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金融范文10篇-尊龙凯时最新

数字经济与金融范文篇1

关键词：农业经济；商业银行；数字金融服务可及性

一、数字金融服务可及性的界定

（一）数字金融与可及性

数字金融，指的是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主要载体，借助信息科技和设施设备把传统的金融服务和产品与互联网结合而形成的新式金融服务。它重点涵盖网络信贷、网络支付、移动支付、互联网保险、网上银行、网络基金、数字普惠金融、网络理财等多种金融服务和产品。数字金融大数据时代和现代金融服务相互结合而衍生的一种金融服务，它的来源和资本的网络化运作联系密切。农业经济日常的生产经营、营销销售、运输存储等业务活动需要适量的农业资本，数字金融要发挥自身优势，助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其产业活力和发展能力。“可及性”生成于拉丁语“accesses”，1968年anderson论述“usingservice”卫生服务时指出：受众实际享用服务的数量和获得服务的受阻或便捷程度。saurman指出，可及性要涵盖服务提供者的协同意识，用户反馈、运用、吸纳、获取信息和资料的能力意识等。因此，金融服务可及性的定义应基于客观可用的服务设施在空间、时间层面的可达性，金融服务需求方主观上能够判断自身对已获取的金融服务及其对金融服务满足的程度。

（二）数字金融服务可及性

将数字金融服务和可及性相结合，可以得出数字金融服务可及性的概念。它指的是获得数字金融资源、产品、服务的帮助、支持，此外也涵盖使用过程中的便捷程度。它代表着相关区域中微观经济主体易于或难以得到规范化的数字金融服务的程度。通常而言，数字金融服务可及性应涵盖服务的使用与覆盖面，详细来讲它又具体分成数字金融服务的时间可及、经济可及、服务设施可及、地理可及和客户的能力意识等。

二、农业经济发展中数字金融服务可及性的实然

（一）国家大力扶持

面对农村金融机制金融资源供应严重缺乏、“三农”资产定价与风险识别困难、信用体系基础欠缺等痛点，缓解农村资金流不足、农业经济所需资金旺盛的同时遭遇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时间长、金额少等问题，2013年党中央首次提出我国要发展普惠金融，推动金融创新，充实金融市场的产品和层次。因此当年被视作我国发展普惠金融的元年。2014年央行推出了一系列普惠金融政策，2015年末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的通知（2016-2020年）》。2017年各大商业银行普遍完成了普惠金融事业部的组建工作。此后国家又提出普惠金融服务要为三农、小微企业服务，为精准脱贫助力，并要求构建“普惠金融体系”。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精准扶贫行动。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早日实现，国家向农村倾斜了相当数量的资源、政策、人力、物力、财力等。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着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质量、数量和水平；农村地区金融产品和服务匮乏严重的现象得到一定缓解。农业经济发展领域的数字金融服务可及性逐步增强。2017年各个信托公司陆续整合与开展普惠金融业务，信托视角下普惠金融涵盖了小微企业、个人、创业企业、个人经营主体、弱势群体、老年人、高净值家族或人群；聚焦大企业供应链的各种上下游企业、各类大企业与金融机构。截止到2020年底我国大中小型银行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非银金融机构、其他微型金融组织通过彼此合作，已经初步建成竞争适度、广覆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数字金融发展领域中，国有大型银行要发挥中流砥柱的功能。以商业银行为例，它们开展普惠金融服务的主要模式如下所示：首先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组建普惠金融事业部；其次是农商行、城商行开展的农村农业金融服务与各类企业小微金融服务；再次是以支小支农为主要定位的村镇银行模式。

（二）有效赋能农业经济发展

各类金融机构通过大力发展数字金融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以新一代的多种数字科技为引领和支撑，发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功能，牢牢扭住释放普惠金融价值这个核心，通过更多数据“赋能”农业经济的发展，通过全面的金融服务创新和升级，助力农业产业链上游、下游领域的全要素，以数字金融当作促进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譬如，资兴市农商银行认识到农民群众是自身金融生态领域中受益最显著、交易最活跃、需求最迫切的因素和主体。它通过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将农户宅基地、耕地、林地、劳动力、房屋等资源当作授信评级的依据，为农户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放贷，激发农户创业的强烈内生动力，驱使农村资源有效流动，稳步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数字金融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推动优势非常显著。它可以助力广大农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农业企业的农产品交易促销、农业种植养殖、生产资料流通、农产品融资投资，为他们提供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小微企业、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广大农户的信贷产品和服务，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规避小微企业被拖欠各种应收账款等。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增强农业领域各类法人与自然人的金融可及性和他们的获得度，减少他们的融资成本和融资难度，更有效地适应农业生产经营的特点。

三、数字金融服务可及性视角下农业经济的金融困境

（一）国有银行数字金融功能发挥不力

各国有银行已经陆续组建了普惠金融事业部，然而尚未构建与数字金融特点充分适应的业务模式与管理体制。国有银行面向农业经济提供数字普惠金融、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动力不够充足，金融产品缺乏充分的多样化特征。譬如，浦发银行在不少农村地区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过程中，发现存在着下列主要问题。首先，不少农业企业、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农户等缺乏抵质押物匮乏、信息透明度低、管理经营不够规范等问题。因此，该行开展和办理普惠金融业务的动力不够强烈，仍然存在着业务流程较长、运作效率不高、审批手续繁杂、抗风险能力不强等现象。其次，它也受到所在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较为匮乏，当地数字金融发展的环境亟须优化等有关。此外现有金融机制的二元结构特征仍然非常显著，但国内直接融资市场领域中大约有九成投资到大中型企业中，农业生产经营领域活动的贷款仅占到国内信贷总额的5%，它和国内农业经济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需要的海量金融服务和产品间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和矛盾。再次，各行如今尚未找到有效的普惠金融业务发展模式，导致普惠金融缺乏牢固的商业可持续性，与自身在我国银行体系中的主体性地位不相符合。再加上近些年来多家p2p平台频频爆雷，导致不少国有商业银行动摇了对农业小微企业与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的信贷信心。

（二）互联网金融助农效果薄弱

当前，国内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不够理想，仍然存在着相当范围内的金融服务空白，传统金融无法从农村农业中获取更多收益导致其对农村金融服务和产品的排斥。然而，新兴起来的互联网金融能否真正服务到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壮大，仍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农业企业、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各类农户等关于传统金融的知识水平、使用经验等，会影响到他们参与数字金融的实效性。何婧等人的相关研究表明，互联网信贷和传统信贷之间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农户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自我排斥”现象也非常显著。不少农民群众获取互联网金融服务和产品的能力不够强，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如今较为普及，但是农业种植养殖户的各类种植养殖数据、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的数据等都未能充分数字化、信息化，基于大数据的行业分析、风险定价、征信评定、风险控制等面临非常之大的困难。

四、农业经济发展中增强数字金融服务可及性的出路

（一）构建农业数字金融监管制度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农业经济发展对金融资源的需求受到数字金融的重大影响。国家在大力推动农村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起来，更重视农业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变化状况。通过构建有序、竞争、分层的数字金融监管制度，引导传统金融力量和数字金融服务相互配合，强化前者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在此基础上借助移动支付、互联网信贷、网络融资、手机银行、互联网电商等，促进数字金融资源在农业经济领域的合理配置，提升数字金融服务的可及性。使数字金融在发挥便捷便利、精准高效优势的过程中起到“锦上添花”的功能。各级银行监管部门应强化数字金融机构对农业经济信贷权益的保护，引导金融机构合理调整信贷期限结构，使其与农作物及其加工制造产品的期限相吻合。政府监管部门要使银行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普惠功能，使数字金融供应商精准有效对接农业生产经营者的金融需求，通过创新更多的金融服务和产品，让它覆盖到更广泛的农业生产经营领域中。当然，为改善金融机构面向农业经济办理数字金融的动力，政府部门要向其提供适量的财政补贴或政策优惠。政府部门要持续宽松数字金融服务的监管环境，消除普惠金融业务的政策壁垒，强化数字金融服务可及性。允许新进入者充分利用金融科技开展更多类型的数字金融业务，以促进和帮助农业经济的渐进性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早日实现。

（二）发挥国有银行的数字金融服务优势

国有银行拥有资金优势、功能优势、渠道优势、信息科技优势、技术人才优势等。它能够有效开展数字金融服务，持续完善功能性普惠金融服务机制；精准对接农业生产经营管理销售等多个环节的金融服务产品需求，特别是信息科技、技术人才优势，使其通过金融科技的有效引领，更易于提升自身的数字化普惠金融道路，增强数字化运营能力和获客能力。在对审批流程进行持续优化的过程中提升审批效率。应强化与农业核心企业、互联网企业、政府相关部门、所在地区的农业重点行业和参与这些产业链的相关方有效对接，全方位聚焦农业生产经营的特定资金需求。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多个国有商业银行要充分发挥它们在我国银行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要充分借助自身的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优势、人力资源优势，有效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这两大任务，聚焦农户、农业企业、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等的金融需求。农村数字金融的笔均数额不多，自然无法带来较大的风险聚集。技术手段带来的精准催收或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易于批量处理不良贷款或预期等问题，进而实现现代风险的分散化。譬如，农业银行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它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模式尤为突出。2016年以来，中国农业银行积极升级互联网金融服务，后来将数字金融服务“三农”当作全行的“一号工程”，重点建成的“惠农e通”平台包含惠农e贷、惠农e付、惠农e商子服务系统，它充分融合农村电商、支付结算、网络融资等多重功能，为广大农民和乡村地区提供便捷化、及时化的金融服务。截至2017年12月底，该行通过网络融资向国内广大农户发放的贷款余额高于100亿元，平台上线商户超过145万户，交易金额累计达到2200亿元。当年它为4659家上下游农业企业提供了“数据网贷”业务，累计发放8929笔涉农贷款，累计金额达到26.65亿元。这些资金较为有效地满足了农业经济发展对数字金融服务可及性的需求。

（三）互联网金融精准服务农业经济

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如今形成了并存发展的态势，为农业企业获得数字金融服务提供了便利。互联网金融企业应借助大智移云物科技，强化农民群众的金融基础知识培训，增加其金融素质、筹资融资的能力。训练他们逐步掌握农业经济领域的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知识、使用、获取技能，进而逐步触发他们对数字金融的需求和满足。要不断提升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要从最基本的传统金融服务入手，借助智能手机传播互联网金融对农业经济的帮扶渠道和支持途径，化解融资信息不充分的问题，强化农村地区的资金流动效率，进而减少农业生产性金融的开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业经济的金融服务需求。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机构正在积极探索服务农业经济发展的新路径。蚂蚁金融近年来大力发展移动金融，积极改善农村地区的金融生态，它依托阿里巴巴电商平台的巨大客户基础和各类场景优势，开展业务涵盖农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支付转账、缴费付款、农副产品电商买卖、生产资料经营、网络信贷服务、物流快递等，积极助力“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通过信用评估实现即刻放贷，能够为农村农业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的应用服务。当前农村支付宝活跃用户数已经超过1.3亿用户，单笔支付交易成本已经降低到两分钱，它还将线上线下有机融合在一起，打造新型产品发展和营销机制。蚂蚁金服参与打造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后，从2018年5月到2018年8月已向兰考县广大农户发放信贷资金累计近亿元，授信额度大于三亿元人民币。它会借助用户的各种实名制信息、淘宝交易地址验证农户所处的方位，而且借助合作方的各种数据对农户身份进行验证，分析预测他们的农产品价格、种植养殖能力等外部环境，进而决定是否发放贷款。它使农业经济对数字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得到显著提升，满足农村各类生产经营主体日益增大的资金需求量，适应农业经济发展、产业层次和农业结构的调整。以有效满足农村各类生产经营主体日益增大的资金需求量，适应农业经济发展、产业层次和农业结构的调整。

参考文献

［1］王瑶佩，郭峰.区域数字金融发展与农户数字金融参与：渠道机制与异质性［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9，34（02）：84-95.

［2］傅秋子，黄益平.数字金融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8（11）：68-84.

数字经济与金融范文篇2

关键词：法定数字货币；审慎监管；风险防范；海南自由贸易港

一、问题的提出

法定数字货币（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ies，简称cb⁃dc）亦称央行数字货币，在我国被称为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央银行直接发行的，将传统法定货币数字化的一种形态，即基于区块链、5g等技术的一种数字化货币。毫无疑问，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需要具备必要的技术、市场和制度条件，在技术条件落后、市场规模狭小、金融监管落后的国家或者地区，难以有条件发行和流通法定数字货币；而只有区块链和互联网技术发达、市场规模广大、金融监管规范高效的主权国家，才具备了发行和流通央行数字货币的技术基础和市场条件。作为全球新兴经济大国，中国具有先进的互联网与区块链技术，特别是5g通讯技术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商品市场与金融交易市场广阔，中国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高效有序，具备发行和流通央行数字货币的技术和政治经济条件。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在一定层面上代表了人类社会货币制度创新和货币演化的未来方向，也将成为海南自贸港制度创新发展的未来着力点。与传统货币相比，法定数字货币币值稳定，能够大幅降低货币发行和交易的成本，提高货币交易的效率[1]。在数字化经济的环境背景下，发行法定数字货币还能便于中央银行对资金流向的管理，能更精准地把握社会经济现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犯罪的发生。但作为一项近年来兴起的新事物，一方面，在具体应用上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约束和保障，致使法定数字货币可能面临反洗钱监管等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受到部分数字技术在应用上不成熟的影响，还可能导致法定数字货币遭遇技术风险的挑战。因此，在法定数字货币运行层面，需要不断加强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督管理，才能充分发挥法定数字货币在数字经济中应有的作用，促进数字社会的发展。站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未来发展的角度看，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对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2020年8月14日，海南正式成为全面试点发行数字货币的地区之一，通过在海南发行法定数字货币，能更快地促进海南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数字贸易体系，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使海南自由贸易港更快地向世界一流自由贸易港看齐。然而，在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给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理应看到其中所潜藏的风险。只有充分了解法定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之间的差异及其自身特点，可能带来的风险，从微观和宏观角度给予恰当的监管方式，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监管重心，才能更好地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经济及数字社会的发展。

二、法定数字货币审慎监管的必要性

1.法定数字货币区别于普通数字货币和传统货币法定数字货币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具有法律地位且有国家信用支撑的数字化货币[2]，随着科技的进步，其已逐渐成为当下中国经济社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当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普通数字货币是指非中央银行发行或中央银行授权机构发行的，在特定范围内可作为“货币”替代物的数字表现，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普通的数字商品，并不是由国家主权背书的法定货币。这类货币依附区块链技术而存在，以比特币（bitcoin）、以太币（ether）、泰达币（tetherusd）、瑞波币（ripple）、艾达币（adalevea）等为代表的普通数字货币在近年来取得迅速发展。与法定数字货币不同，两者虽同时借助了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展，但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主体更具有权威性，得到了主权国家的信用背书，从而取得了与人民币、美元、欧元等法定货币同样的地位，这就使得法定数字货币的持有者所承担的风险大幅降低，法定数字货币与普通数字货币之间最大的区别即在于此。法定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都以主权国家的信用为货币发行与流通的基础，不具有价值，传统货币可以表现为纸币或账户中的数字,而数字货币则表现为区块中的记录。虽然它们都是由一国货币当局发行的法定货币，都履行相应的货币流通职能，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在技术条件上，法定数字货币通过中央银行设立的数字货币联盟进行跨境发行和跨境流通，以区块链技术运行开放式、共享型的账户系统和数据库系统，具有分布式数据存储和分散化交易的比较优势，为跨国数字货币支付、结算和投资创造了良好的跨国金融基础设施条件[3]，而传统货币在跨境支付、结算与投资过程中容易受到各种政治经济及技术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如美国这类传统国际储备货币大国，还会利用本国货币在国际社会中的主权信用优势限制和打压竞争对手国的货币跨国交易与流通。在流通形式上，法定数字货币突破了以传统媒介作为依托的流通形式，而表现为有价值的数字化符号形式。在流通成本上，法定数字货币无需排版印刷，克服了地理空间上的物理限制，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为法定数字货币的开放式、共享型的账户系统设置与监管提供了尊龙凯时最新的技术支持，与传统货币相比，其发行与流通成本大大降低。在流通速度上，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的低成本使其能够拥有更快的流通速度，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并为资源配置优化提供新的货币交易条件。法定数字货币作为一个数字性价值符号，其流通更容易突破地理限制、物理限制、规则和制度限制、文化与习俗限制，促进经济资源在更广泛的地理空间范围的优化配置，由此能够进一步提高市场跨时空资源配置效率。事实上，法定数字货币是在综合了传统货币和普通数字货币功能的基础上构建的新兴货币形态，是人类社会货币形态演化与发展的最新成果，其在充分吸收传统货币优点的基础上弥补了传统货币的缺陷和不足，具有扬弃效应，给传统货币特别是在国际社会基于主导地位的大国主导货币带来了挑战，其产生的替代效应对国际货币体系乃至国际金融治理体系都会产生深远影响。而正是基于法定数字货币的重要地位和上述特性，就必须加强法定数字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的各项监管。2.法定数字货币在流通过程中面临技术风险法定数字货币作为数字金融的一部分，对区块链等网络应用技术有着极高的依赖性。因此，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过程中，必须对相关的互联网技术安全风险给予高度的重视。技术风险的成因在于缺乏规范有效的技术标准，由此衍生出技术选择风险和系统安全风险。在技术选择风险层面，鉴于区块链技术目前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所以基于区块链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法定数字货币在可选择的技术方案上存在落后的可能，若是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过程中选择了较为落后的技术方案，未能充分考虑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系统和日益更新的个人终端的兼容性问题，则会导致相关的数字业务流程遇阻，即降低信息的传输效率，从而影响法定数字货币持有者的使用体验，使其不被公众所认可[4]。在系统风险层面，中央数据系统与个人终端之间采取的互联网协议将会直接决定用户的法定数字货币交易信息能否被第三人截取或窥探，若互联网协议加密程度较低或是没有及时更新，那将会对交易安全产生严重的威胁。3.法定数字货币流通过程中面临信息安全风险在法定数字货币交易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庞大的数据流，而通过大数据对电子交易信息的收集和利用也无法避免此种情况，由此产生的一些对于法定数字货币交易数据的侵犯不可回避[5]。目前，信息安全所带来的挑战主要来源于黑客攻击、木马病毒以及网络诈骗等。就黑客攻击所带来的风险而言，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推广普及，在涉及互联网的各个领域都有着相当大规模的技术人员，技术人员通过专业的工具发掘交易过程中存在的漏洞，通过多种途径截取用户交易信息，从而达到窃取用户法定数字货币账户信息的目的。就木马病毒所带来的风险而言，第三人可通过短信链接、邮件等方式向法定数字货币持有者的手机植入木马病毒，在持有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监视持有者手机的动态数据信息，记录持有者登录手机数字银行账户的账户名及支付密码，从而达到窃取资金的目的。从网络诈骗角度来看，通常是通过一些消息诱导用户点击进入精心设计好的假网页，欺骗用户让其输入个人账户信息，通过记录用户输入的个人账户信息后窃取用户的资金。综上，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不同于民间普通数字货币，其独特的地位要求我们必须正视其在发行和流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而面对这些存在的风险，通过加强对法定数字货币的审慎监管，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法定数字货币在社会经济中可能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为自贸港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三、法定数字货币审慎监管理论分析

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是促进金融稳定的重要途径，法定数字货币作为金融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经历大量的监管改革，才能逐步走向成熟[6]。在此过程中，必须明确审慎监管的目标在于控制可能存在的内外部风险，保护公众利益。从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两个理论角度出发，对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流程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静态和动态的跟踪分析，得出当下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重心何在，才能进一步寻求到最合理有效的监管方式。1.基于微观审慎角度的监管分析站在微观审慎监管的角度，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一系列的金融创新将会带来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这将会刺激金融机构投身到高风险业务中，以谋取超额利润，于是在市场中就需要加强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以银行为例，银行作为法定数字货币在发行和流通过程中的主要参与者，其表外业务扩张速度近年来明显加快，此外，随着经济金融状况的复杂度大幅提升，透明度风险对金融机构安全性所带来的威胁明显放大。当金融机构办理法定数字货币业务时的流程变得不再透明，那么外部监管力量将不再对金融机构形成有效的约束，而仅依靠内部监管对于金融机构自身的制约，在其追逐更大利润的目的之下，将可能带来极大的金融危险。因此，防范透明度风险，在金融机构的监管中显得尤其重要。也只有在金融机构从事法定数字货币业务时保持应有的透明度标准，才能更好地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在实现金融监管的目标上，除了从金融机构角度努力，还需要明确监管的目的是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只有基于正确的目的，才能实现最终的监管目标。当然，仅站在个体的角度对法定数字货币进行微观审慎监管还远不能达到审慎监管固有的目的，实现微观审慎监管只是基础性的前提，面对系统风险时还必须配合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加以约束，才能更好地预防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诸多问题。2.基于宏观审慎角度的监管分析对于金融体系在宏观方面的失衡，微观审慎监管对各种风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难以有效识别并及时做出反应，故无法提供有力的约束。此外，金融系统的固有脆弱性，与实体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金融机构的相关风险敞口、通过金融体系传播系统性危机的敏感性，都突出了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便是防范和化解在金融体系中可能存在或是已经存在的系统性风险。而要使宏观审慎监管发挥应有的作用，即化解金融失衡、降低金融失衡对经济的影响、处置已存在的风险并防止其外溢，就需要从时间维度（timedimension）和截面维度（cross-sectionaldimension）两个角度出发，建立一套预防系统性风险的框架，为法定数字货币保驾护航。时间维度反映的是金融风险在金融体系内部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积累、扩展的发展变化过程，是对金融风险在一个经济周期中发展变化的动态跟踪，即市场参与主体在经济周期内与其他金融实体进行金融行为的影响不断累积变化所产生的一个效果。在这一个过程中，由于存在金融体系的不断变化以及金融监管政策跟不上金融体系变化的可能，金融体系内部各部门相互间、金融体系与外部实体之间及金融体系内部部门与外部实体之间的金融行为在旧有监管政策之下不断产生一系列有害于金融体系稳定的效果，虽然在短时间内可能对现有金融体系产生不了明显的不利后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累积的风险终会因某一事件而突然爆发。例如，在经济繁荣期，市场参与者可以通过高杠杆购买资产，不断扩大资产份额以期获取巨额收益，进而为将来埋下危机的种子；当经济衰退发生时，资产就会迅速贬值，市场参与者面对来自金融机构的压力无法偿还其此前的杠杆所带来的负债，则会大量抛售资产，从而引起社会恐慌，加速经济的衰退。截面维度主要反映的是金融风险在金融体系内特定时点上的分布情况，即站在静态的视角对金融体系内的风险进行考量。与时间维度关注的风险锚点不同，截面维度主要考虑到在不存在金融参与者在经济周期中累积风险的前提下，金融危机仍可能在某个环境下密集分布于某个特定区域，当这个风险密集分布的特定区域出现某个或某些危机时，则会将整个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牵扯进来，从而使“个别”危机衍变成“面源”危机，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同时，考虑到系统内重要金融机构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重要影响，截面维度的宏观审慎监管重点则主要是为了强化对系统内重要金融机构的监管。就法定数字货币在发行和流通中的监管而言，若为了有效避免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交易风险，则必须加强对主要的法定数字机构及主要承担法定数字货币交易数据安全保障机构的监管，这类机构相互间在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流程各领域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其中一家机构出现了相关的风险，如交易数据丢失或者被窃取等，则必定会引发公众的信任危机，对整个法定数字货币交易系统造成极大地不利影响。结合实际来看，风险的纵向分布和横向分布往往是同时存在的，风险既会在经济发展周期中不断累积，也会出现在金融体系中的某个“点”上，即风险是动态和静态的结合体。因此，在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加强对法定数字货币的宏观审慎监管，必须得从时间维度和截面维度两方面同时入手，才能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识别和解决系统性风险的框架，有效控制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

四、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定数字货币审慎监管应明确重心

在2020年6月颁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区块链技术在各方面的应用[7]，同年8月在沪举办的“2020金牛资产管理论坛”上，海南省沈丹阳副省长明确表specialzoneeconomyissue1,2022(vol:396)示，将争取实现法定数字货币试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贸易、跨境投融资及穿透式监管中的应用[8]。由此可见，以区块链等互联网技术为核心发展起来的法定数字货币，必会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将来一段时间内重点发展的方向之一。身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背景下，自贸港各方面迅速建设，在发展法定数字货币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其监管措施，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监管的目标，突出监管重心，通过一系列举措实现法定数字货币在海南自贸港的落地生根，促进海南自贸港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发展。1.明确监管目标数字经济时代日渐形成的今天，法定数字货币作为时代的产物，必定贯穿整个经济金融体系。在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框架中，结合自贸港建设的宗旨及宏观审慎监管的特点，在自贸港建设环境下，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目标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以法定数字货币为关键点，实现自贸港金融改革创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防控法定数字货币运营中的系统性风险，确保系统内重要金融机构可持续地提供金融服务。就宏观审慎监管而言，各类金融机构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中的金融业务势必会朝着规模化、复杂程度高、关联性强的方向演化，在经济生活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监管的目标必然要符合自贸港当前经济中预防可能出现的风险的需要，规避因关键金融服务的剧烈波动而对自贸港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2.扩大宏观审慎监管范围在经济高度交融的今天，法定数字货币注定会走进千家万户。在自贸港建设过程中，法定数字货币不仅会与贸易、金融产生紧密联系，还与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直接关联，这可能会扩大原有审慎监管理论所定义系统性风险的范围，导致有些经济部门不与金融系统产生直接联系。随着法定数字货币的使用度不断加强，若是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有一个非金融关键部门出现问题，则依然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对整个经济体系造成严重打击。因此，为了有效预防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诸多问题，需要在原有货币监管基础上扩大对法定数字货币涉及领域的宏观审慎监管范围。3.加强国际间协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建设，目的是要对标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制度、管理制度，并保持相关制度的国际合规性。在货币金融领域，海南自由贸易港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政策也必定要符合国际规范，在货币金融的创新和监管上与世界接轨。站在国际法的角度，理想的监管环境应该是全球数字货币社区一致认可的一套监管规则，这些规则定义了良好的实践行为[9]。这就要求在制定法定数字货币监管规则的同时，考虑到国外主要经济体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态度及国内法规定，不仅要做到新制定的监管规则不会与国际组织的相关规定和国外主要经济体产生直接冲突，也要考虑国内外投资者到海南投资或经商的便利程度。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双循环的背景下，海南身处特殊的开放高地，应当主动对接他国金融市场，相互协商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定数字货币流通监管体系，避免因监管差异而产生的国际监管套利行为，从而抑制风险的积聚。

五、结语

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应用对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法定数字货币区别于其他货币的自身特性决定了其在发行流通过程中面临技术和信息安全的双重风险，势必要通过审慎监管制度，确定其监管重心，建立起完善的监管体系。就微观审慎监管而言，在具体监管行为上必须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而鉴于微观审慎监管在现有金融体系中有所不足，所以必须将监管重点放在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一要从时间维度入手，加强对金融风险进行动态的跟踪；二要从截面维度出发，全面反映金融风险的分布状况。在海南自贸港数字货币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建立辨识和处置风险的监管框架，明确自贸港条件下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重心，扩大宏观审慎监管范围，加强国际间合作，有效预防法定数字货币在自贸港发展过程中可能带来的诸多风险。

参考文献：

[1]袁曾.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地位、作用与监管[j].东方法学,2021(03):95-107.

[2]宝山，文武.法定数字货币[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

[3]姚前.法定数字货币的经济效应分析:理论与实证[j].国际金融研究,2019(01):22.

[4]姚博.数字金融产业创新发展、传导效应与风险监管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

[5]张茂月.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数据面临的风险及应对[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5,38(06):57-61.

[6][美]乔治·尤盖斯.全球金融监管如何寻求金融稳定[m].尹振涛,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

[7]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eb/ol].（2020-06-01）［2021-09-15］.

[8]海南省副省长沈丹阳:积极争取法定数字货币试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贸易、跨境投融资和穿透式监管中的应用[z/ol].（2020-08-22）[2021-09-15].

数字经济与金融范文篇3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因素;动态面板模型

自2005年普惠金融被联合国正式提出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开展普惠金融实践。我国也积极行动，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将普惠金融列为发展目标，之后又陆续推出了发展规划与系列扶持政策，为普惠金融发展开路。经过多方努力，中国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据统计，截至2019年6月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乡镇机构覆盖率达96%，全国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达99%；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35.6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7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4%；涉农贷款余额34.2万亿元，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6.1万亿元，较年初增长8%；全国扶贫小额信贷余额2287.6亿元，扶贫开发项目贷款余额为4247亿元，全国334个深度贫困县各项贷款余额17366亿元，较年初增长7.9%[1]。尽管如此，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掣肘，主要体现在：商业模式不成熟、金融机构成本与收益不匹配、信息不对称等，这导致金融机构在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时积极性不够，金融资源分布不均衡、一些地区金融服务质量差、效率低，普惠金融发展难以为继。而数字技术发展突破金融服务时空限制，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提高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破局的关键。为此，将二者相互融合的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并于2016年在g20杭州峰会被首次提出。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出引发了人们热议。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如何？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推进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本文概述省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特征，利用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总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规律与对策。

1研究综述

作为金融创新的热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问题近年来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纵览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1评价指标研究。目前比较权威的是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联合蚂蚁金服集团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该指数从3个维度设计了24个指标体系，利用对数型功效函数法进行无量纲处理，采用层次分析法赋权，得出了各省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这一指标体系被证实是合理有效的，被张勋(2019)、周丽(2018)等学者采用。1.2发展的作用与意义研究。姚金楼(2016)、魏晓峰(2019)等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更好地推动普惠金融落地。张子豪(2018)、陈丹(2019)、张贺(2018)、宋晓玲(2017)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以提升低收入群体福利水平，帮助欠发达地区加速发展。丁日佳等(2019)借鉴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谢绚丽等(2018)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镇化率较低的省份、注册资本较少的微型企业有更强的鼓励创业的作用。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了传统普惠金融存在的信用采集难、成本高等困难，降低了普惠金融推广中的部分风险。任碧云等(2019)利用微观计量方法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中数字支付服务、数字投资服务和数字借贷服务的使用情况以及数字金融服务的可得性等四个维度对农村包容性增长的影响。1.3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吴金旺(2019)等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因素进行检验，认为“互联网 ”、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网络消费水平对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均产生显著正向促进作用。郝云平(201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呈u型关系，人口密度、金融意识、互联网使用情况均与数字普惠金融呈显著且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城乡收入差距与数字普惠金融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聚焦于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与监管方面。王晓(2016)从国家数字普惠金融监管现状出发，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陆岷峰(2016)等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建议。总体而言，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最早于2016年在g20杭州峰会提出，现有文献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因素的研究寥寥无几。本文综合考虑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性与普惠性双重特征，借鉴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标，利用计量经济方法，分析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以期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些规律特征，为相关政府制定发展政策提出实证依据。

2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特征

当前，数字技术和普惠金融理念的深度融合已成为金融创新领域的焦点和热点(吕家进，2016)。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标对于准确、科学地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演变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囿于海量微观数据获取的局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依托蚂蚁金服大数据，计算出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当前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特征。表1是根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计算的中国区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结合表1数据，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发展呈递增趋势，但区域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均衡。根据全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平均值变化情况，自2011年以来，全国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发展较快，从54.51持续增加到2018年的321.13。其中，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东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仅次于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就增长速度而言，2015年度，各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增长速度较相对较慢，平均为3.31%，而在其他年份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增长速度普遍在10%以上，特别是在2012年度，数字普惠金融平均增长速度为49.48%。从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来看，目前，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为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浙江，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为青海、甘肃、西藏、新疆、宁夏、内蒙古等地区。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距正在日趋缩小，2011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最高的上海市比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最低的新疆高出近4倍，而到了2018年，这一差距缩小为0.37倍。

3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3.1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金融发展历程中重要的节点，势必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武志认为金融的发展离不开经济，金融发展程度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发展高质量的金融需要良好的经济条件的支撑。经济发展引致金融需求增加，从而推动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发展。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或领域，产出贡献率相对较高，资金流入效率提高，数字技术更新较快，金融排斥现象缓解，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高(葛和平，2018)。3.2政府干预。关于政府干预对于金融发展的影响，学者们一直存在争论。一些人认为政府干预能够推动金融发展。吴娅玲(2016)等认为在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都不发达的情形下，需要政府的适时介入和主导实现对市场机制的补充，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则需明确政府参与金融市场发展的合适领域和方式，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薛菁(2018)等认为政府干预可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潘林伟等(2017)认为地方政府影响了区域金融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效应的释放，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干预会阻碍金融发展。张前程(2016)等认为金融深化能显著提高行业投资配置效率，政府干预则削弱了金融深化对行业投资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本质仍然是金融，政府通过支持金融科技进步、引导金融资源合理配置、扶持小微企业，有助于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3.3居民金融素养。居民金融素养提升是提高居民金融决策能力的有效途径。金融素养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意义在于提高消费者的金融应用能力，增强金融产品的获得性。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依托于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进步，需要消费者了解数字技术的重要作用，并且应用在金融消费领域。金融素养的高低可以反映出消费者对金融产品的认知及金融知识的储备与应用，受后天教育水平的影响。3.4“互联网 ”指数。互联网与移动网络是数字普惠金融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互联网的应用可以提升电子支付的便利性。大数据与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可以改善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推动金融服务更多地延伸到“长尾客户”，从而有助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实现。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金融领域出现了一些新型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原有的金融机构也得到改造，金融服务供应主体不断增加，金融产品日益革新，金融机构运营模式得到优化，传统的普惠金融领域无法解决的诸如经营成本、内驱机制等问题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下都衍化出了新的解决路径。

4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及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与金融范文篇4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数字普惠金融;潍坊市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城乡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突出。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而金融与经济密不可分，在实现中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紧抓特色金融发展是必要的。潍坊市依托数字普惠金融这个平台，有效推进了当地金融事业的发展，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有效助力。

二、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实的手段，也是农村金融改革的有效途径。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金融系统抚育了重要使命，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我国呈现差距不断缩小。金融在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重要性也在突显，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和优势，振兴乡村经济，这是金融机构未来工作的重要任务。在乡村振兴中金融服务是不可缺少的力量，也是乡村振兴的主要评价指标。多年来，农村金融机构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尤其是金融扶贫、民营小微企业等主要领域上都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农村金融资源还无法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在农村金融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中供需不匹配是主要问题。因此，将更多金融资源投入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是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的关键。

三、潍坊市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主要模式

(一)“电商 数字普惠金融”模式。潍坊市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互联网公司，以其在互联网行业中的地位，开展数字金融服务，构建服务体系，借助电子商务平台，辅以一定的技术手段，充分发挥电商引流优势，有效融合了多项金融服务，实现数字技术和电子商务有机结合，信贷、投资理财等金融服务，不再局限于线下，在线上也有充足的交易平台，为农民提供更加方便和系统的金融服务，也填补了农村金融服务的空白。比如，支付宝、京东金融、白条、度小满金融等，以此拉动乡村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二)“农业产业链 数字普惠金融”模式。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潍坊市有效整合农业产业，实现农业产业链与金融的完美融合，传统的农业市场比较分散，利用数字技术，可以将这些分散的农业市场进行联结，抓住农业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做好物流、信息流及资金流的整合，精细化产品流通过程，有效减少流通环节，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来缩短产业链，降低各项服务成本，大大提高效率。比如，潍坊市当地的一家农业公司，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构建企业线上管理平台，打造“智农商场”，借助线上支付等多种金融服务方式，实现数字化农业产业链，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三)银行普惠金融的数字化模式。潍坊市相关部门，要求当地的银行做好“三农”的服务工作，银行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金融机构，是普惠金融的提供者，所以银行应该充分发挥作用，在保持传统的线下网点经营业务的同时，还要构建线上服务，实现线下服务向“线下 线上”联动服务转型，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构建移动金融、网络小贷等服务平台，拓宽服务渠道，加大乡村振兴的金融服务力度。(四)数字金融创新业态模式。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金融科技也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网络上出现了多种创新数字金融服务，这也为服务“三农”提供更多的渠道。潍坊市针对本地区的新生金融服务公司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促进农村金融领域的开拓。一些当地的巨头，发挥带头作用，为众多的农民提供类似的服务。比如:p2p网络贷款，聚焦“三农”，构建互联网线上平台，打造新的金融市场，这种金融业务，可以覆盖1000多个区县，能够为提供广泛的服务，上至小微企业，下至“三农”家庭，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创新的数字金融服务模式。

四、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潍坊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策略

(一)加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建设。潍坊市将乡村振兴作为根本目标，加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建设，为“三农”提供更好的服务。1．夯实数字金融生态的知识基础与底层应用基础。潍坊市政府，充分发挥作用，统筹多媒体渠道，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进行全方位的实践指导;同时，作为数字金融的提供人员，应该做好数字金融的普及和推广，可以利用多元化宣传手段，来实现对自身产品的营销;也可以实现营销和数字金融的相融合，做好实践指导，使得数字金融能够更具有使用黏性。2．加强创新，丰富“三农”数字金融产品供给。将服务“三农”作为核心目标，结合农业产业的需求，创新数字金融产品的服务模式和效率，不断开发出一些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金融产品，发挥数字金融的低成本、高效率优势。3．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潍坊市大力推广移动互联网络建设和金融机构网点改造等建设，实现数字金融业务真正走进农村农民;针对金融业务的工作人员制定鼓励机制，引导其走进乡村，开展基层服务，落实数字金融的下沉机制，构建完善的金融服务基础设施;潍坊市政府牵头，建立金融普惠的合作平台，设置准入机制，完善农民的信用评价模式，从多角度多层次多维度入手，实现乡村振兴。(二)加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改革。潍坊市打破传统的体制机制，打造数字金融服务“三农”新机制，以数字技术服务和技术优势为核心，全方位地构建普惠金融的体制，实现对传统机制的改革。1．加强农业产业链整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潍坊市以农业供应链为基础，实现金融数字化，确定农业核心企业，不断整合优化农业产业链，实现数字金融服务的高精准，进而不断的助推农业产业链的数字金融化服务升级和发展。2．建立和完善金融风险分担机制。潍坊市政府不断优化和创新担保机制，针对数字金融服务“三农”，设置担保品，将一些农村的机动车等动产、农村土地经营权等不动产都扩进担保品的范围;在整体风险可控下，放宽不良贷款容忍度指标，结合农业产业具有的特点，降低融资限制，允许提供产业链相关的担保品;不断加深和数字金融提供者的合作，建立专门服务“三农”的专项担保平台，发挥政府的正担保作用，不断提高金融服务质量。3．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三农”的多样化机制潍坊市针对完善农村金融组织运营制定相关的支持政策，无论是在资金方面还是在管理平台上，都给予很大的扶持和优惠;不断地推动农村数字金融服务平台的建设，有效整合各类金融服务，不断拓展金融服务的内容，实现金融服务变得更加容易落地和接受。

五、结语

潍坊市针对当地未来金融发展绘制了蓝图，权利依托金融科技促进当地银行转型升级，这是当地经济建设的必然之举。本文基于振兴乡村战略视角对潍坊市数字普惠金融模式以及发展策略进行了研究，旨在助力于当地经济建设与金融转型。

参考文献:

［1］秦金风，高传华．数字普惠金融与数字乡村协同发展探究［j］．中国经贸导刊(中)，2019(11):120－121．

数字经济与金融范文篇5

关键词：数字经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创新模式

一、引言

近几年，数字经济在我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数字经济具体是指利用数字化的技术及知识作为某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并借助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及网络作为其发展的载体，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互联网技术在我国经历了高速发展，代表着我国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时代将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引发一场重要的结构性经济变革。联合国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中明确说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截止到2018年底，数字经济的规模已经达到了31.3万亿元，并且其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了55%①。从已有的数据可以看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速的新引擎。从我国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的模式逐渐成熟，所需要的技术条件也愈发成熟。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农村网络用户的数量在2018年底达到了2.22亿，占比6.2%，年增长率为22.57%。2020年，农村农业部的《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指出，在未来几年中发展数字农业农村经济将会成为农村建设的发展蓝图。农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地域性、周期性以及季节性等，并且从弹性的角度来看，其弹性较小。虽然，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劳动力和土地这两种生产要素，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依然缺少企业家才能以及资本、数字技术等作为支持，从而使得农村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落后于城市经济。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农村经济面临着信息不对称、金融排斥等现象，金融资源与需求缺位、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原因，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数字经济具有非竞争性、普惠性、非排他性等优势，可以通过与农村经济进行融合发挥其优势，帮助其对缺失的其他生产要素进行增效，产生1 1＞2的效果，帮助农村地区解决当前的困境。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的路径在国内外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形成了一系列可以使用的模式。例如，以数据和技术为核心发展的精准农业模式、通过提高技术进而降低交易成本的“三农”金融服务模式、以大数据为核心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等。通过实践证明，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可以极大的解决信息不对称，提高规模效应等，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幸福感，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农村地区的生活质量。然而，我国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的模式依然存在很多薄弱的环节，在数字基础设施、人才培养、数据建设体系以及相关法律方面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目前，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客观条件是根据数字经济作为生产要素解决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成本等问题，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因此，为了实现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需要进一步探索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的发展模式，找出两者发展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数字经济是我国近几年来需要大力发展的新兴产物，既有机遇也有挑战，目前，关于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的模式也在学术界引起大量研究，在我国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很少有学者涉及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因此，本文将数字经济与“三农”领域进行结合，研究两者融合发展的路径，理清两者之间的现实障碍，从而提出解决的策略，为我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应有的帮助。

二、实践模式

国际上关于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研究的经验可以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我国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为我国特有的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帮助。2017年，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促进数字经济快速成长”的书面报告，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为我国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融合发展进一步奠定了基础。因此，随着这些文件的颁布，我国对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的模式进行探索和创新，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情况来看，最主要的类型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数字经济服务“三农”的创新模式

从我国的发展历史来看，“三农”的发展一直受到农村金融供给的限制，我国金融体系是由银行作为主导，这也是银行率先进入农村融资市场的原因，但是在农村提供金融服务会受到成本方面的制约，并且农村对金融的需求较为分散，导致银行很难在农村提供低成本的金融服务，加之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道德风险都会增加银行的成本与风险。因此，银行为主导的传统金融机构需要与数字经济进行融合，通过信息以及数据解决成本的问题，进而降低提供金融服务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得农村地区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还能使传统金融机构与数字技术进行融合，在节约成本的基础上能够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形成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这种融合的发展模式可以通过大批量、自动化的授信形式，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完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体系。

（二）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保障的农业保险决策创新模式

现代信息技术可以通过网络加速信息的传递，并且可以利用可视化的技术让数据充分得到利用，进而创造出最大的价值。保险具有诚信、利益最大化、补偿损失等原则，现代化信息技术可以在这些原则基础上实现农产品保险价格的制定，为农产品的补偿等机制保驾护航，能够更好的获得最大化收益。一直以来，农产品到面临着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并且传统的农业保险具有较高的人力成本，影响保险公司对农业的发展，导致农业增收和增效发展缓慢。以现代信息技术作为核心的保险决策具有以下几点优势：首先，能够形成科学合理透明的新型农业保险模式，提高农民在农业保险方面的意识，降低两者之间的道德风险；其次，建立保险公司与农户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能够让农民直接获取相关收益，提高农民的满足感；最后，这种现代化的保险模式能够让农民充分了解理赔的信息，精确了解理赔的金额，保证了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有利于保障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因此，这种创新的保险决策模式可以有效帮助农业保险的发展，节约人力，降低农户的损失。

（三）以“互联网 ”为依托构建农业产业链模式

当前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节点，对于我国农业产业链的建设来说是一个大的机遇，政府在农业农村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包容的态度对待农村经济的发展。有效的降低了企业在此方面的运营成本以及投入成本，营造了良好的竞争环境，为接下来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融合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以云计算为核心的多位一体智慧农业创新模式

在原始农业生产中，土地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的需求逐渐提高，使得大规模生产遇到了一系列限制。数字经济的出现使得农村生产效率得到提升，能够使得农村地区的人口获得利益，更好的进行规模生产。在这种发展背景之下，多位一体的智慧农业创新模式应运而生。智慧农业是指在农业生产中结合信息技术进行高级生产，以云计算为依托进行生产管理，为农业生产提供有效的尊龙凯时最新地址的解决方案。通过云计算能够更好的建设多位一体的智慧农业创新模式，实现信息的实时交流和传递，将传统的农业生产逐步的变化为优质生产的农业阶段，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农村经济的多元化目标，保证农业多元化发展。综上所述，我国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的模式已经充分证明，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的模式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降低交易成本，控制风险发生的成本。两者融合发展可以相互渗透，发展各自优势的地方，提高生产要素的配合使用效率，满足农业生产的多样化需求。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之路需要在摸索、学习中进行发展。

三、现实障碍

虽然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两者融合发展的模式已经得到了实践，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帮助，但是，从我国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与障碍。

（一）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覆盖还未实现全覆盖

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建设全面的基础设施作为依托，将信息及数据进行获取和传递，这对农村地区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从现实的发展来看，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是一项长期、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基础设施的支持。从我国当前农村地区互联网的普及率来看，只达到了38%左右，这就说明了我国农村地区对于数字化基础设施缺乏严重，很多行政村还没有银行金融机构网点的建设。这给我国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障碍。虽然，近几年我国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但是在支付结算体系方面还存在滞后，制约着两者融合发展。

（二）高效的数据共享体系尚未建立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数据和信息将成为有价值的资源，可以帮助农村经济进一步改革升级，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就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企业对于农村农业数据的收集还不全面，仅仅局限于一部分地区，并且当地政府在进行数据采集时，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所收集到信息也没有一致性，没有形成高效的数据共享体系，无法进行整合，使用率不高。并且，农村地区一直以来对于金融的需求呈现碎片化，数据的收集也较为困难，各方面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并且也导致数据利用率不高，这种情况亟需进行解决。

（三）农村地区缺少数字化专业人才

将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良好的融合发展需要由数字化素养的专业型人才，才能够提高两者融合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农村地区数字化专业人才的建设尚未完善。截止到2018年底，在我国农村地区50多万个行政村中建立了20.4万个“益农信息社”②，累计培训人员超过80万，但是这也仅仅占据农村人口的0.08%。再者，很多农村地区的干部也缺乏相应的数字素养，在外求学的大学毕业生很少回农村服务，导致农村数字化人才缺乏。专业性人才的缺乏就会导致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面临很多困难。

（四）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完善

数字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数据，我国当前也出台了不少相关法律来规范数字经济的发展，但是数字经济的规范以及市场运作依然存在需要加强和提升的地方，关于数字经济在农村经济的发展及使用还缺少法律法规的，并且数据的采集及使用过程中也会存在泄露的风险，造成严重影响。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会进一步影响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融合发展。

四、突破路径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可以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不同地区之间的合作更加广泛和迅速，有利于加强数据分析和共享，从而使得资源达到最大化利用。通过数字经济能够去中心化的优势，可以提高规模效应，帮助实现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建立完善的新型农业化服务体系，从而实现互利共赢。为了更好的实现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

（一）进一步落实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

在农村地区应该按照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战略规划进行落实，根据每个地区的优势进行试验，宣传推广其特色，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推动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一是需要根据数据采集，制定相应的标准，提高数据信息的透明度。二是提高数据共享的能力，鼓励各农村地区进行信息共享、数据互换，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三是积极推进数字经济与当地特色农业进行融合，进行创新，完善农村治理体系。尊重农村地区的创新精神。四是积极探索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的科学路径，提高理论水平，能够更好的指导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融合。

（二）加快农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

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保证农村经济与数字经济快速的融合，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带动农村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需要在农村地区加快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在农村各地区数据信息的共享和互联互通，形成完整的数字经济生态圈。首先，在农村地区需要继续提升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与覆盖，将信息技术推广到农村偏远地区，能够让偏远的地区享受到数字红利，打破地理位置的限制，进一步扩大农村地区使用互联网技术的能力。其次，加快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农村金融领域的使用，提高农村地区获取金融服务的能力，并且积极推进大型互联网企业加入到普及农村普惠金融的队伍中，构建多方合作机制。最后，建立有效的措施保证农村数字经济服务到位，建立安全有效的支付和清算体系，保障农村地区金融获取的时效性与安全性。另外，应在农村地区原有的基础上扩大其覆盖面，将各种有效的资源进行整合以及充分利用。

（三）加快农村地区数字化人才的建设

在农村地区加快培育一批熟悉数字经济技术以及对农村经济的人才至关重要，有利于农村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一是需要加强农村地区金融知识的普及，加大资金投入，加快农业职业教育的建设，让农村地区的中青年能够获得专项培训，培养一批既懂农业又懂信息技术的人才。二是加强在农村地区数字化人才培养的力度，数字化人才不仅包括专业的信息技术人才，也包括与信息技术融合的跨界人才，在依靠大数据、区块链建设现代化农业的过程中，需要培养复合型人才。三是培养一批愿意扎根基层工作的数字化人才，指导农村地区的生产，建立一个社会网络，积极进行引导。

（四）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农村地区应加快完善数字经济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保驾护航。一方面，在农村地区需要进行网络空间的安全治理，提高农民的安全意识，为他们提供指导和帮助。另一方面，建立农村地区数据获取的统一性，保障数据的安全和共享。并且，需要在农村地区原有法律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补充关于数字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优化两者之间的融合路径。

参考文献：

[1]傅秋子，黄益平.数字金融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8（11）：68-84.

[2]何广文，刘甜.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创业的金融支持研究[j].改革，2019（09）：73-82.

[3]邓小东.创业农户供给型信贷约束的成因及破解研究[d].西南大学，2020.

[4]莫媛，周月书，张雪萍.县域银行网点布局的空间效应——理解农村金融资源不平衡的一个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2019（05）：123-136.

[5]粟芳，方蕾.中国农村金融排斥的区域差异：供给不足还是需求不足?——银行、保险和互联网金融的比较分析[j].管理世界，2016（09）：70-83.

[6]温涛，朱炯，王小华.中国农贷的“精英俘获”机制：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比较[j].经济研究，2016，51（02）：111-125.

[7]周鸿卫，田璐.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技术的选择与优化——基于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的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19（05）：58-64.

[8]王小兵，康春鹏，董春岩.对“互联网 ”现代农业的再认识[j].农业经济问题，2018（10）：33-37.

[9]洪正，王万峰，周轶海.道德风险、监督结构与农村融资机制设计——兼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j].金融研究，2010（06）：189-206.

数字经济与金融范文篇6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研究综述；面板数据模型；政策建议

1研究综述

1.1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综述

普惠金融由联合国提出于2015年，小额信贷作为普惠金融体系的核心，目的是服务于低收入群体，使其共享经济增长的福利。普惠金融提供新型创新范式更好地服务于小微企业(张娟，2021)，赋能小微企业，在不同时期助力成长，提升其数字化金融能力(唐宁，2019)。金融科技对于不同地域、不同规模的企业的激励作用存在异质性(雷汉云,谭卓敏，2020)。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金融科技等多个方面。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一驾重要马车，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4.3%，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的研究较少。

1.2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

通过对于16000户的跟踪调查发现，普惠金融显著影响居民消费，并表现为促进作用。周涵(2019)利用东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引入房价作为解释变量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人均可支配收入、房价等都能显著促进消费水平的增长。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在考虑由数字金融对于居民消费水平的作用及居民消费行为带给数字金融的反作用形成的居民消费总体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不同区域的数字金融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南永清，宋明月，等,2020)。张昭昭(2020)将样本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不同地域两类异质性研究得出普惠金融的便利性对于居民消费起促进作用。唐世辉(2020)引入sr、se等四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逐步添加变量发现不同区域，促进作用不同，主要表现为东部强，中西部弱。肖远飞、张柯扬(2021)在流动性约束、收入不确定情形下，分析了普惠金融对于城镇和农村居民影响的差异性，并且得出其对于调整居民消费结构具有显著影响。孙玉环、张汀昱等(2021)将居民变量分成主城区、镇中心等六类，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不同类型的居民消费的影响。王明洋通过收入分层的视角从边际效应、弹性效应分析得出普惠金融对于不同收入分层的居民存在差异性影响。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者主要是通过引入不同的解释变量来完善模型和将进行地区分类，再研究不同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前者，通过引入新的解释变量进行研究。

2模型假设

通过查阅国家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等公开数据。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较好，这与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均消费支出的趋势相一致，因此本文猜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有正向影响。

3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

3.1变量确定及其描述

本文在变量选取过程中借鉴诸多学者模型中的变量，选取2013—2019年我国31个省、市、区的如下变量：被解释变量为人均消费支出(pc)，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i)，控制变量为少年抚养比(cdr)、老年抚养比(odr)、外商直接投资(fdi)、人均gdp(pgdp)和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pcdi)。因2020年及2021年受新冠疫情冲击，经济发展受不可控因素的负面影响，所以本文不使用2020年及2021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历年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wind数据库,其中部分数据缺失，使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人均消费支出(pc)：消费是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人均消费支出能较好地反映该地区的消费水平。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i)：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涵盖广度和深度,同时还展现普惠金融的多元性，能够较好表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少年抚养比(cdr)与老年抚养比(odr)：依据生命周期理论，人口年龄结构对于消费存在影响。在探究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时，需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人均gdp(pgdp)：根据宏观经济学gdp核算方法，gdp=c i g (x-m),人均gdp意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pcdi)：根据消费理论，居民收入水平影响居民消费水平，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

3.2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不同地区的人均消费的影响，本文参考梁伟、李舒等人所建立的三维面板数据模型,设定如下模型：

3.3面板回归模型结果及分析

利用eviews7.2进行数据逐步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从回归结果来看，支持研究假设,回归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数据普惠金融对于居民的消费水平有正向影响，即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升1%，人均消费支出将提高0.073%，而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的系数分别为-0.076552和-0.076693，表明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水平有负影响，即少儿抚养比每提升1%，人均消费支出将减少0.076552%；老年抚养比每提升1%，人均消费支出将减少0.076693%。人均gdp的回归系数为0.046093，表明人均gdp对于居民消费水平有正影响，即人均gdp每提升1%，人均消费支出增加0.046093个百分点。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系数为0.834891，表明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提高1%，人均居民消费消费支出将提升0.834891%。

3.4实证结论分析

研究模型采用2013—2019年的省级数据，对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等指标通过建立面板模型，从全国层面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与前文的假设一致，即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影响。少年抚养比、老年抚养比的提升不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少年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增加会给青年人带来负担，不利于促进消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可以显著促进人均消费支出的提升。

4政策建议

4.1看准数字普惠金融着力点，精准发力促进居民消费

在国内大循环、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政治经济环境下，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精准发力，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发挥居民消费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动影响。传统金融门槛高、服务对象匹配度低，数字金融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强调解决农民等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数字普惠金融精准度高、门槛低、审核快的优势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个人融资麻烦的问题，在促进脱贫攻坚、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成果共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2综合数字普惠金融与多种因素，协同助力居民消费提升

本文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而少年抚养比、老年抚养比的提升不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对居民消费支出存在负效应。此外，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对居民消费水平有负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不仅要靠数字普惠金融，也要同时关注其他数字指标对于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要数字普惠金融和其他指标发挥协同效应。

4.3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实体经济行稳致远

2019年末的新冠疫情，带给国内经济深远影响。小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有着重要贡献。逐渐复工复产的小微企业面临着内部资金紧张、外部订单减少使资金少流入减少、现金流差的窘境。加快普惠金融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高效率、低成本的风险可控范围内，加快资金流动，更好服务小微企业、农民等群体，利用普惠金融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娟.富民银行开展数字普惠新范式创新倾力服务小微企业[j].今日重庆,2021(3):46.

[2]唐宁.金融科技助力小微企业成长[j].金融博览(财富),2019(8):24-25.

[3]雷汉云,谭卓敏.金融科技与小微企业创新[j].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20,36(06):13-26.

[4]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金融研究,2018(11):47-67.

[5]周涵.关于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过程面临的问题研究[j].河北企业,2019(7):70-71.

[6]南永清,宋明月,肖浩然.数字普惠金融与城镇居民消费潜力释放[j].当代经济研究,2020(5):102-112.

[7]张昭昭.数字普惠金融助力我国居民消费扩容提质的影响机制[j].商业经济研究,2020(19):163-166.

[8]唐世辉.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消费的测度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20(21):57-60.

[9]肖远飞,张柯扬.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长尾理论视角[j].中国集体经济,2021(19):21-23.

数字经济与金融范文篇7

关键词：数字化；金融创新；金融科技

一、引言

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阶段，科技正在加速成为激发社会创造力、经济活力和产业优化升级的驱动力量。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内的一系列新型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为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中枢的提升提供长期动力。而金融业正在成为数字技术和数据运用的最为广泛和深入的领域之一。在行业由高速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数字技术正在承接并不断推进金融行业发展模式从资源驱动到数字驱动的转型。传统金融机构积极尝试探索通过金融科技手段，从提升投研能力、扩大获客领域、提升运营效率、强化风险控制等方面推动金融企业经营发展与战略管理规划。金融与数字技术的结合，有助于推动金融行业向供给多元化和精准化发展。

二、数字驱动金融创新的内涵与现实背景

（一）数字驱动经济增长模式变革的一般内涵。近年来，数字化正在由信息化、互联网化向智能化演进。从广泛意义上，数字驱动可以理解为，在生产过程中，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凭借现代信息网络和通信技术等载体，推动经济生产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一系列活动。从宏观层面，数字驱动体现为数字技术对经济增长模式的变革。自20世纪60年展至今，以数字化为驱动力的经济发展历经半导体产业、计算机产业、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等阶段实现多次迭代和演进。如今，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推进下，数字技术正在改造传统经济在工业和服务业的分割局面，推动产业边界的跨越和融合。在传统单一产业的规模化资本投入难以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通过数字化手段，驱动资源的精准投入，并挖掘需求增量，从而驱动对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数字驱动型发展模式的宏观内涵。从微观层面，数字驱动体现为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在技术、商业模式及组织模式等方面的创新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提升企业价值创造效率。一方面，从企业内部发展看，数字驱动型管理创新可以理解为包括数字化对研发、产品设计、运营、管理以及业务流程和组织再造等在内的决策管理各个环节提供支持。例如，传统制造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化渗透和交叉，实现对企业经营运转全过程的数字化监控和数字信息整合。另一方面，从企业之间竞合关系看，数字驱动型管理创新则可以理解为基于凭借数字技术与产业供应链的融合，依靠数字产品横向延伸价值链，纵向衍生产业链，衍生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商业模式，提高企业上下游的协同。总体上，通过数字技术的深入应用，企业信息获取和整合能力、市场感知能力、预测能力等不断提升，并通过网络资源的动态资质和优化配置，提升企业供给效率，是数字驱动型发展模式的微观特征。（二）数字驱动金融创新的现实背景。特定到金融领域，金融创新与数字驱动具备直接契合点。金融业的本源在于资金融通，这需要对资产的风险和信用进行充分定价，而风险和信用的评估高度依赖于数据。从这一角度来看，金融业是数据密集型行业，也始终是数字技术的重要应用场景。依据内生增长理论，金融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来自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水平提升。我国市场化金融体系发展近30年，在金融自由化的引导下，资本和劳动投入不断扩大，金融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金融深度，基本完成数量型增长阶段。截至2019年上半年，金融业总资产已达到303万亿元，承担着连接经济供给体系和经济需求体系的重要角色。但是，相比于成熟的金融体系，我国的金融深度主要来源于居民较高的储蓄率结构，而金融产品供给同质化高、金融工具创新不足等问题，显示出金融市场广度和适配性仍然有待提升。在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等资源性投入的边际贡献不断递减的背景下，数字技术正在承接并不断推进金融行业发展模式从资源驱动到数字驱动的转型。传统金融机构积极尝试探索通过金融科技手段，从提升投研能力、扩大获客领域、提升运营效率、强化风险控制等方面推动金融企业经营发展与战略管理规划。

三、数字驱动金融创新的历程演变

根据数字化程度的不同，数字驱动行业创新的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信息数字化、业务数字化及业态的数字转型。其中，信息数字化与业务数字化两个阶段中，数字技术仅作为辅助工具来提升生产运营效率，传统业务与数字技术仍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数字技术不会对传统业务的发展方向产生根本性颠覆。业态的数字转型是数字化发展的最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数字化不仅能在行业内扩展新的发展空间，而且能推动传统业态的转型与变革，业务与技术的壁垒被打破，甚至部分领域可能随着数字技术企业的进入而被彻底替代。从我国来看，数字驱动下各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尽相同，例如工业4.0、新零售等行业仍处于萌芽期，而新媒体、线上购物等行业已经步入成熟期。具体到金融行业而言，数字化和金融行业发展模式的协同由来已久，正处于从根本上推动金融发展模式的数字转型阶段。基于共同的数字基因和中介功能，数字驱动金融创新发展的历程由来已久。从发展脉络上，金融行业的高速发展阶段与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恰好衔接，从而促使金融行业率先完成数字化驱动的前两阶段———信息数字化和业务数字化转型。例如，在信息数字化阶段，金融业务的相关信息依赖于数字技术提供硬件设施服务，如信用卡基于磁条、芯片技术，自动取款机、销售终端服务等与计算机、通信等技术密不可分。在业务数字化阶段，数字技术进一步应用于金融传统业务，如互联网基金销售等，则与远程通信、安全技术等密切相关。在信息数字化和业务数字化阶段，数字化的融合主要由金融机构发起，被广泛应用于金融业务的执行过程中，提高业务实现效率。但是，数字化并未改变传统金融业务模式，更多仅限于流程和渠道的优化。金融机构搭建在线业务平台，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对传统金融服务进行变革，对接金融的资产端、交易端、支付端和资金端，实现渠道网络化。数字化服务供应商并未进入金融体系，也未向消费者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当前，金融发展正在进入数字化驱动的第三阶段——业态转型期，金融和数字技术正在由互补向竞合演变。在这一阶段，数字驱动金融发展模式的转变不仅在于对传统金融业务的互补优化，更在部分领域正在发生替代效应，竞合关系成为数字转型期的重要特征，金融与数字技术融合和互动更加紧密。以新型科技企业为代表的非金融牌照机构进入金融领域，凭借数字技术蕴含的信息收集、处理和学习能力，在重塑业务流程、跨界业务融合等方面，推进了金融业内的竞争和格局演变。例如，零售银行的服务渠道正在变革，零售银行最初以存折、银行卡等主体，逐步向手机等终端迁移，各银行电子银行业务替代率已经达到九成以上，客户到银行柜台办理业务的比例逐年递减，离店化趋势则是数字技术对金融传统业态改变的实例之一。

四、数字驱动金融业态变革的长期趋势

未来数字驱动金融业态变革是长期性的，并产生四个方面的趋势特征：（一）服务去中心化趋势。以商业银行为例，企业信贷和消费金融等业务都需要征信的支持，而征信的核心是数据及其分析方法。由于银行能够通过现场调查等方式收集企业和个人的内部信息，给出相对合理的风险定价，贷款业务由此形成，银行作为连接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的中介地位也由此长期存在。当前在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的逐步发展过程中，数字驱动正在推动部分金融领域的“去中心化”。如果某一类金融产品或服务能够基于数字加密技术，客观记录保存所有关键信息，进一步能够彻底解决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双方直接建立信任和联系，对于传统的金融中介业务则可能起到替代作用，即去中心化。（二）数据多元化趋势。当前来自于宏观、行业以及企业自身业务运营和后台管理数据呈现出指数型增长，庞大数据背后蕴藏着的增量信息有待挖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高效处理和聚合数据方面展现的优势，正在提升金融服务对客户需求匹配的精准性，金融行业的商业模式也正在进化为基于大数据的精准化、个性化服务方案。以银行为例，银行获取用户信息的渠道来自于线下网点，拥有的主要是居民、企业资产数据；如果进一步借助互联网企业掌握消费者线上交易数据和行为数据，能够在数据的深度和广度上为金融管理提供补充。数据分析的多元化推动金融机构更加全面了解并匹配客户的真实需求，提供更加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从这一层面来说，多元化数据正在成为推动市场份额与利润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三）决策智能化趋势。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手段使得金融行业在客户服务、投资研究和风险管理等方面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在智能投顾方面，人工智能通过整合客户交互的渠道、数据和信息，并将包括分散化投资、投资组合理论等应用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上，对于投资组合决策能力提能增效。在风险管理层面，知识图谱能够根据专家设计的规则与不同种类的实体连接所组成的关系网络，在评估风险等方面提供舆情分析，进一步帮助市场参与者识别近期可能存在的风险。（四）角色多维化趋势。通过数字驱动，原有与业务非直接相关的领域（如，研究领域、运营领域等）也可以提供生产力，在现有服务于内部某一流程之外，转化为外部定制化产品，增加金融领域服务供给的多样性和角色的多维化。以研究领域为例，在传统投资环节，研究部门在投资过程中主要体现的是间接价值转化的角色。当前，在数字技术驱动下，研究部门可以通过构建信息平台等方式，推动研究在资产管理服务体系的产品化，不仅由辅助投资的角色不断前置，在直接价值贡献方面也崭露头角，成为打造对外产品销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数字驱动下金融机构战略转型思考

数字化正在加速改变或融合进入金融业态模式，并不断衍生新产品、新服务和新经营模式。在上述长期趋势基础上，金融机构面临的发展环境变革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机构要基于行业特性，思考过去的动态竞争向当前的生态竞合转变中所蕴含的机遇，主动拥抱这一长期趋势，建立或提升竞争优势。数字驱动下，金融机构可依据自身发展阶段和业务形态，从三个层次不断递进和延伸：一是机构内部业务和管理优化；二是金融产业链上下游的业务贯通；三是“金融-经济-科技”开放式生态圈的塑造。（一）微观层面，数字驱动金融机构内部业务管理优化。数字驱动金融业转型的第一步，在于优化金融机构的业务管理能力。一方面，体现在业务的“开源”，即数字驱动金融机构获客和业务边界的拓展。以资产管理行业为例，其可以运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以智能投研、智能投顾业务，加强机构投资能力的延展，并对尾部客户的开源精准识别，提升服务效率，优化获客质量。另一方面，体现在运营的“节流”，即借助金融科技，将运营管理进行线上转移，降低运营成本。以人寿保险领域为例，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提升人的精准识别，提升运营效率。我国寿险行业面临人均产能整体下滑的趋势，从“扩队伍”向“强素质”转变，是寿险企业面临的重要运营管理问题。凭借数字驱动人力资本质量提升，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动态的“人员画像 关键特征 筛选流程”循环体系，甄选人，能够一定程度上实现财务资源和培养的有效投放，提升运营效率。最终，通过优化金融机构业务的供给端与需求端，提升机构自身发展层面的效能释放和能力提升。（二）中观层面，数字驱动金融产业链上下游业务贯通。数字驱动金融机构转型的第二步，是以金融业投融资相关产业链为焦点，推动上下游业态的聚合和风险有效管理。以供应链金融为例，供应链金融是连接金融、实体产业紧密结合的金融创新业务模式。但在现实开展金融业务的过程中，由于供应链融资的上下游企业结构复杂、形式各异，参与主体间的信息分割和不对称严重、风险穿透困难，金融机构在进行融资服务过程中普遍面临风险敞口大、增信成本较高的客观挑战。当前数字驱动下，供应链金融正在由传统融资模式向金融科技模式优化转型。首先，通过大数据技术，供应链上各企业舆情信息能够以更高效的方式进行搜集；区块链技术则将包括债权凭证等关键信息沉淀并传导，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模式下的信息穿透不足、传导范围有限、颗粒度待细化等问题。因此，对于具有信息在上下游或平行间传导业务特征的金融机构，可以借助数字技术，从底层结构优化信用信息基础，有利于在加强风险管理管理，在优化自身业务效率的同时，在产业链内强化主动权，确立自身在产业链上下游的聚合与优势地位。（三）宏观层面，数字驱动“金融-经济-科技”开放式生态圈的塑造。数字驱动金融机构转型的第三步，最终是其所处生态的数字化转型。金融业的本质是资金与资源的融通，金融机构也力求通过发挥企业、行业、产业等维度的协同效应，围绕客户为核心，在不同领域的产品、服务之间打造“生态圈”。但是，以往由于业务领域差异，信息不对称的壁垒客观存在。机构从业务端推动“生态圈”建设的周期长、不确定性大，构建“生态圈”始终难以从理论跨越到实践层面。当前，从数字端打造“生态圈”成为可能。从这一意义上，数字技术既提供了信息交互的渠道，其本身积累的数据资源更是重要的资产，需要充分挖掘以充分释放其内涵价值。通过数字联动业务，从基础架构推动生态圈建设，使协同更具有普适性和可操作性。以消费金融为例，金融机构可以以金融服务为基础，向消费者的各维度需求———如医疗健康、保险保障、房产服务等不断延伸，运用互联网科技及线下网点布局协同获客，凭借生态圈建设，促进内部迁徙，降低获客成本，增强黏性。

参考文献：

［1］孙国峰.金钉子———中国金融科技变革新坐标［j］.中国民商，2019.4.

［2］姜建清.为“金融科技”正名［n］.第一财经日报，2017.7.10.

［3］赵成国，沈黎怡，马树建，庄雷.金融科技视角下供应链金融共生系统演化趋势研究［j］.财会月刊，2019（21）.

数字经济与金融范文篇8

一、数字货币的金融影响

目前，我国数字货币的发展还不够规范，这给央行和各个部门带来了许多潜在问题。与数字货币相比，它对中国的货币政策、金融稳定、银行收支平衡有着重要影响。

（一）数字货币对央行宏观政策及金融稳定的影响

1.数字货币对央行宏观政策的影响发行数字货币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可能是一种小规模的附加货币，慢慢地，广泛地使用，最后得到充分利用。但是，反过来说，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数字货币数量很少，这对中国的货币问题、货币政策、货币定义，甚至货币政策的执行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根据5部委关于比特币的规定，比特币不被视为与货币同等的法律形式，而是作为虚拟商品而非在市场上使用。在互联网上，比特币是一种买卖商品的方式，制定和执行金融政策的中央银行，必须根据市场需求实现数字货币和人民币之间的平衡并思考这一点，如何在分布式会计技术的作用下影响中国人民币货币政策的减少，信息交换将提高金融效率，促进金融创新，同时也应该考虑到信息交换是否会严重削弱央行的职能。数字货币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和影响，使货币乘数不断增大，同时，增加货币流通速度的可测度，为大规模货币流通分析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有利于货币总量与结构的合理测算。实施货币政策时，数字货币的作用取决于两种货币间的金融互联程度，高度替代、失效的货币政策和数字货币将有所助益：货币政策以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为目标。采用数字货币能增加货币量，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能有效地分散会计风险，使得交易信息准确，能够监控资金流动，有助于监管者利用货币政策工具及时评估金融风险。建立结算点可以加快货币政策的转移，有利于稳定利率和价格的远期结构，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如果将来数字货币广泛流通，货币的数量和管理方式都会有很大的变化，个人、企业、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之间的资金清算，如造成货币供求关系的变化，就应该从清算转到帐面清算，而在货币清算方面，数字货币的使用会使清算更加方便。便捷性的提高将增加交易总量，增加整个经济系统的流动性，降低交易成本。现有货币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原有货币政策机制也将发生新的变化。若一个国家的经济依赖于基于比特币分散的数字货币，扩张性货币政策就可能无法实施。其发行和流通、存款准备金政策及其替代作用和相关性将影响存款准备金，最终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作为网络金融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货币在新的货币形态下必须加以规范。2.数字货币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数字货币对金融其稳定性和脆弱性都受其影响，首先，它改变了货币的结构，对数字货币的需求取代了对实物货币，分散特征加快了金融资产的换算速度，而第二种形式则影响到货币的生成过程。同时，金融危机还会加速金融恐慌的蔓延，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稳定，封闭程度低的数字货币安全也会影响金融稳定，在封闭程度上，数字货币平台比传统金融机构更易受到网络攻击。其循环过程是可以理解的，并受到监督，传输很难实现，很难跟踪。但是传统金融机构历史悠久，发展水平和it安全水平都很高，由于数字货币的匿名性和非操纵性，使得其资产转移容易，回收困难，当时，中国央行已基本具备了未来发行数字货币的两库三中心体系结构和用户数字钱包。此外，为了保证数字货币的完整性和正确性，还需要有足够的安全、可控的密码算法以及密钥分配与保存机制。

（二）数字货币对传统银行业的影响

无需实物载体，在移动终端设备上即可完成数字货币交易，十分方便。不需要到商业银行去找对我国商业银行有很大影响的传统企业。事实上，第三方支付机构，比如支付宝，已经开始影响到商业银行，支付宝吸引资金继续流入该账户，原因是方便、安全和高利率，这削弱了商业银行的借贷能力，也使其创造信贷的能力大大降低。将来，数字货币的广泛使用将使这种情况更加恶化，以往到柜台转帐、结算、支付等业务可在网上完成，大大削弱了银行的作用。

（三）数字货币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信用时代，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经常会出现过多的货币造成通货膨胀。没错，通过挖掘，数字货币的总数量相对固定。至于市场双方的需求，则不受相关部门的约束，也不存在过度问题。有利于保持世界货币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改变通货膨胀的局面，促进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数字货币改变了目前粮食系统的国际壁垒，由于汇率限制和寡头付款，数字货币的收入将会被打破。世界上相对主导的货币主要是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这些货币有权操纵国际支付和国际储备货币。随着中央银行发行信用货币，数字货币的发行和交易也随之分散，这就是挖矿，若无中央发行机构的控制，则不存在货币交易。

二、数字货币的风险及国外对数字货币的监管途径

（一）数字货币风险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金融风险可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具体表现为：风险是否分布，数字化货币的迅速发展，在推动金融服务创新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的扩散与转移。数码货币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犯罪分子以金融科技的名义进行非法集资，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为此，必须重视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加强数字货币体系的建设，一国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以及一国金融系统的稳定，都离不开该国放弃其主权货币。货币中性理论认为，增加货币供给会导致价格上涨，但不会影响实际生产水平，但事实上，它并非完全理性，而是以知识、时间和精力为基础的。有限估价与目标不一致，决策环境不确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所以在现实环境的影响下，市场抛售是不正常的。金融市场的反应因人对信息的获取、处理、产生和反馈的认知扭曲而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钱太多或太少都会引起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因此，风险监测必须确保货币和信贷以适当的水平流通；数字货币改变了货币乘数的影响因素，而中央银行却不能有效地预测信用货币的生成，从而增加了央行监管的难度，最终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1.可预测风险可预见性货币风险是指人们在一定经验基础上，能够预测某一事件的潜在风险，但其后果却不可预见的风险，包括法律、信用和政策调整等。因为法律风险的存在，很多新型数字货币在监管方面存在着法律盲区，监管合规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新的数字货币也是匿名的，非法交易比如洗钱，走私都可以匿名进行，承认数字货币的法律地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设计合理，法律制度健全，数字货币可以成为一种成熟的货币形式，其信用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见，这主要是因为发行货币的人可以创建跨国企业、项目或网络社区。投资者对发行人的信用状况和相关项目了解较少，这就为蓄意欺诈提供了机会，非法广告、操纵价格、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的信用风险较大，而调控风险则是监管机构在生产、价格、经济活动中所采取的政策和法规的效果。2.不可预测风险数码货币的不可预见性风险是指超出人们通常预期的风险，这种风险可能发生，但即使是最有经验的人也无法预见的。这种风险主要是由外部突发事件引起的，这是一种保险，在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被纳入之前或之后就已经发现，对这些国家而言，技术风险意味着信息技术的变革，封锁链是新数字货币的基础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十分重要，技术风险主要涉及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新技术，其措辞会带来诸多问题，同时也涉及许多潜在风险，区块链技术需要进一步完善。首先，在运行效率、公共链交易绩效和智能合约计算方面，技术瓶颈来自于最受影响的节点，也就是最受影响的节点。要借助加密技术的最新成果，进一步保护隐私，必须从法律上解决逻辑问题，实施减少数字资产损失的措施，新型数字货币风险以市场风险为主，波动较大。目前，数字外汇交易平台多为自由开放，安全性较差，这可能会导致交易系统瘫痪和客户被盗取，数字化货币面临的各种风险中，技术风险居首，市场风险控制与政策调整是跟踪研究的主要内容，法律风险不可能一帆风顺，必须循序渐进。

（二）国外对数字货币的监管途径

随着数字货币影响的不断扩大，各国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了相应的监管措施。包括英国，美国，日本和欧盟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积极研究制定新的监管法规，包括立法支持，试点项目和强化实际监管。英国中央银行在2015年的一份报告中称，比特币是一种商品，是一种技术创新，即加密数字货币的原型系统。2013年，法国将德国的比特币纳入金融监管领域，另外，日本国会建议，每个比特币交易平台都必须得到法国银行或注册公司的认可，这样，来自平台的商业资金才能在2016年通过一项有关加密电子货币的新法规。受金融机构管制的电子货币加密兑换要求注册审计员检查。

三、结语

数字经济与金融范文篇9

关键词：数字金融发展；企业金融化；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

1引言

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持续发展，其应用已遍及各个领域。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新型的普惠金融模式，是数字技术与金融领域的结合。从实质上来说，数字金融利用大数据分析、虚拟现实、移动互联网等新兴科技，大大延伸了金融领域的服务范围，增强了金融服务的可达性(gomber等，2018)。此外，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降低企业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过程中的风险溢价，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duarte等，2012)。鉴于数字金融发展对传统金融服务具有重大影响，数字金融已成为企业融资的关键渠道。已有文献主要从货币政策传导、家庭收入、技术创新、区域创新生态等角度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的经济后果。例如，战明华等(2020)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利率和信贷两个渠道强化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张勋等(2019)实证分析认为，数字金融显著增加了农村地区的创业数量，提高了农村落后地区的家庭收入。唐松等(2020)研究认为，数字金融发展对公司从事长期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支持作用，进而有助于增加企业的创新产出。孟晓倩和吴传清(2022)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高区域间的创新生态水平，其中政府科技支出及互联网技术水平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可见，目前鲜有文献基于企业金融化的视角考察数字金融发展的经济后果。那么，数字金融发展及数字金融发展的各个维度是否能够增强企业的融资便利性，进而促进企业扩大金融活动，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探究。为此，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及数字金融发展各维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区分数字金融发展的不同维度后发现，无论是数字金融的涵盖广度、使用深度还是数字化发展程度，都可以提升公司金融化水平。相比已有研究，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第一，有助于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扩充数字金融发展引发的经济后果相关文献。考虑到目前较少有文献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关注数字金融发展及其各个发展维度的经济后果，能够帮助公司进行资产配置。第二，相关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政府深入推动金融改革提供一定的启示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政府强化金融监管，保障数字金融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金融化

由于信息不对称，资本市场往往存在融资摩擦。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金融市场所面临的融资摩擦越大，表现为企业融资越困难，融资成本越高。与传统的金融服务不同，数字金融服务融合了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具有服务产品更多、服务范围更广、服务成本更低的特点。同时，通过互联网信息共享，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企业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企业融资的风险溢价，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随着数字金融技术的不断完善，企业融资渠道更为广阔，增加了非金融企业融资的机会，有助于缓解非金融企业的融资约束。随着非金融企业财务约束的缓解，企业金融化的程度也随之发生改变。根据蓄水池效应理论，企业扩大金融活动有助于积极预防负面冲击。考虑到金融资产的灵活性特征，增加金融资产配置能够盘活企业的资金。当企业未来需要资金应对突发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变卖之前所购置的金融资产来弱化企业因资金缺乏而导致的破产风险。因此，当企业能够以低成本获取一定的资金时，企业可能会增加金融资产的投资比重，充分发挥金融资产的蓄水池效应，强化其预防功能。可见，数字金融发展能够较为便利地为企业提供资金，缓解企业财务约束，从而能够促进企业加大金融资产投资力度，促进企业金融化。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数字金融发展可以帮助企业提升金融化水平。

2.2数字金融不同维度的影响

数字金融发展一共包含三个不同维度，分别是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从覆盖广度来看，与传统金融服务不同，数字金融服务依托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以往单纯依靠金融机构网点与人员数量服务用户的模式，大大增加了可触达的用户数量。随着绑定第三方支付的用户数量增加，数字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更大更广，企业所能获取的融资机会就越多，从而更能缓解企业财务约束，促进企业金融化。从使用深度来看，信贷服务和信用服务是数字金融服务的重要内容。信贷服务和信用服务是企业获取发展资金的重要渠道。随着数字技术的逐渐深入，数字金融服务技能也会随之深化，企业获取信贷服务和信用服务的可能性也更大，从而更能帮助企业扩大金融活动，提高金融化程度。作为数字化程度的重要维度，低成本、便利性及信用化深深影响着数字金融服务的内涵及外延，真切展现了数字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低成本、便利性程度及信用化程度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企业的融资可得性与融资成本。当数字金融服务成本越低、便利性程度越高及信用化程度越高时，企业可获得资金的机会越大，获取资金的成本越低，从而越能降低企业财务约束，提高公司的金融化程度。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2：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均可促进企业金融化。

3研究设计

3.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中，数字金融数据取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其余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考虑到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编制时间范围为2011—2020年，本文研究样本与之保持同步。出于研究需要，本文剔除了初始样本中的金融类企业，st类、pt类等异常交易企业及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了13566个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对于相关连续变量，本文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以避免异常值的影响。

3.2实证模型及变量定义

为了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及其各个子维度对公司金融化程度的影响，本文构建模型如下：fintrit=a b1digfiit bicontrolsit σyear σindustry eit(1)其中，被解释变量fintr表示公司的金融化程度，其度量方式为公司所购置的金融资产之和与总资产的比值。其中，金融资产包含持有至到期投资、金融衍生产品、投资性房地产、长期股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等项目。解释变量digfi表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采用省级数字金融总指数进行衡量。此外，还采用数字金融发展的覆盖广度指数(breadth)、使用深度指数(depth)及数字化程度指数(digital)度量数字金融发展的三个维度。controls代表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独立董事占比(indratio)、企业规模(size)、产权性质(soe)、杠杆率(lev)、净资产回报率(roe)、是否两职合一(duality)、销售增长率(salegr)、股权集中度(top1)、是否四大审计(audit)。此外，还对行业和年度效应进行了控制。相关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4实证结果与分析

4.1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所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企业金融化水平(fintr)的平均值为0.0379，代表样本公司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平均为3.79%。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4458，表明样本公司在金融化水平方面具有很大差异。而数字金融发展(digfi)的平均数为0.4620，最小值为0.0390，最大值为0.9479，说明了数字金融在全国各省间差别很大。本文控制变量的均值与中位数大多基本相当，表明呈现正态分布，取值也均在合理范围内。

4.2实证检验结果

4.2.1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金融化表3第(1)和(2)列展示了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金融化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为未加控制变量的结果，数字金融发展的系数为0.1187，t值为14.33，说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企业增加金融活动，提高公司金融化程度。第(2)列则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数字金融系数为0.1293，t值为14.57，表明若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增加1%，企业金融化程度将提高14.57%，证明数字金融发展程度提高会加深企业金融化。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h1。

4.2.2数字金融不同维度的影响表3第(3)至(5)列展示了区分数字普惠金融不同发展维度的回归结果。其中，第(3)列展示了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公司金融化的影响结果，第(4)列展示了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公司金融化的影响结果，第(5)列展示了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对公司金融化的影响结果。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覆盖广度(breadth)的系数为0.0933，t值为13.72，说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公司金融资产配置呈正相关；数字金融使用深度(depth)的系数为0.1029，t值为14.37，说明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能够显著扩大企业金融活动；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digital)的系数为0.0568，t值为4.87，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与公司金融化程度呈正相关。因此，结果证明了数字金融发展三个子维度都可以促进企业金融化。实证结果证实假设h2成立。

4.3稳健性检验

第一，为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重新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将数字金融发展指数滞后一期处理后，数字金融发展及其各个维度依然显著正向促进公司扩大金融活动，提升企业金融化的水平。结果与前文的研究结论一致。第二，本文将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发放贷款及垫款纳入金融资产的衡量之中，以改变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并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及其各个维度依然显著正向促进了公司金融化程度。结果与前文的研究结论一致。

5结语

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及其各个维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细分数字金融发展的三个子维度后发现，无论是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还是其数字化程度，均有助于促进企业扩大金融活动，提高企业金融化程度。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改变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后，本文的研究结果未发生改变。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强化金融监督，不断完善和发展数字金融，充分发挥其对传统金融结构的示范和补充作用。

参考文献

[3]孟晓倩,吴传清.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生态影响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2,381(9):161-171.

[4]唐松,伍旭川,祝佳.数字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结构特征、机制识别与金融监管下的效应差异[j].管理世界,2020,36(5):52-66.

[5]战明华,汤颜菲,李帅.数字金融发展、渠道效应差异和货币政策传导效果[j].经济研究,2020,55(6):22-38.

数字经济与金融范文篇10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农业产出水平；农民收入

近年来，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发展迅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发展推进作用较大。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显示：截至2021年12月，全国和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分别达73%、57.6%，全国和农村网民规模分别达10.32亿、2.84亿，相比2020年12月，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距缩小了0.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城乡上网差距在逐步缩小，贫困地区通信难、通信贵等问题逐步得到解决。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大力发展，相比于传统金融，目前已形成数字化服务、农村产业链金融、第三方互联网金融平台等模式，逐渐对农民收入及农业产出水平产生深远的影响。

1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金融与经济产出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如何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较热的情况下实现资本的有效利用成为重要话题。与传统农村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能更好地运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来降低农村金融服务的门槛，使金融弱势群体也能够负担起相应的金融服务，进而摆脱在金融体系内高垄断的融资约束[2-3]。汪亚楠等[4]分析我国2011—2017年地级市数据，发现数字金融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增加农民就业渠道。数字普惠金融能降低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成本及使用成本，提升金融可得性，缓解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增加了农业产出水平。据此，提出如下假设。h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业产出水平具有积极影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重点聚焦在解决我国“三农”问题，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促进农业发展、实现农村稳定和增加农民收入。在传统金融模式下，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成本较高昂、供给较不足，这也是受限于服务与成本半径约束，农村发展问题难以得到改善[5]。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克服信息不对称、成本交易、风险机制及商业可持续性问题，扩大金融覆盖面和渗透率，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为农民拓宽渠道实现增收[6]。数字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农村金融服务边界，惠及了低收入群体，增加了农民就业机会，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据此，提出如下假设。h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具有积极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打破了传统金融界限，如将数字技术和农村金融市场进行较好对接的“互联网金融 农业价值链”模式为“三农”提供了风险可控的农村融资服务[7-8]。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建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网上银行与手机银行等金融终端的发展，使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长尾”效应逐步呈现。这些都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缓解了金融地理排斥，提升了偏远地区支付可得性，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平。现代农村依托于金融机构改革和融资渠道多样化，能够提高农民收入进而提高农业投入水平[9-10]。而鲜有研究讨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出水平间的关系，据此，提出如下假设。h3：农民收入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出水平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

2实证检验

2.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选取我国2011—2020年各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因西藏数据缺失较严重，故有30个省市自治区被纳入实证分析，时间跨越了10年，共300个样本数据。其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年）》（包括综合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农业从业人数数据来自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和历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受教育程度来自历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其余数据均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2模型构建为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产出水平的影响，即检验假设h1，其中，outputit、incit、digit分别表示i地区在t年的农业产出水平、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包括综合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controls为所有控制变量，同时固定了个体λi及时间ηt、εit为随机扰动项。现有文献关于中介效应检验，主要有以下三个步骤。首先，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出水平之间关系显著，即模型（1）中系数α2为显著性水平；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对中介变量农民收入的影响显著，即模型（2）中系数β2为显著性水平；最后，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对农业产出水平的影响同时进行回归，即模型（3）中中介变量系数γ3显著，当系数γ2不显著时，农民收入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当γ2显著时，农民收入发挥部分中介效应。2.3变量定义1）被解释变量：选取农业产出水平（output）（人均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即每年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与农业从业人数的比值。2）解释变量：选取《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年）》中省级数据作为解释变量，其中，综合指数（dig-agger）为数字普惠金融的整体发展水平，包括三个子指标：覆盖广度（dig-bre）、使用深度（dig-dep）及数字化程度（dig-lev）。3）中介变量：选取农民收入（inc）作为中介变量，2011—2012年是农村居民纯收入，而2013—2020年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虽然农村居民收入的统计口径发生了改变，但二者的计算方式并未发生较大改变，因此，这两种口径均代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4）控制变量：分别选取地区城镇化水平（urb）、农村投资水平（inv）、受教育程度（edu）、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seed）及农村用电量（ele）作为控制变量。地区城镇化水平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农村投资水平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农业生产总值，受教育程度以受教育年限（小学、初中、中专及高中、大专及以上分别为6年、9年、12年、16年）为权重计算出农村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为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农业从业人数。2.4描述性统计由表1可知，农民收入水平最高约为3.5万元，最低约为0.4万元，农业产出水平的均值仅仅是最大值的1/3不到，各省份间的农村经济还存在一定差距。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最高为431.928，最低为18.33，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同时，不同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农村投资水平、受教育程度、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及农业现代化程度（农村用电量）差异也较大。

3实证结果分析

3.1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根据hausman检验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以下回归均采用固定效应回归（fe），而对于模型估计均使用了聚类稳健标准误。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整体效应分析的依据为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结构效应分析的依据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表2第（1）列、第（5）列为整体效应回归结果，表2第（2）~（4）列、第（6）~（8）列为结构效应回归结果。表2第（1）~（4）列显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产出水平的影响效果，其中，第（1）列数字普惠金融系数为0.046，正向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产出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同样，第（2）~（4）列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的拟合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说明均对我国的农业产出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设h1。从表2第（5）~（8）列可以看出，不管是整体效应还是结构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了农民收入。关于影响效应，覆盖广度比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要强，这说明支付宝账号、第三方账户绑定银行卡等数量增加，而农村保险业务、相应硬件设备等还未全面普及，普惠金融数字化还需加大力度，验证了假设h2。3.2农民收入的中介作用检验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第（1）列为整体效应回归结果，表3第（2）~（4）列为结构效应回归结果。在整体效应上，上表2第（1）列显示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显著为正，上表2第（5）列显示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系数为0.006，显著。表3第（1）列显示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表明农民收入承担部分中介作用。同样，在结构效应上，农民收入、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数字化程度不显著，说明在此传导路径中农民收入承担完全中介效应（即主要中介效应）。随着数字金融的普及，农业现代化技术逐步推广，农业生产设备逐步改进，农业现代化水平逐步提升，农民收入的提高加大了农业投资，验证了假设h3。

4结论与建议