多表现傻、大、呆、痴的愚农和城市群氓，充斥于画面的是一种愚笨憨蠢、无所事事、咧着嘴打着哈欠不知如何打发日子的人群。画家将那种“”语言的高歌猛进式的、80年代的高瞻远瞩式的反思彻底抛在一边，而是以面无表情去表现其盲目茫然的心态。

第三，追求大众化的审美表达。在当下消费社会中，长期以来处于主流文化中心的理想的、凝重的高雅文化似乎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而轻松的、娱乐的、休闲的通俗文化则风风火火地成为畅销和时髦。他们已经不再通过绘画来证明自己的追求和价值，甚至仅仅是为了追求感官享受和生活调味。在欣赏方式上，人们更多地也已从思考意义转向感受快乐。过去人们欣赏作品时总喜欢思考其现实意义和审美价值，现在大多数人则往往只是为了感受开心快乐，满足于轻松和愉悦，人们常常选择能逗人开心的作品，作品让人看完就罢，不求回味和铭记。在欣赏目的上，过去人们认为，艺术欣赏是一种高雅的审美活动，可以启迪思维、陶冶情操、充实人生、完善自我，而现在许多人接受艺术只当作一种生活休闲，或者为了消解疲劳、平衡心态；或者为了排遣寂寞、补偿失落；或者为了打发时光、调剂视阈、享乐人生；甚至为了享乐人生，有些人不惜代价去猎奇搜怪、去追逐新鲜刺激，于是严肃文艺被冷落了，快餐文化一片火爆。中国的现代艺术作为当代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也致力追求大众审美理想的表达。在画家笔下，伟人也有了一般平民所有的七情六欲，平民也能成为理想的超人和侠士。在艺术家群体中，女性艺术家也堂堂正正地走到了艺术大堂，对性的思考、生育的幻境以及女性更加敏锐地对社会角落人和物的思考都作为文化现象在画家笔下所表现。轻松自由的创作形态下，“泼皮艺术”“唯美艺术”“消费艺术”同时被不同的受众所接受。在这里，艺术家所具有的审美愿望和大众的审美理想皆得到实现。艺术家在揣摩受众审美理想的同时，不但获取了丰厚的经济利润，同时也满足了人生社会价值的理想实现。人们像在欣赏周星驰的电影一样，轻松地对待艺术和欣赏艺术。更有甚者，现代的“消费艺术家”能把肉皮、动物毛发、蚊虫脚、儿童喜爱的果冻等都作为观念符号运用到艺术作品创作当中。瞬时即逝的艺术形象再也没有传统艺术的永恒，就像果冻一边被吃又一边被大量的生产一样，艺术家大批量的生产着能够满足受众的短暂艺术，又在快速的艺术品消费中获得了金钱和荣誉。艺术家的社会价值理想也在这种文化的创造和消费过程中得到了满足和实现。

第四，追求角色本位的艺术创作理想。在后现代语境下，中国现代艺术家力求使美术创作能满足欣赏者角色本位的审美理想，如刘晓东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死水》；岳敏君的《表情》系列等都是这种艺术理想的体现。这种艺术不是要大众艺术向精英艺术看齐，也不是要退缩到反精英文化的层次上面，而是将所有可能成为它的欣赏者的人放在同一框架内去，各种身份的人都可在此中找到其能够认同的方面，欣赏者扮演的什么社会角色，那么它就同这一角色有着某一方面的同化的可能性。某种意义上它是对作为“人”的本性，即潜意识进行的沟通。这就如同一场重要而精彩的足球赛，拉拉队中可能有绅士淑女，也可能有流氓娼妓，但在为自己球队助威这一点上他们都处在同一营垒，并且在助威中产生心心相印的共同参与感。这已经是一种全新的艺术文化，它一方面使得虚缈的远离现实人生理想而只以艺术为美的家园、只以艺术为陶冶生活情趣的精英艺术受到了冲击，另一方面也使得意图创立不同于经典艺术的大众艺术找到了一个新的创作支点。这种艺术既包括了现实人生理想的内容，同时也具备了经典艺术那种代表人类艺术文化创造的胸襟。这种角色同位的艺术实际上表现的东西是“空框”，无非是如同每一个人走到镜子面前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像，它显得可以容纳很多人，其实待人走开后它里面是空无一人。而这一点若作形而上的终极追询，也许更近于艺术的实质。

的确，具有现代工业文化要求下的大众性和大众审美特性，促使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多元与“繁荣”，但它并没有真正切入到中国具体的问题和现实语境中去，这是中国后现代艺术实践的缺憾。因此，对中国的“后”现象审理是一项相当复杂而又难有定论的工作。我们既要认识到这是世界“文明冲突”或“文化渗透”的必然，又要冷静对待由后现代文化现象所引发的否定或质疑，这种思考或许更有利于我国当代艺术能真正走向前卫和繁荣，并沿着正确而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姚晓雷著.世纪末的文学精神[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张荣翼.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当受众的理想幻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3]彭修银，杨爱新.后现代艺术思潮的中国变体及意义.社会科学家[j].1999年第1期.

当代范文篇2

为什么要选择1976年这样一个时间呢？这只是因为1976年曾经发生过一次“天安门诗歌运动”。这个运动，把此前和此后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区分开来。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诗歌创作是非常活跃、而且非常具有成效的。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好的诗人，包括穆旦、戴望舒、徐志摩，还有象征派的李金发等等。但是到建国以后，这些诗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写得少了，尤其是到五十年代末，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出现了一种“红旗歌谣”式的诗歌，失去了诗歌应有的人文关怀、失去了诗歌应该具有的韵味和品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

1976年，国内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四五运动”，一大批诗歌被张贴到天安门广场、或西单民主墙上，震动了全国……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当时的诗歌就形式而言，主要的还是古体诗词样式（如著名的“扬眉剑出鞘”等等）。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1976年左右，在北京，在天安门之外的其它胡同里、小巷里，还有一些所谓“地下”的诗人，在创作着一些与当时频频见诸于国内报刊的诗歌完全不同的别样的诗歌。这些“地下诗歌”，是以手抄本、或者油印刊物（比如《今天》）的形式流行于世的。这些诗人，便是北岛、食指、芒克、杨炼、顾城、江河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朦胧诗”创作的代表人物……我所说的“当代诗歌”，就是从这些人、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先讲第一个问题。即：

新时期诗歌——北岛、海子：英雄神话或者英雄挽歌

“新时期诗歌”是以1976年为前兆、以1979年到1989年为时限的。这十年，当代史上称为“新时期十年”，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就被称为“新时期文学”。而这里所讲的“新时期诗歌”，也即是对应这个大的界定而言的。

客观地讲，“新时期诗歌”十年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阵营，并不是以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等为主力的“朦胧诗群”，尽管他们的创作构成了这一时期最壮丽的人文景观。

当时的情况是，“朦胧诗群”的诗人们虽然在“地下”活动得很早，但出现在“地上”的时候却很晚。也就是说，当他们在“地上”成名之前，早已有一些诗人提前在诗坛上扬名立万了。这些诗人，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创作并且已经成名的，比如说艾青、穆旦、郑敏、牛汉等等。第二类则是五十年代开始创作并暂露头角、结果却因历史的原因而不能继续写作的这么一批人，也就是当时所谓的“中年诗人”，比如说白桦（写过《苦恋》的白桦）；比如公刘（本来是安徽人，却因被打成“右派”而“流放”到山西的忻州，在忻州度过了十几年的“改造生涯”）；比如流沙河（四川的诗人，也是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昌耀、邵燕祥、赵恺等等。他们都是五十年代初走上诗坛、却因在“反右运动”中成了“右派”而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直到1978年得以“平反”后才重新拿起笔写诗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共性吧，当时文学评论家便给他们起了一个“代名”，叫“归来的一代”。这一代诗人，便组成了“新时期诗歌”的第一个群落，也即是一个主导“新时期十年”的诗歌群落；一个可以提升自己、却不能超越历史，因而也就很难再开拓诗歌未来的群落。

我这样讲，则是强调这样一个意思：作为这一群体的诗人，虽然在他们的人生及创作经历中，受到了很大的身心伤害，但是等他们复出以后，并没有去埋怨那个时代对他们所造成的创伤。当时白桦写的引起全国争议的电影剧本《苦恋》，也便反映了这一代人的情怀。他们复出以后所写的诗歌，与他们五十年代的诗歌相比，肯定是大有长进，或者也可以这样讲，新时期的创作，代表了他们创作的最高水平；然而从横向进行比较，也就是同当时“崛起的诗群”的创作相比，他们的诗歌毕竟是显得单薄和老旧了。

这样评价“归来的一代”，似乎有些刻薄，况且也真是有违我的本意。因为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我是有过交往，并且势必终生仰慕的。之所以如此评价，或者也可以说是就诗歌发展的历史而言，势致不能不吧。他们的人生遭际，是值得悲悯的；他们的创作历程，是值得书写的；他们的创作实绩，是必须肯定的；当然，他们因受政治的、时代的影响而孳生出的种种局限，却也是必须面对、必须正视的。尤其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自己本曾受到过不公正的批判，然而复出、并成诗坛主持以后，却又不适当地“批判”了他人，或者用一句不甚恰当的话说，就是还对朦胧诗进行了一些“围剿”。当然，这主要的也只是因于诗歌观念的不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吧。所以我这样讲只是陈述事实、而并非刻意“批判”。当时的情况即是如此，包括艾青老都写文章说：“朦胧诗是一个怪胎，是个毛孩子。”事实证明，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也正是由于误解太多了，以致不少诗人对于新的诗歌样式的出现，并没有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宽容；对于新的诗群，也没有给予本来应该给予的扶持。

这里，我所讲的“新的诗歌样式”就是“朦胧诗”；所讲的“新的诗群”就是“朦胧诗群”，也就是由诗人徐敬亚所命名的“崛起的诗群”。

这个诗群，就是刚才我说的以北京的“今天派”诗人为主体的诗群。这个诗群主要的代表人物即北岛，其次是在厦门的舒婷，以及顾城、江河、杨炼、食指、芒克、多多、梁小斌、徐敬亚、王家新……后来也有一些人说：北岛就其创作时间来说，是在食指之后——食指本名郭路生，是“这一代”中最早写诗的人——就其创作成就来说，则在芒克之下；但不管怎么说，“朦胧诗群”主要的、优秀的代表人物还是北岛。

惟此，在这里我先说北岛，尔后再说“朦胧诗之后”的另一个代表性人物，即海子。

北岛，本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州，1949年生于当时的北平（即北京）。毕业于北京四中。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作过翻译，并短期在《新观察》杂志作过编辑。1970年开始写作，1978年与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志。1989年移居国外，曾一度旅居瑞典等七个国家。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还曾是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2007年，北岛收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8月，正式搬到香港，与家人团聚，结束其近20年的欧美各国漂泊式生活。出版的诗集有：《陌生的海滩》（1978年）、《北岛诗选》（1986年）、《在天涯》（1993年）、《午夜歌手》（1995年）、《零度以上的风景线》（1996年）、《开锁》（1999年），其他作品有：《波动》及英译本（1984年）、《归来的陌生人》（1987年）、《蓝房子》（1999年），散文《失败之书》（2004年），散文集《青灯》(2008年1月)，散文集《午夜之门》（2009年3月）。北岛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出版，曾三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84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曾和诗人潞潞一起组建北国诗社并创办《北国》诗刊。为组织《北国》创刊号稿件，我和诗人陈建祖专程到北京约稿，由此找到了北岛、江河、杨炼等当时正因“朦胧诗”遭遇困境而处于“沉默期”的诗人。那是一个晚上，我们到中央美院的那个大杂院去找北岛，不巧他出去了，没有见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我们还睡觉的时候，有人敲门，然后北岛便背了个黄挎包进来了。此前曾听人说北岛是一个非常不善言谈的人。可是当时他却非常健谈，和我们谈到快十点钟才去《新观察》上班……后来，我们又见了江河、杨炼、马德升等，并带回了他们的作品，发在了《北国》创刊号上。北岛、杨炼他们后来都写信来，对《北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杨炼甚至说“这是当代中国最好的诗刊”）……不过这是后话，且不多说，还是说北岛吧。

在这里，我谨想以“诗歌英雄”这样四个字作为对于北岛的总体评价。

为什么说他是诗歌英雄？因为实际上他是以自己的诗歌书写了一部英雄神话。

他曾在诗中说：我站在那里，让影子横穿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显然，这就是一个“神话”。还有一些诗句，比如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显然是“英雄的”。所以，我们说：他实际上是一个企图用诗歌反抗政治的英雄。他把历史个人化，把一个时代的沉痛浓缩到个人的遭际之中，从而以亲历者或见证人的身份，对历史进行了一系列的追问或反诘。他想以他的诗歌演义一个英雄神话，并不是因为他本身有多么狂傲——现实生活中的北岛，是一个背着军用挎包、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上下班的人，甚至还有人写文章说他的自行车上时不时的会夹着棵白菜——而只是因于历史强加在他身上的“使命”：由于以往的历史的创伤、和新的历史的需要，他想让自己成为极权政治的控诉者和社会公证的代言人，想通过他的诗歌唤醒、进而建造一个民主的、人道的中国。这无疑是北岛的一个唐吉诃德式的梦想。

一个俄罗斯诗人在纪念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说：“二十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用以解决诗人和帝国、权力与精神独立这样一对俄罗斯的永久的矛盾。”这个论断，其实同样也适用于评价北岛。然而，就如帕斯捷尔纳克不可能解决俄罗斯矛盾一样，北岛同样也不可能用诗歌就解决了中国的矛盾。所以，他只是写下了一些英雄的，让人缅怀的神话般的诗歌。

也就是说：北岛企图用诗歌来进行社会反抗、规范社会民主，呼唤时代不再重演历史悲剧等等，实际上是诗歌本身不能承担的。

所以我说北岛是一个英雄，他的诗是一个神话。

这既是他的伟大，也是他的局限。

于是，便又有一批新的诗人出现了。他们一开始便锋芒毕露，有的人喊出“打倒北岛”，有的说：“北岛死了”，就如尼采说上帝死了一样。

这一批诗人，后来被称之为“现代主义

诗群”；他们的作品，则被冠名为“后朦胧诗”、“先锋派诗”、或“新生代诗歌”等等。

客观地讲，这一诗歌群体及其所掀起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从一开始，便显示出了“先锋性”和“局限性”共生并旺的特点：他们竭力打倒偶像，是要生产新的偶像；他们渴望创造一种另类的诗、让诗歌的精神性和想象性得以敞开，却又不想让诗歌的“战斗性”或“功利性”得到限制甚或是减弱……一句话，他们在本质上和北岛们是一样的，他们实际上依旧是以诗歌创造着英雄神话，只不过一个是“斗士”式的、一个是“骑士”式的罢了。

1986年，由《深圳青年报》、安徽《诗歌报》发起并组办的“现代社会主义诗群大展”，实质上便是“这一代”进军并占领诗坛的一次运动、一个标识。这次“运动”，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打出了许多的旗帜、喊出了许多的“主义”：如非非主义、海上诗群、莽汉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还有众多的“流派”更是心裁别出，比方说撒娇派、呼吸派、特种兵、三角猫、四方盒子等等，可谓眼花缭乱……这一次诗歌大展，最后结集成书，书名即《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

在这次诗歌大展过程中，有两个现象是需要特别提出的：一个是：山西诗人没有一个参加——这当然不是说山西落后、或者沉着，只是说没有参加而已——另一个是：在被称为“北大三剑客”的诗人海子、骆一禾和西川中，当时只有西川参加。

就当下的国内诗坛而言，西川无疑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在当时，在1986至1989年的中国诗坛，作为代表人物，海子和骆一禾的影响力，毕竟较西川要大一些。

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仅就诗歌本身的质量而言，海子和一禾的诗，无疑是在北岛诗之上的。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因于个人的喜爱，就如我喜欢一禾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抒情短诗）甚于喜欢海子、却仍然必须把海子作为北岛之后的诗歌之王一样。

海子，本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微安庆的一个山村，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毕业被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教公共语文，身居昌平，创作渐丰；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他现留世间的著作有：由骆一禾为之整理出版的长诗《土地》，由西川为之整理出版的诗集《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

海子被公认的成名作是《亚洲铜》，但这一首诗我却不甚喜欢，我甚至也不太喜欢他的长诗，我喜欢的是他后来的一些抒情短诗，比如说：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海子是一个非常浪漫主义的诗人，他有一个宏大的梦想，就是要以自己的创作，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的诗歌帝国。海子曾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一世纪和下一世纪交替之际，在中国，需要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和一首伟大的诗篇，这就是我一个当代中国诗人的梦想和愿望……

海子是对的。就像中世纪和近代之交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但丁、一部《神曲》一样，世纪之交，本该是能够产生大诗人和大作品的。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看看整个社会的变迁、文学史的发展，每一个新旧时代交替之际，都必定会产生与之相对应的诗歌。而且，只能是诗歌，而不会是别的文学样式。但丁是一个代表，歌德也是，屈原也是。我有一个观点：不同题材的文学样式，会在社会不同时期引起人们的关注、以至达到这一样式的创作峰巅……而且这是有规律可寻的。这种规律即是：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文学都是依照诗歌、小说、散文这样的顺序轮回的。中国古代的文学，便是从诗歌开始的，是从《诗经》开始的，是从“关关睢鸠，在河之洲”这样的吟唱开始的。当诗歌的繁盛渐弱时，就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小说”——当然那时候还不叫小说、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而是叫《春秋》、《左传》、《国语》、《公羊传》、《谷梁传》、或《山海经》，也就是记叙历史和地理的一些著述。之后繁荣的，便是诸子百家的散文了，包括孔子的《论语》，《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公孙龙子》等等，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气象万千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此后，我所说的“轮回”便开始了，先是屈原的诗，再是《史记》、《汉书》、《说苑》、《列女传》、《搜神记》等等更具故事性的“小说”，再往下便又是政论性“散文”的繁荣，比如《论衡》、《春秋繁露》、《潜夫论》、《神灭论》等等。事实上，这种“轮回”一直在持续着，并无停息。以致直到新时期，我们方更加看清其轮回的轨迹：先是天安门诗歌运动及朦胧诗群的诞生和崛起，之后便是所谓的“伤痕小说”、“改革小说”：比如大家可能都读过的王蒙的小说，蒋子龙的小说、冯骥才的小说，张洁的小说、梁晓声的小说……再往后出现的，便是散文、随笔热了：先是三十年代的作家如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等的散文重新走俏，然后便是当代作家的创作也日趋“白热”，以致现在你到书店里看看，随笔选本或个人专集依然比比皆是、琳琅满目……

所以我说：在世纪交替之际我们所处的时代，依旧是一个散文和随笔的时代。这是一个疏离诗歌的时代，是小说也已成为过去的时代。

我总结并细述这样一个规律，至少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即：当一个已经行将衰老的社会、让位于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社会时，可能大多数的人还没有、或者也不会意识到，但是敏感的诗人却意识到了，也就如中国的一句古诗所说的吧：春江水暖鸭先知。惟此，诗歌的繁荣也就成为势所必然。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复杂化，小说创作便又势必会热闹起来。小说的本能是记载或者描述存在着社会现象、人物遭际，它是一种记录，却又常常想对时代有所规劝，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当这个时代走下坡路或者行将过去之际，大家也就不怎么爱看小说了：那些东西写得还不如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所遇到的那么复杂，那么有意思嘛……于是大家就不看了，小说也就不能再热了。这个时候，散文和随笔就开始蓬勃起来。散文和随笔的最大特点是“散淡”、是“随意”，就像走路一样，是一种秋天的或者黄昏的步态。中国文人有一句老话：“富，则达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散文和随笔，总的来说便是独善其身的产物，是一种对自我的、时光的、对存在于现实之外的理想世界的追忆或者梦想，是反思、或者体悟，是平和的却也是无可奈何的。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散文及其时代，是个人化的、修身养性的，因而是沉思的和低语式的，是“哲学的”；小说及其时代，则是公众化的、记时劝世的，因而是写实的和讽喻式的，是“社会学或政治学的”；而诗歌及其时代，却如天籁，是灵动的和富有昭示意味的，因而是“宗教的或神性的”。

所以，海子当时便神性地提出、并投身到了这样一次大的诗歌行动：他企图以中国及东方神话系统为轴心，借助西方的《圣经》、并结合印度史诗，从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诗歌帝国”。海子曾从地理、或方位的意义上对这个帝国进行描述：即以东方为中心，东起太平洋，西到两河流域，北到蒙古大草原，西到南亚次大陆……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梦想，或者也正是因为它太伟大了，以致使得海子本人的才力和精力都不可能达到，并最终导致他选择了另一个极端：自杀。

海子是于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的一截火车道上卧轨自杀的。他预先便去那里看过：他选定这截铁路，只是因为这儿正好是缓上坡。他不想躺在火车头前，而是在火车上坡的时候钻进了两个轮子之间，最后被火车轧成了两截……

海子死后，骆一禾将他的遗物、尤其是遗作进行了整理，并为之编辑并出版了长诗《土地》。这是海子的第一本诗集，也是他永远也不可能看到的诗集。

骆一禾和海子的为人是非常不一样的：骆一禾做事非常严谨，他的诗，以及所有创作的第二稿、第三稿都整整齐齐的，自己便拾掇好了；但海子不是，海子的诗就写在烟盒上、报纸的空白处，乱七八糟，到处都是，这也便使得处在巨大的悲痛中的骆一禾在为他整理长诗《土地》时，费尽了心血。以致在海子辞世不到两个月，骆一禾便也因四种病突然同时爆发，于1989年5月13日倒下、5月31号即在天坛医院辞别人世。

一禾生性平和、襟怀博大。他生前曾将手抄的26首诗装订成册相赠于我，诗的封面取自画报，扉页上则题写了他自己的一句诗：

我不愿我的河流上

漂满墓碑

我的心是朴素的

我的心不想占有土地

所以，我曾在题为《一禾的五月和五月的一禾》的悼文里这样说：我说五月，一禾的五月。我知道一禾绝对不会赞成我的说法。他不想占用五月，以至从倒下（5月13日病发住进天坛医院）到“站起来”，他都智慧地选择了最节约的数字：13—31。一个等腰梯形，梯形的腰很短，他却凭借天才让诗接近上帝，又把上帝的仁爱和悲悯回还于诗……

而现在，我则更以为是如此。我认定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整个新时期文学的结束，是以骆一禾的辞世为标志的。

这就是我所讲的当代诗歌的第一个时期，即“新时期诗歌”：北岛和海子，当然也包括一禾，因为海子和一禾，无疑就是英雄挽歌最后一个音符的抒写者。

前边讲的好像多了些，现在讲第二个问题，即：

90年代诗歌：个体化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以及民间写作之间的论争

1990年10月，我曾在《火花》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这个评论的题目即是：《新时期和现代派艺术》。

在这个评论中，我便提出了一个观点：1989年后半年，是新时期文学和即将展开的另一个时期的文学的交汇点。也就是说，“新时期文学”是于1989年6月宣告结束的。当时的《火花》在全国影响不大，因而这个观点也便没能引起多少注意。这个观点，是在后来才被得到普遍的认可的。

其实，早于此文，我便在一首诗中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洪水卷去道路

把脚印，变成船

送到远远的飘泊里

在这里，当然也包含了我对1989年后半年到90年代初国内诗歌创作状况的体悟，但毕竟不是理论阐述。我所作的理论阐述，便是在上边的那篇文章里。可惜的是，文章发表的时候，那段阐述被编辑删掉了。所以现在我重述的，只能是当时所说的大致意思。

我说：那些被送走的“船”，后来便漂泊到一个孤岛上。这个孤岛上什么也没有，只是有两棵树，一棵叫做“家园”，一棵叫做“爱情”。于是乎一些诗人便抱住了其中的一颗叫“家园”的树，而另外的一些，则抱住了叫“爱情”这棵树。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www.studa

也就是说，在90年代初，“家园”和“爱情”便成了整个诗歌创作的主题，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有四五年之久。大家如果喜欢诗歌，或者对诗歌有所了解，便会明确看清楚这一事实。当时，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词便是：精神家园。

当然，作为诗歌的主题是如此，是一样的。但诗歌作品所体现出的个性，却仍是不尽相同的。

就当时诗歌创作的“阵营”或创作理念而言，归结起来，大致不外乎三种吧：

首先，是以张曙光、肖开愚、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中年写作”（实际上他们的创作，本身亦是多元化的，并不甚相同）；

另一个就是由于坚和韩东提出来、后来又由伊沙等等张扬光大的“民间写作”；

再一个就是：以陈东东、西川等首先提出、后来又有王家新、欧阳江河、程光炜等参加的“知识分子写作”。

这是一个宿命，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事情，就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新时期之处在诗坛暂露头角的诗人们，大多数也像当年“归来的一代”一样，不得不进入了人生的中年。我知道，他们肯定也有着类乎于“归来的一代”的某些困惑，但他们超越了“归来的一代”的，却恰恰在于：他们在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存处境及写作状态的变化之时，不是一味地去指责后起的诗人和诗歌，而是针对自身的优势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中年写作。

当然，“中年写作”说到底只是对“青春期写作”的一种反拨，这里的“中年”既不是指向年龄，也不是指时间，更不是指权威，而是指“境界”，一如我前边所说的“散文”和“秋天”。欧阳江河有一段话说得便非常明白、非常到位

中年写作与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极其相似，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的秋天之间，在已逝植物和将逝植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各种神话之间，在事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经纬考究的有无学问之间，转换不一，这就是中年。

他所提出的相类似的“中年写作”理念，也许是因为说得中肯、说得到位吧，因而并没有引起多大争议。但在另外两种类型的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便有了比较大的争论。在这里，如果说八十年代著名的论争是“三个崛起”的论争，那么九十年代的著名论争，则显然就是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大辨论了。这场争论，便是由“民间写作”的代表人物于坚和韩东发起的。于坚现居云南，韩东则身在南京，我对于他们的诗歌及随笔都是非常欣赏的。但对于他们针对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所发起的“攻击”或者“非难”，却是不敢认可的。虽然，我对他们的“民间写作”主张，还是大致认同的。

总而言之，民间写作的主张不外以下三点：第一，我们使用的是口语，而且是南方的民间语言；第二，我们们所写的，是我们所熟悉的是日常生活；第三，我们所站的立场是民间立场。

平心而论，这的确没什么错，但是若以这样的主张为武器而去指责其它类型的创作，便似乎是不应该了。1998年，曾开过一个诗歌创作的研讨会，据说“两派”的人物在会上吵得一塌糊涂，而争吵的焦点，说到底也只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关系问题、现代汉诗的发展和外国诗歌影响问题、对诗的综合性要求和日常经验问题……对于这次论争，我也关注过，但最终却也没有撰文说说自己的观点。因为我对这次论争的感觉是非常不好的。它让我由不得地想起了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而当一种诗歌论争也成为路线斗争的时候，那只能说明意我们的诗人在思想、理论、以至人性修养等等方面都倒退了。而且说到底，诗人的立场只能有一个，就是“人”的立场、“人性”的立场，这个立场，和“民间”或者“官方”无关。

可叹的是，中国的文学总是如同政治一样，而这样的一场诗歌争论，无疑也让人看到了历史的和政治的影子。

这场争论。恰恰是出现在一个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一个旧的世纪的行将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出现的是大诗人和大作品，而绝不应该是大争论。然而这恰恰也就是当代诗坛的真实处境，是寂寞和萧瑟的。

这就是整个九十年代的诗歌创作境况：一个前期佳作迭出，而后期却是争论胜于创作、观点超出作品的时代。

第三个问题：

本世纪初的诗歌境况、以及我对诗歌发展的理解和期待

一场论战似乎耗尽了元阳，所以当新世纪曙光投到地球上的时候，诗的世界显得异常的平静而又寂寥，使人甚至产生即使有些个胡争乱吵也好的感慨。

这样的感慨，显然是针对整个文坛的状况而发的。新世纪开始之初的文坛，和2000年文坛的热闹劲相比，显然总体上都多多少少地有些低沉。但在诗歌之外，总也还有一些让人觉得“热闹”的现象或事件。从2000年至2001年年初，文坛上发生的大的事件便至少有三：一个是《收获》上发表了王朔等人的指责鲁迅的文章；另一个是北大毕业的怪才余杰同余秋雨进行论战，即所谓二余之争；还有另一个，就是王朔向金庸先生叫板……与此同时，就和98年到99年上半年的诗坛一样，整个散文界仍热闹不息。尤其是主持人、艺人等名流的随笔，依旧不断面世并形成畅销；成套成套的散文、随笔选本，仍在源源不断地出版……所以，新世纪初真正寂寥难耐的，其实只有诗坛。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0年初，我和诗人潞潞、师周宗等创办了《少数》诗刊。之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做这样一件事，当然不是冲破寂寥、或者挽救江湖；而是我们认定：在所有的社会中，诗人毕竟是属于“少数”；亦惟其少，才更应进行以一当十的努力。这个诗刊就像我们当年办的《北国》一样，也在全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大家或者迷惘、或者争吵的时候，我们就办了这么点事儿，出了这么一本民间诗刊。

诗人潞潞为我们这本刊物写了“发刊词”，题目即是《诗歌的村庄》。

《少数》在当代诗歌的一片沉寂中，在几乎是一面倒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中脱颖出来，的确也就如同远山的村庄，和平、宁静，充满生活的热情、烦恼和忧伤……在无论什么都可以炒作的今天，它依然克制着、梦想着，它跨越着栖身的土地，它把自己的视野伸向远方：伸向人类隐秘的信念，伸向诗歌的天职和使命……它是诗歌神性的召唤，而不是某个时代哗众取宠的回声……

我们在封底郑重地写下这样一句话：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2001年6月，山西省图书馆周末讲座约我作一次关于当代诗歌的讲座，我欣然应允。前边所讲的，当时大致都讲到了，只不过是没有今天这样详细。就是在那次讲座上，我这样说过：

然而我坚信：这一个世纪最初的十年，必将是中国诗歌的丰收之年！

从那时到现在，已是八年。非常庆幸的是，我当时的预言，至今已然得到初步证实。

2002年，《诗刊》率先改刊为半月刊，上半月刊以名家名作为主，下半月刊则向青年诗人倾斜，随后，《星星》诗刊也改为半月刊（下半月刊以发表网络作品为主，从2007年改发诗歌理论评论）。与此同时，又有两种新诗刊面世，一是山西的《大众诗刊》，一是甘肃的《敦煌》诗刊。据诗人林莽透露：《诗刊》扩版后一年中比往年多发表作品约2000首，有600多人次的青年诗人在《诗刊》下半月刊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

与新诗创作相比，古体诗词创作，几乎可以用“空前繁荣”定论。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郑伯农亦曾披露：中华诗词学会现有一万多名会员，全国经常参加古体诗词活动的人员达百万以上；全国约有500多种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古体诗词报刊，每年发表的古体诗词新作达10万首以上……

当然还有更厉害的，这就是网络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机遇，诗生活、诗江湖、论坛、橡皮、界限、诗中国、中诗网、终点等等网络诗刊（或诗论坛）应运而生，向传统的纸质诗歌刊物宣战，并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说来也庆幸，我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累累硕果和丰收前景的。我是个迟到者，只到去年十一月才开博客，开了博客后才开始大量阅读发表在网络上的诗歌（顺便提及，我不甚赞同“网络诗歌”这样的术语，诗歌就是诗歌，和介质无关，就如同不存在印刷诗歌、手抄诗歌一样，所以这里权以非术语的“发在网上的诗”叙述之），我为波澜壮阔的诗歌浪潮所震撼，为中国诗人的创作实绩而赞叹！

尤其是山西诗坛，我认定山西诗人的诗歌创作是非常了不得的！就是在今年春天，我读到了唐晋的《侏儒纪》、金汝平的《歌声唱给白骨精》、石头的《身体史》、赵树义的《赵树义无题诗一百首》，我坚信这是他们对于中国诗歌的重大贡献；而雷霆、雪野、病夫、李坚毅、柴然、刘文青、温建生、无哲、汉家、赵泽汀、吴笑冬、晋侯、朱宾、任晋渝、韩玉光、刘宝华、阎海育、阎扶、古陶、山西北野、竹无俗韵、陈小素、木头、如斯、山西小诗妹、麸言、张黎、爱斐尔、麻小燕、清露挂月、一苇、张佳惠、田长水、小镇人、紫衣人、小鱼摆摆等一大批诗人的近作，都让我感动、振奋！他们大都开有博客，喜欢诗歌的同学不妨去读读。

今年恰逢北国诗社创办二十五周年，在徐建宏、温建生二位社长的倡导下，潞潞、刘峭、唐晋、金汝平、圆子及我等经过慎议，决定举办如下三项重大活动；

一、再以《北国》为名，创办一本不定期的诗刊；

二、编辑出版一套旨在倡导和助推诗歌创作热潮的丛书，以整体的方式向外界推介山西优秀的青年诗人及其作品，继续弘扬具有创新勇气和包容气度的北国精神，以期在省内形成独有的创作气候；

三、举办一届规模较大的诗歌盛会——“北国诗会”。

当代范文篇3

关键词:新型广告载体;三网融合;发展

“三网融合”是指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大网络经过技术改造，能够提供包含语音、数据、图像等综合多媒体的通信业务。“三网融合”并不意味着三大网络的物理合一，而主要是指高层业务应用的融合。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下，不仅能在手机上看电视，还可以通过电视遥控器打电话，随需要选择网络和终端，而且只要拉一条线、接入一张网，甚至还可以完全利用无线接入的方法就能通信、电视、上网等各种应用需要。

(一)电信网———手机

汤劲在《手机短信———新型广告载体》一文中提到，自从无线移动电话问世以来，全球手机用户突飞猛进。根据信息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06年7月底，中国手机用户数量已超过431000000户，同比增长44．9%。手机短信方便，价格便宜，容易收发，已成为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喜爱的信息交流模式。现在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新的消息载体和平台，人们越来越依赖它。就像海德格尔所说“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技术是一种展现的方式。”手机短信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他不仅促进了人类交流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成为新媒体文化景观建设的重要力量。据新华网报道在最近几年，中国的手机用户，位居世界第一。所以和低收视率的传统媒体的比较，具备更全面的优点:1、它覆盖的面积广，受众多，迅速便捷，可及时传送。在传播信息的实效性上，手机短信比其他媒体甚至网络更具有优势。2、流程短，受制约因素少，发送便捷，一个广告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传播出去，并且不受到发送时间和手机开关机影响。3、费用低，国内自动漫游是手机短信的特殊功能，不管把信息发往国内哪个地方，费每条都是0．1元。在成本上相比传统媒体占据很大优势。有了这些特点无疑造就了手机短信的通用性和实用性，越来越多的人将会被接受。

(二)有线电视网

因为电信的业务能力不断被增强，电视用户资源被冲击，电视广告市场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传统传输通道的地位下降，传统电视广告业务市场必将受到影响。各媒体之间的竞争不仅是本质上的竞争，还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上的竞争，原本在传统媒体的模式中处于上风地位的电视媒体，必须考虑怎样在新型媒体激烈的竞赛中立足，赢得新的增长点。在第四次重组之后，电信运营商成功完成了有线与无线业务相联合，业务渗透实力不断加强。在“三网融合”环境下，利用业务优点和渠道优点的电信运营商渐渐向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转换，向媒体行业介入。这肯定会打破已有的媒体竞争局面，并且给电视媒体带来深远的影响。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用户资源和影响;第二:电视广告市场受到很大挑战;第三:电视传统传输渠道(无线和有线)的价值和地位降低;第四:传统电视业务受到影响。电视广告现有的局面、产业链、运营模式都将受到明显的挑战，传统电视广告市场必将由垄断转向竞争和开放。在“三网融合”的情况下，电视媒体要想成功，就必须把握机遇，接受挑战，取长补短，制定对策，提高本身的核心竞争力。

(三)互联网

1．计算机技术大发展为三网合一奠定了基础

如今，进入信号产业全面竞争的社会，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促使有线通信和无线通信联合;让传统电信和互联网通信的联合，电信产业与媒体、金融产业的联合;电脑技术的进步使电话、数据和图像等都可以利用相同的数码传送、交换和分配，用三大业务来分划三大行业的互联网技术基础已经过时，密集波分复用等光通信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传送宽带图像和数据提供了必需的宽带和传输质量以及较低的成本，软件工程技术的发展，让互联网的信号一直升级，支持各种业务;所以，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已经为“三网融合”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2．三网合一引导互联网的变革及其发展前景

以三网融合为思想的产品和技术层出不穷，如iptv、voip(全称voiceoverip;又名宽频道电话或网络电话，是一种利用国际互联网技术或局域网的ip技术，来实现新型的电话通讯)等等。其中iptv一经问世便对计算机互联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在技术上，引领了技术革新;在运营模式上，引领了其商业模式的转变。iptv是运用多媒体、互联网、宽带有线电视网通讯等各种技术的集合，向用户家庭提供包括数字电视以及各种交互式服务的崭新技术。iptv还将互联网浏览、电视、e－mail、娱乐、教育、商务功能联合在一起，在将来的竞争中具优势地位。iptv作为跨电信与电视行业的新应用，有相当大的市场。其一，因为iptv是一种可以将传统媒体转换为新的互动的个性的需求体验的计算机技术。其二，中国电信行业的发展，已进入宽带时代，宽带已渐渐融入社会以及生活的每个层面，然而iptv就是在已经有的宽带互联网上，将视频媒体联合到电信业务中最好的计算机软件技术。总而言之，一个全新的计算机互联网电视产业将降临。

(四)融合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趋势，也在国家领导的关心扶持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电信网、互联网、有线电视网“三网融合”变成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样的趋势下，不仅是电信网与电视系统产业而且互联网的多种价值链的融合也必定会实现。在此情况下，三网融合无疑就是新型广告载体发展的必要条件。有了“三网融合”广告行业一定会大放光彩，所以一定要看准时机，把握机会，利用创新的思维方式，通过高性能的网络服务打造出属于广告业的一片天空!在当今商品经济时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三网融合”将是新型广告载体发展的新型趋势，需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取长补短，努力制定对应政策，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它的成功能实现人力物力等资源的合理利用，创造不菲的价值。

总之，“三网融合”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推动互联网的发展和转变。未来“三网融合”的互联网，一定将是一个遍布全球、强大的信号、业务齐全的信号服务计算机互联网。所以，要充分把握机遇，克服困难，努力推进“三网融合”，开创新一代计算机互联网。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广告，广告也是建立在人们生活的基础上，两者相互依存，息息相关。生活在不断变化，广告界也当随之革新，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才不会被淘汰，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新型的当代广告载体将会蓬勃发展，会走出有自己特色的道路。新型广告载体在21世纪肯定会产生一个新广告载体发展的流行趋势，带动广告业的发展，引领潮流。一个新的广告时代即将来临。

作者:李丽雪 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姜永春著．《三网合一技术分析和展望》．硅谷，2010，(2):45．

［2］王伟明、赵丁丁著．《广告视觉设计》．丹阳市: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

［3］汤劲．《手机短信———新型广告载体》．当代传播，2007，5:1－2．

［4］徐民鹰著．《三网合一技术基础》．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27—29．

当代范文篇4

登堂入室，成为当代贸易壁垒的主导

倾销与反倾销，是国际贸易中的基本现象之一，反倾销作为贸易壁垒的一种手段，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但是，尽管反倾销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却始终未能成为贸易壁垒的主导形式，并且经济理论界、贸易实业界、法学界对其还有着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认识和看法。

“乌拉圭回合”的谈判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的不懈努力下，传统贸易壁垒的主导形式——关税壁垒由于世界各国的进口关税税率不断降低而名存实亡，加上进口配额和许可证等人为的干预措施也日益减少，新的更为有效的贸易壁垒呼之欲出。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保护和保障措施、技术门槛、绿色贸易壁垒等一大批被世界贸易组织认可的合法的贸易保护措施相继登台亮相，并为世界各国选择使用。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反倾销作为抑制不公平贸易，保护国内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的青睐，不但登堂入室，而且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完全有可能在21世纪初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贸易壁垒的主导。

审议磋商，反倾销规则趋向规范严密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要求，所有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方，需要定期接受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审议，以便促使每一成员方提高贸易政策和措施的透明度与规范性，从而有助于增进成员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减少或避免贸易争端。显然，为了确保本国的反倾销政策措施能够被其他国家审议接受，接受审议的国家就要按照国际反倾销公约的基本规则，对本国的反倾销政策措施字斟句酌，尽量避免发生误解或矛盾。这样，经过不断审议的各国的反倾销规则及其政策措施，就会逐渐趋向规范化，或者至少在形式上趋于一致。

世界贸易组织对成员方接受贸易政策审议的频率规定，一国接受贸易政策审议的频率与该成员对贸易体制的影响成正比，从而成员方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越大，接受审议的频率就越高，次数就越多。由于当今世界中发达国家占据了世界贸易的较大份额，并且又是反倾销的主要发起国，因此，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四个国家被要求两年进行一次贸易政策审议，紧随其后的16个发达国家被要求四年进行一次贸易政策审议，其他国家则按6～10年的频率进行贸易政策审议。显然，这就从制度上约束着那些频繁运用反倾销政策措施的国家，不但要增加透明度，及时向多边贸易体制其他成员方进行通报，而且还会有可能引发一国的反倾销措施扩散化，即接受审议国家的反倾销措施由于各国的审议认可而被其他国家援引和效仿，最终使得各国的反倾销政策措施趋向一致。

另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还经常就所有成员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各种等级的谈判磋商，以便在求大同存小异的基础上更好地共同管理全球贸易。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已经先后举行了四届部长级会议。

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包括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即定议程”，“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以后，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领域中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内容，需要纳入多边贸易体制，并进而对过去形成的某些规则和协定进行进一步的审议、修订和完善，使之能够适应并更好地规范和管理各国的行为。这一方面主要涉及的是农业和服务贸易开放中需要继续谈判的问题。另一类则是所谓的新议程，即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方认为有必要协商一致的问题。由于各成员方关注的重点不一，所以，新议程的范围极其广泛，反倾销、投资政策、劳工标准、技术转让、电子商务、政策采购、环境保护、贸易投资一体化、贸易便利、技术贸易壁垒等等，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数量扩张，国际反倾销发起的重要原因

倾销有价格倾销和数量倾销之分。在过去的年代里，由于以低价开拓和占领市场的手段最容易见效，所以，倾销者习惯于使用价格手段进行倾销，从而国际反倾销也就多以对价格倾销的行为制裁为主，很少运用数量反倾销。

但是，由于经济追赶的目标引诱和人们对于外贸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促进作用的认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外贸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跳跃性的扩张趋势，使得其出口数量急剧增加，再加上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各国货币贬值，使其出口贸易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许多国家的出口数量不但迅猛增长，而且始终居高不下。这种现象的存在和不断强化，容易对他国的相关产业产生较大冲击，并且与国际反倾销公约中关于数量倾销的界定极为吻合，也就必然导致进口国援引相关条款对其实行数量反倾销，从而促使一部分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的迫切心情，而频繁发起数量反倾销。例如，欧洲钢铁制造商协会对于亚洲平板钢板倾销的指控动因，据称是1998年1～6月，来自亚洲国家的进口钢材从过去的每月4万吨猛增到28.5万吨，使得来自亚洲的钢铁比1997年同期增长了650%，并且其占据的市场份额也从3%扩大到21%；正是由于数量倾销已经引起特别关注，所以，目前国际反倾销立案中每年有1/3左右的案件并未涉及价格问题，而是归于数量反倾销，并且大部分数量反倾销案又都源于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出口。

另一方面，进入新世纪以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持续发展，意味着各国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从而将会使全球性的商品和服务供给数量大大增加。但是，增加了的商品和劳务如果不能实现从使用价值到价值这一危险的跳跃，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由于实现这一危险的跳跃不可能仅仅依靠国内市场，因此，这就会使得各国都将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导致国际贸易的规模和总额起来越大。但是，当各国都竞相开拓国际市场时，按照市场营销学的规律以及大部分国家的实际做法，往往是先低价出售商品，待占领市场后，厂商就大量进入该市场，形成数量垄断优势。这样，以低价开拓新市场就极易受到低价倾销的指控而遭受反倾销。然而，任何一个厂商低价打开市场的行为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这种行为与斯密的经济人假设相悖，而且在现行的国际反倾销公约中还有价格承诺的规则可以约束这种行为。不过，如果从数量上考察，分析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是开拓一个新的市场，则其基数为零，而报告期数字与之对比，无论报告期数字大还是小，其结果都将是无穷大，此其一。要巩固已经占有的市场，就必然要大量地增加商品和劳务的出口，这就会使该种商品和劳务在进口国占据较大比重，甚至是数量上的绝对垄断优势，此其二。两种现象，无论哪一种都可以被认为是数量倾销。由于在数量方面实施倾销较为隐蔽，便于操作，所以，未来新世纪中国际反倾销的发展趋势之一，有可能是数量倾销引起各国的特别关注，并成为发起国际反倾销的重要缘由。

自主维权，反倾销应诉率不断趋升

20世纪80年代以前，反倾销的应诉率一直很低，特别是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反倾销，由于彼此实力的差距，应诉率更低，再加上有些发展中国家热衷于开拓新市场，错误地认为受到别国反倾销后应诉成本太大，还不如换个地方重新开拓市场，照样发展对外贸易，所以，当时的

国际反倾销应诉率还不到30%，而应诉的胜诉率就更是低得可怜，以致绝大多数国家都对应诉反倾销的问题敬而远之。

但是，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断发展，反倾销作为各国在国际贸易中保护本国产业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手段开始登堂入室，并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关注和思考：既然反倾销已经被世界贸易组织定性为允许各国采用的限制进口保护贸易的合法手段，那么，它就不应该再是少数发达国家的专利，只要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方，都有运用反倾销手段保护本国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权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践反倾销，使得频繁发动反倾销的国家从过去传统的美国、日本、欧盟、加拿大增长为当今世界中近30个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家发起的反倾销个案占所有立案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前的97%下降到目前的60%左右，而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反倾销个案占所有立案的比重则从20世纪80年代前的不到3%急剧增长到目前的40%左右，出现了明显的反倾销范围全球化的特征。以1998年全球发生的58起涉案价值达到100万美元以上的反倾销个案为例，在这58起个案的反倾销发起国中，既有惯用反倾销手段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争斗，如欧盟指控美国第1916号反倾销令禁止欧盟钢铁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日本指控美国和韩国等向其倾销化工原料等个案；也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实施的反倾销，如欧盟对亚洲生产的个人传真机、美国对中国的苹果汁、澳大利亚对奥地利和芬兰等国出口的光面纸等个案；还有大量的由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并且涉案范围较广的反倾销调查，如墨西哥对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保加利亚等国输入的冷轧钢材、哥伦比亚对泰国和韩国的涤纶丝、秘鲁对中国的电表、刚果（民）对从中国进口的印花布、巴西对来自印度和泰国等地的自行车轮胎等个案。显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世界，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都已经视发起反倾销为家常便饭，并且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国际反倾销在当代世界经济中，运用的国家之多，涉及的范围之广，都比过去有所扩大，出现了明显的全球化趋势。

当代范文篇5

关键词：服装专卖店营销战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供求关系的扩大化各类大型购物空间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空间元素良好的卖场空间是展示商品、吸引顾客、激起人们购买欲望的重要手段服装专营店是专门经销某一特定服装品牌产品的专门性卖场由生产企业直接参与规划管理r很多知名品牌的服装专营旗舰店.甚至会邀请该品牌的服装设计师参与店面设计服装专营店是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的窗口，作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沟通的环节，专营店对品牌的塑造、认知和推广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代服装专营店设计的最终目的就是根据空间的基本情况。综合运用技术手段、艺术手段和美学法则充分利用有利条件积极发挥创作思维创造出一场既符合展示、购物功能要求又符合人们生理、心理及视觉要求的服装盛宴。

一、当代服装专营店的特性

当代服装专营店一般具有三重功能：

1、专营店是建立关系的场所。现代营销思路要求专营店必须致力于与消费群体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早已不仅局限于单纯的买卖关系而是包含了两者间情感的交流与价值的共享。

2、专营店应该成为企业型形象与服装流行趋势宣传的最前线。店面的环境与服务必须致力于服装品牌的宣传与推广强调统一化标准化、人性化同时要注重丰富的品牌文化内涵塑造。

3、专营店是一个信息与回收中心是发现消费需求和消费情报的最佳场所。消费者可以通过光顾专营店切身感受最新的流行趋势，企业也可以通过专营店获取最真实准确的消费信息反馈给相关部门。

成功的服装专营店设计要求设计师能够紧紧跟上商业发展趋势变革的节奏。由于室内设计不断发展的理念服装卖场也随即拥有了符合其自身特点的发展趋势.这同时反映出当今社会不断变化发展的商业运作模式的特点。服装专营店设计是以吸引顾客将顾客的注意力转移到所出售的服装上为目的，并试图制造购买欲以刺激最终的消费行为。

二、对服装品牌体验的强调

在当代服装专营店的设计中功能性需求已经不再是唯一要求正在逐渐被淡化，而消费心理感受与情感需求则被逐渐强化2000年，约瑟夫?派恩与詹姆斯7基尔默合著的《体验经济》中明确之处“体验就是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来使消费者融入其中，创造出能够使消费者参与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体验经济下的企业是品牌体验的提供者品牌做的就是一种感觉专营店是企业提供消费者体验服装产品的最佳场所。

服装专营店的设计必须凸显和着重强化服装品牌意识.强调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感性互动沟通。专营店的品牌体验，应该包括感觉、感受、思维、行动、关系五个方面并通过视觉沟通、服装外观的视觉冲击及空间环境的感染力等方式来实现。优秀的服装专营店设计应该遵从体验模块通过服装展品的视知觉展开设计在设计中尽可能地创造消费者能够参与其中的体验性空间在这种空间里交流是放松的、无障碍的。体验和互动的过程必然催化交流这种交流又是多元的它既包含了服装导购人员和顾客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包含了顾客和顾客之间的交流。专卖店会变得更加专业给顾客更强的信任感和亲和力与目标消费群体之间的联系也自然会加强。

随着当代新设计理念的不断发展服装专营店设计正由现在的满足买卖行为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购物体验的场所逐渐发展成为营造轻松愉悦又令人惊奇的体验环境满足人们情感需求的多维空间。

三、服装专营店个性化执行

现代商业营销理念都在考虑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和消费心理变化的细节。在所有因素中专营店品牌个性化设计对于商场和消费者的影响至关重要。个性化因素包括品牌独特性的塑造、店面针对性的设计、服务唯一性的理念和多种艺术处理技法并行等等这些为创造购物氛围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了解这些影响因素合理运用各个因素的变化就可以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专营店环境气氛。

当代范文篇6

关键词：当代；粉彩；山水；艺术

八五美术新潮开始，传统的艺术开始逐渐往现代艺术转型。在这种美术新潮的影响下，传统的艺术朝当代艺术的变革已经不可避免了。当代的粉彩陶瓷山水创作只有在正是传统的前提下，才能往健康的陶瓷艺术良性发展。传统的粉彩陶瓷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在这种变革的发展下同样面临着改变的趋势。在这为期几十年的蜕变当中，一些思维敏锐的艺术家已经率先开始了这种现代化的变革，并且在其领域已经诸有成就。在这期间，这些优秀的艺术家在创作陶瓷粉彩山水画的过程当中，其作品的审美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开始突破传统山水画的桎梏。当代粉彩山水瓷画的发展，只有是立足于优秀的传统基因下，才开始有良性的变革，这样才能将粉彩山水绘画艺术推向更好的舞台。

1当代陶瓷粉彩山水概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粉彩瓷画逐渐开始有了时代的表现特色。这种特色，实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实现变革的结果，这种时代的变革也正是符合时展的特征。清朝的雍正时期是粉彩山水画的起源时期，经过数百年的时间积淀，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绘画体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粉彩的山水瓷画还是处于以复兴为主的发展方向。但是这个复兴的时期比较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八五美术新潮，对以复兴为主的粉彩山水瓷画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在这种推崇变革的大环境当中，优秀的艺术家不再停留于传统的粉彩山水创作，纷纷跳出固有的陶瓷艺术表现体系，并且自身的发展动向也开始动摇。在承袭传统的过程当中，开始往新时代的艺术元素开始发力。二十世纪末期，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高校也开始全面扩招。随着高等院校对艺术教育的加大投入，高等院校的陶瓷教育，成为了当代陶瓷艺术发展的核心力量。这些受了高等教育熏陶的优秀艺术家，富有更加前卫的设计思维以及更加先进的创作方式，在作品中也会学习世界范围内大量的优秀的文化。所以，这些学院派的艺术家，当代的粉彩山水创作更加富有时代的特色。正是在这种优渥的发展环境下，当代的陶瓷艺术家结合学院派的力量，将当代粉彩山水瓷画推向了更为高级的阶段。近年来，当代的粉彩山水艺术家开始设立自身独特的艺术表现风格，艺术家使用极富创新的表现手法对艺术作品展开变革。当代的粉彩艺术家努力打破传统的艺术桎梏，采用结合时代的工艺手法以及新型的材料进行艺术创作。艺术家普遍将自身的思想情感融合到创作当中，这种创作风格极富艺术表现力，并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审美情趣。

2当代陶瓷粉彩山水变革

当代的粉彩山水瓷画，较之于传统山水来说是一种创新性的变革。这种变革，也是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结合的结果。这种创新性的变革，不但承袭了传统的陶瓷艺术形式，同时还增加了更为丰富的时代艺术元素，这种方式极具时代的特色。而当代的粉彩山水创作，从其表现技法上来看，不再刻板的追寻传统的粉彩绘画流程，而是展现一种更为自由，更为符合当代审美的表现技法。传统的山水瓷画创作与国画山水的创作较为相似，都是一种程式化的表现。当代的粉彩山水瓷画大多来自艺术家的实地写生，通过特殊的技艺或是表现手法，传承国画山水的同时，借鉴了先进的西方绘画表现方式，无论是设色还是线条勾勒等，都更为自由更为结合时代。（如图1、2）为当代陶瓷山水艺术品，该作品包含了点、勾、皴、擦等表现技法，这些技法综合运用于此作品当中，这种创新的创作形式，突破了传统的程式化的装饰方式，采用新颖的创作手法，将粉彩这一独特的陶瓷技法展现的淋漓精致。传统的粉彩山水多以文人情趣的题材为主，这种题材主要是富有文人气息，将文人书画的传统题材展现于陶瓷作品之上，当代的粉彩山水陶瓷也会试用这种山水题材作品。当代的粉彩作品更为多样，也会尝试将西部题材的风景融合到作品当中。从构图的形式上来看，当代的粉彩山水瓷画从构图的方式上来看，已经在努力的摆脱传统。传统的粉彩运用的是自古有之的三远法，而当代的粉彩山水瓷画在遵循三远法的同时，更为契合现代的设计方式。当代的山水瓷画结合综合材料的运用，更加将高温颜色釉等其他装饰方式运用到构图装饰当中，从而来烘托整体的装饰感觉。当代的粉彩山水瓷画从表现风格来看，传统的审美风格已经不能满足当代的艺术家的追求，这些艺术直觉敏锐的粉彩山水瓷画艺术家已经学会吸收先进的审美风格。当代的粉彩山水瓷画不会完全模仿宫廷审美的艺术风格，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先进的变革。在承袭传统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印象派的艺术情趣，更是可以学习西方抽象表现主义进行艺术表现。

3当代粉彩山水的审美变革

当代的粉彩山水无论在审美情趣上与传统的粉彩山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差距。传统的山水审美体现的是文人思想为主。这种思想主要是源自于中国五千多年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中国特色的儒释道思想。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是当代的艺术家最为看重的一部分，当代的粉彩山水瓷画不仅吸收了传统的文人思想，还视作这种思想为审美思想的核心理念。当代的粉彩瓷画虽然继承了这种美学思想，但是并没有完全的抄袭传统山水画的意思。在这个基础之上，艺术家更加努力的挖掘和拓展，追求更好的审美品位。当代的审美思想情趣与传统的审美思想情趣需要合理融合，这种思想上的融合对于审美情趣也是一种变革。另一方面，当代的粉彩在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影响下，也紧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当代审美理念。在时代思想的高度融合下，当代的粉彩山水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后，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逐渐自身也开始高速的发展。而随着这种快速的发展下，这种粗暴的发展必然会影响到环境的破坏。而粉彩艺术在这种环境的发展下，应当加入到生态保护的理念。当代粉彩山水的创作融合这种环保意识的观念，通过夸张、变形以及加工提炼等，使得大自然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希望借助这种方式，引起市民提起对大自然的担忧，起到一种观念上的保护作用。最后，当代的粉彩艺术家，在创作陶瓷粉彩山水的同时，还要加强注入自身个性的表达。借助对大自然风景的表现，更好的抒发自身的审美情趣以及艺术情感。大自然中美好的事物，以及作者对美好事物的喜爱情感，这都蕴含着艺术家对宇宙万物以及对热爱生活的热烈追求。当代粉彩山水瓷画的创作，结合时代审美的思想表达，这种极具主观化个性化的创作方式，使得艺术家热衷于抒发自身的情感，并将极具当代特色的艺术作品呈现给观者。

4结语

传统的陶瓷粉彩山水画与当代的陶瓷山水画有很大的不同，当代的陶瓷粉彩山水画是在承袭传统山水画的前提下创新出来的产物。当代的陶瓷粉彩山水画发展至今已近百年时间，其在装饰技法、构图方式以及题材选取上都大胆的尝试了创新的思维，在表现风格和艺术情趣上都有巨大的突破。当代的陶瓷粉彩山水瓷画结合当代的审美情趣以及个人的审美思维，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变革特点。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希望通过艺术的变革，突破传统的陶瓷山水瓷画的桎梏。在他们的创作当中大胆的尝试，期望以全新的视觉体验来迎合观者。就当下的发展来说，当代的粉彩山水的发展还需要我们当代的艺术家努力拓展，艺术家在审美思想以及表现手法上进入更深层次的探索。未来可期，希望通过艺术家自身的努力，将当代的粉彩陶瓷山水画推向更为高级的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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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历史田野里建构中国陶瓷科学体系——兼论宁钢学术团队“百工录”丛书的方法论意义[j].王洪伟.陶瓷学报.(01)

[8]“首届中国陶瓷艺术年会暨第七届中国陶瓷艺术高峰论坛”在京举行[j].陶瓷科学与艺术.(01)

[]中国陶瓷创作艺术大师张新中——作品鉴赏[j].张新中.山东陶瓷.(04)

当代范文篇7

【关键词】；反腐思想；启示

一、反腐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是有着鲜明的阶级性与革命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也是预防和反腐过程中的锐利思想武器。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他倡导以马列主义作为全党和人民的指导思想，作为党和国家反腐败，保持自身纯洁性和先进性的思想根基。不断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这说明党的思想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起无产阶级的科学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从组织上和思想上真正入党。（二）强化监督机制。深刻认识到群众监督对防腐的重要性。他历来强调强调领导干部要有民主作风，在密切联系群众的同时，更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而要想强化民主监督，就要更好地开展党内外监督，对党员以及干部在思想上，工作上和作风上进行相关的督促，督促他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号召党政干部把自觉提高自我修养和依靠人民群众监督紧密结合起来，加强学习，站在正确的政治立场、面对批评和批评别人时秉承虚怀若谷和客观公正的原则，这样一来就很好的将我国历史上重教化的“贤人政治”传统和西方重监督的“民主政治”传统的合理因素结合了起来，为廉政建设开辟了新的路径。（三）加强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一直提倡法律面前所有人都平等，违法必究。为维护法律的权威，曾反复告诫广大干部群众要学法、守法，不可违反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法律法规。指出不管何人都必须遵照党纪国法来行事，对于腐败分子必须给以严厉惩处，以此来确保党的纯洁性。同时，在进行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过程中必须加强立法，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建国后，针对某些领导干部堕落变质、不发资本家为谋取暴利进行违法活动等现象，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反”和“五反”运动，贪污腐败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惩治和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运动中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通过这种途径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熏陶而且党组织也得到了净化，并严厉打击了腐败现象，克勤克俭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了弘扬。

二、反腐思想的发展进程

（一）反腐败思想的萌芽时期。反腐思想是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中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其最早萌芽于建党初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倡导用无产阶级思想来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革新党内封建思想的残余，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反腐措施，如反铺张浪费、反贪污受贿、反官僚主义等。“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1928年，制定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纪律”以及“八项注意”，初步把巩固和发展红色政权与反腐败斗争联系起来。在《古田会议决议》、《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等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思想上防变、组织上治腐、经济上清白的主张，这标志着反腐思想的重要开端。（二）反腐败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反腐思想的初步形成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更加复杂，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也发生了变化。所有这些都为腐化思想提供了温床。因此着重强调要警惕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各种权利与利益的诱惑，他提议发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警告全党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并提出了“两个务必”，即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呼吁全党要保持优良作风。（三）反腐败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时期。反腐思想的发展和完善阶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八大”这一时期。在这个时期，党建立了中央和各级党的纪委检查委员会；建立了廉洁从政的一系列制度，如实行人民群众监督；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等。反腐思想的一些重要观点，如政治上反蜕化变质、思想上反腐朽堕落、经济上反贪得无厌、生活上防挥霍浪费、防止外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等就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四）反腐败思想的曲折发展时期。“八大”后到“”反腐思想的发展遭受了挫折。深知对党员干部进行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性，他充分认识到领导干部树立榜样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他本人在各方面起着先锋模范作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意见。但八大过后不久，国内扩大化的整风反右运动逐渐摆脱了法律轨道，这不但没有达到遏制腐败的目标，而且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也做出了错误估计。反腐思想在这一时期遭受了严重的曲折，这是反腐思想发展的一大憾事。

三、反腐败思想在当代廉政建设中的作用

十八大以来，我们的反腐工作不断加强，查处了一些大案要案。同时，反腐倡廉思想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反腐倡廉思想对于当前反腐倡廉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一）为当代廉政建设确立理论基础。反腐败思想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腐倡廉思想还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反腐的优秀思想。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全体党员和干部的职责。在革命战争时期，他指出，党的思想建设要比党的组织建设重要，强调党员要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地消除党的身体上的政治尘埃。要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必须重视思想教育和思想建设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以此来促使党员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这对当前的反腐工作仍然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二）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要求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的工作热情负责，坚持勤政廉洁。这是反腐败思想的重要内容。当前，优良作风仍然是党的先进性的反映，是党和国家开展好工作的重要保证，因此必须不断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近年来，一些党员干部没有经受住考验，在权力和金钱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对于党内腐败现象，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记“两个务必”，大兴求真务实、密切联系群众、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同时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加强勤政廉政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三）建立反腐倡廉长效机制。通过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使广大干部群众树立了廉洁的思想。当前，推进党的建设，首要的是要以教育为基础，不断增强对党员和干部进行的反腐倡廉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并建立推进反腐倡廉的机制，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同时，要加强党纪国法教育，树立崇尚法律的思想，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使廉政观念走进人民的心中。（四）处理经济发展与反腐败的关系。今天，中国的改革是在深水区，以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集体，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个阶段，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反腐败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离开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就有失去物质基础的危险。所有其他任务必须服从于这个中心。我们不能干预它，攻击它。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在这方面学到的经验太痛苦了。”邓小平的这种思想不同于的阶级斗争，这是对反腐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班子，在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必须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严明党的纪律，坚持不懈纠正“四风”，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取得群众满意成效。反腐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反腐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其对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当前进行的反腐斗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只有反对经济领域的腐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坚决反对危害人民利益的一切行为，才能真正保持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坚信，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扬的反腐败思想中有益的部分，我们就能在当前的反腐斗争和廉政建设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参考文献】

[1]《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9,810.

[2].整顿党的作风(1942.2.1).《选集》第三卷[m].1991第二版.817页.

[3]《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2.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332，249.

[5]喻仕平：《反腐倡廉思想述论》，《思想研究》，2002第3期.

当代范文篇8

关键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代文艺；文艺启示

一、文化的“软”作用

文化产业cultureindustry，此术语产生于二十世纪初。可译为文化工业/产业。当今总体上是和平稳定的世界，虽有局部热战，但国际形势整体尚好，国内经济政治稳定，不容忽视的是，以文化为核心的国家软实力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越来越多的提到国家的层面上。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强权和文化霸权主义，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应对、如何发展自己的文化与文化产业。在发表《讲话》的1942年，当时中国存在着与资产阶级作斗争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外来入侵者的腹背受敌的危急状况状况。清楚而先见认识到文化在人民军队和战胜敌人中的不可小觑的作用，并分析了我们应该如何发展以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为立场的文化，如何看待敌人、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和自己人的关系，就我们国家现在的态势而言，政治稳定、经济逐步增长、科学技术水平进步、综合国力逐步增强是肯定的，但文化的发展却未及经济发展的速度，我们需要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与今后长期发展的国际态势，各国间经济与科技的较量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日益紧张、激烈，文化软实力的位置就摆在更加明显的地方。就文艺工作者而言（先暂时以这个称呼自居），文艺作品的质量关乎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文艺作品的传播速度之快与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之大，是一个国家不能忽略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必然对国家产生向上的吸引力，所以我们就应该提倡文艺工作者创作出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与民心的文艺作品。

二、文化的“吸收”与“去除”

在发展本国文化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认识本国的本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识别本国文化发展与外国文化入侵的关系，即文化的方向性“东”与“西”的问题。我们应该思考，对于外来文化，我们究竟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有个别的激进分子持全盘吸收、全盘西化态度，又有个别的保守分子持坚决反对、“闭门造车”的态度。的《讲话》谈到这两种态度都是不正确的，都是片面的，虽然此篇文章的背景与现在完全不同，所提到的“改造”与现在所需要的亦不尽相同，但同志的思路和辩证分析问题的方法却是值得我们学习与思考的。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中国，需要的是服务于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的“笔杆子”，需要《黄河大合唱》、《我的祖国》等合唱或独唱作品鼓舞士气，需要各种优秀文学（诗歌）的振奋人心的艺术作品，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这些艺术作品，全部都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在当今的大时代下，中国的文化界也有许多成就：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山西省作家刘慈欣在2015年8月23日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亚洲人首次获得雨果奖。这些艺术作品的成功，除了有作者本人的思考和努力，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作就可以的，而是要吸收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去粗取精才能创作出来的。世界是一个大熔炉，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得以流通和融合，文艺创作者的眼光应该着眼于全世界，站好自己的立场去创作去写实。

三、对当今文艺工作者的启示

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应该首先真正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工作的性质，认识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更好的思考如何为人民服务、如何创作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文艺作品和文艺工作者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应该清楚的认识到文艺工作及自身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重要性，深入人民群众，不做高姿态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或从事文化的相关人员，应该与人民同呼吸，与人民站在同一点上。应学习山西“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

四、文艺工作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论从事任何工作，都要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念。七十多年前的的《讲话》就明确指出，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指导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更甚于生活。尤其是从事文化文艺工作者们，更应该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样的作品才具有时代意义，才能创作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就文化而言，好的文艺作品不仅可以使人们身心愉悦，而且可以给社会带来良好风气，使人民更具有向心力，这对国家稳定而言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五、结语

笔者在读过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文化需要，认识到其对当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当下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先暂时以一个自称为“文艺工作者”的角度出发，结合当下的国内背景和文化环境，以的讲话为主要内容，提出了自己的些许认识和观点，若有偏颇，还望指正。

作者:张毓倩 单位:中北大学

当代范文篇9

陈晓明的“中国立场”说，是对其“前所未有的高度”说［4］的学理性补充，是为这一论断寻找到了更高的正当性依据。陈晓明先生的论说逻辑可以这样概括：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独特的现代性进程中的一部分，加之汉语写作“总有超出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的例外”，是“永远无法为西方文学规训”的，也就是说，中国当代的历史和文学都异于西方，而以西方的现代性经验和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来评判之，则“中国的文学永远只是二流货色”，所以，我们应有自己的价值准则，中国臣服于西方的“规训和尺度”够久了，是到了要有中国立场的时候了，要“对由汉语这种极富有民族特性的语言写就的文学，它的历史及重要的作品，做出中国的阐释。这与其说是高调捍卫中国立场，不如说是在最基本的限度上，在差异性的维度上，给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普遍美学的中国美学的异质性价值”。如果再加以概括就是这样一个三段论述：中国历史和文学具有独特性———西方文学标准和价值尺度不适用（如用，就会造成过低和不合理的评价）———应有中国自己的价值立场和美学尺度（有了自己的尺度就会对中国历史和文学做出合理解释，就会发现当代文学达到了60年来“前所未有的高度”）。细究起来，这看似很有逻辑的论说实际上存在诸多学理上的疑点。中国历史和文学具有独特性，这毫无疑问。但中国近现代历史也是整个世界史的一部分，中国的民族独立、反法西斯战争以及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现代化道路，无不处在世界历史的总体格局中，社会前行和变革的思想资源也主要来自西方，从“德先生”、“赛先生”到“马克思主义”都是如此。身处其中的中国文学也的确有其独特性，最显著的就是，中国文学有更多族群承续、家国存亡的宏大关怀与焦虑，承担起了更多“救亡”的责任和塑造新的社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一度成为宣传抗战的工具，服务于革命及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但中国文学在艰难的历史进程中也还有更多、更高的企望，尤其是从“五四”举步启程的新的白话文学，在众多优秀的世界文学那里寻找到了范例和标准。中国古典文学的那种自足和封闭状态随着中国历史“被现代化”进程的开启，也永远不可逆转地被打破了。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独特性，不能抹煞了更大的、更具普遍性的世界视角和文学尺度。

对于中国文学与政治及国家意识形态的过多纠结，尤其是“社会主义主流革命文学”、“走向共产革命的文学”，陈晓明认为中国现有的文学史写作观念无法阐释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对这些文学，无论是“左”的赞颂还是“右”的贬抑（在夏志清和顾彬那里成了“中国作家受政治压迫的历史的佐证”），都不适切，应有一种更中性化的“中国的阐释方式”。陈晓明没有具体说，这是一种什么方式。但他是预定了其“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是倾向于要有“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而且是“肯定性的认识”的。不赞美，不贬损，但肯定。陈晓明也许是想走一种相对客观化的道路吧，对历史先要同情地理解，而不是急于进行价值上的评判。他所说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仅是指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吧，抗战爆发了，民族面临生死与存亡，文学还是一派“后庭花”肯定是不行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才具有唤起民众救亡的力量，才更具历史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陈晓明在这里过分地强调这种独特情形下历史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而忽略了正常历史条件下的普遍的常态的文学标准。我们肯定《放下你的鞭子》的历史功绩和作用，这并不妨碍我们也用相对纯文学的标准来看待它。文学史的“实然”（实际如何）并不总是符合文学的“应然”（应当如何）。简单说，历史合理性并不等于文学合理性。就前者而言，黑格尔式的命题是对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一个现象出现了，总有它的成因和理由。但从后者看，则“存在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比如说，文学从其根本性价值来说，不应被主要当成是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这是文学的应然，但历史的实然是文学有时就被当成了这样的工具。以历史的实然的合理性拒绝普遍的应然，显然是一种价值判断的缺失。夸大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和文学的独特性还不要紧，如果认为独特性本身就可以拒绝应然的普遍正当性的裁决，则有害而无益了。政治对文学过多地介入，文学过多地依赖和受制于外在规律，而不是其内在规律，那么，不管如何具有历史的正当性，都不是文学的应然状态和理想状态，更不能作为我们给予其正面价值肯定的依据。浩然就曾以历史的正当性来为自己文学的正当性辩护，尤其是他的《金光大道》，简言之，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所以他有价值。［5］是啊，有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但有文学价值吗？

陈晓明先生还一再强调汉语及汉语写作的“独异性”，存在着同样的对普遍性文学标准的拒绝与盲视。汉语及汉语文学的确具有其语言上的特殊性，但这种独异性是否发展到了可以弃普世的文学价值尺度于不顾的程度了呢？按陈晓明先生的逻辑，你不能拿西方文学标准来看中国当代文学，也不能拿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看当代白话文学，于是乎只能以当代文学为参照来看当代文学，因为它是独异的现代白话文，它自己就是标准。也难怪，他要强调当代文学达到了60年来“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又成了“夜郎自大”了吗？陈晓明先生说：“我们为什么只有这一种尺度（指的是西方文学尺度）呢？是否有可能，有意外，汉语言文学的尺度会有一点例外呢？仅就这一点例外，它永远无法为西方文学规训呢？”汉语肯定有其独特性，谁也不会拿十四行诗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的格律诗，但它们追求的语言的美、诗意的美、情感的美是一样的啊。中国古琴乐曲很美，没有谁会因为西方的钢琴而否定古琴，西洋乐器“规训”不了中国乐器，但讲求节奏、曲调等乐理是相通的吧，追求音乐的美是一样的啊。汉语写作是独特的，但汉语就没有美丑之别吗？讲求语言精美是中国的呢，还是西方的呢？怎么是一个规训另一个呢？读读当代文学中某些粗糙的似粪土一样的语言吧，让人怀疑这是生活于屈原、李白的国度的人写出来的。这就是中国文学的尺度？这就是不受西方文学规训？说“汉语文学”与其他的非汉语文学有差异是对的，但这种差异不能强调到不恰当的地步，毕竟世界各国文学的相通性要远大于这种阻隔性。不能以“汉语”的独特性消泯文学的相通性，文学的相通基于人性的相通、情感的相通、真善美等价值的相通、人类历史命运的相通。惠子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是陷在了逻辑主义的深渊中不能自拔了。如果说，所谓的“中国立场”只是为了抵挡和拒绝到目前为止人类文学所达到的高度和标准，只是以貌似中性的态度，以尊重差异为口实，实现精神上的自足和自慰，那么，这显然不过是作茧自缚，是自我麻醉和精神封闭，显现出的是深层潜藏的无数心虚和怯懦，如同走夜路，大喊几声以壮胆一样。

陈晓明先生让我们牢牢记住中国的文学经验，并且认为“依凭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中国的文学永远只是二流货色”，他这里说的“中国的文学”，仅指当代文学而言。为什么永远是二流货色？夏志清如果是按西方标准，也没有把所有现代文学都看做是二流货色，顾彬也很肯定中国当代的诗歌。而且“，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是个包含了太多差异的集合名词，如果是指所有出自西方的理论观点与批评方法，那么，用这些西方的观点和方法来评价中国文学，并不总是发现它们是所谓的“二流货色”，反而更加发现了它们的独特价值。王国维评《红楼梦》用的是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得出的结论是《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放在世界各大悲剧中亦无愧色。国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多为肯定性的研究，并没有研究一番，得出“不过二流货色”的结论了事。中国文学的许多特性和价值倒是在西方视野之下才越发清晰起来的。为什么偏偏当代文学一放在“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下，就成了“二流货色”呢？无非有这样几种可能：一，当代文学本来一流，被忽视或扭曲成了二流的，甚或不入流的；二，当代文学本来就是二流的，所以放在中国古典的视野下，或西方理论的视野下，就不可能是一流的；三，当代文学本无所谓一流或二流，它丰富复杂，现有一切标准都难以对其进行衡量和评价，文学的妙与不妙，是不可言传的，只能意会心知，批评就是妄言，如果非要评价，也要拉开极大的时空距离而后可，当代无法评价当代，所以，放在任何尺度下都是对当代文学的侮辱和歪曲。

一些当代文学的创作者或们就持这种看法，他们仇视和排斥文学批评，认为文学批评与真正的文学无关。肖鹰、张柠、孙郁等人显然持第二种看法。而第一种看法显然符合陈晓明先生的逻辑，这种看法包含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到底有没有普世性？西方的思想体系，有一些确实带有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对异己的文化和价值选择充满了蔑视。我们知道黑格尔等人就对中国传统哲学有很多不公正的否定，一些国家至今并不承认中医是科学等。但西方思想中的普世性内容的确又是丰富和广大的，要不然，“五四”一代乃至中国的现代性实践，就不会如此热烈地去拥抱那些诞生于西方的价值、精神和主义。在文学方面同样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受国外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欧洲文学、俄苏文学、西方现代派文学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留下了清晰的烙印，这也说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至少是部分地在向异域的文学张望和看齐。如果没有对其价值普遍性的认同，就不会有这样主动的创作上的借鉴和模仿。作家们，如果不是全部，也有很多，已接纳了西方文学的滋养，这就说明“汉语写作”的独异性是有限度的，其体现出来的文学普遍性反而是无限的。“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并不只适用于西方文学，同样也适用于作为普遍文学和世界文学一部分的中国当代文学，因为“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必然包含着对人类文学高度及人类文学所能达到的高度的理解，这种理解是普世性的。笔者并不赞同所有的“西方文学的价值尺度”就是好的，任何一种尺度可能都有其相对性，但这种相对性不能成为我们拒绝其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理由。

当代范文篇10

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刻的背景，也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剖析其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有利于对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思考。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概述

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就是对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的立体式的创新现象的集中概括。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标明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如果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一简单的概括，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含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它具体包括：（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2）客观地估价对外贸易在一国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

（二）格局创新它具体包括：（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趋势，全球一体化步伐正在加快；（3）国际贸易重心已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单一重心的格局。

（三）制度创新它具体包括：（1）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拥有更强约束性和更高运转效能的世界贸易组织逐步取代关贸总协定；（2）区域性协调机制的迅速建立和不断加强；（3）国别的“管理贸易”制度的推广和普遍化。

（四）政策创新它具体包括：（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开始相对地退入低潮；（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措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它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溶合；（4）区域内“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形成。

（五）构成创新它具体包括：（1）国际贸易的在比例结构上出现重大调整；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尖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以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体制以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多边体制的管辖范围。

（六）工具创新它具体包括：（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2）现代通讯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信息工具；（3）国际贸易惯例、规则的革新更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如虎添翼；（5）各国在促进和便利贸易发展方面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举措。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实际内容还远不止上述这些方面。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深入到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并通过和当代国际创新、国际投资创新的日益溶合，产生新的更广泛的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国际经济的全面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这个全面的立体式的国际贸易创新局面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

其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由于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在时间上便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并构成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国际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的时期内。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发展的时代的来临。

再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崇尚开放与自由，努力挣脱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近20年的禁锢，鲜明地高举起了开放和自由的旗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创新，从格局创新到政策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开放与自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对长期猖獗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时代。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成就的取得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长期抗争的结果，而且也是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退让的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创新方面。贸易集团内部的自由化可以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承诺贸易集团成员共同一致的对外保护的合法性本身又标明了这种自由化的浅薄。因此，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相对提高了贸易的自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头。

最后，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特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首先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在国际政治发生根本性变迁后，与此关系最为紧密的西方发达国家既出于争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又出于维护共同的国际利益才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和深入发展，并直接成为各个创新领域和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一直操纵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全过程，把握着创新的发展方向。这些都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者。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剖析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为90年代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形成的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浓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深入地剖析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加以剖析。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

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苏对抗的“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把整个世界长期笼罩在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威胁之中，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各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和制约。随着苏联的突然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的政治格局终于被打破。但是，由于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打破具有“突发性”，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无法形成，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新格局的酝酿和形成的“无格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了政治神经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下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的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的位置。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方面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宽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当代世界生产力的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最显著的特点。

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国际贸易具有联结作用。国际经济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贸易纽带联结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的存在和发挥，整个国际经济才被凝合为一个整体。其次，国际贸易具有渗透作用。它通过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其它国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的

全面的渗透，进一步地把整个国际经济各个组成部分和领域溶合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再次，国际贸易还具有导向作用。贸易往往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先遣，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总是能够推动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关系包括其它、文化等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使得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最后，国际贸易还起着助动作用。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助动作用实际上还表现为对外贸易对一国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上溶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助动。这种双重助动作用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动力来源。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当代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在其基础还是在其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础看，单一政治联盟基础正在向以地缘经济联盟为主的多基础过渡。从表现形式看，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表现为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还不断产生着迫切要求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国政策与利益的强烈愿望。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以便能够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挥联结、渗透、导向和助动作用，国际贸易必须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信息革命、生物工程等为特征的当代科技革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不仅表现为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新技术的上的突飞猛进。这不仅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而且还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数据交换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和全球范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以技术服务和信息传输为的国际服务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以高新尖技术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日益壮大，既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它们本身又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带来了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程度的下降和期限的缩短上，更表现为广大发展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当代国际贸易构成的创新，还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其它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为了适应和容纳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日益膨胀的需要，同时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更快地增长，当代国际贸易必须在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

（四）当代各国经济所面临的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外在强制当各国开始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方面以后，那些一直被“冷战”状态所掩盖或淡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大都共同面临着下列问题：其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溶合？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其二，如何保持国际支的基本平衡？如何消除贸易收支的逆差？其三，如何实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国际间协调？如何合理地分割国际贸易利益？

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各国迫切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这在客观上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起着外在强制的作用。作为这一强制作用的结果，各国开始了贸易观念的反思和创新，并就国际贸易制度、格局和政策的国际宏观安排和微观实施进行着少有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的全面创新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强有力的扶持和推动。

（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当代国际贸易发展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而又无法消除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最突出的有两个：一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两难选择。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摇摆不定人为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残缺与低效能。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所有的贸易行为，而且仅有的管辖能力还表现为“软约束”。这更加剧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贸易同时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制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和现代经济贸易的最新发展。

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严重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和其对国际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它们从国际贸易的内在的最深层次上驱动着国际贸易自身的全面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动力的驱动，当代国际贸易才发生了从观念到格局、制度、政策、构成和工具的全面的深刻的创新。

三、几点启示

从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的初步剖析，可以得出下列启示性的结论，它们能够引发人们对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仅有利于经济贸易的发展，还可能成为经济贸易振兴与腾飞的前提条件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得益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实质性转换，得益于和平与发展的真正到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政治环境的稳定。这是保证中国改革开放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

第二，只有坚决地把中国经济更大程度地溶入国际经济的发展体系，中国经济贸易才会有真正起飞的明天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建立在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的基础之上。没有这种依赖关系，国际贸易创新就难以形成。事实上，如果一国经济脱离这种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关系，那么它也就不可能从这种相互依赖中获得利益。尽管溶入相互依赖关系体系需要付出代价和作出牺牲，但对于长期实行封闭经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从长远利益看，这乃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基本出路。

第三，科技发展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生长点科技进步和广泛应用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基础，它直接和制约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中的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并通过各种途径对整个国际贸易产生作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技基础。因此，不仅要在观念上，更应该在实践中，真正地把科技看成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强支撑，甚至是根本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